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与垃圾场
珠海建市，是很晚的事了。
建市前，珠海就是散落在珠江河外一个偏僻的弹丸海岛。
在历史的长河中，珠海的经历颇为复杂，称谓繁多。珠海在汉朝隶属番禺县，晋至陈朝隶属东官郡，隋朝隶属宝安县，唐代隶属东莞县辖。宋朝以后，因盐业和银矿业兴旺，设置香山镇；至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设置香山县，隶属广州府，沿至元、明、清三代。辛亥革命以后，香山县隶属广东省。1925年4月15日，为纪念孙中山易名中山县。1953年设珠海县。1959年再次并入中山县，成立珠海工委。1961年恢复珠海县建制。1979年珠海县改为省辖市。1980年珠海市设为经济特区。
珠海辖区，因地处沿海边防，历史上都是军事要塞。这里既是殖民者入侵中国的门户，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前哨阵地；同时珠海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涌现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如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被誉为“中国第一企业家”的近代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创建中国最大百货公司（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苏曼殊等。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珠海人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性格特征中，既有开拓创新的务实精神，又有敢为天下先的担当胸襟。
然而，同样是因为珠海地处沿海边防，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海岸线把守森严，层层封闭，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港澳地区，珠海的经济发展反而滞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珠海曾鼓励港澳商人合作投资造船，发展渔业，一度成为广东省内渔船装备最好、渔产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快被视为“依靠老板，发展生产”的典型而受到讨伐。之后，珠海边境经济困难，边境地区人心浮动，不少民众外逃港澳。为稳定人心，发展经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广东省多次采取改进措施，“开放边防口子”：1961年，根据珠海渔农产品“全为港澳所需”的传统惯例，广东省委决定允许部分社员赴港澳出售农渔产品，允许湾仔花农到澳门卖花，允许从港澳购买少量生产生活资料；1963年广东省委批准实行“小额贸易”，允许生产队的农渔产品运到港澳出售，并规划部分地区实行对外开放……
上述有限的开放政策，使珠海边境地区的经济一度得到发展，生产呈现生机，外流人员回归。但步子刚刚迈开，这些有限的开放举措又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边防口子”关闭，小额贸易停止，大片经济效益高的花地、传统经济作物地改种水稻，渔农产品出口锐减，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珠海建市之前，经济落后，城市的体量小，人口少，产业结构单一，被人们称为“小渔村”：全县仅十二万人，工业仅有造船厂、农机厂、渔网厂、食品厂等十几家厂子，产业局限于农渔业。整个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干部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靠政府补贴发放工资。于是一些机关干部，只好周末上山砍柴，补贴家用。
有一个讽刺的故事，说香港翡翠台有一个益智节目，出了一道考题问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小朋友们猜猜看，这是哪个城市？
小朋友们异口同声答道：珠——海！
还有一个坊间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当年的珠海只有一个村，一条路，一名警察，一个红绿灯。若去了珠海，只需吸上一支烟的工夫，就能把珠海转完。
上述故事与传说虽有几分夸张，却道出了珠海的某些实情。
那时的珠海，与香港的距离仅四十六海里，却因为没有直通船，只能到澳门乘船再转道香港。而与之一门之隔的澳门，非但不能获益丝毫，反受澳门的危害触目惊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垃圾。
澳门成为殖民地后，数百年来，殖民统治当局在建设上十分敷衍，整座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更没建垃圾处理场地。他们处理垃圾的办法很简单：将生产生活垃圾直接堆至与珠海接壤的边境。而珠海人对待垃圾，不但不当成威胁，反将其视为“宝库”。
熟悉珠海的人都知道，从珠海的香洲沿海岸线往南七公里，就是拱北。拱北是联结澳门关闸的口岸，设置于1849年。之后，清政府在今炮台山设海关总管，以当时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拱桥的“拱”字和著名的北岭的“北”字，取名拱北关，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拱北口岸，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口岸。2011年，拱北口岸客流量超过深圳罗湖口岸，成为全国第一大陆路口岸。每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海内外旅客达八千多万人次，是珠海市人流最旺的地区。可谁能想象，当年的拱北，与澳门仅一条与海湾连接的小河和一片洼地相隔，而洼地一带，就是数百年来澳门的垃圾堆放地。
堆积如山的垃圾，持续地向珠海地界扩大。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越入茂盛围河五十多米，形成一座长四百米、高二十多米、占地五公顷以上的垃圾大山。
有人估算过这座垃圾大山，总重超过八十万吨！
垃圾的污染触目惊心。珠海阳光充沛，雨水丰盈，终年无冬季。在暴烈的阳光下，高温使垃圾堆沤发热，自行燃烧，再被雨水浇淋，发出恶臭。垃圾山一带，常常是黑烟滚滚，臭气熏天。守卫茂盛围河的部队战士说：“何止是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更严重。茂盛围河的水全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势不良，徒长叶子，果实不饱满。”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污染，珠海人不但没有抗议，也没有吓跑，而是选择了匪夷所思的态度：扑向垃圾山！
为什么？因为用贫穷和饥饿的眼光看过去，珠海人看不见垃圾山的恐怖和威胁，而看到的是一座“宝库”，是一条难得的“生财之道”。
于是垃圾山上，滚滚黑烟中，常常是如同苍蝇般的人群，伏身其间，拼命地在捡拾着各种废品。
他们要用废品换钱。
更有甚者，当时的珠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卫生处”。只是这个“环境卫生处”并不负责环境卫生，而是专门负责捡拾处理澳门人的垃圾，因此又被人称为“捡破烂公司”。环境卫生处拾回的破烂，一部分再度利用做肥料，另一部分如旧电视机、旧布料等，则分门别类整理出售，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到后来，捡垃圾的队伍壮大起来，也用装备武装起来，每天浩浩荡荡，派出船只直接到澳门接运垃圾，每日数量高达二百至三百吨。而运回的垃圾，可做肥料的不多，可换成钱的也有限，更多的是些塑料、金属边料、碎玻璃、车辆残骸等，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现婴儿的尸体……
不能利用的这部分垃圾，堆积在珠海境内，持续产生着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至香洲、唐家，到处堆放着垃圾，到处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贫穷让珠海人长期忍受着惨烈不堪的现实，贫穷也让珠海政府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和思考能力。他们在意的，是“环境卫生处”每年可从垃圾中获得一百万人民币！
1980年，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珠海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重新考量澳门垃圾污染问题。多数人表示，不能再让澳门的垃圾污染珠海，不能再在这堆滚滚黑烟中生活下去了；可另有一些穷怕了的人却依依不舍，仿佛断奶一般，急切地抗议：“大饭碗还没捧上，好歹还有百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可惜！”还有人说：“承包处理垃圾，周围的几个县都争着要，而我们却主动放弃，是不是太傻了?”
在不同的声音面前，珠海市委市政府没有犹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途径同澳门当局进行会谈，科学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垃圾。1982年春，珠海政府与澳门政府正式签订协议，确定澳门垃圾转移方案，对原来茂盛围河对面的垃圾山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覆盖泥土、种花种树，开辟成一个小公园。
至此，长达百余年的垃圾污染历史，才算真正告终。
贫穷在珠海的另一表现，则是远近闻名的偷渡热。
珠海的偷渡热，集中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一方面，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地处沿海边防之地的珠海把守森严，层层封闭，民众生活十分困苦。以1978年香洲居民的生活水准为例：每月每人平均二十六斤大米，六两食油，猪肉凭票每人八角到一元二角不等，鱼票三元，煤十五斤……综合计算，当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仅为十五到十八元。而农村人的生活更是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港澳与珠海近在咫尺，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渐渐打开。穷怕了的珠海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看到了希望，而是看到了逃离珠海的可能。于是趁着政策放宽之际，不少珠海人纷纷申请前往港澳，仅1979年前后，珠海市公安局发出的出境申请表竟达四万多份！
但最终获准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于是“你不批，我自己批”。偷渡热就此出现。仅1979年至1980年两年间，珠海就出现过三次偷渡高潮，人数达三千二百七十一人。甚至，个别村党支部书记也公开鼓励村民外逃：“去吧，到了港澳，有钱可捞！”有一个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吹开工哨派工，哨子响了半天，却不见人来。他忙到农户家敲门，这才发现，队里的六七十个劳动力，除老人和小孩，一夜之间全跑光了！仅1979年1月至4月，收容人员就达五千多人；3月到6月，淹死在海里的偷渡者，仅珠海市三灶区就达二十二人！
当然，与此同时，国内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珠海成为特区后，经济发展形势日趋见好，没有人再愿背井离乡，冒险偷渡。很快，家乡的变化通过书信，通过亲人的呼唤传至远方，让外逃者看到了珠海的希望。所以自1981年起，一批批外逃港澳的人员，纷纷开始返回故乡。这些回到故乡的人们，心底都掖着一个愿望，希望珠海能尽快好起来，彻底摆脱以往贫困潦倒的日子。
就在这时，历史将一个人推到了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