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历史流变
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总体上来看，从事小说创作的女作家人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庞大的作家群体，她们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可忽视和小觑的生力军。另外，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绩更是令人瞩目。她们创作的文学阵地除了主要的《民族文学》之外，还有《光阴》《朔方》《金沙江文艺》《当代》《大家》《西部》《作家》《民族作家》《百花洲》《十月》《大理文化》《鹿鸣》《回族文学》《西藏文学》《四川文学》《花城》《科学大观园》《新世纪文学选刊》《民间传奇故事》《红豆》《新疆回族文学》《大西南文学》《边疆文学》等期刊。此外，《人民文学》《山花》《长江文艺》《草地》《天涯》《小说月报》《江南》《西湖》《厦门文学》《骏马》《青海湖》等期刊，近些年也刊登了不少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作品。除了早已跻身主流文学领域的满族的叶广芩，回族的霍达，土家族的叶梅，蒙古族的黄薇，藏族的格央、梅卓，白族的景宜，佤族的董秀英，仡佬族的王华、肖勤等作家，其他一些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某些文学作品也能刊登在《当代》《人民文学》《民族作家》《收获》《中国作家》《十月》《小说月报》等较高水准的文学刊物之上，而且逐渐受到了主流批评界的关注。
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人数和作品数量都得到了空前繁荣的同时，女作家的创作眼界也随之更加广泛，创作题材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她们肩负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塑重任，基于女性特有的生活体验，以执着的创作姿态呼应着全球化时代日益多元的文化语境，写出了一大批极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精神守护者。以下部分将以时间为序，对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丰富的创作实绩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与介绍。
伴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终于从14年抗战和4年内战的战争泥沼中走了出来，步入了共建和谐、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时刻。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妇女解放政策的实施，少数民族女作家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被言说的命运，成为拥有言说权力、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女性。她们用手中的笔创作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作品，各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大花园中竞相开放，共同构建了绚丽多彩、璀璨多姿的中国当代文学。
少数民族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特殊的民族身份和天生的女性身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交流和碰撞，因此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经历了诸多的矛盾冲突与紧张：一方面民族文化的烙印在其创作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主观意识的觉醒也影响了其创作前进的姿态。这两者相互冲突、交融，共同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的生存与生活状态做出了影响与牵制，对其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改写了整个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程与样态。从总体来看，新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延续着从关注自身民族身份到关注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创作轨迹。女作家们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忠实于自己天生的女性身份，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爱情与婚姻等进行深度的探析，使得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逐渐突破了汉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本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70年代末，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少数民族女作家。但是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寥若晨星，在以男性为主的作家队伍中，只依稀可见李纳、柯岩等默默奋斗的少数民族女作家身影。彝族女作家李纳，早在1948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煤》《明净的水》，其小说真实、客观地描写了彝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满族女作家柯岩创作的儿童诗《“小迷糊”阿姨》发表在《人民文学》第4期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发表的一篇极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首朗诵诗，运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和儿童天真无邪的情感编织出一幅生动的画卷，读起来朗朗上口，情趣盎然，让人回味无穷，显示出不朽的艺术魅力。
70年代末到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民族文学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了自己专门的领导机构，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1980年7月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时任作协副主席的冯牧在大会上作了《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报告。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国家的扶持和文化的繁荣也感染了少数民族女作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行着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在摆脱沉重的政治枷锁后，有着空前强烈的言说欲望。再加上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良好的知识文化结构、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眼光、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大胆开拓，她们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感的紧密结合，极为准确和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和个体生命的深沉感受。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有：彝族女作家李纳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少数民族女作家独立创作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叶五巧的命运发展轨迹为线索，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生活在叶五巧周围的广大彝族同胞，刻画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民族女性形象，其中以主人公叶五巧的形象塑造最为真实、感人，被誉为是“中国母亲的灵魂”。
与李纳齐头并进的白族女作家景宜，这一时期也先后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认同。其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曾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同名小说集获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景宜把作品中的叙事背景全部设置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中，在商业大潮的席卷之下展开对于白族传统文化的思考，其意义复杂丰富的文体表述，一定程度上构成白族“新女性”的心路写真。在强烈的女性意识影响之下，景宜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坚强勇敢的白族女性。作品通过对本民族妇女的塑造，真实表达了白族妇女在传统文化、民间习俗重压之下的失落与痛楚，在女性个体生命受到压制时的呐喊与彷徨，并热切地呼唤着现代文明的莅临。
藏族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益西卓玛，早在80年代就以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清晨》和短篇小说《美与丑》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凭借少数民族女作家特有的敏感，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们的个人意识和个性化话语有了依稀的萌芽，她们用自己的文学之笔书写着对人性和自由的美好追求。
满族女作家柯岩在搁笔十年后，又勃发出旺盛的创作精力和空前的炽情，面对日趋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伴随着对生活更深入的感受和思索，她创作出本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这是一部以我国失足青少年教育为题材的作品，深刻而细腻地反映了我国在犯罪青少年教育方面特有的方式和取得的成功，而且深入探及了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揭露了“文革”期间社会动乱的极“左”路线给一代青少年造成的空前的心灵创伤和灵魂扭曲，真实地展现了“文革”结束不久，极“左”思潮和“三种人”还依然兴风作浪的那一段美丑交集、丑恶相搏的社会现实。
以“历史，民族，人生，我的思索。”为创作宗旨的回族女作家霍达，以其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少数民族女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小说通过描写一个穆斯林家族60年的命运沉浮，展现了回族同胞坚忍执着的理想追求，同时作者以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对本民族无比的热爱之情，冷静审视和思量着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希冀找寻到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未来之路。此外，也有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景宜、哈尼族的黄雁、拉祜族的杨金焕，她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全球化商业浪潮席卷之下的民族文化生存困境。在现代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民族记忆、民族历史如何才能在商业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如何才能免于被边缘化、被侵蚀的悲剧命运，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意识的民族作家应该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之一。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如达斡尔族的孟晖、苏华、苏莉；满族的庞天舒、边玲玲；壮族的陈多；苗族的贺晓彤、刘萧；佤族的董秀英等大量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自己对本民族生活及本民族女性的由衷热爱。
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80年代后期女性意识萌芽之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得到了全面的苏醒与高扬。同时伴随着这一时期主流文学中女性写作的繁荣，少数民族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深度和创作思维更是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精神追求。女作家们关注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本民族女性外部的生存困境，而是转向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再简单地陈述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和忧虑，而是冷静思考女性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成为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最为引人瞩目的特征之一。她们在女性意识全面苏醒的环境之下，对女性自我的认知更加真切，对民族文化未来发展之路的反思更加理性，从80年代的以民族身份意识为主导的文学创作，逐渐转向了女性意识高扬的个人化书写。其中，探索爱情婚姻伦理、彰显女性社会价值、解构男权社会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谋篇布局的几条主线。
女性意识的高扬、民族身份与女性意识的冲突与融合使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发展势态。其中，最先引起评论界关注的是佤族女作家董秀英。董秀英是佤族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用文字进行小说创作的女作家。她的处女作《木鼓声声》被誉为“佤族文艺写作上敲响的第一声木鼓”。其后创作的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更是为她带来了享誉当代文坛的声誉。小说描写了生活在原始、落后的马桑部落中三代女人的命运，通过对外婆、母亲、“我”不同命运的展示，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佤族妇女迥然相异的命运遭际及佤族社会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作者用质朴的笔墨，将佤族山寨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佤族妇女惨绝人寰的生活经历等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感动。在《马桑部落的女人》获得无数好评后，1992年董秀英又推出了自己另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小说以佤族社会三个部落的历史变迁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文化、民间习俗的描写，力图让读者走进一个原始落后、自然神秘的佤族社会。
这一时期不仅涌现了一批充满灵气和活力的新作家，还有不断进行自我创新、自我超越的资深老作家，其中以满族女作家叶广芩最具代表性。这位格格作家在90年代书写了一大批具有广阔文化视野和高扬着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战争孤儿》《风》《黄连厚朴》《注意熊出没》《寂寞尼玛路》等是她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战争孤儿》是叶广芩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战争做出的反思和叩问，作品消弭了时代和民族的界限，以女作家特有的悲悯情怀追问历史、声讨战争。
20世纪90年代，在女性意识全面苏醒和高涨的影响下，还有一批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创作的主题、关注的目光更多是投向了处于历史变迁中的女性。她们不关心具体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作为叙述的背景，女性人物的命运遭际才是她们结构小说的主要线索。由此创作出了大量的长篇小说，藏族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满族作家赵玫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郎园》；回族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补天裂》以及回族作家马瑞芳的长篇系列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等相继出版。
纵观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女性意识的高扬。女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纷纷转向对本民族女性生存与命运的思考，使得9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这些民族身份各异的少数民族的女作家通过具体文本，在小说中再现了本民族女性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理想婚姻的探索及对自身欲望的彰显。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由最初的矛盾冲突到最后的融合共存，少数民族女作家走过了一条艰辛而又甜蜜的觉醒之路。
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多元碰撞等促进了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更加绚烂多姿。少数民族女作家在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双重身份的塑造中，在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明三者的合力影响下，日渐呈现出鲜明、独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之中的21世纪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不再把视野局限于民族身份、女性意识的彰显之上。在经历了80年代民族身份的确认和90年代女性意识高扬的历史时期后，她们转向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找，自我认同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写作的终极目标。她们在灿烂的传统文化中找寻自我，在悠久民族历史中追忆自我，在深重的生活苦难中超越自我，在残酷的战争中塑造自我，希望能早日找到回家的路，让自己的心灵不再空虚，让自己的灵魂不再漂泊。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新世纪，如何在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寻自我，已逐渐成为21世纪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藏族的白玛娜珍和梅卓、土家族的叶梅和田平、佤族的袁智中、蒙古族的乌兰和包丽英、回族的讴阳北方和马静忠等，这些众多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们的文本呈现出强烈浓郁的本民族地域色彩。白玛娜珍和梅卓笔下的西藏高原、叶梅和田平笔下的土家山区、袁智中笔下的佤族山寨、乌兰和包丽英笔下的蒙古草原、讴阳北方和马静忠笔下的回族世界等，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幅景色各异、魅力无穷的文本世界。民族历史，在21世纪女作家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庞天舒、叶广芩、雪静、娜朵等人，摆脱了当时主流女性文学大行其道的以小我为中心的特点，转而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和立场切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在宏大的民族历史叙事中追忆女性的光辉，完成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定位和认知。除了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苦难在这一时期也成为21世纪少数民族女作家实现自我认同的途径之一。作家们对苦难的认识比过去更加深刻，苦难在各个少数民族女作家眼中和笔下更有所不同。她们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诠释着生活中的苦难，艺术地再现本民族人们的生存困境和苦难生活。其中，仡佬族的王华和肖勤、回族的马金莲、壮族的陶丽群和梁志玲等人，用女性天生的悲天悯人情怀把乡村生活中底层人们的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以期在苦难的磨砺中茁壮成长，甚至超越苦难，实现自我认同。最后，少数民族女作家还把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期望寄托在了残酷的战争描写上。军旅作家庞天舒的《陆军特战队》《特战营》，格格作家叶广芩的《广岛故事》《雾》《雨》等战争系列作品，通过战争重新认识人性，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总之，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涉及面十分丰富，无论是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甚至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困境、跨国资本的剥削甚至劳动力的跨国旅行等丰富庞杂的历史、社会问题都内在于她们的创作实践。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而言，对身份的找寻和认同是她们在创作中始终不可忽视的主题之一。在经历了千百年来被言说的命运之后，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终于获得了言说的权利，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她们由最初的对民族身份的遮蔽到重新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由最初朦胧的女性意识到高举女性意识的旗帜，少数民族女作家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民族的女性书写一曲曲赞歌。
二、本课题研究历史与现状
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所见到的是无数男作家的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由男性作家组合起来的学术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几位女作家的身影，而少数民族女作家几乎全部被忽视，成为被遗弃和遗忘的对象。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参与写作的数量和文学作品的质量上都实现了质的突破，她们以其特殊身份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新颖独特的文学风景，挖掘了许多被历史遗忘的生活资源和写作领域，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日益繁荣，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也逐渐形成了规模，目前学术界已经逐渐兴起了一股关注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潮流，一些学者尤其是女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相关的学术论文有：以某一个少数民族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文学创作或文本特点的论文，如：徐其超的《回民族心灵铸造范型——〈穆斯林的葬礼〉价值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期），王锋的《在寻找自己民族历史和美学品格的道路上——试论当代回族长篇佳作〈穆斯林的葬礼〉与〈穆斯林的儿女们〉》（《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以回族女作家霍达为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分析了其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李春燕的《行走与超越——叶广芩创作论》（《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吴健玲的《眷恋中的突围——评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季红真的《衰败文化中的家族、历史与自然——论叶广芩的小说创作》（《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等，则以满族女作家叶广芩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其某一系列的小说及创作风格。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以某一地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如王志萍的《他者之镜与民族认同——简析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1期）、《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之女性意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张华的《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叙事方式之探索》（《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1期）、《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孙桂芝的《以文字构建女性角色的历史长河——论当代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反思》（《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发现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民族意识、女性意识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黄玲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晨宏的《优势与局限——云南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民族语创作散论》（《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马艳的《从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思考民族共同语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张直心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论略》（《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则是以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女作家们创作的发展历程及民族语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吴道毅的《盐水女神——几位鄂西女作家的小说解读》（《民族文学》2004年第4期）、《崛起中的鄂西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苗族、土家族、瑶族聚居的鄂西境内，重点解读了苗族女作家杨彦华和土家族女作家田平、叶梅等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强调了鄂西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有意或无意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及悲剧意识。
除了单篇的学术论文，还有一些硕士和博士的毕业论文也以研究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系统梳理和研究了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硕士论文有：内蒙古师范大学斯琴的《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生态解读》，从生态的角度去解读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陕西师范大学李松的《云南女性文学视野中的景宜作品研究》，以白族女作家景宜为其研究对象。中南民族大学胡莹莹的《当代佤族女作家群研究》，以佤族女作家为具体研究对象，从族别文学史、女性文学、社会现实等角度研究佤族女作家对当代文学的意义及贡献。贵州民族大学的赵帅红《世纪之交的贵州仡佬族女作家创作研究——以王华、肖勤为中心》，则以王华、肖勤的底层乡村写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作品中隐含的对苦难的认识和超越。另外还有博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王冰冰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以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以主题研究和性别研究为依据，探讨性别话语与国家、民族身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南开大学王志萍的《当代新疆文学的性别书写及其文化内涵》，以当代新疆文学为研究对象，将性别视角引入文学研究范畴，对当代新疆文学性别书写进行整体性观照，考察其文化内涵。
此外还有一大批论著，也从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整体性的解读。黄玲的《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之上，对云南地区的重点女作家的重点作品进行分析、解读，并且厘清了大部分女作家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成果，对以后的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田泥的《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将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分裂意识引入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作品的研究领域，进而发现了隐藏于小说文本之中的诸多话语和立场、身份之间的冲突及矛盾。黄晓娟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东南亚女性文学整体性创作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文本和重要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根据不同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在女性文学历史进程的多元状况中，探究其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以上所陈列的关于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只是列举了众多研究成果中的冰山一角，前辈们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严谨务实的态度，为后来者厘清了关于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创作研究的大致脉络和整体风貌，以其众多的方法论和丰富的研究资料为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们经历了从最初的民族意识的缺失和民族身份的回避，到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身份的回归的艰难历程，最终获得了民族身份的认同，在民族意识高涨的喜悦之情中，完成了为自己民族而写作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完成了民族身份的回归和认同之后，少数民族女作家受到了当时主流文坛日益繁荣的女性文学的影响，加之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举行，女性意识逐渐在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萌芽。她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本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女性，小说作品呈现出一幅弱势女性的关怀图景。到了9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高涨，她们高扬着女性解放的大旗，对女性的爱情、婚姻伦理进行探求和解构，希望女性最终能获得自我解放之路，实现女性真正的自我价值和人格尊严。这一时期的作品女性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少数民族女作家们通过对母性、情欲等的关注彰显隐藏在女性性格深处的价值和需求，并用嘲讽的笔调解构了虚伪的男权世界。在此形势之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涨的女性意识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和冲突。对于普通人而言，民族身份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的差异，而作为少数民族女作家，本民族的特定传统和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长期的民族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倾向。当她们有机会拿起手中的笔书写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熟悉的对象，描述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此来表达对本民族的皈依和无限眷恋之情。少数民族女性在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两重身份的限制之下，进行着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文学探索之旅，最终实现了双重身份的融合。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女作家已不再局限于民族身份的确认和女性意识的高扬，她们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下，力求为商业浪潮席卷之下失去了灵魂和精神寄托的人类寻找精神家园，获得自我认同之旅，让挣扎在现实社会泥沼中的人类不再无家可归。她们在传统文化中找寻自我、在民族历史中追忆自我、在深重苦难中超越自我、在残酷战争中塑造自我，最终完成了自我认同，实现回归精神家园的梦想之旅。
本书只选择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民族身份、女性意识和自我认同这三条线索，去梳理和厘清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的创作历史流变。并分析其在每一阶段中民族身份、女性意识及自我认同三者之间或隐秘或外显的复杂关系，以期从一个重要侧面考察民族身份、女性身份等多重身份对于构建当下多元文化景观的综合性作用。
-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霍达：《红尘·自序》，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