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史学科创立之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就为文言小说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之后，汪辟疆《唐人小说》、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等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史研究者更多关注白话小说研究，文言小说研究较为萧条，仅有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小说》等几种论著和少量论文。80年代以来，文言小说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热点，在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等多方面成果丰硕，还涌现出一批专治文言小说的学者，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版了一批专著，如袁行霈《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话》、《宋元小说研究》，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李宗为《唐人传奇》，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吴礼权《笔记小说史》，苗壮《笔记小说史》，薛洪勣《传奇小说史》，萧相恺《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等，点校、注释了一大批文言小说作品，如《博物志校证》、《世说新语校笺》、《唐语林校证》等，整理影印了一大批珍稀版本作品，如《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中部分作品，有一大批有影响的论文发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文言小说研究已比较深入全面。
同时，与文言小说研究紧密相关的文言小说文类观念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一，在许多文言小说研究专著中，多辟有专章专论文言小说文类观念，如《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笔记小说史》之前言，《中国文言小说史》第一章《对“小说”名称的界说》等。其二，一批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专著，也都有不少笔墨论及文言小说文类观念，如王先霈、周伟明《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罗宁《汉唐小说观念论稿》等。黄霖《古小说论概观》甚至专论文言小说观念。其三，整理了一批文言小说文类观念、理论批评的资料汇编，如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文言小说部分），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文言小说部分）等。其四，发表了一大批专题研究文言小说文类观念的论文，围绕着“小说”、“传奇”与“传奇小说”、“笔记”与“笔记小说”、“志怪”等主要文类文体概念以及“稗官”、“说部”、“稗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新唐书·经籍志》‘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等相关术语展开了深入研讨。
总体看来，前人对文言小说文类观念的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充分，但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性：
一、一定程度“以今律古”、“以西律中”的“误读”和“遮蔽”。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深受西方近现代小说理论和叙事学观念的影响，如浦江清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论小说》指出：“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里本身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对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一般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研究范畴、命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小说理论的注脚或翻版。文言小说文类观念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今人之现代小说观念和西方之小说观念遮蔽和误读其原有内涵、指称、规范、传统的现象。因此，本书试图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原原本本地梳理古人对文言小说的内涵指称、价值功用、文体规范、特征特性、渊源流变的认识理解，更深层次、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文类规定性及其发展演化。
二、多集中于文言小说本体而忽略了与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的研究。前人对文言小说的起源发生、发展演化、理论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言小说自身而对文言小说与相关叙事文类、文体的关系论述较少，仅在文体渊源、影响等个别方面有所论述。然而，文言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演化与相关叙事文类和文体存在着种种难以割裂的相互联系。只有将文言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演化置于整个古代叙事文类、文体体系及其叙事观念体系中加以观照，特别是全面深入地把握文言小说与相关叙事文类的联系、区分、影响等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还原和把握其文类规定性及其发展演化。“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莫谬乱于史，盖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文言小说与史部之相关文类具有鲜明的同源共生、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关系，超越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之藩篱，进行系统的、综合的整体考察，不仅有助于将每一种文类、文体放在整个叙事性文类、文体谱系背景下以更宏阔的视野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相关文类、文体的相互联系和区分的比较中，更深入地把握每一种文类、文体自身独特的规定性。本书试图将文言小说文类放置在整个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中，回归其原有文化语境，把文言小说观念看作整个传统文化、文类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全面系统地清理“小说”与子部之“杂家”，“史部”之“杂史”、“传记”、“正史”之间在文类观念上的相互联系和区分，还原把握文言小说文类的规定性及其与相关文类的内在关系。
文言小说文类观相关的叙事文类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叙事学研究、古代史传文学研究、古代史学史研究等多个文史研究领域。首先，关于中国古代叙事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叙事学理论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相继译介了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二十余部经典著述。随后不久，国内学者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开展了以中国叙事文类、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相继推出了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王彬《红楼梦叙事》，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黄霖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赵炎秋等《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等。这些论著筚路蓝缕，从不同角度开拓着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研究思路。总体看来，在研究对象上虽然涉及史传文学等，但对史部之叙事文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中国古代叙事文类和文体的创作实际和观念认知的本体存在的原原本本的清理不够深入。其次，关于古代史传文学研究：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姜涛、赵华《古代传记文学史稿》，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俞樟华等《古代杂传研究》，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等一批专著和论文，从史传文学角度对《史记》、《汉书》等正史和正史之外的史部杂传、集部叙事散文的发展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成就斐然。然而，古代史传文学研究多以史传文学视角展开，多集中于文学性较强的作品，而以文类研究视角对各叙事文类的整体综合研究则比较缺乏。此外，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六卷本）等一批专著和论文，多集中于论述古代史书编撰以及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等，虽从不同角度涉及史部之文类及其叙事观念，但多为零散之论且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展开。因此，对文言小说文类观与相关叙事文类的关系研究，也需要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对“正史”、“杂史”、“传记”等文类的文类性质、价值定位、取材倾向、体裁形式、叙事方式等文类规范做出系统梳理。
遵循上述两种主要研究思路，本书之“上编”，通过全面系统地还原梳理古人对文言小说文类的功用宗旨、价值定位、书写原则、题材选择、体制规范、叙事方式等规定性及其渊源流变的有关论述，参照文言小说创作的发展演化，重点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论题：1．关于文言小说文类观念之滥觞：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小说的阐释和著录出发，结合语源学、目录分类学的分析，通过《汉志》“小说家”的著录、遗文及先秦、汉代相关资料的深入考释，还原阐明了《汉志》“小说家”的内涵指称和文类规定性，并分析了《汉志》“小说家”对后世文言小说文类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2．关于文言小说文类观之生成：将“小说”文类及其文类观念看作当时整个文类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它与相关门类（特别是子部和史部）的具体联系来探讨“小说”作为文类概念由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发展线索和内在成因，进而揭示传统文言小说观发生起源的具体历史过程。3．关于“笔记”与“笔记体小说”之文体观念：一方面，对“笔记”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类体系中的原有内涵、指称及其与“小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同时，厘清了近现代以来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研究中的“笔记”和“笔记小说”新概念的起源与推演过程，并对其中的诸多概念纠葛、混杂问题进行了辨证。另一方面，以古人对“笔记体小说”的直接相关论述为主要依据，结合古代笔记体小说创作间接反映出的文体意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古人所持之“笔记体小说”基本文体观念，包括取材观念和题材类型意识、文体性质认知、写作原则界定、功用价值定位等。4．关于“传奇”与“传奇体小说”之文体观念：通过古代小说学中“传奇”的内涵指称、文体规定性深入考辨，结合近现代以来对“传奇小说”的界定，对“传奇”和“传奇小说”诸种认识和理解误区进行了深入辨证。
本书之“下编”，通过全面系统地清理“小说”与子部之“杂家”、“史部”之“杂史”、“传记”、“正史”之间在文类观念上的相互联系和区分，对文言小说文类与相关文类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进一步从相近文类比较的角度明确了文言小说文类的规定性，重点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论题：1．关于“小说”与“杂家”，通过清理文言小说中非叙事性作品在古代公私书目中的著录情况和这些作品与“杂家”混淆著录情况，全面系统地分析“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分，并进一步还原把握文言小说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2．关于“小说”与“杂史”，通过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历代主要公私书目“杂史”著录情况和古代史学史中“杂史”相关论述的系统梳理，概括归纳了史部之“杂史”的文类性质、价值定位、题材取向、体裁形式、叙事原则等基本文类规定性。对“杂史”与“小说”之起源、“杂史”与“小说”在历代公私书目中的混杂著录、“小说”与“杂史”在功用价值定位和题材取向上的畛域划分等相互联系和区分进行了深入分析。3．关于“小说”与“传记”，通过对历代主要公私书目“传记”著录情况和古代史学史中“传记”相关论述的系统梳理，概括归纳了史部之“传记”的文类性质、价值定位、题材取向、体裁形式、叙事方式等基本文类规定性。对“传记”与“小说”之起源发生、“传记”与“小说”在历代公私书目中的混杂著录、“小说”与“传记”在功用价值定位和题材取向及叙事方式上的畛域划分等相互联系和区分进行了深入分析。4．关于“小说”与“正史”，通过对历代主要公私书目“正史”著录情况和古代史学史中“正史”相关论述的系统梳理，概括归纳了史部之“正史”的文类性质、功用价值、编撰体例和取材范围、叙事传统与笔法等基本文类规定性。通过对“正史”编撰取材“小说”、“正史”中的“小说”成分等全面考辨，深入分析了“小说”与“正史”之间的相互联系。
本书力求建立在全面、广泛地搜集、整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言小说及相关叙事文类研究，并对建立根植于中国传统文类文体体系的中国古代叙事学研究有所助益。
- 参见附录《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主要论著总目》。
- 浦江清：《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 〔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4页。
-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