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瞻
“十年前瞻”高峰论坛
2017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研讨会。会议分为“先秦至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两组，分别由刘跃进、吴光兴，竺青、张剑主持。本专题所收发言稿已经与会专家本人审阅，按发言顺序排列如下：
詹福瑞、徐公持、陆永品、张新科、王兆鹏、汪春泓、葛晓音、陶文鹏、董乃斌、刘宁，以上第一组；左东岭、关爱和、彭玉平、王达敏、郑永晓、孙逊、李玫、潘建国、杜桂萍、宋莉华，以上第二组。
在“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詹福瑞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午我参加了《文学评论》六十周年纪念会，听完很有感慨。在中国，学术研究一直很受重视，但它并不是独立自足的，而是往往和我们时代的文化、政治结合在一起。想要自己关起门来做一种象牙塔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跟着时代走，跟着潮流走，想变也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怎么做，是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学研究本身就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社会的学问，它不可能离开社会，也不可能离开政治，不可能离开人，所以当代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和当代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必然的。而且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前人的文化，但我们站的立场，应该是当代的立场；我们研究的立场、价值观也应当是当代的价值观，而不是古代的价值观。正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研究还是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而不是做一种完全独立自足的东西。这个观点我也在不同场合讲过。
这其中就涉及一个问题，既然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都必然是当下立场、当下价值观的研究，那么我们的研究怎么做才叫自由，怎么做才叫独立。我个人认为，所谓的独立，所谓的自由，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立场，这一点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虽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这个潮流，可是自己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学者个人的自由，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一个底线。可是在现在的研究中，恰恰很多学者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古代文学研究界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总体来看发展很正常，没有过多的热点，也没有过多的炒作，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但也比较平寂。虽然传统文化现在很受重视，但就古代文学研究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被卷入（这种时潮），学者仍旧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继续往前走，所以没有炒作的问题，可是有几种倾向仍需要我们注意。
第一个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现在由于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导向，这些年开始倾向于做大而全的东西。现在重大课题立项基本上都是某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像董（乃斌）先生他们做的“叙事学研究”这类理论的研究很稀少。现在都是做文献，而且做文献并非做新发现的文献，而是淘老文献，把很多老文献汇到一起，影印出来。这样的导向，有可能导致对古代文学的理论性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我最近拜读了董先生寄来的书，还有葛（晓音）老师关于唐前诗歌体式的著作，非常钦佩。不但学理性、理论性很强，而且以文献作为支撑。我感觉确实是在推进解决古代文学，尤其是其研究内部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一些外在的问题。比如说做诗歌体式研究，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诗歌里面是以抒情为主，而董老师抓住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另外一种叙事性的书写方式，这些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理性。说实在的，我比较乐见的还是这样的研究。在座的重大项目的带头人有不少，兆鹏兄、跃进兄、新科兄，包括我自己，我们几个都在做。将来如果就把文献的东西影印一大套放在那里，当然会为我们研究少见、稀见文献提供一些便利，但是究竟对古代文学研究有多大促进，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都在讲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文史哲不分的。按照过去的讲法，经学也算文学，史学也算文学，也是不分的，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究竟怎么研究。过去陶文鹏老师讲，要回归到文学，这是针对泛文化的研究提出来的。可是既然我们一再在讲古代文学就是文史哲不分的文学，那我们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归文学本体？这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在对古代文学即所谓的文史哲都在其中的“泛文学”做研究时，还做不做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这些年，真正对古代文学做文学性研究的课题和论文，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多，而且做得不是很充分。我感到困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古代文学中文史哲不分，所有哲学的、历史的都可以算作文学，那“文学性”还算不算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做文献越来越容易。随着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我们获取文献的能力越来越强，过去所谓的珍稀文献，我们现在都很容易得到，前辈学者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确实给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里也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还要训练学生做传统的学问。近几年来，我在看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怀疑有的研究生不读整部书，不读一部完整的集子。再一个，读白文的能力也越来越差。我过去每年都看三十多篇博士论文，去年因眼疾只看了二十多篇，可以这样说，没有一本的引文文献在标点上挑不出错来，那么我们传统的训练在现在的技术环境下还需不需要？
这里面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需要做经典的研究。现在还有个倾向，研究一些中小的作家。这些作家没有被研究过，每个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那经典的这些作家还需不需要研究？从近年课题及博士论文选题来看，像李白、杜甫、《文心雕龙》、《文选》的选题都还有，但是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这些经典作家就不能研究了，比如我最近承蒙跃进兄关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文《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研究李白的经典化，涉及李白“天才诗人”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讲李白是天才诗人，但为什么说是天才诗人，天才在哪儿，我翻了翻文章，很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系统深入的研究。可见有很多问题看似研究过了，但实际上还需要研究。而且我认为，研究经典作家，才能解决文学史上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而研究不入流的作家，很难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看，确实处于平稳而扎实的向前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倾向，我个人认为需要引起关注，借此机会提出来，请各位老师指教。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徐公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论坛的主题是对古代文学的“十年前瞻”，我拟了一个发言题，用了《论语》中孔夫子说的两句话。这两句话也是文学所老一辈学者中吴世昌先生说的。吴先生也是董乃斌、陶文鹏两位先生的恩师。1965年5月，我从安徽寿县搞完“四清”刚回到所里，就有幸赶上文学所组织去潭柘寺春游。吴先生带着爱女一起去，途中他兴致很高，讲了很多话，我们一帮年轻人都跟在他后面，听他介绍潭柘寺的掌故和建筑。吴先生领着我们一路进了三四座殿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女儿不见了。他着急了，甩开我们就往回走，一直到庙门口，才找到他女儿。原来庙门口有一棵迎客松，据说会对客人摇动树枝表示欢迎，他女儿就在等那棵树向她招手呢！吴先生领着女儿回来了，他笑着对我们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吴先生说出这八个字，不但风趣幽默，而且意味深长：做事情勇往直前固然不错，但有时候往后面看看也很重要。
今天编辑部邀请所内外专家学者，举行以“十年前瞻”为题的学术会议，以示庆祝。我有幸参与盛会，十分荣幸。我们古代文学学科要得到发展，健康成长，自然应当向前看，着眼未来。我们要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准备，来迎接今后的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如何推进学科的正常发展，并且尽量避免走曲折弯路？为此必须通过深入思考和探讨，设计它的优化发展路径，并且预做各种必要的准备，以开拓学科的新局面，所以做好“前瞻”，是必修的功课，否则学科的发展将陷于盲目自流的境地，作为学科核心刊物的引领作用也会受到削弱。
但是前瞻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大局在胸的广阔视野，要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还需要深湛厚实的学术修养，以及高度灵敏的超前眼光。本人不敏，除了对学科发展持总体上的乐观态度，坚信“明天更美好”外，我描述不出具体的未来十年学科前景。未来古代文学学科的走向和发展路径，研究重心的改进，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变化，学科体制的提升，以及研究人才结构的改善等，这些要素在今后十年的演变，对于我来说，都难以说清。大着胆子设想一下、推论一通、描绘一番也可以，但那是不严肃的，我不喜欢捕风捉影。
再说，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又加大了前瞻的难度。这个学科公认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对人类的精神、文化、心理、审美等方面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现实的或者历史的研究，以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由此，其发展的动因，也与别的学科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很难利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原理，或者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分配的统计数字，用一些技术性参数，如数学模式、物理化学规则、定理、公式等，来模拟和测定人文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另外，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倚重学者个人的理性思考、道德判断和悟性发挥这些要素，所以也不完全能够以“规划”或者“项目”等方式，充当学科发展的手段，所以事实上这里存在若干不确定性，我们勉强来做人文学科的预测式推论式“前瞻”，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蹈空踩虚”的境地，那是有些危险的，至少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在学风上也不宜提倡。
怎么办？作为一名古代文学工作者，我认为不妨将“后顾”补充到“前瞻”里来，以“后顾”为“前瞻”的重要内容。我说的“后顾”，不是向后看，走回头路，而是回顾学科历史，总结学科的成败，明辨得失，以设计更好的学科发展之途。这种以“后顾”为内容或者主题的“前瞻”，就是常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做，既可避免凿空立论，虚妄渺茫，又能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前瞻”易虚，“后顾”易实。虚实相生相济，能够为学科的未来，辨明更好的方向，设计更好的道路。何乐而不为？
对我们来说，“后顾”的对象主要就是近百年以来的学科史。而百年学科史，基本上对应着20世纪，这是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关键世纪。就在这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一种古老的传统“学问”，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对于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巨大进步。将明清时期的文论、诗话著作，与20世纪产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论著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著作的内容形式，还是其产生方式及社会意义，两者都存在鲜明的本质差别，犹如凤凰涅槃。这是其一。其二，20世纪文学学科，经历曲折，形态丰富，既出现过令人惊异的繁荣兴旺局面，产生过许多学科巨著，涌现了举世瞩目的多位学术大家，成绩斐然，也发生过严重的曲折、停滞甚至倒退。百年学科史内涵非常丰富，值得任何一位理性人士的关注，从它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教益。总结百年学科史，是最切实有效改进当今学科体制、寻找学科发展途径的良方。学科繁荣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哪些条件，为何会发生学科萧条，背景情况又是怎样的？事实俱在，只要尊重史实，不怀偏见，深入理解，即可提升我们的认识，有益于学科建设。如此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怎么可以不去认真总结，反而轻忽无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界人士，关注这个重要课题，并且做了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刘敬圻教授主编的《20世纪古代文学学科通志》（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五大册，就较详细地梳理了百年学科的发展经历，涉及不少学科进步和曲折的事态，探讨了一些问题。本人有幸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当然那只是初步的尝试，远未达到做总结的地步。实际上对于学科史研究，我们也不应提倡轻率做结论，“一言定鼎”，“一步到位”，还是要尊奉“双百方针”的精神，在各种意见的交流中逐步推进，以利于长远的学科建设。要之，我认为有必要做“十年前瞻”，前瞻的好处是开拓思维，鼓励创新，勇于进取；但如果能够与“后顾”结合起来，“瞻前顾后”，则可以使前瞻更加充实，更加可靠，更加合理。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效益无疑更好。
当然“后顾”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从业者具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持有系统的理论分析能力，掌握尽量全面的文学史料，才能做到去伪存真，揭示历史真相，把握历史本质。这些皆有难度。从掌握史料角度说，有些情况虽然距我们不算很远，但长期被忽略，真相明暗不清，还需要下力气发掘、清理。比如五四时期，我们对文学革命派学者的活动了解得很周详，但对那些“非主流”学者的状况，则有所忽略。还有二十世纪后期某些时段的一些情况，也有可能受到有意无意的屏蔽。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在深入研究过程中逐步解决。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的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这是至理名言。
我这里引用孔夫子的两句话，就是想说明“瞻前”是离不开“顾后”的，“顾后”能够更好地“瞻前”，希望《文学评论》引领古代文学学科同行和广大读者，努力进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美妙境界。
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
陆永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如福瑞刚才所说，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文史哲都需要研究，这话没错。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也就是需要研究除了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美学、思想史，这都是为了从侧面更好地阐释文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不打通研究文史哲，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就不彻底，容易出错。我举个例子，《老子》里有这么四句，非常经典：“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多我平素向他们学习的哲学专家、文字学专家、国学大师，在解释这四句话时，因为对文学的认识有所欠缺，而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把“大方无隅”解释成“大的方形没有棱角”，这就不符合《老子》的原义了。对此庄子曾做过解释，说从小的角度去看大的形貌是看不清楚的，而不是说大的方形没有棱角，这是非常富有哲理的。“大器晚成”说的是大的器械因为要花功夫，所以较晚才能做成，这是比喻人才成熟得比较晚。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把“晚”字写成“免”，应当是同音假借，但有学者把“免”解释为“无”，就失去了原意。楚国郭店简的《老子》则作“慢成”，“慢”义近于“晚”。我八年前写了《“大器晚成”辨》，分析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对《老子》的曲解，可能源于不懂文学上的比喻手法，或对老子哲学理解不深。再如有的学者不理解《老子》中为何有很多重复的文句，这是因为《老子》是哲理诗，当时诗篇经常采用“重复”这一文学手法，在《诗经》中就有大量例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必须打通文史哲，以此正确地诠释经典。
四个机遇，三个趋势
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精彩发言，我有很多感触。徐（公持）老师说，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要往前看，另一方面也要往后看，说得非常好。陆（永品）老师说，古代文学作品内涵丰富，无论怎样研究，理解作品原意是第一要务，并举例说明，我很赞同。詹（福瑞）老师说，古代文学研究是和社会的文化、政治密切相连的，事实确实如此。当下的社会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多重要的机遇。从大的文化背景上来说，最近“两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机遇。近年来国家强调文化自信，这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回归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子上来，这是第二个机遇。第三个机遇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四个机遇和高校的关系更大，就是国家“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从国家层面的“双一流”到每一个省、每个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不但给古代文学研究创造机遇，也为整个中文学科发展创造机遇。总的来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迎来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就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展望今后十年，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应当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在这里我主要说三个方面的趋势。
第一个是研究的综合化，这应当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趋势。所谓综合化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资料汇编、整理。古代文学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成果极为丰富，适时地进行总结与综合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这种总结、综合的趋势，古已有之，但还远远不够。从先秦以来几千年的积淀，需要我们做一些清理、整理工作，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我们从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上也可以看出，古代文学研究的很多工作首先就是资料的整理，这是这个时代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其次是新手段、新方法、新思想、新理论的融通互汇这一意义上的综合。唯有如此，综合才不只是进行成绩的统计，而且成为一种追求的永恒的方向。只有这种以创造为形式的融通互汇，这样的综合，才能全面地继承前人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综合消化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从而促进古代文学研究。这样的综合化，是研究者本身的活的创造，是研究者的动力之源。古代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研究上既有一些传统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王兆鹏老师用最新的现代信息化手段来研究古代的文学，取得重大成果。方法上的综合，还包括中国传统的方法和国外一些研究方法的综合，这在未来几年中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综合。再次是学科融合，我们虽然研究古代文学，但仍然脱离不了其他学科，例如一个考古发现可能会给古代文学带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资料。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如哲学、心理学等，各自所取得的成果都有利于对方的发展。随着各个学科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学的综合化趋势将愈来愈明显。当然，古代文学学科要与其他学科相融合，但也要以文学本位为前提。未来十年的这种综合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
第二个趋势是理论的提升和创新。研究主体的理论水平，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应该在资料整理基础上进行理论化的工作。我们所说的理论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新观念，用现代意识、现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去把握古代文学，提出问题，深入研究，做全面的全新的审视，但同时又要立足基础，实事求是，不把今人的思想强加给古人，不做贴标签的工作。当然，还要对理论本身和研究本身作理性反省，避免生凑硬套，做形式化的工作。我们现在影印了很多古籍，一些比较大的工程都是成百册、成千册地进行古籍影印，这是研究的基础，很有必要，但仅仅影印出来，还是不够的，因此未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种理论化的走向，应当是资料辑录外更重要的一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系统化、理论化的色彩会越来越浓厚。刚才詹老师提到李白的经典化问题，这就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我这两年也在做一个国家课题是关于《史记》的文学经典化，深感理论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理论，只是一些资料的汇编，是远远不够的。总而言之，理论化是普遍抽象性的提取，这意味着在求真基础上进一步求深。理论是统帅，今后古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会进一步强化。
第三个趋势是世界化。面对社会的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世界化趋势，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只局限于国内的圈子。世界成为一体，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走出国门，在世界化大背景下开展研究。应当看到，在某些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甚至超过了我们国内的研究，但也由于缺乏互相交流，国外的研究有的尚在重复一些国内早已抛弃的陈旧观点，甚至一些错误的观点。国外的新观点、新动态我们掌握得也有限，这与时代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所以，世界化就意味着相互交流，在异质文化的交互中去理解和研究古代文学。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不仅能促进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而且能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普及中国文化，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应以中国为基准，以世界的眼光立足于本民族，立足于本土文化，这样才不是空中楼阁。唯有立足于自身，才有可能更好地去交流，在交流中又发展自身。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与海外交流已经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明显，坐在我们对面的葛（晓音）老师、汪（春泓）老师都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我相信未来十年里我们在国际化方面会有更大的发展，比如目前国家课题里就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的类别，就是要把中国的优秀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外去，这是很好的举措。要与世界接轨，我认为还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学术研究人才队伍需要不断壮大，二是要把精品成果拿到世界上去，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应当是中国人坐第一把交椅。
以上是我对未来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也是未来十年努力的方向，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今后古典文学研究的可视化趋势
王兆鹏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座谈。根据大会命题，我准备谈一谈今后古典文学研究的可视化趋势。
可视化会是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需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屏和读图的时代，阅读方式的变化，文化传承载体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学，本身具有这样的适应性。文学本来就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与读屏、读图时代恰好对接。第三个原因是，可视化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最近学界在这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文学所刘京臣老师就做了相关的课题。我做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今年3月24日上线后，当天的浏览量达到110万，次日达到220万。一篇微博文章，截取了其中的六幅地图，包括李白、杜甫、王维、韩愈、苏轼等人的行踪图，每个人只有几句话，一周内阅读量达到188万。可见读图在当下移动端的传播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作为学术项目，在用户体验和界面友好上考虑得还不够，正在计划开发2.0版。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大众实际上是关注我们古代文学的，关注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被社会边缘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被我们边缘化。我们没有考虑用大众喜欢的方式去满足、适应他们的需求。我觉得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大有拓展的空间。
可视化不仅仅是一种呈现方式的变化，其实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这里至少有四组结合或融合的关系。第一是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可视化，要注意图形的选择与配合，包括色彩、光线的选配与设计，都需要有艺术感，要整合绘画、摄影与音乐的经验。第二是文学与技术的结合。“互联网+”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而文学不能总是固守在原来传统的圈子里。现在的数字技术，特别是GIS技术、绘图技术和实境虚拟技术，如VR、AR、MR等，都为我们的可视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今后这些技术会更多地参与到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来。第三是文学与地理的结合。文学活动，不但发生在时间里，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里。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时间维度，这几年学界虽已开始关注空间维度的文学史，但关注较多的是人文地理和文化地理，其实自然地理、地景地貌等方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它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深度理解。第四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可视化的一个重要呈现方式是图表，而图表需要数据来支撑，需要定量分析的结果。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为图表的呈现提供了方便。图表呈现，直观、明了、简洁，比文字说明更有优越性。总的来说，可视化是一种方法的融合，是思维方式的改变。
那么有哪些东西能可视化呈现呢？文学研究中的作家、作品、传播、接受、文学史、学术史等维度都是可以通过图表、地图来呈现的。
创作主体方面，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作家的活动轨迹可以全景呈现。例如我们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海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二是作家活动的地理环境可以得到呈现。这既可以实地勘查、田野调查，也可以借用卫星地图。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近年致力于“唐诗的现地研究”，出版了相关专著，很引人注目。他每年暑假都带着团队来大陆做实地考察，比如考察运河故道等，从中发现了我们过去从纸本文献中看不到的东西。三是作家的社会活动交往关系，可以用社网图来表现。这方面浙江大学的徐永明教授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社网图，非常形象直观，能看到每位作家在社会关系中处在什么位置，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哈佛大学的CBDB数据库为中国古代作家的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此外，作家群体、流派的地域分布，包括动态分布、静态分布，以及作家群体的社会流动等，都可以通过地图、图表来呈现。
作品本体方面，第一是作品的意境、情景可以还原再现。目前市场上已有一些相关产品，比如用动漫来呈现唐诗的意境等，但深度不够。近年来我在课堂上讲唐诗宋词欣赏时，都会布置学生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作品的镜头感和画面感。我有一个团队正在尝试做这方面的产品。张新科教授那边也在筹建文学虚拟实验室，想用VR、AR等实境虚拟技术还原唐宋诗词，将会有令人惊艳的效果。第二是作品中涉及的地景、地形、地貌的还原与再现。比如，范仲淹《渔家傲》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似乎不难理解，但是到了今日甘肃庆城的写作现场以后，会有全新的体验与感受。如果用VR技术来还原，可以非常逼真地再现范仲淹当时的创作现场，从而更准确地理解词作的审美意蕴。现在我们读作品，常常是根据阅读经验去阐释，如果不做实地勘查，很容易误读和误解。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范仲淹当时的心境和想要表达的情思。第三是作品的写作现场和表现现场的再现。写作现场和表现现场有时是分离的，唐诗中有很多边塞诗是在内地写的，哪些是真实的现场书写，哪些是想像或记忆的书写，二者有何区别，与作品意境的创作有何关联，值得深究。
在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方面，如传播方式、媒介、途径和接受过程、接受效果等，都可以用可视化的图表来呈现。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变迁，也可以用地图、图表来呈现。这方面我正在努力，两三年后会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出。
至于可视化的意义，它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变化，更可以带来学术研究范式的变化。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它首先会带来文学呈现方式的三大变化：一是变选择性呈现为全景性呈现。纸本容量的有限性，迫使我们对文学史实进行选择，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就呈现，认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价值意义不大的就不呈现。只呈现经典，而不呈现非经典。这种选择性呈现，过滤和遮蔽了许许多多非常生动的文学史细节和过程。而容量无限的数据库，就可以全景式地呈现文学发展的全貌，文学发展的细节、过程、场景，会更加清晰而完整。二是变间断性呈现为连续性呈现。现在的文学编年史，都是间断性的呈现，即使是李白、杜甫这类大诗人，他们的事迹和作品，在文学编年史中也并不是每年都被呈现，只是呈现他们有重要作品和重要活动的年份。而我们的文学编年地图，不考虑重要不重要，只要他在场有活动，就全面呈现。三是变未知为可知。所谓未知，是说唐宋诗词的作者中，仅有少数人的生平是清楚完整的，大多数作家的生平不很清楚。那些生平不清楚的作家，纸本的文学史就无法呈现。而电子数据库，只要一个作者有一点时间信息，比如什么时候在世，或哪一年中进士，或哪一年跟谁有交游，就可以把他的生活年代模拟出来，让他在文学场域中成为在场的作者，进入我们观察研究与统计分析的视野。
其次是带来文学史认知方式的变化，即从限知视角到全知视角的变化。过去我们看一个作家，只知道他人生历程的几个点，现在对他整个一生的轨迹都能看得很清楚，将模糊变为高清。过去是时空分离，现在可以时空合一，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的作家群、同一空间内不同时间的作家群，都能全景地呈现他们的生活镜像和活动轨迹。我们之前研究文学空间地理，主要依据作家静态的籍贯地理，现在我们能够依据作家的活动空间来探讨文学的发展流变，发现的问题会比以前多得多。
可视化还可以倒逼我们发现文学史中很多潜在的问题，促使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可视化是前端产品，后台需要大量的史实和数据来支撑，这方面的基础工作现在做得远远不够。当你做可视化时，会发现很多想要的史料没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问题不清楚，这就倒逼我们去做新的开拓与研究。比如，现有的年谱一般只关注时间信息，而不太关注人事活动空间的地理定位。做可视化呈现时，要求空间信息与时间信息一样具体细致，这就要求我们今后做年谱的思维路向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补充，以适应新的研究范式的需求。
二十年前我预感到，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将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现在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我坚信，可视化将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会成为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有数字技术做支撑，我们应当去拥抱读屏、读图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遇与挑战，开拓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新纪元。
文学史当返归刘勰
汪春泓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谢谢文学所给我一个机会，出席这么一个高端的会议，坐在身边的都是我佩服的老师辈，感到十分惶恐。我没有准备讲稿，就是顺着刚才徐先生的讲话“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想到另外八个字，就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读文学所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两种重要的刊物，从中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论文。为《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写的文章里，我有很短的一篇，讲我在二十多岁时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一发表就改变了我人生的规划，从而读了博士并有幸到北大去教书，所以我总觉得自己一生的幸运都跟这篇文章有关，否则我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肯定难以得到自己的一席安心之地，因此我衷心感谢《文学评论》。
讲到现在的学术，现在的论文和著作都越来越多，在世界上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但真正的精品实际上不多。在最高端的刊物，如《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及一些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常给人以启发，让人感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文学科取得了很大发展，涌现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代表都是在高端的刊物上发表或由好的出版社出版，证明改革开放对学术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正面的。我们都是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才能在这个时代读读书写写论文，一方面感到非常幸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惭愧。惭愧的主要是在前辈老师的参照下，产量不高，还常常悔其少作。葛晓音老师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那一年得了论文奖，这样的论文我觉得一生中能写出一篇都是很光荣的。在现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形势下，如何跟上学术前进的步伐，这是我以后希望能好好思考的问题。另外我在研究中越来越觉得，在唐前文学的研究当中，像跃进先生他们做的文学编年，其实是一个文章学的编年，收的作家作品不是文学史讲的诗文、戏曲、小说。“文章”这个概念使得当时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文心雕龙》很推崇的司马相如、扬雄、枚乘、枚皋、王褒、班固、张衡等，这些人在我们的文学史里似乎并不是太重要，但在刘勰的视野里恰恰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将来重新看这段文学史时，应当要有文章学的眼光而非现在这种狭隘的文学史的眼光。刘师培那么重视蔡邕，我看现在的文学史对蔡邕也不是特别重视，再回归到刘勰，他对蔡邕也是十分推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应当转变观念，从刘勰的文章学角度来看待唐前文学。
关于未来十年的三点想法
葛晓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天上午听到好几位老师高瞻远瞩的宏论，我这个人向来不善于做宏观的思考，有些想法其实与詹老师比较接近。这里只从一个很窄的范围谈一谈现在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哪些不足，我们未来这十年还能做些什么。
第一个问题，刚才詹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今后十年古代文学的研究重心还是应当放在文学史主流问题的探讨上，像重要的作家、重要的文学现象、转变的环节、渐变的趋势等。我们所说的文学史主流问题是指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古代文学，这与“编写文学史”不是一个概念。目前看到很多文章，感到古典文学研究的广度是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学者们关注到了很多前人不太注意的材料、作家与文学外围的现象等。这些当然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相对来说反而是主流文学现象的研究突破不太大，这点日本学者也有同感。我最近收到一位日本学者的电邮，坦率地说他们很关注我们的研究，觉得中国的文章发得特别多，但是重复性高，相似性高，突破不大。这个看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拿唐代文学来说，近三十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现在回想一下，许多作家其实都还没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大作家，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一些比较深入研究的，但本世纪以来，关注的人少了。如李白、杜甫，很多人觉得前人研究已很充分，似乎没什么好研究的，就不敢去碰。还有一些名家，如高适、岑参、刘长卿等，尽管对这些作家的生平和风格都做过一些基本的评介，而更深一步的研究，特别是把他们放在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可以做。还有些作家虽然相关的论文不少，但解决的问题不太多，而重复的论述太多。我理想中的对文学史主流问题的探讨，应当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再深挖下去一层。以北朝文学为例，大家知道其实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还是推进很快的。我最近看到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给我以很大启发。比如蔡丹君抓住从乡里社会到都城这个角度，深入一层去挖掘北朝文化修复和发展的土壤，发现了很多面上的史料所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最近我又参加了袁行霈老师一个博士生的预答辩，她着重从大量常见史料中爬梳北朝主流文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如北朝“三才”中邢邵、魏收之间的关系，不但挖得很深，论证也非常贴合历史事实。这类研究把史料中潜藏的深层次问题挖到面上来，就使这段文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如果我们其他时段都能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文学史研究可以从整体上往前推进一步。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深入探讨文学的发展，恐怕还是要内因与外因兼顾。我觉得目前的倾向是，研究者更偏向于外因，这从现在博士生的选题就能看出来。虽然我在课堂上总是提倡大家不要到现成的史学、哲学的成果中去挖掘选题和灵感，但还是有不少同学这么做。我想这可能比自己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容易，因此稍与文学沾一点边的外围因素全都被找遍了，可是对文学本身内在规律的学理性探讨，相对仍比较欠缺。当然这里也有原因，一个是与传统偏见有关，总觉得文学艺术性的研究很难做得深入，好像是软学问，不如文献的整理和考据“过硬”。其实我觉得学问的“软硬”还是看你怎么做。有时候从考察艺术表现入手，同样能解决版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举个小例子，最近看到田晓菲的一篇文章，写到关于王绩《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的三个清代抄本。她做了很多版本比对的工作，希望重建王绩与庾信的关系。九十年代初我用韩理洲会校的五卷本，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这本书里，专门用了半节的篇幅写庾信对王绩的影响。我是从田园诗创作方法这个角度来讲的。后来让一位硕士生做了一篇《从庾信到王绩》的硕士论文，前几年发表了。她的举例比我更广，不仅从田园诗的角度，还从王绩整个家族背景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证明王绩的确受到了庾信的影响。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殊途同归，从版本考据的角度，可能发现一些作家之间的联系；但如果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原理上去考察，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并可能论述得更为透彻，当然前提是要有完善的版本为依据。版本和考据工作最终仍是要为解决文学问题服务的，所以我认为文学艺术性研究是否为“软学问”，应当有更正确的认识。再一个原因是，文学艺术性的研究需要以读懂文本为基础。现在不少博士生缺乏文学感悟，好像看不懂诗人的创作意图。这是很令人忧虑的问题。没有细读文本的基础，就很难理解古代诗论中一些模糊的、印象式的、感性的话语，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得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开始做起。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刊物发表的论文选题和科研项目的设计密切相关。现在项目的申报人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多数项目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扩大，刊物上的论文，也都是这些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也存在一种倾向：为了提高申报成功率，不少项目选题普遍追求过分宏观，有的大而无当；有的本质并无新意，却换了很多新名词和新提法；还有很多是赶时髦，比如前几年流行研究地域文化，我看到的项目申请差不多有一半都是这方面的。一个项目一般只有两三年的时限，其间如何完成如此宏大的题目，如何深入下去？我建议提倡中等规模的、务实的学术规划。如果学者能在自己可以完成的时限，如三四年内，解决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就很不错了。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十年前瞻”，十年这个时限不长不短，比较大的课题只能做一个，比较小的课题能做两个，如果每位学者对自己今后十年的工作都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规划，就能多出些扎扎实实的成果。
未来十年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陶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刚才几位专家都说得很好，特别是兆鹏的成果，我是“科盲”，觉得他将来的成果一方面能够普及我们的研究成果，为大众服务；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中的一些东西仅从文字上是不能解决的，将来能用可视化的方式去呈现，会很有参考价值。另外葛晓音、詹福瑞两位，很多话都说出了我的心声。会议以“十年前瞻”为主题，从我的学科来看，就说说宋代文学的未来十年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加强《全宋文》的研究。《全宋文》有360本，18万篇，有多少亿文字，都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宋文最能展示我们的民族特点，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性不强的，但其中还有很多碑、铭、诔、题跋、连珠体等，在世界上都是很独特的文体，都可以成为研究选题的来源，展示中国古代文体的丰富多彩。
第二，加强对经典的研究。詹福瑞写的《论经典》我拜读了，帮助我们重视经典。任何时候，研究经典都是古典文学研究最需要完成的任务。随着时间推移，研究经典的难度越大，但越需要有人不畏难去研究它。葛晓音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杜甫五律的“独造”和“胜场”》，一篇是《杜甫长篇七言“歌”“行”诗的抒情节奏与辨体》，我见到人就说：你们要研究艺术性，就要学习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又很深入，我想挑一点小毛病都挑不出来。葛晓音对文体、对诗体的研究很透，再加上对杜甫的深刻感悟，别人研究不出来。这种研究的难度很大，没有真功夫不行。
第三，加强宋代文学理论研究。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加强理论思维，提高理论水平，这很好。《宋诗话全编》十大本，那么多宋代诗论，至今还没有人做充分的研究。另外还有《明诗话全编》十本，也是一样，希望年轻人在宋代诗论、诗学史研究上能多做一些工作。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容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读懂古代文学文献上，对理论的学习就比较忽视，所以应当加强理论思维，提高理论水平。
第四，从新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宋代文学。最近我看了作家祝勇写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就提示我们可以从绘画、书法等艺术的角度来研究苏东坡，比如苏东坡是以什么心情写了《寒食帖》，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刚才葛（晓音）老师说有人认为研究艺术不是学问，这不对。我很同意葛老师的看法。研究艺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你对作品既要读得懂，又要读得细，还要有文学感悟，有审美的创造性的发明，有理论支撑，不开动脑筋是做不出来的。如果没有一点理论思维能力，没有审美感悟能力，搞艺术研究是不行的。为什么要搞艺术研究？研究文学从文化、史学、哲学各个角度切入都可以，但文学毕竟是审美的，总结古人的艺术创作手法、经验、规律，这是今人的责任，比如发现一个审美范畴，比如叶嘉莹先生发明了古典诗词的“弱德之美”和“兴发感动”。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文学史上主流、重大问题的研究。我经常和大家说，第一，不要让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第二，要多研究中观问题，即文学史上的现象、群体、流派、思潮，各文体的关系、地域、时段等，单篇论文如果选择中观问题就很容易发表。马东瑶从北大毕业后给我的第一篇文章叫《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我一看题目就想发表，十几二十年前，人家都研究元祐诗风，她研究庆历诗风，文学史都没写过的宋代第一个诗歌高峰，这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第二年她又来了一篇中观文章《论司马光及其洛阳文人集团》，我说你真会找题目啊，这个问题别人根本都没有研究过。此文又发表了。之后她又来一篇文章《论宋人对“九龄风度”的接受》，又让她发现一个问题，又发表了。文学史上的中观文章写作，要读大量的书，要多方面思考，才能发现问题，它既不是单纯的作家个案研究，也不是很宏大的课题。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要以中为主，中西交融，古今贯通。像钱锺书的研究，以中为主，也比较、参照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创作，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的理论体系，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
补课也是开新
董乃斌
（上海大学文学院）
今天的题目是前瞻古代文学研究，我对前景是乐观的。我可以从我切身的体验讲起。我是因为喜爱文学，才走上这条路的。中学的时候，有几篇作文写得不错，被老师在课堂上念了出来，激励得我越发热爱语文，对数学、物理的兴趣慢慢就减弱了。高中毕业时，我们班的同学都上医学院，有的保送，有的自考，全班大概一半左右的同学进了医学院，现在都成了资深的名医，只有我进了中文系，但我并不后悔，也不觉得苦。当然我有时也感到孤立，不少人认为我们钻故纸堆，研究来研究去，写些文章或专著，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我们工作的意义，他们不太了解，我也无法和他们争论。要讲清楚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确实并不容易。但我坚信不移，而且无比热爱，所以总是乐此不疲。事实上，古典文学研究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就文献资料而言，未经整理的还很多，有待发掘的也很多，至少今天还看不到尽头，因此要阅读和研究的也就很多。在我看来，这其中就蕴藏着无穷的乐趣，是发现的乐趣啊。除了文献，要思考的理论问题也很多，微观的，是如何理解文学史的每一个细节；宏观的，则像究竟怎样概括我们的文学史，中国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究竟该如何描述，中国文学的优长和不足都有哪些，与建设今天中国特色的新文学新文化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需要思考研究和讨论解决的。我们这辈子做不完，恐怕在座的年轻朋友，你们也做不完，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做。
回想起来，我在文学所三十多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唐代文学。在多年与老先生们的接触中，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与前人有所不同。在座的同学们也好，我们也好，读书是为了科研，往往是领了任务，为了从中寻找问题来做文章而读书，号为“占有材料”，但前人们、大师们好像不是这样读书的。他们从小念书就是念书，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俞平伯、钱锺书他们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写什么文章，而只是按部就班一本本这么念过去。念多了，积累厚了，学问大了，自然会发现一些问题，让他们写文章，他们就能写，写起来能够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这跟我们研究什么，准备写什么，才去念什么，是很不同的。我们基础薄、眼界窄，往往就事论事而已。为写文章而念书，往往目标明确，这当然也好，但往往自己划的范围不大，只是为写而念。这也是我们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决定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比以前好些，读书比较自由了。不过，完全自由随意也不可能。我的读书经历使我常常想起自己刚到文学所的时候，古代室主任（当时还称研究组组长）余冠英先生与我的谈话。那是第一次和余先生谈话。他说：“不要以为你在大学里已经学得不错了。分到我们这里来，给你三年的时间，你要好好补课，三年以后看能不能胜任研究工作。如果能做，你就留下来，如果不能，三年后就只能调走。你们来之前，刚调走了一批年轻人，当然都给他们安排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选择特别有培养前途的人留下来。”这个话给我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补课”两个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现在的话来说，余先生这次谈话的关键词，就是“补课”二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发现，实际上确实是在不断地补课，余先生讲得真是中肯，可谓一语中的。比如中国文学史，在大学里，只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上的课只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小的一个面，很多是浮皮潦草地过去，只有几门专题课稍微细一点，要做具体研究必须重新学习，然后深入钻下去。在文学所，我长期地补唐代文学的课。现在因为要研究中国诗歌传统，不得不补更多的课。其实，补课并不是倒退，而是开新，对我自己来说，是开辟新领域。
最近我在重新补读《诗经》。讲中国诗歌传统，绕不过《诗经》，可我对《诗经》却没下过功夫。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缺陷。这方面，徐公持就比我强多了。他的硕士论文是《诗“兴”发微》，他那时候已经对诗“兴”进行“发微”了，并以这篇论文进了文学所。但是我以前没有好好读过《诗经》，只是看过一些选注、译本，这当然是不行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我的体会是一些基本典籍还是越早读，读得越全、越系统越好。
我们现在做的课题叫做“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诗歌，以前都是讲抒情，“诗言志”“诗缘情”。再加上1971年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在美国亚洲学会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讲“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拿来跟以“叙事”为特色的西方文学比较。陈先生的观点传到台湾后引起了轰动，抒情传统的研究和阐发形成一股思潮，延续了四十年。当时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因此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不大。等改革开放后，影响逐渐大了起来，我也就知道了。但看了陈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台湾学者的论著之后不禁产生疑问：难道中国文学只有一个抒情传统吗，有没有叙事传统呢？叙事传统是不是迟至宋元小说以后才开始的呢，此前是否存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情况又该如何看待如何解释？诗歌中，比如《诗经》作品中有无叙事成分呢？讲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不是应该讲“两个传统”呢？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单用抒情传统来贯穿，把抒情传统说成唯一，显然有些片面，用叙事传统与之并列来讲，以两大传统贯穿文学史，似乎更为恰当，于是就有一个如何对待风行了四十年的“抒情传统说”的问题。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完全错误，个别学者一反旧说对其全盘否定，这个弯怎么转过来的，我不明白。我们可以对抒情传统说做出批评、修正或补充，但我不赞成简单批倒。对这类学术问题，我主张中庸一些，要以“文革”“推翻”“打倒”式的批判为戒。我注意到《文学评论》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表过我们课题组中一位年轻同志李翰的文章，我们非常感谢。最近还发了一篇李春青谈抒情传统的文章，虽然我的观点与他不完全一致，但此文理论水平很好，值得学习。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可以各有各的角度，百家争鸣。
时代前进了，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们已经不具备以往学人、大师那样的读书条件，也没有他们那样的童子功，但我们也有时代给予的新条件、好条件。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较有效的读书方式来进入学术。我想，接受任务是一种途径，问题意识是又一途径。我们需要善于在阅读文学经典、一般文献和他人论著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抓住问题不放，慢慢深入下去，锲而不舍老老实实地补课，以取得在某个问题上的发言权。既然讲中国的抒情传统也好，叙事传统也好，都绕不过《诗经》，那么必须将它作为诗歌的源头去重视，所以我就得认真补课，补得吃力，也补得快乐。
年轻人自然应该要多读书多用功，但也要有分寸，要注意身体，不要提前预支生命。英年早逝总是不好的。不要说十年，就算再来十年，二十年，书也是读不完的。中国古代文献实在太丰富了，还有很多没有发掘的，即使尽其一生，也是看不完的。文学所的老前辈老领导都很有眼光，早期每年花一笔钱让图书资料室到外地甚至农村去收书。图书室主任汪蔚林先生就为此出去过好几次。他曾开过书店，懂书，会买书，给文学所买了好多很宝贵的东西，包括手稿和一些手抄的孤本之类。“文革”前没来得及整理，“文革”中装在战备箱里藏到干校附近鸡公山（在河南）的山洞里，后来又运回北京。我们当时曾搬运过这些箱子，却没机会看里面装的书。所以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就可以看这些书了，并且把这些书逐步整理出来，回馈社会，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张剑等几位年轻学者主编的“稀见史料丛书”有一部分就是从中选出来的。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史料书。钱锺书先生晚年看什么书呢？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就在看这一类小书，一些薄薄的、卷在手里就可以看的小册子，包括史料、笔记、杂记等。看这些书也是我们晚年非常好的享受，读书真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的工作是干不完的，是很有前途，很有趣味，非常快乐的。发文章当然快乐，但不发文章也很快乐，所以就能不断地干下去。大概你们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你们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可以肯定，你们会比我们要好更多。我们浪费了整整十年，你们会干得比我们好。现在的学术气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非常羡慕你们，也想回到你们这个年纪，可惜时光不能倒流。让我们共勉吧，大家都多保重，也要努力——不努力也会到七十岁的，努力也会到七十岁的，当然还是努力好。
对文本和人的深入理解是创新的基础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今天发言的前辈先生都为我们的学科树立了典范。我的求学之路，就是读着各位老师的书走过来的。我和与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困惑都非常多；我问过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困惑似乎比我们还要多，所以今天听各位老师高瞻远瞩的分析，心中特别有感触，很受启发。各位老师的发言其实都针对着现在的一些特定现象，这些现象大家也都很熟悉，所以听起来收获甚丰。虽然我现在年纪不大，但也经历了中国学术很多潮流的变化。比如二十年前海外中国学特别引起大家的兴趣，但到了现在，好像海内外的学术几乎可以同步，彼此的交流障碍少了很多。最近二十年出现了不少学术潮流，经历过这些潮流的起伏变化，我觉得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如果要走出自己的路，可能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者有没有深度解读文本的能力。刚才葛老师也提到了，现在似乎很多人不太关心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认为有新视角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很多新的视角，如果不是立足于文本，不是真正深挖文本读出来的，往往比较表面和外在。文本的解读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很多老师提到对跨学科研究的关注，在跨学科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深度的文本解读能力，可能也很难发现有价值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作家与人的问题其实非常重要。我记得在一次答辩中，一位老师说：其实给学生选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让他去做还相对容易，但是如果真正让这个学生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整体了解去选题，其实非常难。比如学生如果对杜甫能有非常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选择一个题目去做的话，难度就是很大的；但如果让他做一个“宋诗中的时间书写”，反而比较容易完成。这种话题式的、规划性很强的研究，现在有很多，可是我觉得对于人的深度了解好像越来越弱，但很多话题和理论的思考，如果不能落实到对作家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上，可能就空泛。我现在对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越来越有体会。这本书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体系，也没有很新的话题，但这么多年来，思考杜甫时总是要回去读这本书。陈先生这本书体现了对杜甫非常全面、深入的综合性把握。我觉得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上要走得深、走得远，这种作家研究的深厚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这两点也是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术潮流的）变化之后觉得非常重要的。至于说以后的创新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各人可以有各人的选择，很难整齐划一地规划出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有解读文本的能力，有了解作家的能力，就会为不断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我记得有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说过：“现在的历史学已经没有人了。”史学和社会学都应该去做人的研究，研究人其实是我们文学最擅长的，可是现在大家太关注那种新的话题、视角和理论的体系、框架，“人”这个研究最擅长、最应该关注的层面反而弱化了。如果能更关注“人”，文学研究应当能走得更远。
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通观”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今天参加《文学评论》纪念会，我觉得《文学评论》和古代室的工作有共通的地方。上午的时候，说到读《文学评论》这么多年，包括我和所里研究员老师们的交往，我的体会是社科院的工作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研究时间比较充分，不用上课，有充裕的读书时间，当年我想往所里调动，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件。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好处，是文学所在搞研究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学科限制。比如文学所的老所长杨义先生，刚开始研究现代小说，后来研究古代诗学和古代小说史，研究跨度很大，并没有严格限制一定要做哪一段，一定要做哪个学科。这是文学所的优势所在。这些年，《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也是跨学科、交叉学科成果比较多，这是它很重要的特点。
今天反思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当时的老学者们几乎都是“通才”。那时，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大家都想写通史，比如郭绍虞、罗根泽先生等。河南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任访秋全集》，任先生写文学史、写小品史、写文学批评史，涉猎面非常广。大家一般都知道任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近代和现代，其实不是，他早期在古代文学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老派的学者、传统的学术讲究“通”，只有通了以后，才有思想的开拓、学养的丰富。后来我们受到苏俄体制和高校教学的影响，在这方面受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搞文学研究的，基本不涉于史学，“文”“史”的分家造成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缺乏“专门史”的属性，而是作家、作品的排队，失去了史学的品格。然后，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分家”，再切割成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各个时间段，越分越细的后果是，出现了“水浒学专家”“陶渊明专家”“红学专家”，有的人一辈子就抱着《红楼梦》，就研究这一本书，越做越窄，成为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由此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做戏曲小说的不懂诗文，研究明清文学的不懂唐宋。可我们想一想，一个汤显祖，既是传奇代表性作家，又是诗文大家，还在八股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王阳明心学还多有涉猎，如果去研究他的戏曲，能够研究深入吗？别的且不说，他的《牡丹亭》下场诗都是由集唐的诗句构成的。他被人们称为公安派性灵派的同道，可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写诗而非要集唐，是受了复古派的影响，还是自己没能力去写？如果不懂唐诗和集句诗的创作规则，如何能够研究汤显祖的传奇和戏曲文学思想！因此，我认为凡是一本书守一辈子的，实际上都有问题，他不太可能做出有分量有深度的学术成果。比如红学研究，我记得在大学时代，最喜欢的研究论著是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文笔很好，论述透彻，视野也很开阔，当时觉得很有启发、很受用。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红楼梦》研究除了做文献的以外，很多研究者还是比不上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和通才的架势，反倒是一些不专门做红学研究的，写出来的文章较耐人寻味，比如傅道彬教授出过一本《晚唐钟声》，用原型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中有一章“石头的言说”，通过石头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来解说贾宝玉形象，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傅道彬教授为什么能这样写？这和他长期研究先秦文史，且兼及唐诗研究分不开。没有这种通观的视野，肯定形不成这样的学术思路。
后来我也想提倡“通”，但研究者时间有限，高校有课程和教研室的限制。如果像文学所这样，时间丰富，跨度规定不严格，就比较自由。怎么把“通”和“专”结合起来，是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反对一个人把一本书、一个领域守一辈子，比如一辈子就做古代小说研究，如《红楼梦》《金瓶梅》，有的人守得很好，但我觉得整个学科都这么做，肯定是不好的。现在大家时间紧张，不可能都像郭绍虞先生那样写文学批评通史，一生的时间都不够。
怎么处理“通”和“专”的关系？发展到今天，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讲究学科交叉、视野宽阔，另一方面又讲究“专”和“深”。如果“专”和“深”程度不够，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平庸的学者。如果只守住某一本书，恐怕也不行，目光狭窄与封闭保守是必然的后果。我的体会是，一个人的阅读面要宽，不仅仅是文学上从先秦到近现代，还包括思想史和历史，把握好“文史兼通”的问题。学养、视野一定要开阔，涉及的领域一定要宽，但研究时一定要“专深”，“专深”又不能固定在一个领域、一本书上。比如，在每一个重要时段上，选一个“点”，尤其是经典重点作家作品，例如《庄子》、《文心雕龙》、杜诗、苏轼，我每年都关注这些领域的最新成果，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实际集中在后半段，如果对前半段的经典不是很熟悉，我相信后半段也是做不通的。我在读博士时，做李贽研究。我上两门课，一个是孙昌武先生的佛教研究，一个是罗宗强先生的庄子研究。因为李贽是一个居士，又撰有《庄子解》，如果不学这些东西，可能连李贽的书都读不懂，那么进行研究就会有问题。后来我养成了习惯，自己有意识地向前延伸，在几个“点”上做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再从这几个“点”扩充开去。比如，从《庄子》扩充到先秦文献的生成方式，先秦子学、经学的涉猎，这样看问题会更融通、更开阔。
我们没有时间、精力涉猎所有的“点”，又不能固守一隅，所以我采取了“融通”的方式：读书的面宽，研究上选取几个“点”深入进去，然后有自己的固定领域——一个学者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固定领域。如何坚守自己的领域，又不受自己领域的局限，可能是学者都应该仔细思索的。我自己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有些想法和疑惑，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三点感想
关爱和
（河南大学文学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走在长安街上，社会科学院是一幢显著的、现代化的建筑。我走入这幢大楼，和社科院合作办的第一件事，是1982年在开封召开的《文学遗产》近代文学讨论会，这是列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册的事情。当时的风气，是学术刊物资助学术会议。我印象深刻的是，社科院用5000元钱资助开封的会议。《文学遗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刊物，在推动学术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当中国学术还没有在世界上站到领先的位置时，我们要求某个刊物超前站到引导世界的位置，是不切实际的。随着中国的强大，我们会有更多的学者站到更前沿的位置，我们的刊物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世界话语权。杂志的引导性，是和作者的前沿性、作者的丰富性密不可分的。
1982年，文学所近代室人才济济，比任何一个高校的研究队伍都要整齐。当时所里有十几个人，在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每个文体领域，都有两三人进行专门研究，呈现一时之盛。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当时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近代文学研究综述》，为初入门者提供了学术概况、学术成果的导引。和文学杂志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室，也起到学术引导作用。
二十世纪末，近代室在调整中被取消。此后，在中国社科院的引领下，高校中形成了几个研究近代文学史的集中点，比如山东、广州、河南等。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见近代室对全国学术的影响是极大的。作为中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回想起1982年以来的合作经历，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所设杂志，在全国学术界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它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学术界都是有影响的，在座的各位同仁应当记住这一导向作用。
我们专业的第二个问题，是专业的地位与处境。中国近代文学处在古代与现代的夹缝之中。近代文学在河南大学，和现代文学属于同一个教研室——“近现代文学教研室”，但是在很多单位，它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学科的划分是知识体系的分类，更多的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作为教学课程，可以被划分为古、近、现、当代若干段，但作为研究的时候，文、史、哲不能分开，古、近、现、当代文学也是不能分开的，只有融会贯通，才可能在专业上左右逢源。我们学习和工作时，可以有自己的专业，但我们研究和阅读时，不必用这些专业范围来限制自己。打通古、近、当代，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很多年轻人以前是学现代文学的，假如没有古典文学的素养，着手研究近代文学，一旦涉及文言文，就发现自己“进不去”。假如你不打破阅读的局限，就无法真正进入近代。现在是更多古代文学的人去研究近代，在“打通”上更为顺利。
我们专业的第三个问题，是获取史料上的艰难。古代文学，可见到的文字资料是有限的。在近代领域，史料整理和挖掘的任务很重。80年代初，在常熟召开近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会议，但后来没有进行下去。近代史料，包括报刊在内，还有很多被人为因素所困，所以，近现代文学的前瞻，就需要突破各自为政的现状，在国家力量的组织下，做一些大的资料整理工程，包括编纂索引、整理重要作家文集，则善莫大焉。
现当代旧体文学与文论漫谈
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
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高峰论坛，很感谢《文学遗产》和文学所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室所做的细致安排。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发言，很有同感。我稍做一点引申：我认为在清代文学之后接这个“近代文学”的概念，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注意到好几部丛书，在各朝文学之后，最后以“近代卷”收尾。元明清文学是朝代和时段的划分，近代文学是相对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概念。这种逻辑上的关系，我觉得首先需要厘清。
关于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20世纪的古体文学应该属于古代文学范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的古体文学创作思想落后，甚至有反动的色彩，因此没有价值。还有的古代文学学者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思维更适合研究新体文学，因此，一旦面临同一时期的古体文学时，会出现不知如何下手的情况。以上都是我听到的言论，但我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认为现当代文学或者笼统一点说“二十世纪文学”，就是指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发展的所有文学，无论是新体，还是旧体，只要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学，都应该从时间上归入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而不是选择性地把新体留在“现当代文学”，而把旧体还给“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时段至今总共也就一百年左右，这么短的时段，文学成就本身就很有限，怎么还挑三拣四、挑肥拣瘦呢？从古代文学学者的角度来说，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从学科本位的角度来说，不少现当代文学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古体文学扔给古代文学，扩大并延续了古代文学的内涵，对古代文学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老实说，还真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感觉。大概是在2014年秋，《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单位联合在海口召开文学创作与研究座谈会，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身份比较复杂，有作家，有古代文学学者，也有现当代文学学者，还有一些文化界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就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就是研究在现代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古体文学因为不具备现代性，所以不属于研究范围。判断下得如此直接，很让我意外——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震惊”。
我在发言中指出，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第一，“现代”当然是时间概念，正如“古代”也是时间概念一样。如果只研究具有现代性的文学，那么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从更精准的角度来说，是否应该被称为“现代性文学史”呢？第二，认为新体文学有现代性，不等于古体文学没有现代性。无论如何界定“现代性”的概念，在古体文学中一定有着积极的回应。像鲁迅、郁达夫等，新旧体文学就是彼此映衬地彰显出他们的心理世界和他们眼中的现实世界，而且因为文体的不同，他们在选择文体时，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也各有不同。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旧体文学，一定是同样具有现代性的。要整体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必须新、旧文体合观，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透彻地呈现出文学在“现当代”发生发展的过程，缺失了古体文学的“现当代文学”注定是不完整的，如果勉强对这种“现当代文学”加以定义，那也只能以“中国现当代新文学史”来概括。
关于“通”和“专”的问题，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王运熙先生的教导，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背景下，“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我不赞成守着一个“院子”一辈子，我曾经研究王国维十年，现在我也“离他而去”。但是，这十年不是可以轻易切断的，十年中接触的材料，分析材料的观念、写作的风格和模式，其实也成就了你自身的学术风格，当你转换到另外的领域，这种风格同样会在新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关于王国维研究的著作，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但这个选题在我一开始申报时，并没有获得立项，因为粗略看来王国维研究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细致地探索，就能发现太多的问题。去年，我曾给我的博士生们用文言文写过一部《倦月楼论话》，其中有一段，用白话文大概是这么说的：有许多领域，或研究对象，知名度很高，但其实透明度很低。
就《人间词话》的64则而言，能够把64则仔细读过一遍的学者恐怕不多。我看到很多文章，其学术判断基本上局限于《人间词话》的前十多则，后40余则很少关注，在材料上的缺失是很明显的。如果真的细致读完全部材料，判断可能就不同了，甚至会完全不同。所以，有很多选题，大家觉得很多人写过，但是很多材料，当大家都掘地三尺时，宝藏却在地下四五尺。具体来说，研究《人间词话》的学者很多，但对《人间词话》手稿的研究就比较少。很多学者习惯说这样两句话，第一句：“《人间词话》自从发表后，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没有问题，细究之下，其实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人间词话》从1908年发表，到1926年，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无人问津，所以不能说《人间词话》一发表就引起关注，这是一句未经考证、不切实际的空话。第二句：“《人间词话》是一部中西哲学、美学思想交融的理论著作。”这句话虽然被很多人认同，也能找到一些证据，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仍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看《人间词话》的手稿，就知道这种说法把王国维“拔高”了，或者说把王国维的思想底蕴偏置了。在《人间词话》手稿的120多则中，第1～31则是对古代诗话、词话的辨析和批评，还没有自觉地用中西结合的思想或话语来撰写这部理论著作。后来在王国维进行写作上的调整后，西方的少量理论才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在《人间词话》中，之所以说是“点缀”，是因为相关的思想和判断其实以中国思想为根底，西学只是作为佐证和话语的方式出场而已。到了1915年再度发表的本子中，王国维又基本上去掉了西方话语。这是我刊登在《文学遗产》的《被冷落的经典》一文中指出的“去西方化”现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手稿写了125则，发表时选取了63则，又增加了1则，合为64则。从125则到64则，数量删去了一半。1915年初，王国维在《盛京时报》再次发表《人间词话》时，又从64则中删去一半，再经调整和整合，保留了31则。在这31则中，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就难寻踪迹了，而这才是体现王国维词学思想的最后定本。如果说王国维早年的手稿是初期的思想，发表在《国粹学报》中的是中期思想，那么最终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本子中。后来我将“去西方化”改成了“弱西方化”，在出书时略微做了调整。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历时性”的观念，在动态的考察中，才能把握学术史的发展理路。过于笼统的学术与过于笼统的判断，注定在学术史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外，我主张学术领域、学术话题应该是从读书中读出来。只有这样读出来的话题才能焕发学术的兴趣。我一直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从学术中得到趣味和快乐，要往纵深方向拓展是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学术不幸成为你人生的沉重负担和包袱，那就可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不快乐。学术本应当是一种人生的快乐，发现问题的快乐，解决问题的快乐，都应该融合在其中。学术快乐和人生快乐合一，才能彰显出学术人生的特殊魅力。
拉拉杂杂，随性而谈，不成体系，真是抱歉，谢谢大家！
当前文学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达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今天是《文学评论》的节日，是文学所的节日，也是整个文学研究界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能够聆听这么多来自全国的学界胜流的高论，我感到非常高兴。
关于当前文学史研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想讲四点。
第一，关于文学研究的空心化问题。何谓空心化？就是文学研究者已经不再以文学论题为中心展开工作，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学以外的论题；这些文学以外的论题，有的与文学还有一定联系，有的与文学则毫不相干。文学所有十几个研究单位，除了古代文学室的先生们多半还在研究文学之外，其他研究室一些先生的研究论题就离文学比较远了。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这种情况恐怕还会继续。文学研究空心化问题何以形成及其得与失，现在尚难定论。
第二，关于博与专的问题。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逼出一些新的问题。博与专本是学术史中的一个老话题，但今天重新提出来，其实具有新的意义。学术大师都是在博与专之间具有很强的平衡能力。乾嘉学派的总体特点是专精，如戴震所说“学贵精而不贵博”。但乾嘉诸老的精深是以其博学为基础的。因此，他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数十年来，能达到并超过乾嘉学者水平的研究者还比较少，当是博学与专精均有欠缺所致。
第三，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如何划定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限，尤其是后三者的起讫，一直众说纷纭。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最近百余年的历史离当下太近，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如果再过五百年，对这段历史的叙事和时段划分，肯定不同于今日。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拉开更远的距离之后，当下纠缠不休的问题就会不解而自解。如果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按照朝代划分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第四，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地位问题。在目前的学科结构里，文学史研究的地位如何？至少与历史学比起来，文学史研究的地位较低。在清代学术史中，义理、考据、词章三大类，词章的地位最低，文士最怕死后进《文苑传》。对词章的贬抑甚至牵扯到文学创作者的人品问题，清代一些学者认为，文人的人品靠不住，从而将其一笔抹杀。顾炎武重提宋人的说法：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种轻视词章、文人的观念影响了清代以来的学术史、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也严重影响着文学史学科的地位。问题出在哪里，值得探究。
重视经典与方法创新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谈两点。第一，关于重视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这些年，我时常帮《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看一些外审的稿子，我发现一些现象。其中一个现象，是大家在过去经常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之外，极大地拓展了各自的研究领域。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过去大家把主要精力用在这些“一代之文学”上，即所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因为这些研究得比较透彻的领域已不易产生新的成果，现在大家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不研究唐诗了，而去研究宋诗；不研究宋词了，而研究元明清词；不研究明清小说了，转而研究明清诗文；现在很多学者也把目光转向域外汉学；等等。这种拓展我觉得很有意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代可能有多种文学，也未尝没有道理。问题在于，我们在做这种研究领域的拓展时，不应该为了拓展而拓展，比如单纯抓住一个没人写过论文又没有多少特点的三四流作家写篇论文我以为意义不大，应该对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和过去研究尚未深入而实际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我们在拓展各自的研究领域时，也不应忽视重新审视那些大家、名家及其重要作品。比如2010年以来以李白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中，硕士论文固然不少，但是博士论文仅有一两篇。近年来有影响的李白研究专著也不是很多。李白真的不再值得研究吗？我个人认为，对大作家的研究，对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即使仅仅向前推进一小步，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希望大家在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时，更多地能以新的视角、新的研究范式发掘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意义。
第二点，关于学术方法的创新，主要是如何正确认识文献数据库的利弊得失。
我刚到所里工作时，曾听刘世德先生讲：一篇好的论文，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者发现了新的材料。如果你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如果有一个比较新的方法，从另外的途径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那么也有一定的价值。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读这几年的学位论文和大家的投稿，年轻学者在拓展自己文献视野的范围方面，一般比老先生们要开阔一些，这主要得益于文献数据库技术的成熟和相关产品越来越丰富。
但是古籍文献数据库的普及显然也产生了若干弊端。某些论文在搜罗材料方面颇见功夫，但思想贫乏，观点陈旧。陶文鹏先生就特别反感这种现象，认为这样的文章可以命名为“电脑体”——啰里啰嗦列举了一大批各种材料，全是电脑网络上检索来的，没有观点，没有思想。我本人也很赞同陶先生的这种看法，对于过分依赖数据库检索，东拼西凑，看似知识广博，实则没有仔细咀嚼文本、不能提炼出自己的观点，不能提供多少学术思想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另外，有些学位论文还不仅仅是过分依赖计算机检索的问题，即使是查询到了有利用价值的文献，但由于没有仔细阅读原文，对作者的文化背景、写作背景不了解，对前后文的逻辑关系没有搞清楚，有可能不能正确地理解所引用的文献。有些文献从数据库中复制过来，却不能正确标点，致使文义舛乱，就更是低级的错误了。
但是我仍然要说，这种现象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对待，利用文献数据库这种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是阻挡不住的。利用数据检索手段查找文献的情况不可避免，而且随着学者代际更替，只会越来越普遍。其实，在国外这个现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只是因为汉字数字化技术本世纪以来才趋于成熟，我们这个学科使用数据库的历史勉强才达到二十年。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数据库的建设越来越多，宽带也越来越通畅，上网再也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端一杯茶喝上半杯，等着页面慢慢打开。宽带技术的提升和数据库的愈来愈丰富使大家利用数据库查找文献、阅读电子书越来越便利。
这种现象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比如因为财力和管理部门的偏好等因素造成不同研究机构之间占有某个领域文献资料的不平等。由于这些古文献数据库制作成本不菲，故其售价亦往往相当昂贵。资金充裕、购买数据库多的学校和机构，有可能在某些领域的文献获得方面占据某种优势，而没有这个数据库的学校，尤其是一些地方学校，便可能因为资金匮乏等因素不能采购那些昂贵的数据库而使得他们在某些文献的占有方面处于劣势。
我曾经跟几个外地的年轻学者说，你这个课题创意很好，可以去利用某个数据库，但是他们说学校没有购买。我们社科院前任秘书长在的时候，买了比较多的数据库，使用很方便，后来由于领导更替，我们现在很多数据库就不能用了。当然，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些日本的、美国的数据库是开放的，可以经过简单注册免费使用。希望这种免费开放的数据库越来越多。我们现在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发现前人没有看到的文献，借助数据库的检索会便利得多。比如，过去对历代方志、晚清以来报刊的利用率比较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北图（现“国图”）查阅民国时期的某个报纸，先去一次填单，预约从库里提出来，一周后才能去看，因需要拍照再等一周。现在我们有这个时期报刊数据库的支持，查阅某篇文章，一两分钟即可办到，所以我们不要对这种新技术、新工具带来的便利视而不见，甚至有抵触情绪，而是应尽可能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这是我们在掌握文献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千万不要失之交臂。
与此相联系，因为利用了数据检索，我们有可能掌握前人依靠传统手段所难以掌握的文献，进入前人极少涉足的领域。比如过去较少关注的大型图书、类书，像《永乐大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有数据库的支撑，相关研究便易于进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检索，而应借助检索帮助我们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大数据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也应该跟上大数据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大数据的思维最要紧处在于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对趋势的把握，大数据的分析并非建立在精确的小数据之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建立在不精确大数据上的分析比精确的小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更可靠。我们不能依据传统思维把这种建立在不精确大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斥之为不精确、不科学。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南北朝时祖冲之得出圆周率近似到小数点后7位，这是那个时期及以后几百年间最科学的结果。不能因为它只是个近似值而视为不精确从而否定它。我们建立在大数据之上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庞大，难以一一人工覆核，肯定有不精确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看似不精确的结论实在是迄今最为接近于正确的结果。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所说像陶老师非常反感的那样，有些收来的稿件，里边只有大量堆积的材料，而思想匮乏。作者对于检索出的材料，没有对前后文予以深入理解和慎重思考。这是有些年轻学者易犯的弊病，也是老学者们比较反感的地方。这方面，我觉得就得看我们学术界如何引导，包括我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如何去引导。当然，目前《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我认为基本上克服了这样的弊端。这样的弊端在学位论文里非常多，尤其在硕士论文里最常见。考虑到这些年轻同志以后会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总之，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新的学术手段、工具绝不要视为旁枝末节、无关紧要，要充分认识到数据检索对我们传统学术已经并将要产生的更为深广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要认真对待，对它可能产生的弊端做一些预防和纠正。
小说研究的文献学根基与新视角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刚才听了上半场的发言，觉得很受启发。大家讨论的都是共性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启发。下半场我想换一个视角，根据自己熟悉的小说领域来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我也赞同左东岭老师的想法，研究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据地，但是研究面要适当宽一点，不能一辈子守住一个很窄的点，那样确实会有问题。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我和不少人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步的，到现在正好三十多年，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无论是过去的三十年，还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不管是搞哪一段的，文献学都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东西。刚刚还在和竺青讨论：他刚才讲古代文学研究的是作家的情感表达方式，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你们《文学遗产》刊登过研究作家情感表达方式的文章，大量的还是文献方面的文章。古代文学研究，离开文献恐怕是不行的。只是现在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确实遇到了瓶颈，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会儿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版本，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现的《红楼梦》甲戌本、《金瓶梅》词话本，不仅引起轰动效应，而且会影响很长一个时期的古代小说研究，对形成所谓“红学”和“金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遑论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的发现，产生了“甲骨学”“敦煌学”两门专学。而现在这个时代，大规模的、重要的文献发现，虽不能说没有，但概率越来越小。正因为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难，它就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我们不一定非要《红楼梦》甲戌本、《金瓶梅》词话本那样重大的发现，任何点点滴滴的发现都是难能可贵的，前提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在座的北京大学的潘建国教授是我所接触到的、长期专注于小说文献发现的学者，他每次的发现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大都发在《文学遗产》上。近年来他先后发现和搜集的小说新文献有《五鼠闹东京》《莽男子》《留人眼》《人月圆》等，有些还是海内孤本，这说明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有一股子执着劲，时间久了，就会有所斩获。当然，这还要求年轻人有版本意识和有关版本方面的知识，比如用纸、字体、开本、版式等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中炼就一副火眼金睛，说不定在拍卖和旧书市场上就能遇上意外的惊喜。
除了新文献的发现，原有文献的重新审视和探讨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举一个小例子，关于《红楼梦》的版本很多，大家认为价值比较高的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刘世德先生一直比较关注只有四十回的舒序本。这个本子重视不够，但它货真价实是乾隆年间的一个抄本，舒元炜序的落款时间是乾隆五十四年。虽然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原来底本年代更早，但现在所见到的这三个本子并没有明确的年代记录。现在唯一确知的乾隆抄本，就是舒序本。这个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影印出版，但它的价值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再举一个例子，潘建国曾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细细研读过该馆所藏的一个《西游记》版本，回来就《西游记》的版本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之前肯定有很多人去过巴黎国家图书馆，也看过这本书，但这并不排除就不能发现新的问题，所以有新资料当然更好，没有新资料，在图书馆已经被很多人看过的资料，乃至已影印出版的资料，真正钻进去细细研读，也会有新的发现。发现新的材料，从旧材料中发现新的问题，这都是文献学的研究范畴。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讲，文献学永远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这几年，当然也不断有新的研究视角出现，不少视角现在听来已觉不新鲜，但有些视角在未来十年应该还是有生命力的。例如关于文学作品，我们以前只讲作家、作品，但作品生产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和物质因素的作用常常被我们忽略。像古代小说的坊刻本，明代以后的出版商，以及近代以降新的印刷技术和报刊媒体，这些都是当时新的物质、技术因素，给文学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个人觉得还很不够，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比如在我们小说领域，美国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何谷理教授、国内华东师大的陈大康教授，就是比较早注意到小说创作和生产中的技术、物质因素的学者。他们研究的还只是明清时期的现象，诸如“熊大木现象”，到近代，技术物质方面的因素就更丰富、更复杂了，这也许会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热点。
新视角中更有生命力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研究，可能在未来成为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和当时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代潮流相呼应，我们的研究大都是重视“西学东渐”，重点落在我们是如何接受西方影响的。一时间，在古代小说领域，林纾研究、翻译小说研究、留学生小说研究，成为很多硕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现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因而“中学西传”必然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落到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西传就会是新的学术增长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编年、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西人所译中国古典小说版本、西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资料汇编，乃至西人接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汉文小说，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课题。这个问题等会儿宋莉华教授会讲，这里就不多赘述。我看近两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都赫然在列，可见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