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语言艺术
《论语》这部书不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虽然是语录体著作，但是，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成就。其语言特点，尤为突出。
洗练质朴 流畅自然
《论语》之前的散文，如《易经》、《尚书》等，其语言朴拙，大都古奥难懂，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论语》扬长避短，一变而为“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王禹偁《答张扶书》），达到了洗练质朴，自然流畅的境地。
《论语》语言简洁凝炼。它往往用最经济的话，完美地阐明所要表达的内容。如鲁哀公问孔子怎样使民服，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从正反两面入手，指出提拔正直的人还是提拔邪恶的人，是使民“服”与“不服”的关键，阐明了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简洁明了，凝炼有力。再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只有七个字，便概括了善于花言巧语、阿谀逢迎一类人的特点，揭穿了这种人道德恶劣的实质。再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或明理，或教人，无不言简意赅，深刻明快，不见点滴废语虚墨。
孔子反对过分讲究文辞藻饰，以为“文胜质则史”（《雍也》），他主张质朴自然，把清楚地表达内容放在首位，所谓“辞达而已矣”（《卫灵公》）。《论语》遵循了这条原则，不事雕琢，以达意为准，处处体现出质朴无华的本色。在《季氏》篇里，记有一段孔子与冉有、季路谈论政事的话：“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段话，内在的逻辑性很强，言辞非常朴实，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统治者不能只为国民的少寡和财货的匮乏忧虑，更可怕的是贫富的悬殊和社会的动乱。《论语》中还有不少近乎口语的语言，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八佾》）、“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等，都明白如话，似谈家常，通俗质朴。鲁迅说，《论语》“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正指出这些语言的特质。
《论语》语言不仅洗练质朴，而且自然流畅。《卫灵公》篇中有这样一节文字：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这段文字记叙了盲人乐师冕见孔子的情形。它不仅富有真切感，使人如同目睹，而且文辞流畅，富有节奏美。再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等等，都不减行云流水之趣。
《论语》语言的自然流畅，在语势和节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前者形式对仗，音调和谐；后者采用排比，铿锵有力，似格言，像诗句，读起来语势如注。
《论语》中的一般叙述语言，也都朗朗上口。如孔子谈撰文：“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这段被明代学者李贽称为撰文秘诀的文字，非常自然地叙述了一次制作文告的过程。句式相似，而长短相间，给读者以浏亮明快的感觉，犹似自己冲口而出。
《论语》语言的洗练质朴、流畅自然，是形成易读易懂易记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为广泛的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生动形象 饶有趣味
《论语》语言的生动形象和饶有趣味，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论语》并非文学作品，而读完之后，总有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留在读者脑海里。不必说孔子的形象，他如纯朴直率的子路、笃信好学的颜渊、颖慧善谈的子贡等等，无不各具神态。他们用各自的语言，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当孔子独美颜渊时，他立即追问：“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一句话便把他的不服、不满和心胸的狭窄全部袒露出来。不仅以勇力自恃的神态跃然纸上，而且充分地表现了率直鲁莽的性格，既可笑又可爱。
与子路不同，子贡是“言语”科的学生，自然是文质彬彬，别有风度。他认为孔子学识渊博，德才超凡，但对孔子的没有做官，惑而不解，于是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会心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子贡使用非常委婉的语言，了解了老师的志向，充分表现出他善于辞令的特点，这同子路的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契诃夫曾要求在文学作品中，“每个人都应该说他自己的话”，而《论语》所记，则是每个人实际说的话，因此愈显生动有趣，谈笑风生。
《论语》语言的生动形象和饶有趣味，还表现在善于设譬用喻上。这在诸子散文中是有开创之功的。其后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虽都有此特点，而自《论语》始。《论语》中的譬喻，以新颖通俗见长。《子张》篇中有如下一章：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以宫墙的高低和窥见的难易作譬，用“室家之好”、“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为喻，通俗形象地解释了自己学浅识薄，容易被人理解，而孔子雄深雅厚，难为常人攀识，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说明了深藏浅露的道理。浅明易懂，贴切生动。他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等等，都是通过形象的比喻，使抽象的事物具体鲜明，具体的事物生动形象，易解有趣。
《论语》语言的生动形象，在一些描写性的语言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说”（《雍也》）；孔子说，他如果去海外传道，跟随者可能只有子由，“子路闻之喜”（《公冶长》）。一个“不说”，一个“喜”，把子路的内心世界的变化和直率外露的性格，生动地描绘出来了。苏轼曾有两句诗赞美吴道子的画：“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论语》语言的生动形象，饶有趣志，何尝不是如此！
富有哲理 含意深邃
《论语》中有许多含意深邃的语言，数千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思而后行”（《公冶长》）等等，有的成为固定的成语，有的成为生活的格言，也有的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这些语言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蕴藏着丰富的哲学道理。由于它们大部分是从繁芜纷纭的社会现实和薄积厚累的实践经验中，进行分析综合、高度概括、抽象提炼出来的，因而含有较多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个著名论断，就十分凝炼地概括了“学”与“思”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指出“教”要根据“学”的实际情况启发诱导，包含着条件论、内因论的观点。他如“欲速则不达”（《子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后生可畏”（《子罕》）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事物互相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矛盾转化的观点。固然，这些论断里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因此不能同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像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孔子提出要全面考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听其言，观其行”（《公冶长》），不随世苟同，“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并且要求“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语》的语言，不仅富有哲理，而且警策含蓄，用意深远，耐人寻味。高度艺术性的语言，大都以有限之笔，含无穷之意，所谓“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刘知几《史通·叙事》）。《论语》不乏其例。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可以说，它是熔注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而高度艺术化了的语言，给人启迪。后世无数有气节的诗人，用它赞颂英雄俊杰，誉美高风亮节；更多的正直之士，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警喻自慰，勉励友人，因而度过严酷的岁月，迎来明媚的春光。松柏，成为高尚品格的象征。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人们从这里领略的，绝不止于孔子望河兴叹，而是神会得更深更广。后人或把它作为自强不息的警言，或借以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就是最好的证明。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刘大魁在《论文偶记》里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理”是否可以直指且不论，“即物以明理”却实在道着了《论语》这类语言的妙处，而且所明之理，意深味浓。
总之，作为我国早期的散文，《论语》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它不仅为其他诸子散文作了个榜样，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即使今天，依然展示着强大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 本文发表于《语文函授》1981年第1期第10-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