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杂院出生的“娇宝蛋”
1953年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九），在许昌市古槐街的一个穷人聚居的大杂院中，一个孩子出生了。跟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出生在一堆微熏着焦煳香的草木灰上。
关于草木灰，词条上的解释是：草木灰是柴草燃烧后残留的灰烬物质，属碱性，主要成分是碳酸钾（K2CO3）。可用做肥料。在化学肥料普遍使用前，农家的草木灰是指由山草、禾秆和树枝等燃烧后的灰烬。
就在一片摊开的草木灰上，这个大杂院的李姓夫妇迎来了他们这个不是长子的长子。在这个孩子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大姐比他大十几岁，现在生活在许昌。另外还有三个男孩儿，但不幸都夭折了。那时，穷人家生孩子的时候，通常把家用剪刀在火上烧烧，就用来剪断脐带了，婴孩有受到感染的危险。有两个男婴，在出生后不久，惊风死去，另一个男孩，长到6岁多，突然生急病，也去了。在这个孩子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现在生活在许昌。
这该是怎样一个命运的孩子啊？李姓夫妇悲喜交加地望着这个闭着眼睛啼哭的婴儿，暗自揣想。他们是喜悦的，这是个能传宗接代的男孩儿，但屡受打击心有余悸的他们，脆弱而恐惧，不免有隐隐的忧虑。怎么办呢？除了虔诚地反反复复祷告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不可知的命运范畴内的事情，给人折磨和痛苦，但除了默默承受，坚忍地继续活下去外，还能怎样呢？也许，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个孩子自己命硬，能挺过那几个孩子未能过的这一关，能挺过以后漫长人生中的每一关。惴惴了几天后，母亲发现这个孩子小脸憋得通红，时而抽搐几下，惊风！她的心开始在巨大的疼痛中浮浮沉沉，涌上来一阵阵漫无边际的委屈和无助无解的愤怒，她痛哭失声，哗哗的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怀里孩子的脸上，她惊恐地听着孩子的气息越来越弱。闻讯而来的拾粪老头，默默地将篮子放在了他家门口，等着孩子断气后，就带到城外的乱坟岗埋掉。时间是残酷的。在一分一秒无力于命运的煎熬中，沉抑的父亲突然起身，他不愿也不能再听凭下去！他抱起孩子冲到院中，向邻居们借了30元钱，一路小跑到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当时青霉素都是进口的，所以很贵）。结果，保住了这个孩子的性命。
这个孩子就是李佩甫。25年后，他成了一个作家。38年后，他写了一个作品《村魂》，在这部作品的“王小丢”部分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那年冬天，下雪的时候，王小丢的儿死了。他就这么一个娃，老娇。但还是得病死了，紧病。女人在家里哭，他用谷草裹着去埋。儿八岁了，白日里好好的，说死就死了，那心里的悲痛是无法诉说的。天上飘着雪花，王小丢抱着死孩子在村街里孤零零走着，顺墙走，缩缩的，他怕撞见人。……
王小丢也笑了，眼里泪花花的。［1］
我想，孝顺的李佩甫，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含泪遥想了同样经历的父母，以及他们那时节同样无法诉说的悲痛。借由回望，他感知到了人行走一世，那“活”里蕴含的百般滋味。
李佩甫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在他降生的时刻，这个世界与他的关联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构成了。这堆草木灰，这把剪刀，那支青霉素针，这个家庭，这个大杂院，这个家庭的亲朋，这个大杂院的邻居们，就都来到了他的生命中。后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学校、人群，以及乡下的田野、村民，也逐渐融入了他的生命。命运就是这样，不知道降生前的基因形成，不知道人生路途上会有哪些遭逢，但不断的遭逢像股股细流在草丛下不起眼地暗淌，终会在某个时刻汇流成有明确方向的河道，发出阵阵清晰的回响。
死里逃生的李佩甫，成了这个院的“娇宝蛋”。在父母特别的偏爱中，他开始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父亲老家在许昌县苏桥镇丈地村，小时候父母双亡，很早就来许昌当学徒了，因此，佩甫家跟父系这一脉的联系就少些。母亲的老家在许昌县苏桥镇的蒋马村，那时姥姥姥爷还健在，就有好多农村亲戚与他家来往频繁，因此，佩甫母系家族的联系多些。佩甫靠一管青霉素躲过了初生时的大劫，但父母仍心有余悸，害怕再发生什么闪失，于是，十分虔敬地遵从了许多民间说法，以增加确保他平安无虞的可能。当然，他们在内心也倾向于信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法，将家族希望寄托在这个“贵子”身上。他们给佩甫的左耳扎了耳洞，戴了耳坠，取意“坠住”、不被带跑之说，还给他脑袋后面留了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意为“留住”。（专门在男孩子的后脑勺处留一撮头发，其他部分的头发可以常剪，这一撮不许剪，一直要到12岁生日才剪掉。民间的说法是这样可以保命，孩子过了7岁、11岁两道坎儿，就可以没病没灾地成人了。后来，佩甫逐渐长大，因这辫子被同学笑话为“猪尾巴”，他觉得难堪、丢脸，就自作主张，自己偷偷剪掉了。）同时，他还认了好几个干亲（在民间，干亲是为孩子免除灾祸、求吉祥的主要方式）。就像《金屋》中那个“一条小命儿是两个小命儿换来的”独根，父母就按照“阴阳先生”说的“破法儿”，将他拴在榆树上一百天。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好呢？父母觉得不能草率，郑重地专门花钱请了一个先生，这先生给起的名字是：李佩甫。佩甫，这是不是注定的一种精神暗合？杜甫，这个河南巩义的唐代诗圣，其诗魂早就成为沉淀在这片中原大地的精神元素，时不时被后世来者感知和回应。李佩甫，这个名字像是上天的启示，注定了他命运的流向所在，也暗合了他精神气质的某些特质。冥冥中，他跟这块土地历史沉淀中的精神气韵联系起来了。
就这样，父母自幼就给了他格外而叠加的宠爱，也从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有了叠加的负荷，连同他的名字所示的那样，他此生必要担负。而佩甫，在成为作家后，一直在自觉自愿地担责：担责家庭，担责家乡，担责社会拷问。卸不掉了，这“背负土地”的艰苦行走。
佩甫对世界的最早认识，是从这个大杂院开始的。那时候，院里人的生活也挺艰难，居住得非常简陋。佩甫家当时是两间草房，后来孩子渐渐大了，才在后面搭了一小间油毛毡房。自家和邻居们的生活，让佩甫真切体会了穷人的生计艰难，对“穷”的体恤和认识就成了他作品的底色；这个许昌市的大杂院，就成了他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人生的基点和视角。
那时候，大杂院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有拉煤卖炭的，有挑担剃头的，也有像佩甫父亲那样，在工厂上班的。佩甫父亲在许昌鞋厂上班，这个鞋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几个小作坊合并起来的，生产的春芽牌黑色方口布鞋，在中原的乡村和城镇曾经很畅销。每月工资40多元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于是，佩甫的母亲就在街道上干活贴补家用。母亲是个特别能干、特别热心、特别要强的女性，尽管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她主意正，决定的事情不容商量。她干过的活儿很多，有时像男人一样在街道上粉墙、刷标语，有时用草织铺床用的箔，她还能做些技术活，比如修锁配钥匙。对于这些，佩甫印象深刻。他在1992年的《钢婚》中这样写：
那时候，倪桂枝已到街道上织草苫子了。……那是些满脸风尘的日子，无论冬夏，倪桂枝都两手不停地把缠满粗麻绳的破头在谷草上绕来绕去。冬天里两手冻疮，夏天里一脸汗污。［2］
倪桂枝的这个细节，也许就是佩甫对记忆中母亲样子的回想。有时，母亲在深夜的煤油灯下，一个晚上不睡觉，在缝纫机上缝鞋垫。那鞋垫天亮被父亲拿到厂里卖，一分钱一个，母亲一晚上能缝一千多个。母亲在家务活方面过于能干了，比如做烙馍，她一个人擀四个人烙，四个人都跟不上。有这样的母亲，佩甫这个被娇宠的男孩子，家里虽穷，但几乎没挨过什么屈，受过什么累。当然，他因此在日常生活上能力就弱些。
2007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个常理，无论城乡，大都如此。大杂院的孩子们，在父母忙碌挣钱的时候，也充分发挥他们的机灵劲儿，及早锻炼出生存的能力与智慧。有时候，孩子们在地上仔细寻找散落的瓜子，将它们一颗颗收集起来，拿回家用盐腌上，晾干后再炒炒，控制着胃里被那熟香味诱出的馋虫，到街上叫卖；有时候，他们会乘人不备偷些煤核卖；有时候，他们在家里烧热水，盛到铁桶里，用扁担或粗点的棍子抬着，再拿一个脸盆和毛巾，到许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去卖水，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洗洗脸。这些事，佩甫却从来没干过。母亲在家务营生方面是索性包揽的，她嫌别人不中用，也舍不得放手让这个得来不易的娇子做这些。佩甫没做过院里其他小孩们的营生活计，但上学后，佩甫奉献社会的激情却鼓胀着，他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曾经连续两三年帮派出所在市场上抓小偷。而给他指点线索的派出所的卧底，竟然是市场上其貌不扬的一个老太太，还会抽烟！他感到说不清的意外和兴奋。他还帮政府部门进行许昌市租房户的信息普查。小时候的佩甫，不爱跟众人哄跑着玩，不喜也不善家务琐事，喜欢跑到社会天地中锻炼。他幸运地享受着这个家庭给他独辟的不一样的特权和自由，却也在不自觉中，潜养了自身与这院子异样的志趣与性格。
大杂院里住的都是些粗人，性格爽直，常常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记忆中，佩甫常是在骂声中醒来，又在骂声中睡去的。比如对面的一家，家庭出身不好，打骂天天不断。他在《钢婚》中写的王保柱倪桂枝这对工人夫妻，就有这对邻居的一些影子。倪桂枝在槐树街是辣出了名的，王保柱在槐树街是打出了名的。两口子因感情好结婚，但性格火暴打架不断，那个场面佩甫写得很生动：
倪桂枝钢牙铁骨，不依不饶。王保柱一米八的个头，浑身是力。按说，女人是斗不过男人的。可是倪桂枝打起来不要命，死不低头。打倒了，她冲上去；再打倒，她再冲上去，越见血越有精神。打到最后的时候，倪桂枝竟然提着刀往自己头上砍……等邻人跑进来劝时，新房里已是狼藉一片！他们“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他们家的东西几乎每件都是残缺的：凳子脚是断的，水缸是烂的，镜子是胶布粘的，床是用砖头支的，更新更快的是铁锅……［3］
但佩甫透过这些，还是写出了这样的两人间，牢不可破的坚贞相守，任艰难、病痛、无子，都不能把他们分开。甚至最后，佩甫还充满浪漫情感地诗意了一把：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在厕所门前发现了一个大雪丘，雪丘下盖着两个人，那便是倪桂枝和王保柱。两个人都死了，死时两人抱得紧紧的。死因不明。［4］
他真切地写出了自己所熟悉的大杂院的工人生活、工人情感和工人性格，也写出了自己对底层工人的真正了解、真挚情感。
一个孩子的性格有天生成分，也有生活经验的暗自捏塑。佩甫的性格和言行方式，追溯起来，与来自父亲的遗传因素有关。他父亲是贫农，为人绵和，老实、话少，但是脾气倔强、执拗；更与要强能干的母亲的事实教训有关，是母亲性格和遭遇的反向塑造。母亲一生热情助人，常常白天夜里不着家，对社会事业也甘于付出、积极奉献。大杂院里的夫妻之间、邻里之间，一旦产生矛盾纠纷，母亲就前去劝解，有时深夜，不定哪一家两口子尖厉的叫骂声突然传来，母亲就忙不迭地胡乱套上衣服，赶忙开门去劝架。她心肠好，一根筋，能苦口婆心地劝人家一个晚上，一直到双方平息怒火为止。一个街道上的人家，只要有了红白喜事，母亲都是主动前去帮忙。不管谁家死了人，都是母亲去帮人穿“老衣”，有时候，人都手脚僵硬了，母亲去，都能给穿上。在娘家的事情上，母亲也操心费力爱管事，《黑蜻蜓》中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佩甫母亲的原型。母亲跟老家人来往密切，她家亲戚百分之九十都是农民，母亲常常体恤他们的艰辛不易，所以逢他们来，母亲都热情好客地做好吃的。亲戚们拿几块红薯、几个玉米棒子就来了，有些最穷的甚至掂两串儿蚂蚱就来了。许多年后，佩甫回忆道：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一个乡下的亲戚进城到我家里来，手里提着两串从田野里捉的蚂蚱。他有些羞涩地站在门口，给我母亲说：“大姑，实在没啥可拿，逮了两串蚂蚱。”［5］
亲戚来了，母亲就用家里的大锅做饭，换上五到十斤的面条，再买些肉做炸酱面，让他们敞开肚皮吃个两三碗，开开荤满意而归。姥姥去世的时候，母亲体恤二姐家困难，要自己弄响器，自己操办。但二姐不听话，坚持给姥姥出钱定了一班响器，母亲气愤得从此好多年不理她。二姐生孩子，她也不去，私下却时刻关心着二姐的身体是否健康，生活是否如意。但是，在邻居间，这样的付出和操劳却并没落好，还因为富农的出身被歧视。（也许，越是如此，母亲越表现得更积极？）那时的佩甫就觉出：欺压是无形的，空气中游动着一种压制与疏离，会呈现在人的眼角眉梢，在唇边浅笑，在一碗米一个枣上。这些事对佩甫烙印挺深。
孩子时的佩甫，对生活有着天生的敏感、机警和距离感，母亲的遭遇让他捕捉到了来源于社会人群的信息，从而在反向上不自觉中塑造了他的谨慎和被动、沉默和自尊。他安分地将自己拘在规矩内，以求安稳度过小世界里的自在日子。而母亲日常生活中的强势，会不会让佩甫一面让自我受制在她的管教和主见中显露出拘谨和自律的性格，一面却强化了自身的正主见和以退为进的软反抗呢？这是否助长了佩甫表面温和、内里固执的性格呢？而母亲对整个大家庭的主动负担也早早地成了佩甫的意识自觉。
佩甫就这样开始成长。若干年后，佩甫专注于植物成长与土壤关系的追究，那么，他自己的生长呢？佩甫常常强调：“作家有什么样的童年，对作家的影响特别大。”在童年所开启了的生活，是他所有作品可以追根溯源的基点。那些在大杂院的生活，在姥姥家的日子，让成为作家后的佩甫，常常后知后觉地充满感恩和庆幸。这段童年生活是他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回望与咀嚼的原初人生经验、本源精神情感，也是他日后表现出的世界观、价值观、情绪、意志等的可信注解。有什么样的童年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童年记忆，这是命定的，没办法选择，童年记忆是每个个体生命永远也无法挣脱的潜在规约，将决定了此人是此人而非彼人的一生。“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6］
第二节 路灯下的少年
佩甫家尽管是在穷人的大杂院里，地理位置却很好。院子往西，是当时的许昌市政府所在地；往东，是许昌市春秋大剧院；往前直行不远，则是一个电影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张戏票的价格是五角钱，一张电影票是几分钱。
那时的许昌，是当时河南省几个专区之一，所辖范围比今天大多了。不仅漯河的所有地区，舞钢、周口市以及下属多个县属于许昌，还有平顶山市的宝丰、叶县等也属于许昌。在豫中南地区，许昌是历史悠久的名城了。早在远古时期，许由率众来此地耕耘，这个地方开始被称为“许地”。（佩甫专门去过鄢陵县陈化店镇的许由墓，还在2013年写了一个中篇《寂寞许由》。）后来在西周时期，称为“许国”。许昌最繁荣的历史是在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此，“许”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建立魏国后，因“魏基昌于许”，所以特意改名为许昌，为魏五都之一。后来，许昌的名称就一直沿用至今。现在，许昌的文物古迹也多与三国人事有关系，比如关羽辞曹挑袍的灞陵桥、曹操射鹿台、练兵台、屯田处、曹丕登基受禅台、神医华佗墓等。这几年文化旅游业大兴，许昌随势被国家列入“三国文化旅游圈”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文学史上，许昌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是吕不韦、晁错、吴道子的出生地，是苏轼、沈德潜等曾经生活写作过的地方。
许昌的辉煌历史跟这个家族里三代白丁的大杂院的孩子，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比如张飞关羽不过是年三十的时候，被他们用小手贴到家门口的那张门神画像。佩甫后来尽管从文，但他跟建安七子等并无瓜葛，他更多的是自身生存环境里长出来的一棵树，跟自身经历之种种风吹日晒有千丝万缕的因缘。
佩甫小时候看了很多戏。那个年代，一个孩子的精神娱乐就是看电影、看戏。在河南，许昌是个戏剧起源早、受人热爱的地方。早在元杂剧时期，许昌地区就建了多个戏楼。比如禹州神垕的柏灵翁戏楼就建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另外还有禹州白沙的义勇武安王戏楼、寿宫戏楼、鄢陵城隍庙戏楼、许昌县文帝庙戏楼等。到了清朝，许昌戏曲形成并发展起来，有罗卷戏、大油梆子、越调等种类，还分别成立了“福兴社”“文胜班”“公议班”“汉调二黄班”等剧社。到了民国，许昌戏剧繁盛起来，有梆子、罗戏、二夹弦、越调、京剧、曲子戏等剧种分布在各个县镇，还有多个班子开始培养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戏剧名角。比如许昌县张潘越调窝班的申凤梅，漯河“文凤社”的越调大师毛爱莲等。百姓们对戏剧的追捧让各地戏楼无法满足，就出现了木板搭的流动舞台在乡间巡演。（现在农村戏曲演出仍然用这种舞台，声光电有了技术上的进步，新增的歌舞类演出也开始仿此类舞台，只是缩小版。）而城里为了满足需求，也出现了许多简易的草棚戏园。新中国成立后，许昌戏曲继续繁盛。1955年，许昌专区的18个县市，一共被国家批准成立了26个职业剧团，这些剧团不仅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如《下陈州》《打金枝》《无佞府》《陈三两》等，还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剧，如《人欢马叫》《夫妻俩》《买箩筐》等。80年代后，许昌的现代戏创作更是应运而生，成就不凡。《倒霉大叔的婚事》《岗九醒酒》《李豁子离婚》等更是家喻户晓，百姓们百看不厌、百唱不烦。
那个时期，春秋大剧院的戏曲演出非常频繁。入夜，高亢的锣鼓声喧哗着敲响，常常勾引着佩甫的魂魄，他激动地想象着剧场里的热闹，想象着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的一动一唱，心里的渴望迅速燃起，他忍不住踏着锣鼓声急切前去。但他没有随着人流来到剧院门口，而是在一段距离外的路灯下，沉默地停住了脚步。他很快沮丧起来，手里没有戏票，进不去啊！那五角钱一张的票价，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奢侈开销。他羡慕地望着手握门票的人们，羡慕地想着他们进去后坐在座位上，嗑着瓜子喝着茶看着戏的情景。剧院的正式演出开始了，佩甫心里伸出了无数双小手，可他只是在昏黄的路灯下，贴着电线杆，一动不动。能怎么办呢？像那些调皮机灵的孩子一样，跟检票的爷爷耍耍赖混进去？或者趁他不备夹在大人中间偷偷挤进去？或者甜甜地撒几声娇再厮缠几句，让他心里一软放自己进去？佩甫知道那些办法很可能有用，可他就是没那个脸皮子，他没办法让自己走上前去实行这些，他心里害怕一旦被拒绝的难堪。那个守着剧院门口的老人，明明就是佩甫家一个院子的曹爷爷，他的孙子跟佩甫明明经常在一起玩的，可佩甫就是无法张开嘴求人，就是不会厚下脸来耍赖钻空子试试。
不过，佩甫还是看了很多场戏，绝大多数，是半场戏。那时候，中场休息20分钟，观众可以出来转转再进去，有的人出来闲逛一阵就不愿意再进去了，有的人是有事就提前离开了。那张对他们无用的检过的票，却可以满足这样一个孩子——心怀执念、顽强站了一个多小时、仍眼巴巴着的孩子。他盼望有人退场走出来、对那场戏没有再看的兴趣了，真有人走出来了，真有人不想再看了，佩甫的眼睛急切地紧盯着出来的人们，无数次鼓动自己勇敢地上前问一句：你能不能把票给我？有什么啊，但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他在心里不断地狠狠骂自己。有时，碰上个细心人，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孩子，主动问他是不是想进去看戏，主动将票给他，他就心存感激，按捺不住狂喜，一路飞奔进剧场，看那下面的半场戏。
偶然，佩甫也看过全场戏。剧场守门的曹爷爷家给剧院供应茶水，有时他家会让他孙子去送水，他孙子一个人提不动，有时会叫佩甫一起帮忙提前抬进去。那时，佩甫就待在里面不出来了，等着看一场完整的戏。还有一次，不知谁送给佩甫父亲一张戏票，父亲高高兴兴地早早吃完饭，洗洗脸后准备去剧院。他起身，佩甫就随之起身，他出门，佩甫就随之出门，父亲有些奇怪，问佩甫这是干什么，佩甫说他也要去看戏。父亲就气恼起来，“孩子家懂得看什么？”母亲过来哄劝佩甫不要跟了，佩甫不听，父亲迈步他迈步。戏迷父亲多少年才有这么一个去剧院看戏的机会，母亲就再劝佩甫，可他还是固执不听，情急之下，母亲打了佩甫一顿。一贯娇宠佩甫的母亲，很少打他。但她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挺老实听话的孩子，这是犯起了什么倔？父亲再出门，佩甫再紧跟。母亲又拉住打了一顿。打过后，佩甫还是出门小跑追跟父亲而去。母亲气急败坏地追出去打了第三次，这次打得最狠，可佩甫还是要跟着去看戏。没办法，父亲到底带他去看了次全场戏。但是，他不是把这张唯一的票让给儿子，而是心一横牙一咬花五角钱又买了一张戏票。
那段经历，也许是一个白丁家庭的孩子，发自生命本身的、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和需求。
后来，佩甫从工厂调到了许昌文化局，这时候看戏就方便多了，也不用考虑票价。这段时间，青年佩甫看了许多戏。但后来到郑州后，适逢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潮的大量涌进，他进入疯狂忘我的“大量吃进”阶段。随之，他逐渐觉得这戏没多少意思，不过是些说教之词，后来就不再看了。
佩甫对演员的生活比较熟悉。他家院里的一个邻居曾经在小时候进过戏班，身上常年结着黑痂，那是学戏时被打的，他还给佩甫讲过一些学戏的辛苦，佩甫印象深刻。后来，佩甫将这些细节移植到了长篇纪实小说《申凤梅》里，他还把自己对戏曲和艺人的理解写进了这部作品里。那时的艺人，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申凤梅就是家里太穷被插谷草卖掉的。进到戏班后，她挨了不少打，练走步要腿间夹块砖，大腿磨得渗血，他们不识字，唱词是一遍遍硬背，记不住就挨打。这些乡村戏班，过的是一种半流浪的生活，破庙是他们经常大通铺睡觉的地方，他们身上，常年生着疥疮和虱子。但这些艺人，从小就被师父训诫着牢记：戏比天大，戏比命大。这也许是申凤梅、毛爱莲、常香玉这些一代大师戏曲生命里的魂。这魂让她们无论个人生活、身体状况如何，一旦登台就勃然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和活力，这魂让她们自觉而肃然地担当起戏曲的责任，满足观众的期待。这些苦孩子的舞台风采，是她们苦修来的生命庄容与价值。
那么，戏曲被那么多普通百姓热爱的魅力到底何在？在河南，戏曲就像柴米油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消遣与寄托，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和观念影响源。地方戏曲对于地方百姓来讲，是他们生活的慰藉、情绪的缓释、精神的导引、爱憎的显现，是从娱乐层面到精神层面的“透墒”。就像佩甫在《申凤梅》中所借由申凤梅学艺师父瞎子刘的话那样，他说“戏给人暖心”“戏给人照路”“戏是一把开心锁”；他还说：“戏就是‘古今’。劝劝人，也骂人，戏扬善也惩恶。这戏呀，其实就是文化人留的念想。俗话说，不吐不快，戏就是给那心焦的人说古今、叙家常哪。戏是民间的一盏长明灯啊！”［7］
笔者记得小时候，大概是1986年，许昌市豫剧团排演了一出由任红恩、艾力等主演，轰动很久的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这戏还被拍成了戏剧电影。不久，关于这出戏的民间讨论和闲来模仿就“茶余饭后”起来。田间地头、房梁沟渠的劳动之余，人们常常模仿里面的对白或唱段相互调笑娱乐。有时，男女互相开玩笑就会装模作样地学常倒霉和魏淑莲的对白对唱，就连我们小孩子都朗朗上口。“现在的人真能，天黑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哩。你去过郑州没有？”……“郑州的熊猫你尝尝。”……“咦！难时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哇！”……“南京到北京，哥妹是官称！给，这糖你还不吃？”“不是那老实人！”“咦，咋说哩，俺村那傻老头，你，你还不要嘞！”“俺打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还有那轻松愉快的唱段，现在想想还能萦绕耳畔：“月光下，我把她仔细相看，只见她羞答答低头无言，看打扮她有一手好针线，早闻知编织上手艺不凡，愿明月能知道我的心愿，借夜风将心事传到她心田。”大人们还时不时地在翻唱后七嘴八舌地点评一番。这出戏风趣生动，确实深入民心。
童年时期的佩甫，在看了许多场戏，甚至很多是重复戏的情况下，他那幼小心灵的土壤里，是否不觉间种上了蕴含传统文化内涵和民间伦理观念的戏曲精神之籽粒，在后来时光的发酵中逐渐成为构成他的思想道德、情感爱憎、语言思维等方面的重要元素，在他文本世界中投下灵魂倒影呢？也真是“一方水土一种戏”，不同地方剧种是不同地域人的生活习惯、文化风格、思维心理等的活标本。河南戏曲，无论是豫剧、越调、曲剧，还是道情、梆子等，都有非常鲜明的民间性。究其原因，一是其要在民间谋生存，必须与民间喜好趋向一致；二是其主创人员基本来自民间，其气血蕴含必然带有民间生活的印记。河南戏曲在佩甫童年时期，多为传统剧，俗称“古装戏”，河南戏剧中没有杜丽娘那种单纯浪漫、要生要死的爱情，现实味儿浓重而浪漫劲儿浅淡，主题大多直接表达是非善恶、道义伦情，比如《无佞府》《寇准背靴》《花木兰》等；或者在男女情爱、家长里短上，一定会贴附在一些“大道”上去，比如《王宝钏》《陈三两》《秦雪梅吊孝》等。河南戏剧的唱腔“土味”十足，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帝王将相、公子小姐，盖莫如是，让人感觉：无论谁说，其实都是百姓在说。尽管演员塑造人物时会尽可能考虑人物的身份和顾虑，但其直白方言里的思维倾向还是让人感觉就是在唱一出又一出的百姓心理。河南戏曲是民间本位视角，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想象，是民间对世界秩序的理想构设，是民间思想和情感的载体，它凝聚着河南大地上的民间思维、民间性格、民间情感、民间想象力和文化构成、道德诉求、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愿景。可以说，地方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灵魂的呈像。但它也形成了自身明显的模式化，主要体现在人物关系的对立性设置和符号性意义指代，性格发展和情节推进中的善恶分明，因果必报的必然结尾。
佩甫曾经在《颍河故事》电视剧的第一集，用了整整半集的时间让村落间的唢呐嘹亮吹响，这是贫贱中生存的人们在隐忍和委屈中向往的酣畅和昂扬。而唢呐的大部分曲调，其实还是戏曲段落的另一种声音。也就是说，这唢呐曲调和戏剧唱段一样，是佩甫精神成长中的阳光和雨露，是他民间道德伦理这一精神之维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之外的与戏曲道德说教一致的生活听闻、文学传承，也是相辅相成的共因。细细追讨起来，佩甫小说中的某些结构模式和人物形象，他进入叙述时的腔调和节奏，他在文本中表达的某些观念和判断，与这土壤中生出的这些艺术之花真有说不清却撇不开的内质关联。往深处揣测一下，这些戏曲在一场场的演出中，会影响一个孩子与世界建立关系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会影响他的心理、性情、思想、气质和理想。豫剧《王宝钏》中，王宝钏为薛平贵与父亲击掌断亲，她铿锵高亢地表达毫不犹豫的坚意，她不管不顾“平贵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发誓要“宁断亲，嫁薛郎！决不食言”。她在贫富荣辱的尖锐矛盾中，蔑视钱财和身份，钟情于“直耿”“有志”“身正”等“个人”品质，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善自身”的具体宣说，另一方面也是穷人一厢情愿的希望和想象。而细细考量，佩甫个人精神气质和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上，与戏剧种种常暗暗相“合”，应该并非偶然。比如《城的灯》，冯家昌何尝不是走过了一条“陈世美”的道路？而刘汉香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道德形象，何尝不是秦香莲的命搭配了王宝钏的行与品？当然，这些“合”的底因还有一条：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河南底层百姓的生活、性格、灵魂等，与这些戏，不过是相互叠印罢了。当然，这些“合”远不足以阐释佩甫的小说世界，但某些关联的存在却是客观而不容忽视的。
耿占春在佩甫的长篇小说《金屋》的序言中写道：“佩甫的小说更使我相信，大地，这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形态，一种灵魂的可见的撼人的形式。”［8］那么，其实早在童年时期，中原大地的思想、精神形态、形式体现已经以戏曲这个形象呈现得以沁入佩甫那颗张开毛孔吸纳的心。大地是超社会性、政治性，甚至人类性的，但大地在作为人栖居之上的生存托体后，就有了其各具特征的地理和文化内涵。而地方戏曲，无疑是这方大地生命内涵的形象符号与象征。
第三节 去姥姥家
“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佩甫在《城的灯》的开头部分这样写。在佩甫对往日时光的记忆中，有最重要的一段，那就是在姥姥家的生活，那时佩甫正处在“镌刻时光”的这个年纪。这时的佩甫，赶上的是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伤痛期——三年“困难时期”，他常饿得前心贴后背，很痛苦。“小时候，我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岁，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我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四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9］于是，佩甫就和许许多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把“饥饿”二字，深刻地写进了自己的文字世界。但和莫言、阎连科的“饥饿”回忆引出的痛苦仇恨不一样，“饥饿”以及“饥饿”的缓解，扭结了佩甫牢固的乡村情感，和终生负担在心的亏欠心理，这将决定他此后的写作基调和主题。
佩甫的姥姥家在许昌东北方向，离城二十多里的尚集镇蒋马村。蒋马这个村庄跟黄土地上随处可见的村落一样：周围是茫茫一片绿苍苍的庄稼地，田间地头、村前村后，是哨兵似的一排排杨树，而村里的街道旁、院落里，是形态不一的榆树、桐树和槐树。可这个村庄又不一样，它对佩甫的意义非常重大，就是它，让这个城市孩子感受到了大地的存在，在受惠于田野、受惠于乡人后，他建立了与大地休戚与共的深刻宿缘，建立了与乡人们好像天生的兄弟姐妹般的骨血情感。
许多次，小佩甫一个人穿行在乡间长长的“灰带一样的土路上”，孤孤的，但“孤”时，这个世界的万物会顿时让人感觉亲近很多。于是，他记得田野在清晨白雾缭绕时湿润而美丽的画面，记得正午阳光下庄稼苗们枯萎乏力的倦意，还记得“夕烧的霞辉”中，在田野“一重一重的绿”里，那“恐惧慢慢游上来，一点一点地蜇人的心”。当然，他记得最深刻的，是那恐怖夜色中的坟场，“远处有鬼火一闪一闪地晃着，周围好像有什么在动，黑黑的一条，‘哧溜’就不见了”。天大大的，地大大的，这个孩子那么小，那么小。田野的辽阔让他感到城市生活所没有的自由，田野间的天、地、人、禾苗，让他模糊地产生了生命最初的敬畏和体验。
佩甫的姥爷很能干，是个讲究人，他常惦记着佩甫一家，每逢庄稼成熟，他就拉着各种收成送到佩甫家。记得有次，姥爷送半架子车红薯来，将红薯一个个码放在墙边，整整齐齐的。姥爷在农活上样样精通，拿起什么都是好行家。犁地、割麦、扬场、垛麦秸、炸豆等，都是村里人的师傅和榜样。农村有句土话是“焦麦炸豆”，意思是麦子和豆子成熟起来，一刻也不敢耽搁，要白天黑夜地抢收。姥姥家的麦子割回来先垛起来，天好时就摊在场里，姥爷牵着牛绳，吆喝着它拉着圆石磙一圈一圈地碾压，然后将麦秸挑去，把混着碎秸和糠皮的麦粒拢成一堆，起风后，就趁着抓紧扬场，秸糠在稍远处飘散成一堆，麦粒就在近处落成一堆，露出可爱的小小真容，像一地孩子灿烂的笑。姥爷“待风声响起的时候，就见空中亮起一道线，落下来却圆圆的两大片，麦粒是麦粒，麦糠是麦糠……往下一锨快似一锨，一锨紧似一锨，风呼呼地响着，只见麦粒儿绸带一样地在空中舞，麦尘飞扬，人却不见了，只能瞅见一个影儿，舞动着的影儿。”［10］这情景让站在旁边的佩甫看呆了。佩甫这个非乡村的内向孩子，带着新奇的目光和观赏的心情，领略到昂扬壮观的劳动大美，他惊异于这种惊天动地的人的力量，内心油然而生出敬服与感叹。于是，他默默地将姥爷干活的情景定格成记忆画面，并让这画面在无数次的反刍与想象中，凝塑成这老一代农民劳动时的“神”像。但在乡村土生土长的人写不出来，比如14岁就站在架子上砌墙的阎连科就没写过这种情景，他同时在劳动场景中，他被淹没在辛苦劳动的汗水里，他深刻牢记的是躯体上的酸痛与精神上的屈辱，他无法以欣赏的眼光在心头刻下大美的劳动景观。
姥姥是个温和善良的老人，很待见小孩儿。小佩甫三岁的弟弟说，他记忆最深的是姥姥很慈祥，从不厉害人，他想学包饺子什么的，常被母亲嫌他手艺生疏、耽误事儿而不许插手，硬掺和就会被训斥一通，而姥姥却很有耐心，是她手把手教会了他包饺子、擀面条、烙馍。但佩甫却没学会，他从小就缺少对柴米油盐的兴趣。关于姥姥，佩甫记忆最深的，却是姥姥很会说“瞎话儿”。黑夜来临的时候，活泼好动的孩子们无法安眠，他们要么在月明地里玩捉迷藏、偷白菜，要么就聚集在佩甫姥姥家，听她讲有趣的“瞎话儿”。她不仅会讲许多民间流传的仁孝故事、口头历史、神鬼传说，还会讲一些村人口口相传的先辈们的故事。就这样，童年时的佩甫，就被姥姥带进了深邈的“历史”。佩甫在《李氏家族》中采用的“奶奶的瞎话”，就来源于姥姥讲“瞎话儿”的启示。关于这点，他写道：
我的真正的文学生涯应该是从回忆童年开始的。我小时候在乡下姥姥家住过。那时夜总是很黑，灯光呢，只有一豆夕映在黑黑的土墙上，很怕，就偎在姥姥怀里听“瞎话儿”。那时姥姥已是半瞎，话也很艰难，记忆力却惊人的好。那“瞎话儿”每晚讲一个，枝枝梢梢都讲得极生动，总也讲不完。我就终日在“瞎话儿”里泡着，熬那漫漫长夜。后来姥姥去了，“瞎话儿”却留着。那“瞎话儿”时常出现在梦里，一日日伴我长大。大了，就嚼这“瞎话儿”，嚼着嚼着就嚼出“味”来了。这时我明白人光有希望是不行的，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把希望的芽儿种在自己的地里，才能结真正的果儿，姥姥送了我一块“自留地”，文学的“自留地”。当我开垦这块“自留地”的时候，我的文学生涯才算开始。［11］
姥爷的劳动，姥姥的慈爱和“瞎话儿”，一起沉淀在这块“自留地”，成为营养他精神情感的养分。同时沉淀下的，还有佩甫在乡村场的重要陪伴者、引领人：表姐。是她把佩甫带进了庄户人家的生活和命运。1990年，他以她为原型，写出了《黑蜻蜓》，她是那个“二姐”；2014年，他再次将她写进小说——《麻雀开会》，这次，她就是“表姐”。
表姐比佩甫大三岁，却像个懂事很多、能干很多的“小大人”。有时候，她带佩甫跟小伙伴一起在村里玩耍，佩甫记住了许多孩子传唱的村歌，不像“花儿”，不像“信天游”，简单直白的中原村歌，在那清清亮亮的童声中唱出来：“日头落，狼下坡，逮住老头当窝窝，逮住大人当蒸馍，逮住孩儿当汤喝。哎哟喂，肚子饿。”她还带佩甫下地割草，佩甫草没割多少，却保留下许多新鲜记忆。他记住了一棵棵草的形态、气味、色泽，甚至蕴含和性格，也记住了那些割草的人，他们“像‘精气’一样背着巨大的草捆”，像“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表姐就是这“精气”中的一个。
《黑蜻蜓》里的二姐，大部分经历跟表姐叠合。表姐命苦，从小无父无母，说起来，也是姥姥姥爷的不幸。尽管，姥姥姥爷并没因富农身份在村里受到多少排挤，但来自命运的磨难却无法逃过。姥姥有好几个姑娘，佩甫母亲是最大的，她还有一个儿子，据村民说是在兵荒马乱之际，被土匪打死了。那时，表姐刚刚出生没多久。很快，那年轻漂亮的舅母就改嫁了。小小的表姐有着大地一样的母性，她是这个饥饿的小脏孩儿的引领者。她引领他来到田野，那夜色中的玉米凭着他的想象幻化成神仙般的老人：“风从玉米田上空刮过去，大地便有些许摇动，在摇动中玉米缨缨上那粉色的长须晃着点点丝丝的银白，看上去就像老人的胡须。再看就像是很多很多银须飘逸的老人站在周围，默默地述说着什么，叫人心悸。”［12］她引领他走进乡情的淳朴善良、宽厚仁义中，她烤出的红薯的熟香气息，萦绕在佩甫的心空再不弥散。她还背着一袋子泛着新鲜青味的红薯玉米，在夜色中“一直把小脏孩送到城边上”。当她孤身返回去的时候，佩甫想起表姐还小着呢，他愧疚并忧虑起来：她怎么一个人穿过那可怕的黑暗中的一大片坟地？童年的表姐是他受惠—亏欠—担责—回哺的精神链条的源发端点，就在他接过表姐背了很远的小布袋，这沉重的小布袋就成了他肩上一辈子担着的重责，再没放下过。
表姐身世艰难、命运多舛，三岁发高烧，烧成了聋子。吃饭的时候，姥爷和佩甫吃白馍，表姐和姥姥吃黑馍。大家是自然而然，而佩甫觉得奇怪而难以认同，小时候他疑惑，长大后他明白了：“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13］他触到了渗透进家庭日常生活、被习以为常的中国社会一个坚硬的本质——等级差序。
在蒋马的街里，佩甫常看到喊魂的场景。有村里孩子受惊吓或者发烧、病危的时候，村里人认为是掉魂了，就会有家人急匆匆出来，到麦场边抓一把麦秸放在当街，庄重地画一个圆圈，点燃麦秸，然后“仰望沉沉夜空，眼含热泪高声喊”，好像那呼唤能穿过遥远的苍穹，让那冥冥之神听到而不由顾念，睁开眼看一看，怜一怜，轻挥巨掌还那孩子魂魄于幼小躯壳内。他们会一遍遍呼唤：“妮——回来吧！”那无助而强烈的声音“如泣如诉，神鬼皆惊”，然后，会有其他人主动回应“回来了——”。目睹这场面的佩甫，感到了生命的种种无法言喻的复杂内涵，朦胧而强烈地感觉到了乡里人生命卑贱而坚韧、无助而激扬的本质和基调。“那呼唤有多凄婉，那回应就有多苍凉；那呼唤有多执着，那回应就有多悲壮。这是一个天地人神均不得安宁的夜晚，两位老人泣血般的声声呼唤合奏着一部悲愤激越的招魂曲。那招魂曲越过农舍，越过旷野，越过茫茫夜空，越过沉沉大地，响彻九天云外，生生架住了迫近的死神……”［14］冥冥中，他感到这些生命所背着的有常无常的层层压迫，在成年后的“反刍”中，他开始追究那终于生生不息、一代代“活”着的人们，是如何撑下来的。
将《黑蜻蜓》中的“小脏孩”和《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我”并在一起，童年的佩甫形象就跃然纸上。小时候的佩甫木讷寡言，内向害羞，害怕跟人打招呼。在家里他害怕母亲让他跟许多熟人叫叔叔阿姨什么的，在蒋马，他害怕表姐让他管这个那个叫舅。每逢这个时刻，他都低头不语。“小脏孩羞羞地低下头，扭扭地蹭着脚下的暄土，不吭。表姐又大人样地说：‘认生。’村人疑惑地望着小脏孩，上下打量了，说‘不像城里人……’”。［15］不善表达的佩甫老实胆小，安分听话不逾矩。小小的佩甫，自我管制的能力与意志却超乎常人。表姐让他坐着等自己，他就老老实实坐着等，屁股在田埂上硌得不舒服，他一动不动，浓黑的夜色让他内心聚起浓烈的恐惧，但他还是压抑克制着自己，没哭、没叫、没动。他“心里害怕，很想动动，却不敢动。他顺着田垄往前爬了一段，又赶忙爬回来，坐回印着两小半屁股的土窝里。多年后，他仍然记着那印着两瓣小屁股的土窝”［16］。后来，恐惧中的佩甫，委屈无助的佩甫，“坐在温热的土窝里不敢动，却狠命地骂二姐，一遍一遍地骂，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她！”［17］这“恨”不是仇恨，而是一个内向孩子的情绪宣泄，是一个不将心事示人的佩甫的反应方式，在许多意绪积攒时刹那间翻腾在心里的激烈不平。
后来，表姐出嫁，姥爷、姥姥相继下世了。姥姥家的宅院，渐渐荒败下去。后来，在新规划、改建的蒋马村，那个小院子就没有了。现在的蒋马，井然有序的大街小道，一排排对门的院落间，再也找不到佩甫的姥姥家了。但是，真没有了吗？姥姥家的物质形状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但留在心中的那些鲜明真实的记忆，不会消失。后来，佩甫以不断书写的文字长久地“琥珀”起了这一切。成为作家后的佩甫，有意识地在中原到处行走时，常带着蒋马的记忆，这记忆是他文字世界的滥觞，他以蒋马为据点，将自己的文学领地扩大为中原大地。
就这样，蒋马哺养了佩甫的精神世界，蒋马的田野和蒋马的姥姥、表姐以及几多的舅们让佩甫体验到了大地对人类“宽阔无边的捍卫与给予”，也让他在冥冥间真切感受到了土黄色大地所体现出的无限的“自然的恩泽和温柔的土性”，他的灵魂听到了天地间的神性呼吸，他不断地捕捉到混沌天地间的这股气息，他知道这才是所有生命的本源。童年的蒋马生活，给佩甫这个城市孩子的生命沉淀下一层珍贵的营养钵：乡村记忆——新鲜广阔的自由与源于人心、人情的温暖，这记忆日后将托起一个以写作中原大地为使命和责任的作家的灵魂，并成为他考量世事人心的参照系。蒋马是命运赐予他的珍藏，他将灰茫茫的天、苍黄黄的地刻进记忆，将绿油油的庄稼地、羊肠般的土黄路以及混合了臭味和腥气的牛粪刻进记忆，还将路边不起眼但蔓延成片的野草、带着细细尘沙和青涩味儿的风刻进记忆。成为作家后，他明白了：这记忆恩养了他一辈子的写作，写他们是自己的情不自禁，契合着主动的责任选择——在这群人的立场上建构自己的认识并为他们发声。因此，写作大地是他坚持的方向，是受恩者带着亏欠心理的感动与反哺。他的写作就是对蒋马经验和情感的一次次回归。后来，他将这种情感扩展开来，蒋马就成了中原大地的一切村落的象征，表姐、舅们，就化入了许许多多平原人身上。于是，深情眷恋这一切的佩甫，久久凝视、切切关怀、默默思考后，将对蒋马的写作辐射开去，前延后伸到中原大地的历史和现实。逐渐，佩甫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世界疆域，他就像田里的老黄牛一样，心无旁骛地用功耕耘起来。后来就有了他的《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这一部部，其实就是蒋马的种子，在豫中平原上开出的花朵。
第四节 小书虫的故事
1960年，7岁的佩甫在离家很近的古槐街小学上学了。那时候，孩子们如果不好好听课，会被老师惩罚的。佩甫记得有一个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讲台上备一粉笔盒，里边放的全是用过的粉笔头，注意力稍不集中，便听见‘嗖’的一声，粉笔头子弹一般射过来，正中脑门！准头很见功夫”［18］。佩甫也被惩罚过。一次，“全班在操场上集合的时候，我说话了。老师便喝令我站出来，而后用粉笔在我周围画了一个圆圈……老师画的圈儿并不圆，有一个很大的豁口，可我仍在圈里站着，不敢动”［19］。不过，佩甫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的张柱芳老师，他教数学，人很正直，对学生很亲。那时候，张老师喜欢打气枪，就在礼拜天带学生们去郊区练习射击，佩甫常常跟着去。至今，佩甫的射击水平都挺高的。他还喜欢让孩子们玩抓特务的游戏，他分别私下安排每个同学各自的角色和暗号，然后，同学们就在他的导演中登场了。佩甫还曾经演过两次特务。但后来，这个老师离开了学校，不知到哪里去了。1966年夏天，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文革”作风也蔓延到了学校，他们的女校长被邻班的孩子兜头倒了一盆糨糊，丧失威严的老师成了批斗、贴大字报的对象，学生们不愿学习了，学校停课了。佩甫完整地上完了小学。1969年开始复课，佩甫在许昌一中继续读书。
尽管佩甫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纯粹的学习阶段，但他还是认识了很多字，这些文字将他带进一个丰富无比的世界。以至于许多年后他一直心怀庆幸地说：“我们家就我自己沾了读书的光，是机遇。”
佩甫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接触到书籍、吃到第一口精神食粮的，他读的第一本书是《说岳全传》，那书已经烂得无头无尾了，是在姥姥家读的。后来，他的书大部分来自一个同学，这同学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家里藏书比较多。但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因此获罪，“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右派”，常常被几个小脚老太太监督着在大街上“劳动改造”，有时挖沟，有时扫街道，还时不时会被她们训斥。他觉得自己是受读书的害了，害怕读书让孩子们像他一样蒙难，因此，就把书锁在柜子里，严禁孩子阅读。但这个同学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他常悄悄把书偷出来给其他孩子看，换一些馒头、糖果来吃。父亲发现后痛揍他一顿，但他“记吃不记打”，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佩甫最早的阅读，得益于他。佩甫常用一块螺丝糖、两枚酸杏、一块橡皮或者一个从姥姥家带回来的蝈蝈笼，从他那里换一本书来读。最初读的时候，有很多字还不认识，他就连蒙带猜地顺，可是也津津有味。换书的周期是三天，时间紧，白天上课外的时间不够用，佩甫就在夜里点灯熬油继续读。父母很支持他读书，两个不识字的人，在文人被批斗的年代，心里却很高看知识，敬知识人，因此，他们宽容地由着他的浪费，心里偷偷欣慰他的用功，这沉默孩子专注读书的神情，时不时让他们在暗夜中生发出对家族未来的美好想象和期待。翻开书的时候，佩甫像荒野上行走的旅者走进了绿洲，他如痴如醉地陷在书中世界，新奇、激动、贪婪地“吃”着。模模糊糊地，他感觉：生活不是周围生活的样子，而应该有另外的样子。
佩甫看书很杂，拿到什么读什么。连环画、苏联作品、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还有表姐从农村帮他搜集来的古典文学作品，像什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聊斋志异》等。偶然地，他还能读到一些英国法国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书当中，佩甫难以忘怀的是那本《古丽雅的道路》。
2009年，佩甫应约为《中华读书报》写一篇在“读书日”的文章，他写的就是这本《古丽雅的道路》。如果，有一本书，几十年后仍有印记在脑海，这本书对此人就一定有非同一般的心性契和、精神启蒙。这本书是佩甫此生所看到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作者是苏联女作家叶·伊琳娜，翻译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著名翻译家任溶溶。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953年，副题是“第四高度”，里面有许多主人公的照片和插图，最前面一幅插图是幼年的古丽雅，卷发浓密，眼睛大而明亮，一脸的调皮可爱。她活泼、勇敢、坚强、有爱心，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少年英雄形象。她敢摸可怕的大狗，打针忍住不哭，自己给自己报名上学，拍电影《游击队的女儿》时倔强而不肯屈服地驯服了那匹坐骑，以完美的骑马跨栏达到了生命中的第一高度。她珍惜时间爱读书，上进心强，学习不好时自我较劲、自我斗争和克制，终于成绩优秀地跨过人生第二高地。她热爱祖国，不惧牺牲，有献身的激情；她性格分明，敢于自责，鼓励自己站在八米高跳台上反复训练，参加全市游泳比赛和跳水比赛获得优秀选手称号，同时加入共青团，跨过了人生第三高地；她跟谢尔盖恋爱结婚了，她立志上“水利土壤改良学院”去改造沙漠，但她生完孩子“小刺猬”后却自愿参加卫国战争，在谢尔盖牺牲后不久，她跟战士们一起勇敢地冲向了德国人占领了的壕沟，拼到最后壮烈牺牲。她以生命跨过了人生的第四个高地。
初次阅读的47年后，佩甫还清晰地记得在油灯下阅读时的激动、兴奋与渴望！并且，他在回望来路时明白了这本书对自己精神形成的开启作用。他说：“我要说的是，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我有了一个人生的坐标。”［20］准确说，这本书有意的主题引导让佩甫确立了与当时社会思潮相和的世界观——“高尚”“献身”“坚强”，这本书也将佩甫带进另一个世界的鲜明生动气息中，这气息营养了他早期的心灵。“我得说，在我干渴的童年里，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书中的气味：甜点的气味，‘大列巴’的气味，果酱的气味，还有沙发、桌布和羊绒地毯的气味……是的，这气味一下子就把我给征服了。还有声音和语气，那种用鲜牛奶和白面包喂出来的声音，那种在插有鲜花的、铺有亚麻桌布，大瓷盘里摆满了红苹果，甚至连呼吸都是诗意的。”［21］说实话，这本书字里行间简单的激情和忠诚、符号情节的性格证明和品质说明并不能让人感动，粗糙的宣传式文字尽管印在白纸上沉默着，可好像每个字进入眼帘的刹那还带着挥手呼喊的空洞和喧哗。古丽雅的人生被浅表化地变成了一个“少年英雄”的成长事迹图片展，而每幅图片下面所附上的解说词，是合乎意识形态需要、主题明确的价值观导语。可阅读这本书时的佩甫，正一边用孩子天真的眼睛吃惊而疑惑地看着身边人打了鸡血般的言行，一边被这股浪潮涌来的气势所鼓荡，被灌注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思想精神的要求与提倡。何况，那时佩甫还读一些古典文学忠孝礼义的故事、看戏剧演出，这些都让佩甫在孩子时期就向往忠诚地将自己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大业”，也让他觉得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才是生命理应追求的目标和意义。而此时，《古丽雅的道路》现身说教，这个异国小姑娘的形象让乐于为社会贡献身心的佩甫沐浴到了榜样的耀眼光芒，感到了激荡胸间、“正合我意”的契合与共鸣。这本书和时代价值观、传统道德的“忠义”熏陶等因素一起，在很早的时候就导引了佩甫精神世界发展的流向，佩甫后来的文字，是这种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执着追求的因时而异的体现。佩甫将作家的生命意义与文字意义并为一体，将社会价值和道德诉求融为一处，在“古丽雅”的光芒照耀中，走到了变动极大的今天。而今天，或许，古丽雅仍然是佩甫价值标尺的基础刻度，这个女孩儿的品质和性格、她和爱人谢尔盖心心相印共同为祖国献身的琴瑟和鸣，也是佩甫心中关于爱情的理想模样。或许，刘汉香就是佩甫在几十年的变迁中孕育的中国乡村版古丽雅？佩甫在最早的两篇短篇小说《青年建设者》《在大干的年月里》中就以《古丽雅的道路》般的文字，描写过男女工人小夫妻同进同出同为国家建设事业忘我奋斗的革命伉俪之情，其简单刻意的情节和真诚情愿的赴身，叙述语调的高昂急切，与这本书都有相似之处。
那时的佩甫不会想到，在日后，书和他，或者文字和他，竟然是命运般的关系。后来，许多小学和初中时期读过的书，佩甫已经印象模糊，但阅读过程的充实幸福他却记忆深刻，并和这段生活一起，在时光的浸泡中日益发酵出非同一般的价值。佩甫的童年阅读是粗浅的，认字量、理解力和时间限制下的囫囵吞枣都让阅读不够深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童年阅读让佩甫及早确立了他和书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和书本之间无以替代的情感、几十年不再改变的生活习惯。阅读给一个孩子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更广阔、更丰富、更动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迷恋拉开了一个孩子的心灵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搭建了其心灵与另一个虚构世界的通道，这通道让这个孩子从此不会耽留生存层面而有了超乎其上的参照和向往。更重要的是，阅读让这个孩子在学业被荒废的年代却没停止成长，他仍然在不断汲取，可能会是“填鸭式”的，但童年填的东西总被保存得最好最完整，会在后来的不断返照中，反刍出不一样的新滋养来。造化就这样在冥冥中无声无息地为他确定了生活和命运的方向。
事实上，这代作家尽管早期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他们的文学之路是跟早期阅读的引领直接关联的。很多作家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都会说起阅读世界优秀作品的影响。是隐藏在别人作品字里行间的写作奥妙忽然洞开了这些作家的文学灵窍，让他们借由别人而发现、走向了自己。余华就不止一次强调阅读经典对自己的作用：“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地去阅读经典作品，我们应该相信历史和前人的阅读所留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阅读它们不会让我们上当，因为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人类灵魂的漫长旅程。当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经典作品，那么他的少年就会被经典作品中最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带走，当他成年以后就会发现人类共有的智慧和灵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22］
这种大量吃进、熬夜广读的习惯被佩甫长期保持，成为他一生固定不变的生活习惯。直到现在，在一部剧本或小说写完后，他就需要大量读书来清洗自己、补充养分了。他当知青时，无论干活多么辛劳，哪怕是腰酸背痛，也仍然坚持每晚读书到半夜。他一如既往地读书，所读之书一如既往地多而杂，其中甚至包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护理学》。偶然无书可读了，他就工工整整地在本子上抄《新华字典》。后来，佩甫被推荐到许昌市技校读书。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让佩甫如鱼儿回到海洋般兴奋，他一口气办了四个借书证，（许昌市图书馆的、许昌县图书馆的、工人图书馆的和技校图书馆的），还订阅了几本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辽宁大学学报》《天津师院学报》《湖南大学学报》，也许与文学有关的只有一个《人民文学》。那时，佩甫一个小学同学在邮电局当职工，整天骑着摩托车牛气地满城跑着送邮件，佩甫在他家里看订阅单上这些都是文科类的，就都订了。佩甫有时就是这样，一时激动起来就按捺不住，急于实现，考虑得不够细致周到。文科类的大方向是这个技术学生的理性选择，但这些饥不择食订下的杂志他并不了解，有些盲目。佩甫母亲很大气，对那二三十元巨款的支出毫无埋怨，也许，她从佩甫与一般孩子不同的定力和主见中感到了什么。她给了佩甫不一样的宽容与特权，也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志趣的保护、理解与兴家期望。
当然，对于佩甫而言，跟其他许多50后60后作家一样，黄金阅读期也是80年代。那时，佩甫不仅大量吃进许多翻译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还有过去翻译的经典重印，有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有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的作品，还有米兰·昆德拉、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他不仅细细阅读，还认真地做了许多笔记。同时，他还扫荡了几乎所有杂志，他要看看大家现在都写了什么，怎么写。这段时期的阅读对佩甫来说，是他真正自觉并理智认识文学、思考创作的开始。许许多多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表现方式让他目不暇接，让佩甫在反思1949年后文学整体的同时，也清洗更新自身文学观的陈旧落后处，反观自己1978年、1979年刚创作时的那几篇作品的热情幼稚；同时，佩甫开始实践——结合自身经验借鉴意识流表达内在认识和情绪，这成为他后来一直擅长、习惯使用的叙述方式。80年代的佩甫，吃了大量“洋面包”，可他却时时感到不能消化的烧心腹胀。内秀且爱琢磨的佩甫接受这些并不困难，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但他拿来为我所用却有些困难，他必须要内化到自己的认识中，这认识又要能与自我生命经验相映生辉。他无法让自己像莫言那样被迅速照亮和点燃，读《百年孤独》十几页就灵窍大开，就明白了自己要怎么写。但这段时期的阅读让他知道了文学的高度在哪里，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高度。眼里有高限的作家，就不至于会掉落得很远。
早期深入底层生活的经历让他们文字的根早早扎得牢实，而世界经典的阅读又让他们具有了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视野，不约而同地，他们很快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强劲的支撑力量，直到今天。
参考文献
[1]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3页。
[2]同上，第507页。
[3]同上，第505页。
[4]同上，第513页。
[5]李佩甫：《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河南日报》2015年8月20日。
[6]洪治纲：《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7]李佩甫：《申凤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7页。
[8]耿占春：《无罪的大地》，见《金屋》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9]李佩甫：《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河南日报》2015年8月20日。
[10]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79页。
[11]李佩甫：《找一块自留地》，《新闻爱好者》1990年第8期。
[12]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9页。
[13]同上，第66页。
[14]同上，第64页。
[15]同上，第57页。
[16][17]同上，第59页。
[18]同上，第426页。
[19]同上，第427页。
[20][21]李佩甫：《古丽雅——我曾经的人生坐标》，《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8月18日。
[22]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