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华盖集

咬文嚼字(一至二)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嬭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137)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138)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139)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锡,锡,错,矽(140),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141)。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论辩的魂灵(142)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帖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出来的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

“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乩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143)。今谨摘录数条,以公同好——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144)。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笔来,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云:

中学为体西学用(145),不薄今人爱古人(146)。”

北京通信

蕴儒,培良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147)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148),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

五月八日夜

并非闲话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149)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150)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151)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152)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53)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补白

“公理战胜”的牌坊(154),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155)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156),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157),一路的呵。”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58)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59)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呀,……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0)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甥 悖妾 泼媳 枭弟 恶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的老师所作;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161)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162)。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并非闲话(二)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们要说得好,那么,就说好清净,有志气罢。所以总愿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爱见别的东西共存。行了几年白话,弄古文的人们讨厌了;做了一点新诗,吟古诗的人们憎恶了;做了几首小诗,做长诗的人们生气了;出了几种定期刊物,连别的出定期刊物的人们也来诅咒了:太多,太坏,只好做将来被淘汰的资料。

中国有些地方还在“溺女”,就因为豫料她们将来总是没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们总没有好眼力,否则并以施之男孩,可以减少许多单会消耗食粮的废料。

但是,歌颂“淘汰”别人的人也应该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样不灭的东西在里面,否则,即使不肯自杀,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几个嘴巴。然而人是总是自以为是的,这也许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条路。相传曾经有一个人,一向就以“万物不得其所”为宗旨的,平生只有一个大愿,就是愿中国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卖食物的。现在不知道他怎样,久没有听到消息了,那默默无闻的原因,或者就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死完的缘故罢。

据说,张歆海(163)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更可悲观的是现在“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真如《闲话》所说,而且只能“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这确是近来的实情。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造。还有女生的罪状,已见于章士钊的呈文(164),而那些作为根据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几个“卑鄙龌龊”且至于远不如畜类者所造。但是学生却都被打出了,其时还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这自然也是“谣诼”。

可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好在中国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即使有几十个人,只要“无权势”者(165)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无须乎我来为“被压迫者”说什么“公平话”。即使说,人们也未必尽相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些“公平话”总还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饭”填出来的。不过事过境迁,“酒饭”已经消化,吸收,只剩下似乎毫无缘故的“公平话”罢了。倘使连酒饭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国也还要光明些。

但是,这也不足为奇的。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现在,除了疯子,倘使有谁要来接吻,人大约总不至于倒给她一个嘴巴的罢。

九月十九日

并非闲话(三)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166);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167)。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168)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我并没有在吕纯阳(169)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170)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71)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72)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173),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74)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175)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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