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入党
一九四八年我初中毕业，这使我得到了唯一的学历文凭，我记得毕业时分金合欢花（榕花）树盛开着橙红色的毛茸茸的花儿的情景。还有各种留影、纪念册与互写赠言。我对此并无所谓，我深信这些事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虚无聊。这大概反映了我那时的骄傲自大，唯我独革，不把普通同学放在心上，尤其是不把死读书死用功的同学放在心上：我一个小时弄通的功课，他们硬是要用五个小时，叫我说什么好呢？
正如那个时候我在日本投降后首次接触到徐
的小说，不知徐是不是大后方的作家。我看了《吉普赛的诱惑》《鬼恋》《风萧萧》……他写得极吸引人，但是我后悔他的小说是在我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才看到的，不然，我会留下更美好的印象。而身为共产党员的我，对徐先生的作品，只能视为空虚幻想、小资情调、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就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排斥许多我不能认同的东西，批判许多与革命者的心灵不相通的东西。
毕业时出一本校刊，要选我的一篇作文。我汲取了办刊物被取缔的经验，便拿了一篇以堆砌辞藻见长的《春天的心》充数。这篇东西就这样留下了，以致至今仍然有时收入我的散文集中。刘绍棠甚至说是看了此文，觉得我的所谓“意识流”式的文风已见端倪。
当时的高中是各自招生，有的人便报考许多学校，花很多报名费，以增加保险系数。我则报了四中和河北高中（简称冀高），两者都顺利考上了。我与秦学儒决定取冀高而舍四中。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者以冀高为首。荣高棠是那个时候的冀高学生。一九四八年报道过一个事件，四月十七日，冀高学生自治会成立，举行晚会，晚会上表演了小歌剧《兄妹开荒》，特务学生当场闹起来，逮捕了进步学生十七人，其中引人注目者为自治会骨干刘鹏志。
就在我们入冀高一个月后，刘枫来了，冀高的工作是他带领的，他正在为冀高地下党受到破坏而忧虑。他二话没说就说愿意介绍我们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看党章。我至今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我们已经进入了冀高，我相信在经过“四·一七”逮捕以后、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的冀高，我们这两个进步关系的到来恰逢其时，自动符合了革命的需要。刘枫的这次到来使我们也使他兴高采烈。
发展我们入党的提议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本来以为共产党员对于我是高不可攀的，共产党员是钢铁所炼成的（保尔·柯察金式的），是真正的仁人志士，是大无畏的英雄，是身经百战的斗士，是人民群众的带路人，是火炬的高擎者与人民的旗手。而我深知自己的幼稚与软弱。我感到了些许的惶惑，乃至失望，如果我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太一般了吗？
我更感到了革命的圣火的燃烧，已经不容惶惑，已经不容退缩，已经不容怀疑斟酌，号角已经吹响，冲锋已经开始，我只能向前向前再向前。
数天后即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我与秦学儒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再见刘枫，声明都已认真考虑过了，坚决要做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刘枫宣布即日起吸收我们入党。秦的候补期为一年，我的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时为止。刘指示我们，由于形势险恶，要特别注意保存力量，严防暴露，细致工作，扩大党的思想影响，并秘密发展外围组织。
然后我从什刹海步行返回位于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一路上我流着热泪唱着冼星海的一首尚未流行开来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
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的了。这可以说是我的入党誓词。
不久我们班因为英语教师常常迟到而发生了小小的罢课与集体签名要求更换教师事件。校长穆庚寅前来我班镇压。刘枫很快找到我们，指示目前不宜搞公开的斗争。刘枫并说到对四月十七日的事件他有责任，他做了检讨。他没有细说，我理解是指斗争方式不能违背隐蔽与保存革命力量的原则。
随着革命力量的胜利，国民党也急了，北京的街头到处是“肃清‘匪谍’”的标语，由“军警宪”三支队伍组成的“执法队”大卡车在道路上行驶，说是这种执法队有权抓住“匪谍”就地正法。这种疯狂更使我感到了胜利的临近与共产党员的使命。
与此同时，无数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大中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与盟员，通过日常生活事务的讨论，通过读书活动、补习活动、改善伙食管理活动、春游活动、看电影的活动、文娱活动直到宗教活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高、中等学校的基督教“团契”有许多是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宣传着党的纲领、革命的取向、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扩大着党的思想与组织力量。
我已经相当熟练，不论是谈论一本书，是谈论宿舍的物质条件，是谈论伙食还是谈论一部电影，我都能往一个思想上引：中国需要革命。不久，根据扩大组织迎接解放的要求，我发展了好几个盟员。
刘枫同志并介绍另一位冀高的同级同学徐宝伦与我们相识，指定我们三人组织一个支部，由徐宝伦同志任书记，刘枫特别说明，他考虑过王蒙任书记的事，认为王蒙最近身体不好，还是由徐做更合适。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候补党员，但地下工作的许多事必须变通处理。
身体的事是这样，自从上了冀高住校以来，我常常失眠，消瘦苍白。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见我面色太差，把我叫起来，问我是否有肺结核，并嘲笑我说：“怎么像个老人苗子？”从此我在班上有了这样恶劣的绰号。后来校篮球队的中锋在透视检查身体时发现了有肺病。我也在此次体检中被多“扣留”了几分钟，待在X光室的黑暗中，听大夫用拉丁语说话，我吓得差点闭过气去。
我去白塔寺的中和医院（原中央医院，现人民医院）挂号，看失眠的病，医生断然否定我的主诉，认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根本没有患失眠症的可能。于是我无处求医。
我为自己的身体不佳而沮丧。我为自己身为地下党员而病恹恹的而沮丧。我也为徐宝伦担任书记而沮丧。我心里极不是滋味。同时又反省自己，党的支部书记，不是官职而是献身，既是党员，就只能大公无私，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私利可言？我懂这个道理，但是认识与实际脱节，为是旁人而不是自己担任支书而心乱如麻。更因为自己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而充满了困惑与挫折感。
事实上你总要有所舍弃，除了失眠——身体上付出了代价以外，上了高中一心革命之后，我的功课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得心应手了。河北高中是名校，老教师多，但我觉得他们并不善于循循善诱，学生的提问难不倒他们，往往是同学的提问还没有讲完，老师已经把答案写到了黑板上，但是他们并不多讲过程。我不能确定的是，是由于我太分心才听不进高中老师的课，还是由于老师的课讲得确实不好，我才分了心。我其实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走的路已经脱离了幼年时立下的志向：学好功课，金榜题名，有所成就。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全部与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了。对于一个学生，原来真的有比功课更重要的事儿。
我们的支部成立后又转入两名党员。接关系时用了暗号。我的地下党员的经验，只有接关系用暗号此一点与电影戏剧上的情节相像。
一九四九年前夕，我们支部接受了任务，保卫北京，免受破坏。党的经验是，敌军溃败而我军尚未到位时，会出现无政府状态，于是各种犯罪分子会趁火打劫。我们支部的任务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店铺面人民生命财产，我们做好了华北学（生）联（合会）的袖标旗帜横幅，只等出现这种情况时拉出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护民护城。我为此与徐宝伦等实地勘察，绘图。我们是得意扬扬地迎接解放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有点轻率，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已经解放，解放军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的谈判接近成功，我们领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的《告北平市民书》与解放军第四野战部队的文告（是否以林彪名义发出，我已记不清）。我拿着大量传单，首先放到自己所熟识的亲友家、教师家，地下党要求首先重点发给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手中，其次就是不管什么人，在胡同里见到一个紧闭的大门，就从门缝里将传单塞进去。这个工作令人充满了幸福感。快乐使人们完全忘记了恐惧。我们支部的后转来的一位同志甚至把文告贴到了布告牌上。而通过散发传单，我们发现，一位美术教师也是地下党员。从他的表现上，你是死活不会想得到的。一次刘枫来给我们送传单，他几乎是毫无隐蔽地将大批传单带在身上，连我都吓了一跳。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光明已经到来，黑暗已经不足挂齿，也许地下党的力量已强大到可以控制局势，而国民党的至少是傅将军的全无斗志，已经使他们提前解除了武装。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旧政权的垮台，什么叫革命的凯歌行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