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建构理论研究

论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必要性^[1]

刘建军

注重实践，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或曰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以及该领域当代“中国话语”建设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中国百年来的新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同时，它对我们今后的文化建设能更好地前进也是密切相关的。

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所谓中国梦，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我们之所以在百多年前就能接受外来文学，就是因为这一文学的引进和我们的国家强盛、民族强盛和文化强盛的伟大进程紧密相连，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前进方向密切相关。

一 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道路自信的必然要求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欧美的一些民族国家率先走出了自己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大体路径是：在经济上依靠工业革命的进步，并在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导致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则建立起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少数人压迫无产阶级及其广大的劳动者的现代制度。在文化上则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并试图以此来调试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诚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诚如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说：“自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依仗着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这几根支柱，支撑了西方文明继长增高。近百年来，虽然西方文明的中心不断在迁移，但总的发展方向却是有相当的动力。西方文明维持了自己的霸权，也将整个世界迅速地带向不断进步的方向。”^[3]正是因此，现代很多西方的理论家们常常自诩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唯一道路和普遍模式。西方世界总是对这一道路以及这一制度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

但几乎就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一制度的一些本质性的缺陷就已开始显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其经济形态中私有制的根本弊端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使世界历史发展的脚步受阻。再加上20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扩张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本性所造成的争夺，更给这个开拓性文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同样，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冲突也扩展到全球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这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文明与基督新教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新教是在传统的基督教文明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这一点做出深刻揭示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在新教伦理中，神的恩赐和庇佑诚然将许多个别的个人连接成一个社会整体，这正好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可是，事物总是有着两面性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与不同文化的广泛接触之后，对于独一真神观念又遭到质疑，神又消失了，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意识更为强盛。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天然的互相的情感联系，因此也就没有了彼此的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成为物质利益下相互提防和伤害的关系。到了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难以修补的地步：人有充分的自由，但人与人之间则彼此不再信任，尤其是对别人几乎可以没有责任。这一情况，造成了社会将近解体，甚至家庭可以不存在，夫妇、亲子之间缺少亲密的相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将只有满足欲望的掠夺，而没有彼此扶持的互助，这是西方文明正面临的重大缺失”^[4]。

但是，就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固有的矛盾难以解决的时候，诚如马克思所言，完成世界历史发展的任务必然由社会主义来担当，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方向。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用新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判断，世界历史进入了非西方民族国家不断地开辟新的道路和发展路径的时代。而近百年来，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性质完全不同、路径完全不同、效果也全然不同的崭新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使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很快变成了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从而赋予世界历史新内涵，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进程。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道路是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提供的这个新道路具有鲜明的特征。

首先，我们可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经历了由被动卷入到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初起发端在19世纪后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土壤上。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文化衰微，尤其是不具备西方世界那样经过几次工业革命的洗礼所形成的资本主义自我生长的条件。这是和西方现代化道路明显的不同之处。正是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涌入，加上民族处在危亡之中的严酷现实，使得中国社会中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变革。在现代的知识体系和科学民主思想开始形成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使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开始形成。尤其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迈出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实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独立，开始独立自主地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征程，从而开辟了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社会转型并融入世界历史的新进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换。从此中国社会步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再一次开启“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世界历史的“新道路”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我们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领导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因此，有学者认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就是融入世界历史、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历程。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以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政治诉求为主要任务，逐渐发展到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为根本目的，并在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们的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道路。这一点，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有着明显的本质不同。前面我们说过，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它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以私有化作为根基的。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是以“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以及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繁荣富强为基本出发点的。正是这一根本点的不同，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欧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性质和不同面貌。这也就是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其根本宗旨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个现象就可以说明两种道路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效果。众所周知，在现代化进程中，转移农村人口，使其进入城市文明之中，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发展道路相比而言，弊端极大。我们知道，西方的农村城市化最早是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在14世纪、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由于私有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随着圈地运动中农村公用土地残余的消失，一大批农民变成城市中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它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并使其变成了无产者。从而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加剧，并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除了英国外，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大致如此。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那些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如墨西哥、埃及、印度等，由于这些国家走的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结果导致更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流浪者并造成了贫民窟围城的现象。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优势在于，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要为全体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四五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都属于局部的、个别的现象，没有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这不能不说我们所选择的以“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更有优势。

再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是以先进的文化为支撑的道路。我国以当代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在中国传统文化厚重基础上，加上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建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试想，在一个具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国家，若没有一个把全中国各民族聚集起来的统一思想，那么，就不可能有“万众一心”“同心协力”的思想文化基础，就不可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虽然我国在现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也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上层建筑极大地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全面崛起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继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之后，又一种全新的、更适应非欧美国家和民族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一种今天更具有普遍性价值和意义的道路。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的道路更加波澜壮阔，更加成就辉煌，更加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

既然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地重走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道路，而是百年来中国几代人立足中国国情，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产物，那么，其中就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因此，深入总结这一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与总结，就成为今天我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很多学科领域，都在进行着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专业性的回答。那么，伴随着我国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外来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欧美的文化和文学，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认真总结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演进过程以及经验教训，从而为对这一道路的自信做出我们的贡献。这一方面是中国国力强大后的一种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样，我们也必须看到，欧美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了我国的前面，他们对人类历史进程也贡献了很多智慧和思想。他们的这些智慧和思想，在传入中国后，是怎样被我们接受的，又经历了哪些“误读”和改变，这些思想和智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天又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借鉴，也需要我们从专业领域进行回答。

二 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不懈追求。近百年来，中国的学人们始终围着这一目标不断奋进前行。随着近4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我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学者在中国特色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方面，自觉意识越来越强。它说明中国人跟随着外国人研究路子走的时代，已经淡化或趋于终结。也可以说，努力去建设新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今天的自觉追求。

纵观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一直面临着三种状况：一是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更加紧密；二是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需要新的增长点和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三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本身需要新的发展，需要与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并与时俱进。如何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现代文化，使其既可以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指导中国的现代先进文化建设实践，同时又能够给世界文化建设提供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思想，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使命。

首先，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要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视阈。20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的文化变动激烈，大碰撞、大分化、大融合的特征鲜明，尤其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等多种冲突形式。在这样的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形势下，我们要充分了解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要充分接受和借鉴外国文化优秀养分，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服务。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建设的文化，没有全球性的视野，就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直是领先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甚至成为“东方霸主”的代名词。但为什么近代中国衰落了呢？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帝国末期的“闭关锁国”，“抱残守缺”，没有勇气打开国门，也没有胆量去“门外”看看究竟，才导致我们文化上落后的局面。纵观百年来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可以说，新文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我们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化有关。不论是西方的古典文化还是近代文化，不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乃至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等，都曾经是我们引进和借鉴的对象。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形象化反映，比较全面地、立体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道德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内容，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识典型地表现了欧美文化的精髓。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最初汲取外来文化，是从接受欧美文学起步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在这个与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学”领域，来了解和把握中国人接受世界文化的规律。

其次，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成长发育过程。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最近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5]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文化资源毕竟产生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其中还有很多陈旧的和过时的东西，也缺少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因子。这就涉及如何将其从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由农耕文化转换为工业文化、由封闭文化转向开放文化的过程。应该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当我们的前辈们从最初引进欧美文化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人用“反传统”或“批判传统”的目光来重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由此，他们或热衷于原封不动地引进欧美的文化和文学观念，企图全面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试图用舶来的文学观念“净化”我们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学者固守传统，试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某些思想来解决新时代出现的问题。甚至直到今天，这两种倾向仍然有一定的表现：如当下仍然有些人企图复活古代文化去突破当下的困境（当然这和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两回事儿，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认为所谓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东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更有用处。在这种全部“拿来”不行，全部“恢复”也不行的纠葛中，换言之，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理论方向。很多在理论上本来清晰的东西，在现实的操作中似乎变得模糊起来。例如，今天甚嚣尘上的“国学热”，就是如此。在连“国学”究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大喊“恢复国学”“弘扬国学”，这就很成问题了。殊不知，“国学”的概念在晚清时代出现，本身是针对“西学”而言的，是和“西学”对立的产物，是当时的人们人为地将之对立起来的结果。这样，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研究，就是想通过百年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并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中国化进程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看它们之间是怎么有机结合的，是如何使我国的文化传统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巨大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世界性的文化提供“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

再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学说，也经历了从一个具体学派的理论到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中国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不断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和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吸纳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一文化，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以表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理想以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依据，体现了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紧密联系；以提高全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为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文化支撑。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统筹下，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醒目的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先进性，就是因为它是多种文化优秀因子的融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新文化。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他紧接着就如何继承遗产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7]茅盾先生后来也对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茅盾看来，所谓的“中国化的文化”，既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的”，也是“国际主义的”，即离不开欧美文化的融会与贯通及其借鉴、参考价值。为此茅盾特意强调“中国化”与“中国本位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后者是“排拒外来思想的”，是“中国为体”的老调子的新装。而中国文化发展的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证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醇化”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8]由此可见，我们当前所建立的文化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种新的中国文化立足当代，根植于中华沃土，汲取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实现了其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展现了人类发展的民族历史继承性。同时，这一新型的中国文化也学习和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彰显了人类文化丰富性。它对推进世界历史文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经验，为世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新的样本和新意义，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原创素材。正是有这样的新文化，我们才具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底气。

我们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问题，也正是要通过这个具体的领域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如何把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如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因此，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也是我们外国文学界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三 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

研究欧美文学的“中国化”问题，从纯粹的文学学科角度讲，也是为了回应“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问题而提出的。说到底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认知模式服务的，是为了中国人的话语自觉服务的。

我们知道，自从19世纪初期德国伟大作家与诗人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论断之后，对“世界文学”概念、内涵、界限、标志以及价值的探索就不绝于耳。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欧美文学引进和研究获得了显著进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可以说，仅就中国的欧美文学的引进和研究而言，这一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之所以会如此，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百年来中国对欧美文学的翻译、引进和解说，已经初步走上了中国特色欧美文学的“话语”建设和发展之路。

但是，当前我国的欧美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比较起来，把“世界文学”与欧美文学“中国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和理论解说，很长的时间内都缺乏明晰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在理论体系、理论话语、理论概念以及理论指导实践等方面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涉及。多年来，中国很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还是中外文艺理论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外来文化“中国化”以及欧美文学话语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但总体来说，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缺乏系统的理论说明和专门性的阐释。换言之，现实极其需要理论，而零散的研究和单一学科化的研究又不适应这种需要，为此，在考察欧美文学百年来进入中国的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重新定义“中国的欧美文学”的性质以及构建今天中国特色的欧美文学话语新形态，显得更为必要和急迫。

当前在欧美文学“中国化”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欧美文学新话语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中国学术界所从事翻译、研究和讲授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看成“欧美的文学”（或外国的文学）。我们的任务似乎就是翻译、接受和研究欧美及其外国的文学，而没有将其看成这已经是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例如，我们众多的教科书和外国文学词典都这样定义：“外国文学，指的是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一切外国人写作的文学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现象。”当然，这也不能说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定义值得商榷，也可以说是很不科学的。我们之所以说它不科学，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当这些欧美的或外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诚然，原初性质的欧美文学，是西方某一个国家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自己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的文学实践和审美反映的产物，反映的是其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判断。但一旦欧美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中和文化语境中后，经过中国人的翻译过程、多次阅读理解过程以及研究、讲授过程后，已经在某种程度（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离开了其原初的意蕴，成了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有中华精神文化特色的第二文本和文学现象了。这也就是说，是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了而不再是原汁原味的欧美文学了。《晏子使楚》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对此，高玉曾指出：“‘本土经验’是指中国本土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观念、时代语境、语言等。是否接受、接受什么以及如何接受外国文学，深受本土经验的影响和制约。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外国文学的形态、性质、意义和价值，它使翻译文学不同于原语和原语境的外国文学从而具有中国性，成为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9]

这就涉及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我认为，理解“世界文学”概念，应在站在动态的、发展的立场上去进行，而不能抱着静态的眼光去看待它。我们说“世界文学”是个动态的概念，是因为世界文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以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形态构成。它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或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界文学。

一般而言，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在古代独立发生的。这和作家们生活的生产力发展较低、地域条件限制、信息封闭以及传播手段低下有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当时文化封闭性的典型写照。所以我们才说，全世界的古代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或者地域文学，不是今天所谓国家的文学。这正如我们说希腊文学不是古代希腊国家的文学，而是产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东地中海周边地域上产生的文学的统称；我们说但丁的《神曲》是意大利文学，不过是说它是生活在亚平宁地区意大利人创作的民族文学，而不是“意大利国家”的文学是一样的。众所周知，在18世纪及其之前，当时欧洲人们所知道的文学，不过是欧洲范围内（甚至只是西南欧诸民族）的文学而已。反过来说，中国人知道的文学也不过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古代文学而已。至于当时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欧洲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国当时也是完全不知道的。至于其他各大洲的民族文学，我们就更是闻所未闻了。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是根本不可能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的。

只有随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频繁的文学交流的出现，换言之，只有此地人知道彼地人，此民族了解了彼民族的文学的情况下，“世界文学”的观念才能萌芽和出现。当一个民族只有知道了并且了解了其他民族的文学，这样，“对比”或曰“互文”才可能出现。而人们的眼界一旦被打开，文学的视野也就广阔得多了。我猜想，歌德所谓“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知道了解彼此间文学的时代将要到来了。因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歌德，也是在他看到并研究了东方文学后，才眼界大开的。这才有了1827年1月31日在与其秘书艾克曼的谈话中，首先称赞的是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然后说出了“世界文学”一词的。请看下面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0]

但歌德的伟大就在于，它不仅说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了”的第一层意思，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知道和了解彼此的文学的时代快要到来了的意思，而且还说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即将到来”的第二层意思，即人们不仅要知道其他民族的文学，而且还要彼此学习和相互借鉴，也即“世界各民族文学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时代快要到来了”。由此，歌德才接着说道：“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诗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陆续出版了《东西方合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并强调东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彼此借鉴的关系。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歌德的时代，虽然他还不可能对“世界文学”做出我们今天这样的理解。但就“世界文学”这两层含义的提出，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了。例如，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1840年之后，正是通过翻译和介绍，中国人知道了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看到了不同文学的面貌。同时也紧接着开始了我们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但时至今日，在世界“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纯的“了解”和“借鉴”的“世界文学”内涵已经有了巨大的局限，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需要新的要素跟进。换言之，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借鉴和影响的关系，而是相互启发、相互碰撞的互补关系。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交融中，形成了价值取向上渐趋相似的关系。这一点，歌德在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时候也谈到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歌德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的第三层意思。对此，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学，他进一步说道：“我们大胆宣布有一种欧洲的，甚至是全球的世界文学，这并不是说，各种民族应当彼此了解，应彼此了解他们的产品，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早已存在，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并且在不断更新。不，不是指这样的世界文学！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12]可见，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源自作家思想深处的一种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社会性质的理想。这种社会性质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歌德并不是要泯灭民族文学的特色，而是要使文学去表现普遍为人接受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已经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现代化的便利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浸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文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才真正成为“处在总体联系中的动态有机体”^[13]。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原有的“国家文学”“民族文学”乃至“地域文学”等界限的模糊。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那种封闭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学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是世界各国与欧美文学直接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例如，大量的研究人员的频繁交流，各种国际性研讨会议的召开，海量学术论文的快速传递以及留学人员的数量增长，使不同国家的欧美文学研究者更直接地感受欧美文学成为可能。同样，各国具有欧美文化体验、掌握外语的研究人才的大量涌现为文本旅行的研究提供了人力条件。在中国，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全球的步伐加快，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但另外一个方面，世界各国人员的紧密联系，交流的便利性增强，也使得文化间在交流融合的同时，各国自己的话语意识常常消弭在日常方便的交流中。现在我们可以逐渐看到一种倾向，即非欧美作者，包括我国学者写作的欧美文学研究著作，越来越“像”欧美学者写作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主题意识，抑或是审美倾向乃至行文技巧等，都越来越失去了民族话语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明显意识到，一个民族在引进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时候，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观随着欧美文学的话语向外扩张的时候，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其实这也预示着“世界文学”新的发展时代的到来。

当今的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是更自觉地站在“建立自己欧美文学话语”前列的。这既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文学”新时代到来内在需要。赛义德在出版于1983年的《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一书中，论及理论旅行问题。“理论旅行”强调对理论进行动态描述、追踪其传播和演化过程。赛义德把理论的传播比喻成动物和人的迁徙。赛义德指出，理论传播经历四个阶段：理论在某处孕育，这是起点阶段；在各种外力作用下，理论开始了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新的环境对于这种舶来的理论或者吸收或者抵制；那些适应环境的理论最后留存下来，不过已经变异，融入了新的环境中。赛义德所说的“经过理论变异融入新的环境中”的东西，其实就是“新的理论话语”。当前中国的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的介绍、引进和研究，已经走过了“知道”和“借鉴”的阶段，开始了用“中国的话语”融入世界文学大花园的第三个阶段。换言之，中国应该用自己的话语参与欧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为之提供中国人看待欧美乃至世界文学的意见。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1] 本文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8ZD36〕。

[2]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页。

[3] 陈心想：《倚杖听江声——许倬云教授访谈录》，刊载于《书屋》2017年第2期，第66页。

[4] 陈心想：《倚杖听江声——许倬云教授访谈录》，刊载于《书屋》2017年第2期，第66～67页。

[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刊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8，第499页。

[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8，第500页。

[8] 茅盾：《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见《茅盾全集》（第22卷·中国文论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92页。

[9] 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0页。

[10] 〔德〕艾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3页。

[11] 〔德〕艾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3～114页。

[12] 〔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0卷），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410页。

[13] 刘建军：《关于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研究等问题》，刊载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第2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