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村与垃圾场

小渔村与垃圾场

珠海建市,是很晚的事了。

建市前,珠海就是散落在珠江河外一个偏僻的弹丸海岛。

在历史的长河中,珠海的经历颇为复杂,称谓繁多。珠海在汉朝隶属番禺县,晋至陈朝隶属东官郡,隋朝隶属宝安县,唐代隶属东莞县辖。宋朝以后,因盐业和银矿业兴旺,设置香山镇;至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设置香山县,隶属广州府,沿至元、明、清三代。辛亥革命以后,香山县隶属广东省。1925年4月15日,为纪念孙中山易名中山县。1953年设珠海县。1959年再次并入中山县,成立珠海工委。1961年恢复珠海县建制。1979年珠海县改为省辖市。1980年珠海市设为经济特区。

珠海辖区,因地处沿海边防,历史上都是军事要塞。这里既是殖民者入侵中国的门户,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前哨阵地;同时珠海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涌现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如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被誉为“中国第一企业家”的近代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创建中国最大百货公司(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苏曼殊等。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珠海人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性格特征中,既有开拓创新的务实精神,又有敢为天下先的担当胸襟。

然而,同样是因为珠海地处沿海边防,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海岸线把守森严,层层封闭,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港澳地区,珠海的经济发展反而滞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珠海曾鼓励港澳商人合作投资造船,发展渔业,一度成为广东省内渔船装备最好、渔产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快被视为“依靠老板,发展生产”的典型而受到讨伐。之后,珠海边境经济困难,边境地区人心浮动,不少民众外逃港澳。为稳定人心,发展经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广东省多次采取改进措施,“开放边防口子”:1961年,根据珠海渔农产品“全为港澳所需”的传统惯例,广东省委决定允许部分社员赴港澳出售农渔产品,允许湾仔花农到澳门卖花,允许从港澳购买少量生产生活资料;1963年广东省委批准实行“小额贸易”,允许生产队的农渔产品运到港澳出售,并规划部分地区实行对外开放……

上述有限的开放政策,使珠海边境地区的经济一度得到发展,生产呈现生机,外流人员回归。但步子刚刚迈开,这些有限的开放举措又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边防口子”关闭,小额贸易停止,大片经济效益高的花地、传统经济作物地改种水稻,渔农产品出口锐减,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珠海建市之前,经济落后,城市的体量小,人口少,产业结构单一,被人们称为“小渔村”:全县仅十二万人,工业仅有造船厂、农机厂、渔网厂、食品厂等十几家厂子,产业局限于农渔业。整个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干部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靠政府补贴发放工资。于是一些机关干部,只好周末上山砍柴,补贴家用。

有一个讽刺的故事,说香港翡翠台有一个益智节目,出了一道考题问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小朋友们猜猜看,这是哪个城市?

小朋友们异口同声答道:珠——海!

还有一个坊间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当年的珠海只有一个村,一条路,一名警察,一个红绿灯。若去了珠海,只需吸上一支烟的工夫,就能把珠海转完。

上述故事与传说虽有几分夸张,却道出了珠海的某些实情。

那时的珠海,与香港的距离仅四十六海里,却因为没有直通船,只能到澳门乘船再转道香港。而与之一门之隔的澳门,非但不能获益丝毫,反受澳门的危害触目惊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垃圾。

澳门成为殖民地后,数百年来,殖民统治当局在建设上十分敷衍,整座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更没建垃圾处理场地。他们处理垃圾的办法很简单:将生产生活垃圾直接堆至与珠海接壤的边境。而珠海人对待垃圾,不但不当成威胁,反将其视为“宝库”。

熟悉珠海的人都知道,从珠海的香洲沿海岸线往南七公里,就是拱北。拱北是联结澳门关闸的口岸,设置于1849年。之后,清政府在今炮台山设海关总管,以当时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拱桥的“拱”字和著名的北岭的“北”字,取名拱北关,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拱北口岸,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口岸。2011年,拱北口岸客流量超过深圳罗湖口岸,成为全国第一大陆路口岸。每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海内外旅客达八千多万人次,是珠海市人流最旺的地区。可谁能想象,当年的拱北,与澳门仅一条与海湾连接的小河和一片洼地相隔,而洼地一带,就是数百年来澳门的垃圾堆放地。

堆积如山的垃圾,持续地向珠海地界扩大。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越入茂盛围河五十多米,形成一座长四百米、高二十多米、占地五公顷以上的垃圾大山。

有人估算过这座垃圾大山,总重超过八十万吨!

垃圾的污染触目惊心。珠海阳光充沛,雨水丰盈,终年无冬季。在暴烈的阳光下,高温使垃圾堆沤发热,自行燃烧,再被雨水浇淋,发出恶臭。垃圾山一带,常常是黑烟滚滚,臭气熏天。守卫茂盛围河的部队战士说:“何止是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更严重。茂盛围河的水全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势不良,徒长叶子,果实不饱满。”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污染,珠海人不但没有抗议,也没有吓跑,而是选择了匪夷所思的态度:扑向垃圾山!

为什么?因为用贫穷和饥饿的眼光看过去,珠海人看不见垃圾山的恐怖和威胁,而看到的是一座“宝库”,是一条难得的“生财之道”。

于是垃圾山上,滚滚黑烟中,常常是如同苍蝇般的人群,伏身其间,拼命地在捡拾着各种废品。

他们要用废品换钱。

更有甚者,当时的珠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卫生处”。只是这个“环境卫生处”并不负责环境卫生,而是专门负责捡拾处理澳门人的垃圾,因此又被人称为“捡破烂公司”。环境卫生处拾回的破烂,一部分再度利用做肥料,另一部分如旧电视机、旧布料等,则分门别类整理出售,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到后来,捡垃圾的队伍壮大起来,也用装备武装起来,每天浩浩荡荡,派出船只直接到澳门接运垃圾,每日数量高达二百至三百吨。而运回的垃圾,可做肥料的不多,可换成钱的也有限,更多的是些塑料、金属边料、碎玻璃、车辆残骸等,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现婴儿的尸体……

不能利用的这部分垃圾,堆积在珠海境内,持续产生着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至香洲、唐家,到处堆放着垃圾,到处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贫穷让珠海人长期忍受着惨烈不堪的现实,贫穷也让珠海政府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和思考能力。他们在意的,是“环境卫生处”每年可从垃圾中获得一百万人民币!

1980年,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珠海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重新考量澳门垃圾污染问题。多数人表示,不能再让澳门的垃圾污染珠海,不能再在这堆滚滚黑烟中生活下去了;可另有一些穷怕了的人却依依不舍,仿佛断奶一般,急切地抗议:“大饭碗还没捧上,好歹还有百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可惜!”还有人说:“承包处理垃圾,周围的几个县都争着要,而我们却主动放弃,是不是太傻了?”

在不同的声音面前,珠海市委市政府没有犹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途径同澳门当局进行会谈,科学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垃圾。1982年春,珠海政府与澳门政府正式签订协议,确定澳门垃圾转移方案,对原来茂盛围河对面的垃圾山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覆盖泥土、种花种树,开辟成一个小公园。

至此,长达百余年的垃圾污染历史,才算真正告终。

贫穷在珠海的另一表现,则是远近闻名的偷渡热。

珠海的偷渡热,集中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一方面,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地处沿海边防之地的珠海把守森严,层层封闭,民众生活十分困苦。以1978年香洲居民的生活水准为例:每月每人平均二十六斤大米,六两食油,猪肉凭票每人八角到一元二角不等,鱼票三元,煤十五斤……综合计算,当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仅为十五到十八元。而农村人的生活更是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港澳与珠海近在咫尺,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渐渐打开。穷怕了的珠海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看到了希望,而是看到了逃离珠海的可能。于是趁着政策放宽之际,不少珠海人纷纷申请前往港澳,仅1979年前后,珠海市公安局发出的出境申请表竟达四万多份!

但最终获准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于是“你不批,我自己批”。偷渡热就此出现。仅1979年至1980年两年间,珠海就出现过三次偷渡高潮,人数达三千二百七十一人。甚至,个别村党支部书记也公开鼓励村民外逃:“去吧,到了港澳,有钱可捞!”有一个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吹开工哨派工,哨子响了半天,却不见人来。他忙到农户家敲门,这才发现,队里的六七十个劳动力,除老人和小孩,一夜之间全跑光了!仅1979年1月至4月,收容人员就达五千多人;3月到6月,淹死在海里的偷渡者,仅珠海市三灶区就达二十二人!

当然,与此同时,国内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珠海成为特区后,经济发展形势日趋见好,没有人再愿背井离乡,冒险偷渡。很快,家乡的变化通过书信,通过亲人的呼唤传至远方,让外逃者看到了珠海的希望。所以自1981年起,一批批外逃港澳的人员,纷纷开始返回故乡。这些回到故乡的人们,心底都掖着一个愿望,希望珠海能尽快好起来,彻底摆脱以往贫困潦倒的日子。

就在这时,历史将一个人推到了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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