第一节 知青队长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1954年，郏县大李庄乡的四个村组织32名知识青年回村参加农业合作社，解决了合作社没有会计和记分员的问题，开创了知青参加农村工作的先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他于9月4日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大发展时期，《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第一次明确地向知识青年发出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号召。一场长达27年、涉及1800万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发动起来了。
1968年7月15日，大李庄乡依据毛泽东的批示，改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特殊的名字和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版图上字节最多的地名。在70年代，凭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走到全国各地都可以一路畅通，此地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1980年撤社建乡，公社更名为“大李庄乡”，但在1993年首批知青下乡25周年纪念日那天，再次更名为“广阔天地乡”。）全国各地的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轰轰烈烈，持续燃烧着年轻人的心。
1971年，初中快毕业的佩甫跟同学们一样，再无法将一颗嗵嗵跳跃的心按捺在课堂上。那时，他们在学校已经不再汲取知识的海水，而是接受政策宣传和政治教育。因此，他们早就被知青下乡运动鼓荡得激情满腔，渴望早日到农村接受锻炼，他们真诚地相信、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以为能用汗水和热血换来农村天地可歌可喜的巨变。那时，佩甫跟几个同学热血冲动，最想去的是郏县，他和几个相处友好的同学商议：要去就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但佩甫回到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不愿意让儿子去郏县，儿子下乡是时局要求，她没办法阻挡，但下到哪里，她要做主。她不放心让儿子去一百多里地外的郏县，任凭佩甫那几个好朋友一次次去她家，一次次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她打定的主意也坚决不变。没办法，那几个人含泪和佩甫惜别，他们如愿去了郏县，而佩甫就近去了苏桥乡侯王村。这个村距离家近，在许昌西北20余里，与佩甫父亲的老家丈地、母亲老家蒋马同属于一个公社。母亲放心了，宝贝儿子就在自己视线范围中，有什么事情好歹能照顾些。她爱佩甫，她要让长子在自己眼皮下才能放心。佩甫下乡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母亲都要让弟弟去给他送衣物、吃食，还有——书籍。
3月4日，佩甫怀揣壮志下了乡。侯王村是有三个自然村、十个队的大村子，下到这里的知青有六七十个人，大都来自许昌和郑州，还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很有音乐修养，会拉小提琴，跟这些中原本土的知青不大一样。
下乡后，佩甫表现出了超出一般人的意志和耐力。他踏实苦干，心里充满了对土地的钟情，也充满了用之不竭的力量，像一头黄牛正处于年轻时期。在姥姥家的时候，佩甫旁观着人们紧张的劳动，他看到了力量的壮美；但在侯王的时候，他亲身体验了农民所有的劳动，真实经历了农民生计的各种苦累。麦子成熟的季节，一坡地的麦田像翻滚的巨浪，空气中弥漫着热辣辣的焦熟气，一阵阵逼入人的鼻息，佩甫他们唰唰唰地不停收割，身后的麦捆像一个个乖等着回家的孩子。成熟的秋天缤纷而丰富，大地这个丰硕的母亲像喝多了甜香的陈酒，她慷慨地挥洒着恩泽，魔法般地让玉米怀抱着金光灿灿的棒子，让蔓蔓绿秧的细须下藏着圆墩墩外紫内白的红薯块，让一簇簇低小而幽静的花生棵下隐含着串串饱实，孩子们亲热而欢喜地唱着“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她还让黄豆棵挂了一茎壳裹不住笑的豆荚，那豆荚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拧巴性子，你用手抓时它毫不客气地用尖尖扎你，你不搭理它时它倒没心没肺地自己咧开嘴笑出了几粒金豆豆。长庄稼的大地的“神”魅佩甫在童年时期就体验过，而知青时期的劳动，让他更深刻地领受着这些。劳动是辛苦的，佩甫泼出去地割麦、扬场、垛垛，犁地、耙地、施肥，收豆打豆、掰玉米、出花生、刨红薯，以满身汗水亲历了农民的劳作，这感受让他理解了农民生活的繁重，这感受是佩甫对乡村生存的认识基础：“乡村的白日寡味而又漫长，那是苦作的时候，一日日驴样的在地里拽，又总是吃不饱。看老日头缓缓升起，又缓缓落下。那无尽的黄土路在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中灰暗下去，继而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白日。”［1］因为有过一样的生活内容，有对他们命运的亲眼目睹，他无法像许多知青作家那样，在回城后浪漫地怀念那段岁月，而是以那段岁月为认识真实且复杂的世界、人生、人性的起点，做一条路走到黑的追究。
在侯王，大队专门给这些知青盖了几所房子，他们的吃住跟乡亲们是分开的，这让他们有相对独立而自由的生活空间。他们跟社员一样劳动，一样每天记工分，10分为最高分。在知青队的六七十个人中，有四人常常能拿十分，佩甫就是其中一个。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佩甫说自己是“时刻准备着，不知干什么”，他在为未来准备一个“我”，他甘愿为未来的“我”委屈现在的“我”。他心里一直向往做“大”的事业，也时时刻刻为眼前不可见的模模糊糊的“大事”认真刻苦地积淀着。未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不解未来模样，他却坚定地向往着，并积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干活老实，不偷懒耍滑，收工的时候，衣服总是被汗溻得湿淋淋的，能拧出一大把水来。干完活后的余暇，他不睡觉不打牌不闲逛，坚持每晚读书到12点。佩甫个子高，喜欢打篮球，他希望能当县篮球队队员，可乡下没条件打，他就思忖着如何提高跳起投篮的能力。有一个人给他说，只要坚持三个月绑沙袋跑步、从坑里向上直跳，就能练就一身轻功，上个房顶是一下子的事情。佩甫信以为真了，于是，他坚持每天早上双腿绑沙袋跑步，还在知青房前边的桃树林子里挖了一个坑，练习跃出。坑很小，腿不能打弯，他日复一日地练，裤子磨烂了三条。三个月后，他发现跳跃能力确实增强了些，但平步上房还是根本不可能。后来，县篮球队来选队员，一量，佩甫光脚身高178厘米，达不到最低180厘米的要求，就落选了。这个梦想破灭了。有时，他还练习砍树，将手掌侧起来，一下下地劈……年轻的佩甫，及早修炼出了坚定的意志力和超强的自制力，这品性，使他在以后的文学事业中深受其益，但这过早被严格管理、不放任的生命，也使他失去了多种生活体验的可能。
1971年年底，佩甫在乡亲们和知青们间很快建立了威信，他当上了知青队队长。当队长后，他年轻气盛，自觉有责任压在肩上，更加努力地带着干活，主动关心别人，积极配合村里或者公社的任务安排。有一次入冬前，佩甫带了九个知青去禹县山里为全村人拉煤。他们背了一布袋干粮，拉起十辆架子车出发了。路上饿了，他们就在路边坐下，喝生水啃干馍，休息一会儿继续出发。到了晚上，一世界的黑，伸手看不见五指，让在夜中行走的人心生恐惧，佩甫感到“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2］夜里，他们就在路边简易旅馆的大通铺上睡觉。可一屋子互相挨着的男人们，女知青怎么办？佩甫决定护送女知青去附近村里寻个住处。他们几个男知青就护送两个女知青进村，走了大概一二里路，到了村口。突然，呼呼地，四面八方猛窜出几十条狗，汪汪汪狂叫。佩甫的头发一下子根根直竖起来，双腿不停打战，感觉那狗嘴马上就咬在了腿肚上。但他不能掉头逃跑。他感到了众人的犹豫和胆怯，于是就心一横，壮壮胆子豁出去了，他走在最前头，众人紧紧跟随，硬是一步步把狗们逼了回去。后来，将她们安顿在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婶家里后，他们又在一村的狗叫声中离去了。此后，乡村半夜的狗叫声，在佩甫的记忆里再也抹不去了。
佩甫兢兢业业，对队员们宽容忍让，碰上某个知青偷懒或者故意挑衅，他能装糊涂就当作不知道，真不能装糊涂就客气地提醒几句了事。但佩甫这么年轻，在知青队里和村里口碑这么好，就有年长几岁的知青不服气，找碴儿上门。当时队里有个知青很烧包，经常戴着绿色军帽穿着白色胶底鞋，后边还有两个知青甘当小弟追随着。有一次，他看见佩甫带领众人正在村头田地边挖坑，就晃晃悠悠地过来了，阴阳怪气地讽刺起来：“哟，真是干队长的料啊，积极得很哪！”佩甫心中不悦，但他只当没听见，继续干活。那人劲头更足了：“这么积极干吗啊？当劳动模范戴大红花？”佩甫停了停，想发火，但他再次忍住了。“装！装表现！”其他人都停住了，许多双眼睛看着佩甫，他觉得面子要掉了，就恼火起来，把手里的铁锨一扔：“你再说一句？”“装！装表现！”佩甫握紧拳头，一下跃上地面，直逼那青年，“你再说？”他不以为然地再次重复。佩甫一拳挥过去，那人一头栽倒在坑里。他那两个跟班惊慌地后退起来，“不就当个小队长嘛，你厉害啥呢！”“我就厉害！不服气你俩上来试试。”他们看佩甫怒目金刚样，犹犹豫豫不敢上前了。当着全队人的面，关键是还有那么多女知青，那知青就觉得太丢脸，回去后，想想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左手拿刀右手掂粪叉，闯到佩甫住屋前要雪耻。佩甫也不甘示弱，抄把铁锨就迎了上去。众知青纷纷上前，拉着、劝着他们，这架没打起来。这件事过去了，但这件事的影响没过去，当天传到了村支部。晚上，村里要选党员，村民生产队的队长选上了，佩甫这个知青队的队长落选了。佩甫有些失落，他将这两件事作为因果联系起来看了，于是，就有些懊恼下午突然岔出的这档子事。佩甫不满这个没事找事的破坏者，也暗自责备自己，一贯不惹事能忍的，那一刻怎么就“小不忍”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