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怀旧与后共产主义记忆
我想起199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一次奇异的邂逅。我正在品味昂贵的橘子汁，靠近俄罗斯旅馆。那儿有一位扮演希特勒的人，和我一起等待电视采访。希特勒扮演者是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年人，含蓄而安静，在替身公司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业余扮演元首。他说，他本来也可以扮演列宁的，但是这个公司已经雇佣了好几位优秀的替身演员扮演这位苏联领导人。希特勒的这位模仿者告诉我一件奇异的经历。在他排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走进莫斯科一家德国人酒吧间，穿戴着全副希特勒的行头，心想能够听到几声大笑，也许还有人请他喝一瓶啤酒。可是，德国人的反应令他诧异：没有人敢正面看他，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滑稽。相反，他们都转身背对他，好像是他硬闯进来捣乱似的。他说：“那些德国人—他们没有一点幽默感。”
当时我也觉得挺滑稽，德国人看待这位哈萨克人业余演员太认真，甚至都没有请他喝一瓶啤酒，回报他的努力表演。这位先生一点也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这样厌烦自己国家的历史”。在把斯大林和列宁形象用于滑稽电影方面，俄国人是没有问题的，最近，他们还在几个城市里修复了这两个人的塑像。这位先生说：“这都是我们的历史。现在可以感到自豪的。当然，是有些问题。谁又没有问题呢？”
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开始失去幽默感，因为考虑到种种禁忌，或者在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上缺乏禁忌。当然，问题不在于为了大众娱乐而装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问题在于，这类的非意识形态化态度已经变成一种新的风格，几乎是一种新的官方话语。它不再具有颠覆性，变成了一种审美的规范，占统治地位的时髦样式；有谁能够逆时髦而动、担57当被人看出毫无幽默感之风险呢——这在俄国人语境下，全然是某种羞辱。
在“公开性”提出以后初期，出现了一个批判运动，针对的是对过去极权时代的忘却，和对人的所谓的“曼库尔特人化”（mankurtization）。根据一则古老的哈萨克传说，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残酷武士的部落，他们用骆驼皮制作的带子残忍折磨俘虏，把他们变成“曼库尔特人”——没有记忆的快乐的奴隶。艾特玛托夫（Chinghiz Aitmatov）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1）所描写的曼库尔特人，在宣扬公开性的时期，变成了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的一个比喻。
十年以后，看来，这一场反曼库尔特化的斗争已经变成了历史，而没有记忆的曼库尔特人，也已经再度被忘却。而且，拥护公开性的知识分子本身，以及他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富有激情的严肃态度，也都变成了被忘记的群体，不再时兴。在苏联解体之后十年做一番回顾，可以明显看出，尽管发生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出版了揭露事实的文件和大量个人性回忆录，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经验，特别是对国家压迫之感受所做出的短命的公共反思，并没有产生体制方面的任何变化。对共产党的公审变成了一出官僚闹剧，什么类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没有建立起来。关于过去的集体梦魇几乎没有得到承认；或者说，即使得到了承认，每一个人也是被看作一个无辜的牺牲品，或者只能遵守命令的体制中的一个螺丝钉。恢复记忆的运动让位给了一种新的怀想，所怀想的是想象中的非历史的过去、稳定与正常的时代。这样的群众性和解是一种全国性的中年危机；许多人怀念他们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把个人的亲切回忆投射到了更大的历史图景上来，集体参加了某种选择性的忘却。
怀旧发挥的是双刃剑的作用：对于政治，它似乎是感情上的解毒剂，因而依然是最好的政治工具。在我们这个怀疑态度盛行全球的时代，政治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语，精明的政治家们都竭力显得脱离政治，以便接近那痛感失望和并不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像克林顿那样演奏萨克斯管，像叶利钦那样跳舞，像戈尔那样亲吻，像普京那样赢得柔道比赛、喜欢养狗。虽然对政治的厌倦是全球现象，但是，在俄国，1990年代晚期的群众性怀旧，和苏联时代晚期一样，都怀有对于一切政治机构的一种特殊的不信任感，逃避公共生活，依赖私密的人际交流的间接语言。是什么使得苏联的每日神话、情感和习惯做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终结之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呢？怀旧是怎样和苏维埃联邦的开始和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呢？
二十世纪共产党历史的奠基事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激烈地反对怀旧的，但是同时也变成了共产主义修复的第一个场景。问题是，伴以多重抢劫、但流血很少的那场真实的冬宫风暴，到现在依然很少详细文件阐释。这一缺乏文献和公众记忆的情况得到了某种过度的补偿：用戏剧再现革命事件。表现了十月英勇行动的《攻打冬宫》、在冬宫广场使用了大约10000名临时演员和尖利的瓦格纳音乐的《劳工解放的秘密》（1920），这些群众场面展示出通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光辉闪闪的道路。这是彻底的艺术作品，甚至瓦格纳也没有梦想到的。对于参与其中的10000名临时演员来说，群众场面的记忆取代了1917年10月真实事件的、不太壮观的记忆，其实当时把那些事件视为“革命”的人很少。这一群众场面变成了苏联的第一个礼仪仪式，该仪式逐渐退化成了11月7日的游行，在以后的70年里，苏联人民每年都要参加，通常是必须“自愿”参加。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领导人完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国有化——时间的国有化。这一革命被表现为世界历史的极点，而革命将要以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和“历史的终结”来完成。革命活动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公众自由中一场断裂性的现代实验，或者某种无法预测的事物，而是服从于必要性的逻辑。1917年和1918年底层革命行动的大部分事例，从二月游行示威到喀琅施塔得起义，都是以复原的形式进入公众的意识的，仅限于对十月革命的官方的目的论有所帮助的范围。所以，怀旧，特别是在革命后初年，不仅仅是一个坏词儿，而且干脆就是一种反革命挑衅。在革命词汇中，显然是没有“怀旧”这个词儿的。怀旧肯定是资产阶级颓废文化一种危险的“返祖现象”，在新世界不得存在。早期的革命意识形态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的和目的论的。但是，它也是现代性引用前历史的范例；马克思特别重视资本主义剥削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往昔的英雄人物，如斯巴达克思和罗宾汉。过往世代被“科学地”描写成革命的先驱者和合法理由。共产主义目的论是极端有力和令人陶醉的；在后共产党的世界，这一主义因为丧失反而得到强烈的怀念。因此人人都在寻找它的代用品，寻找也许可以在混乱的现时中理出头绪的、关于俄国发展的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来。自由派的改革家谈论重新加入西方，把苏联时期展现成为通向现代化的扭曲的道路；保守派则想要返回革命前的俄国及其传统价值观；而共产党人是寻求表现在斯大林时代音乐剧中那种俄罗斯苏维埃田园风光式的往昔。
从1920年代起，苏联官方的话语就把革命和修复的言辞结合在一起。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集体化、乌克兰的饥荒和大清洗，但是1930年代时期在当时的电影和官方艺术之中，是被表现为繁荣、稳定和河清海晏年代的。斯大林政府发动了一个广泛的“提高文化水平”（kulturnost）运动，教导基本的进餐礼仪、家庭价值观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创造统一文化的尝试。取代像罗宾汉这样的外国人物的是，俄国民族英雄——大部分是沙皇——重又时兴起来，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经过乔装打扮，成了斯大林的先驱者。苏联各民族的盛大展览，有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民间音乐，还有翻译成全部民族语言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全都出现在苏联成就展览会上。苏联各个民族的建立（伴以迫害和不适应这一模式者的迁移）乃是十九世纪发明的传统的另外一个变体，带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意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把苏联爱国主义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众现象。结果，表现在欢欢喜喜音乐剧、群众性节庆活动和大规模城市重建中的战前时期，逐渐被看作是苏联传统的基础。战后时期，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在苏联历史中是最面向未来的，从官方文化和非官方文化来看都是如此。到苏联访问的外国影星，例如富有传奇色彩的法国西涅莱和蒙堂（Simone Signoret，Yves Montand）伉俪，变成了青年人的新偶像。赫鲁晓夫许诺，1960年代的一代人（我这一代人）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将会征服宇宙。随着我们的长大，看来，我们到月球旅行会比到国外旅行更早。没有时间怀旧。
1968年，苏联坦克闯进布拉格，这一年变成了分水岭。到1970年代晚期，连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忘记了宇宙革命使命。解冻之后是停滞，同时怀旧重现。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冷战时代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场地：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稳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时期，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那是贪官污吏横行、玩世不恭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垮塌和精英关系网和家族网发展的时期。1968年，高中生普京看过颇受欢迎的电视系列节目“剑与盾”，受到片中苏联特务在纳粹德国活动的鼓舞，跑到列宁格勒克格勃（KGB，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提出志愿服务。三十年后，俄国总统回忆这个经历，觉得十分满意，仍然保持忠诚于青少年时期的理想。正是在苏联时代的这个晚期，可以找到俄国领导集团未来发展的线索。看来，1990年代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怀旧，部分地是以当时在俄国电视台重映的苏联老电影为基础的。俄国的许多观众因为早已厌倦后苏联时期这十年的动荡和幻灭，调整态度并且突然开始相信，苏联时代的生活就像那些电影里的描述，同时忘记他们自己的经历，以及二十年以前自己观看这些影片的方式——当时是以更多的怀疑态度和双重的理解方式观看的。
虽然苏联和东欧与中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但是可以谈论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这些国家中另类精神生活的共同特点：“反记忆”的形成，这样的反记忆为民主反抗打下基础，而且可以说还是在共产党制度下面已经出现的某种公众圈子的原型。反记忆大部分是口头记忆，在亲密友人和家庭成员之间传播，通过非官方的网络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另类图景很少得到明确的讨论；主要是通过心照不宣的言语、笑话和话里有话的言辞流传。可能是一件轶事，涉及勃列日涅夫和布丽吉特·巴尔多（Brigitte Bardot），或是《古拉格群岛》的地下版本，或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或是一张家庭照片，照片上也许有在斯大林集中营里消失的一个叔叔或者阿姨——而这一切之中的每一项都提出历史事件的变体。反记忆往往就是在官方的历史叙事、甚至某一个人生平中寻找瑕疵。“人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忘却的斗争”——昆德拉的这句话可以当作战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的东欧持不同政见作家和知识分子一代人的座右铭。昆德拉流亡法国之后发表的小说《笑忘录》揭示了1968年以后反记忆的某些机制。例如，这本小说描写对一张历史照片的不完美剪裁，抹去了失宠的党的领导人：虽然他被从历史中涂掉，但是他的皮帽子依然留在另外一个正在僵冻的党务工作者，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的头上。这顶皮帽子充当了反记忆的理想触发器，指向官方历史的破绽和涂抹痕迹。反记忆的做法并没有令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逃脱；他们必定会发现自己和当时的制度是共谋的，那种制度甚至渗入他们最私密的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被遗忘的过去的皮帽子，这顶皮帽子损害了他们现在的情况，不管它是给一个死硬斯大林主义者的情书，还是在大清洗高潮时候游行队伍中的翩翩起舞。这些污点是不允许以怀旧的方式恢复往昔岁月的。
反记忆不仅仅是一组替代性事实和文本，而且也是一种替代性的阅读方式，使用模糊概念、讽喻、话里有话、私密性的语调，来挑战官方官僚的和政治的话语。金斯伯格（Lidiia Ginzburg）写过怎样凭声调、凭宣讲官方陈词滥调的方式来识别人。这都不是文学实验，而是生存主义的计谋和批判性反思的依据。对反记忆这种自觉的保存态度令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反记忆实践者首先揭示了古拉格的历史和斯大林的大清洗。反记忆确立的基础是“内在自由”的理念，这样的内在自由独立于国家政策，是甚至在监狱里也能够获取的东西。
对于后共产主义怀旧甚为重要的反记忆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根植于任何的机构，而是大体上依赖于非正规的网络、个人的关系和友谊。对于任何机构或者酷似官方话语的不信任态度，在苏联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依然延续。只言片语式的交流和沉默的深长意味，造成的结果是对新的机构和政党的不信任，最终造成机构和政党无法发扬光大改革（perestroika）的某些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