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与杨庆存述唐文治书
陈尚君
庆存教授去岁年及耳顺，自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退而赋闲，今春受聘为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得讯即驰电祝贺：“百年前师祖茹经翁曾主校政十四年，以一代国学大师而长期致力工科大学建设发展，其业绩记录校史，播在人口，足为大学百年不祧之祖，留下国学研究之丰硕著作与光烨传统，更为他校所必无。方今文明昌盛，学术臻荣，交通大学亦以建设一流综合大学为职志，以阁下长期主政人文学术，通悉全局，繁剧之余也始终坚持研究，著作络绎。今再据要津，学校支持，资源丰沛，知必大可作为，成就新事业，足为交大国学带来新气象。”庆存亟告以老校长之成就相勉，实不敢当，惟校院皆有共识，将接续传统，已规划整理茹经全集，更期弘传典范，发扬光大。“先生所知，可告其详否？”
我生苦晚，不及见唐先生，惟三十七年前从朱东润师课读唐宋文学，师屡屡谈述早年受业情景。师告年方十一，偶因替表兄考试作枪手不成，录取当时之邮传部实业学校附属小学，唐先生以大学监督之尊，在小学兼授唐宋古文。每授课，从头至尾带领学生吟诵古文，不作一句解释。“这应该也是一种教学办法。”师对此颇为赞赏，并说唐先生读书到高兴时，轻拍同学肩膀，说：“小兄弟，我们一起读啊！”师比划当年动作：“这是一种鼓励，我也曾多次受到过。”师晚年回顾一生学术，谓从唐先生那里体会到古文喷薄之美、情韵之美，此后无论写学术论文或文学诗文，此段读诵让他终生受益。师还告学期末，唐先生主持作文评比，师所作古文评为一等，因而得到四块银元，买一套《经史百家杂钞》，一直随身携带。说至此，师起身从书架上取出，让我等观赏。当年师因父亲亡故，家境窘迫，居沪读书一年即拟退学，唐先生得知，让儿子庆诒写信，请假期后返校，见面即告：“你不必担心，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我这里。”师说及此，即做唐先生拍口袋状。我知师最终得走上学术道路，且有所成就，唐先生当年之助力，令他终生铭感。1985年顷，师知我参加《辞海》修订，即召而告之：“《辞海》怎么可以没有唐先生呢？”终得补入。师为泰兴人，口音颇重，称唐先生或唐蔚芝先生，重音在“唐”字上，至今念及，尤在耳边。此我得朱师所告者如此。
廿余年前在苏州古籍书店购得唐先生自撰《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因得知先生生平大略及思想脉络。先生名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他于同治四年（1865）生于太仓州，今年恰好为其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太仓于明清两代文教鼎盛，先生自幼即习举业，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经世学说。十五岁应童试，十八岁中举，二十岁进南菁书院治经，后四应礼部试，二十八岁成进士。其早期经历如此，学术兴趣也皆在宋明理学，制艺古文。然从政后则历经世变，至三十七岁随户部侍郎那桐办辛丑和约，初使日本，见其“虽系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内阁”，“一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次年复随固山贝子载振出使英国贺英王加冕，因英王生病而滞留，充分参观英国社会之诸面相，归撰《英轺日记》，亟称现代社会建设之诸要务，尤称许保存本国文明与实施大学教育之举措。四十二岁任农工商部侍郎，曾署理尚书，亟亟于现代实业建设。居母忧南归，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任监督，本为居丧间之临时职务，不意竟达十四年之久。其主校政最重大之贡献，是改商科为工科，从普通工程科改设铁路、电机、船政诸科，奠定现代工科大学之基础。其间先生本人之学术研究则仍以经学为主，他倡导恢复儒家学术之本旨，因以汉魏古文为主，删略成十三经读本。经学及古文大师领导工科学校，至今仍有人提出质疑，然现代交通大学的最初雏形，确实是在唐先生手上所建成。辛亥武昌首义不久，唐先生是最早通电要求清廷逊位、改行共和之体制内官员之一，以为“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此前即率领全校师生集合学堂运动场剪辫，可见其赞同革命，与世同进。然当五四学潮既起，则深感“学风愈觉不靖”，加上目疾加重，乃辞校职，退归无锡，受乡绅施肇曾之托，成立无锡国学专修馆，从此专力弘扬国学，作育人才，历三十年而不辍。当抗战军兴，七旬老人且双目皆盲，携生徒奔走道徒，尤弦歌不辍。其勤勤于国学之传承发弘，诚可谓生死以之，一往情深。此我读其自定年谱而得知者。
去岁偶于书肆购得陆阳著《唐文治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于网上偶得见其欧游所著《英轺日记》，于其思想变化及在南洋公学、无锡国专期间为政为学之施为，乃得更深入细致之认识。《英轺日记》乃代载振所撰之考察报告，逐日详记见闻，因代表国家造访，英方因加冕礼再三延期而尽展本国之所有以为款待，故在清末出洋游记中，最称翘楚。全书虽皆以载振口气表达，但所抒皆唐某之认识。如云欧洲全境为国数十，皆曾有猜忌仇怨，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者也”，这些善政中，“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可以说创始于不同国度，但“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即中国要想进步，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绝无他途。从度量衡制到国会政治，从医院设施到学校规模，无所不及。甚至乘火车出行，在燃气机车轰鸣中，都在思考：“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画，以羡补不足，大率类此。”其设计之周到，施工之讲究，看似投入巨大，其实长久获益。对学校之考察更仔细，记录全英有大学六十七所，中小学三万多所，教师十四万人，大学生三万多人，中小学生五百五十五万人，全年官学费英金九百七十三万磅，还详尽记录各类公益学校和技工学校之情况。阅读这些记录，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之施为，无愧为具有世界眼光、立足于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之教育家。
而陆著《年谱》凡四十五万言，因得充分利用交大校史档案、盛宣怀档案、无锡国专档案，以及唐先生存世遗著和门生回忆，期刊报纸的记录，逐年逐月逐日记录生平行事，得以立体再现唐先生一生行事与学术。其前任监督者十人，多不到校，他则到校即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首先谘文邮传部落实常年经费，即“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凭藉熟悉朝廷财政和曾在官场之人脉优势，为学校多方筹措经费，如建议从京奉、京汉两路余利下为学校增拨经费；建议为江、浙、闽、粤四省每年培养学生四十人，各省酌拨经费支持学校；将学校积年旧账理清，如汉阳铁厂老股盘活等。经费充裕，得以设立新学科，聘请西人教员和留洋归国者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逐年提供一百位华生留美机会后，唐先生在学校立即公布，并往上疏通，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四十七人，上海实业学堂有十四人，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之努力。但就他本人之治学言，则仍一如既往地治经作文，吟诵不辍。到校次年即设国文科，自任特班教员，在附属中学、小学皆开国学课，兼任教员。大学监督而兼大学、中学、小学教员，实在空前绝后，朱东润师所述早年经历，只是唐先生大事业中一段小插曲耳！今得见实业学堂之课程设置，铁路、电机二科有古文释义一门，航海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三门，余皆专业课，颇合今日素质教育之规定。唐先生虽以经学家主校政，深知大学为国家作育人才，经学为自己学业专攻，故昼则西服革履，为学校谋发展；夜则中装长袍，恒兀兀以穷经。其热衷授课，虽存传续学术之意，或亦藉此以自遣兴。所拟校歌云：“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真其主校时写照。至民初百业遽变，惟其居旧职历十年而不迁，奠定交大校史上不朽地位。后交大先后建文治堂、新文治堂，孤岛初期拟改国立为私立，以避陷逆，曾拟文治大学之校名，皆学校感念其贡献之巨大。古稀以后，虽双目全盲，仍坚持每周到交大讲演一次，以道德文章勖勉诸生。1920年秋，唐先生辞校长获允，到无锡主办国学专修馆，为传播一己之学术理想揭开新章。以上为读唐先生遗著与陆著《年谱》所知者。
庆存应曰：“前辈风范，诚令人无限向往，传承弘扬，自是不可推卸之责任。然当唐先生初主校务时，学校仅设三科，教员四十五人，职员二十五人，学生数百人，然今日学院数十，师生数万，气象格局，迥非昔比。暂承文学院长之职，虽思有以振拔，诚惧难大作为，先生有以赐告否？”余漫应曰：“交大以国内最顶尖之工科大学，欲建设世界一流综合大学逾三十年，成就举世共识，播在人口。然奠基校长而曾为国学大师者，举世再无第二家，是当隆重宣传，庄严纪念，接续其学术，整理其遗著，要为首义。近世学术就上承传统言，实有汉、宋之分，若清华国学院，若中研院史语所，皆源出乾嘉汉学，得与西学融合转型成现当代学术之主流。唐先生之专攻，一为古文，远接唐宋八家，近续桐城、湘乡，尤重文章之气势声韵；二为理学，远绍紫阳（朱熹），近袭桴亭（陆世仪），尤重人格之养成与道德之渟蓄，倡导士人之节操与经世之作为；三为经学，希图剥除汉宋学者繁琐考据与率意发挥之迷彰，追寻孔孟学术之本真。凡此三端，皆其卓荦大者。五四诸论者矫激过甚，每以妖孽谬种诬之，唐先生既知欧洲文明之存续绝不以割断传统为表征，乃毅然以传承国学、位育人才为己责。无锡国专之业绩，可与交大成就并称不朽。近年海内外侈谈国学，相舞成风，各逞其是，无所归依，惟唐先生所论乃真得国学之精神，尤应发皇光大，以存正学。阁下长期主持全国人文社科规划立项，深知世界学术之新变与全国各学科之走向，且具广泛之人脉与资源，恰如唐先生当年以侍郎之尊就一校之长，能为学校引导长久之发展。余亦知阁下会有大作为，乐作静观而为诵祷。”庆存颔之，敬谢不敏，余知其心存默识，必有所虑也。
庆存初从刘乃昌先生治词学，三十年前已完成宋晁补之词笺释。年近四十，任教曲阜已历年所，弃而来沪，从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其向学之诚，研读之勤，当年多得佳誉。博士有成，入中宣部任职近二十年，仕至全国社科基金办公室副主任，亦官亦学，事务烦冗，未尝一日轻弃所学。既欲就所承师学有所建树，更念就原有治学有以拓展。本书凡分三编，一曰《散文与小说》，得王先生倡文章学真传而有所创见者；二曰《诗词与戏剧》，得刘先生所授而潜心精研之所得；三曰《文献与考证》，则多近年读书得间、融通新作者。凡此数端，皆涉猎广阔，体会深切，举证详确，结论足征。尤称难得者，其间颇有因职务原因参加学术会议而提交之论文或所准备之发言。因职务所系，一些学术会议或新书发布、课题论证，多曾邀其参加，庆存不以职务自居，认真撰写论文，准备发言，以学者身份参与讨论，共同交流。书中所收，多与此相涉，至少《杜甫全集校注》与《王世贞全集》二会，我亦得与列，知其所言之得当有识，知其始终保持学者本色之不易。现庆存重回学校，重执教鞭，重归学术，知其必能大有成就，是所属望焉。
谨序。
乙未中秋前一日，陈尚君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