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工程
梁广大天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1988年，在一片质疑、不解甚至嘲讽声中，梁广大再次出招：由他主政的珠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抢占发展经济制高点的战略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被珠海人称为“命运工程”。
所谓“命运工程”，顾名思义，指的是事关珠海发展命运的关键工程。说穿了，就是一批比修马路更为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如，修建珠海机场，修建珠海港，修建铁路，修建大水厂，修建大电厂，等等。并且，珠海市政府还对外宣称，珠海要建的这个机场，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国际机场，其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1989年珠海又正式对外宣称，还要修建一座直通香港的跨海大桥——伶仃洋大桥！
这次动静之大，不仅让珠海人大吃一惊，也让广州乃至全国不少人惊诧万分。于是一时间里，风声四起，众说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有人说，一个小小的珠海，走还没学会呢，就想飞了，不自量力！还有人说，小小的珠海，搞什么国际机场、大港口、伶仃洋大桥，是不是吃错了药，搞晕了头哟？
当然，也有人对梁广大表示赞赏、支持，佩服他的胆略和气魄，认为他有超前意识、国际视野和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梁广大不去考虑怎么发展经济，不去琢磨怎么赚钱，就知道花钱；花钱还不说，又弄来一批花钱的大工程；而且这一次花的钱，远比当初修马路的钱多得多！他这是不顾珠海人的死活，只想着为自己树碑立传！
于是，梁广大继“马路市长”之后，又多了一个绰号：梁大胆！
其实，梁广大的“大胆”，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当初考察深圳时，他虽然确实被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感染所打动，也从深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到任珠海后，当他对珠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这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珠海与深圳有太多的不同，太多的不可比性。尽管珠海和深圳同为特区，但深圳像个健壮的少年，珠海则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比如，深圳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大量的人力涌进，丰富的物质储备，还有大幅度的自由开放，惊人的建设速度，等等，这些优势珠海都远不具备；加之深圳紧邻香港，香港的发达经济可直接辐射影响，深圳就更是如虎添翼。而珠海呢？虽说也紧挨着澳门，可澳门除了博彩业、娱乐业，什么产业都没有，对珠海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珠海的特区面积小，最初仅有6.18平方公里，后来经过两次扩容，仍不及深圳的三分之一。所以，珠海先天条件不足、施展空间有限这一现实，就逼着梁广大必须拿出一个适合珠海自身发展的、长久远大的发展规划。
采访中，梁广大说，他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老想着小小的珠海，老是从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出发，眼睛只盯着别人怎么搞，只看别人有多少钱装进了腰包；而他想的是，珠海是国家的特区，不是珠海的特区，所以考虑问题办事情，必须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按照国家的要求搞，而不能只站在珠海的立场去想。
因此，梁广大认为，尽管路修好了，供水、供电、通信等设施也初步建起来了，但珠海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并持续性地发展下去，大型基础设施最为关键。纵观全球，但凡大的城市、大的经济区域，没有一个不具备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的。没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就不成其为大城市、大经济区域。比如，没有便捷的交通，你让人家怎么来？坐汽车、火车来，还是靠两条腿走路来？人来不了，或者说不方便来，怎么投资？没有外来的投资，珠海怎么发展？即使短期内有点发展，往后的日子又怎么办？搞“命运工程”，就是站在整个珠三角西部广大经济区思考问题，就是要谋划整个南方几省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珠海的发展。
梁广大曾经仔细算过一笔账：一个集装箱，从深圳发往香港，仅需三百多块；而从珠海运至香港，则必须经过中山市、顺德市、南海市、东莞市、深圳市才能转道香港，需要三千多块。单单这一笔运费，就高出十倍以上！不修路，不建桥，怎么搞？
当然，这期间也确有一些国外的大财团来珠海考察过，并打算投资一些项目，但因珠海缺乏高规格的交通能源设施，大多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梁广大清楚地记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视察时，特区当时正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巨大的发展阻力。比如，有人说，特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特区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颜色。甚至还有人说，特区就是租界。不能再这样搞下去，要收了，不能再放了，再这样放下去，就完蛋了！在各种压力下，特区干部们的思想和手脚好像都被捆绑住了，外资来考察洽谈投资项目时，不仅不敢主动配合，甚至连外资老板也不敢接触了，害怕哪天运动一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而就在这时，邓小平乘船从深圳来到了珠海。梁广大从码头接到邓小平后，在车上将珠海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简单汇报。汇报时，邓小平不说话，只听，有时点点头，表情严肃。中午吃完饭，大家坐下来吃水果，他趁机请求邓小平说：“邓主席，给我们提几个字吧，鼓励一下我们！”邓小平二话不说，走上去，抓起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
采访中，梁广大说，这个题词，不光是邓小平对珠海、对他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垦荒者”的最大鼓励，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上重重非议的有力回答！
一个月后，中央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肯定了办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并明确指出，特区放得不够，不仅不收，而且还要再扩大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同时强调，改革开放不能受“左”的思想影响！会上的梁广大备受鼓舞，办特区的信心更足了。
采访中，梁广大说：“我当时是把大型基础设施当作珠海的命运工程来抓的。我如果只站在珠海的角度来考虑珠海，珠海就没有必要建机场、港口、铁路等这批基础工程。一个小小的珠海，你搞那么大的工程干吗？但是，珠海是个特区，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它担负着国家探索改革开放试办特区的重任，我们就不能以珠海论珠海，而要跳出珠海论珠海。应该按小平同志指示的办，没有经济、没有资金，也要自己闯出一条血路来。所以当时珠海的几大工程建设都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建大机场、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伶仃洋大桥、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吸收外来投资。”
这就有了“命运工程”的推出和实施。
而修建机场，则是“命运工程”的重中之重。
其实，修建机场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特区建设之初的1983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就向广东省委提交了请示报告，要求修建珠海机场。之后，珠海市委、市政府与国家民航局中南管理局合作建了直升机场；不久，澳门政府主动表示，愿与珠海合建机场。
据珠海外事部门档案资料显示，澳门政府政务司马文佳和澳门经济财政暨旅游政务司孟智，曾于1985年4月17日、1985年6月29日和1986年2月13日，先后三次与珠海市政府、珠海机场签订了筹建备忘录；而澳门档案资料则称，早在1979年12月，澳门政府就经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出过建设国际机场一事。
1986年，外交部根据珠海和澳门的共同要求，向国家主要领导人汇报了珠澳合建机场一事。之后，澳葡当局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对机场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时间转眼到了1988年。珠海市委、市政府见与澳门共建机场一事难以推进，再度立项，提出独自建设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机场。
珠海这么一个小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机场，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国际机场？这是当时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专家都很不理解的问题。
采访中，梁广大说，这是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的可行性方案。因为珠江西岸经济尽管当时比不上东岸，但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以高速公路一个小时计算，珠海、中山、江门等市覆盖人口接近一千五百多万，何况江门又是重要侨乡，国内进出澳门人口连年大幅增加。所以，建国际机场的条件还是具备的。
很快，珠海机场的选址和论证工作同步展开。
但选址工作并不顺利。广州民航局首先提出，在珠海香洲湾境内修建机场，建设跑道。可梁广大等珠海市领导则认为，香洲湾选址在市中心，飞机的起飞降落都要经过市区，对市区居民的生活影响太大，此方案不可行。后来，又把地点选在了金鼎镇下栅。此地虽地表环境好，但净空环境不好，周边多有山脉，对飞机的起飞降落会有影响。再后来，又想到了上冲检查站外的坦洲方向。但这个地方由于淤泥淤积层太深，施工成本太高，加上附近村庄多、村民多，最终也被舍弃。
而就在珠海机场选址之时，澳门方面再度提出合建机场的意愿，并委托“赌王”何鸿燊前来珠海与梁广大等人洽谈。经过何鸿燊先后三次到珠海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合建机场既可以节约成本，又能充分发挥机场作用，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后来，通过再次调研选址，双方最终将合建机场的地点确定在小横琴岛。
除此之外，双方还就具体事项做出约定：各自出钱修建一条通道、一座桥；各自境内按各自法律条规管理，不收土地费。澳门方面由何鸿燊从博彩业拿钱，珠海方的钱则从日本高尔夫球场借六千万美元。
为考察珠澳合作机场项目，当时的国家相关领导、民航总局领导、民航中南管理局领导等，还专门乘坐直升机，在澳门氹仔东面海域填海建机场的位置，低空盘旋了两圈。
会议上，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李耀其表示，澳葡当局对中方给出的三个条件有看法。换句话说，澳门方感到中方给出的这三个合作条件制约太大，难以合作：一、澳门方面跟外国签航空协议时，需报中方批准；二、飞机进入中国领空时，要向中方报告；三、机场只能民用，不能军用。
采访中，梁广大说：“当时听了澳门方的意见，我感到非常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夹在中间的我，无论中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是否合理，我梁广大都无法左右；而澳葡当局不肯接受这三个条件，我又强求不得，也强求不了。所以，最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伙散伙。”
于是，珠澳合建机场一事，再度搁浅。
事情走到这一步，珠海机场就只有珠海自己来建了。而且不管用哪种方式，都必须要建起来！
这一来，原定在小横琴岛建机场的方案不得不废弃，机场的选址工作只有另起炉灶，重新开始。
最终，经专家们再三考察调研，新建机场的地点确定在了一个叫三灶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