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外清华园
民国初年的北京是座很奇特的城市。
这里是新生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是民国中央政府所在。但市中心的紫禁城仍是清逊帝溥仪的领地，每逢逊帝生辰或旧历新年等重要节日，民国总统都要派专使前往道贺，有前清功名以及在前清任过官职的民国政府高级官员也会时常进宫，以个人名义向“大清皇帝陛下”致敬，溥仪往往回赠御笔福寿字以示赏赐。对于紫禁城这个国中之国，北京的百姓倒也安之若素，习以为常。
东交民巷是北京的另一个国中之国，大多数外国使馆都在此区。根据《辛丑条约》，它归外交团管辖，外有高墙环绕，四周有缓冲地带，区内的市政管理完全由外交团掌握，北京的警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大多数使馆都有自己的警卫，其中，日本使馆常驻的武装人员最多。驻华外国公使中不乏一些重要人物：英国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 Jordan）从清末开始就担任外交团团长，与袁世凯大总统私交甚笃，在北京地面上十分显赫；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是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的密友，交游广阔，人缘极好。
北京无处不显示出作为一个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大都会的特色。
政府高官和外交代表出行有马车，大清遗老遗少则坐轿子，普通市民或乘人力车，或乘骡车，那时候京城里还没有电车和巴士。
社交宴会有西式的，也有吃中餐的，总统府招待蒙藏王公们的宴会则完全沿袭前清旧制。大总统一个人占一张桌，面南背北，左右下首各有八到十桌，每桌六人，六道菜，主菜是烤羊肉。
国人参加社交活动的着装和礼节，既无定规，也就混乱不堪。有穿常礼服、条纹裤，但不带硬领的，也有不把衬衣塞进裤子里，下摆拖露在礼服外面的；女士穿着宽松肥大的中式衣裙，却戴了饰有花果的西式女帽。主人发出邀请，如果是西式宴会，请柬上的钟点一般比较精确可信，如果是中式宴会，时间是按中国传统的十二时辰约定，相当不容易掌握。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有时候是鞠躬、握手，但在某些场合，人们还是更愿意作揖、打千儿。
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很多，在公共生活中开始抛头露面，甚至国会中都有了擅长演说的女性议员。父母的遗嘱如果在财产分配问题上对已出嫁的女儿有所歧视，一旦发生纠纷，法院将按照新颁布的法律，判决原有遗嘱非法，并责令已经分得财产的继承人退还部分财产，补足已婚女儿应得的一份。
官方行文完全沿用旧式文体，唯一变化的就是官衔称呼——过去的奏折和呈文现在是递给总统和国务总理。官方集会仪式中，叩头是免了，但官员的家里仍遵旧习。归国留学生主要在外交部和交通部任职，其他部门仍像自古以来那样墨守成规。
曾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发起成立了留美同学会，他通过一些满族朋友的关系获得了宫内管理机构的许可，在太庙东门找到几间不花钱的房子（今天的南河沿大街111号）作为会址并建起一所图书馆。美国公使芮恩施帮助留美同学会从卡内基基金会申请到大约五千美元的资助，用来整理房舍以及购置外文图书。同时期，北京的留英学生和留学欧洲大陆诸国的学生也分别有自己的团体，经过一番游说和斡旋，最后，三个同学会合并成为“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留美学生有将近九十人，留英的五十五人，留学法国、比利时、德国的一百人。留美学生人数还不多，只因当时清华学校成立不满五载，年头尚短。1950年代中期，陈岱孙担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主持会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留学苏联和东欧的学生也算了进来。
作为新生事物的鸡尾酒会，由美国公使首倡，在北京刚刚兴起。它既不是招待会，也不是宴会，一般是下午六点至八点，正好在下班以后、晚饭以前，客人着装随意，来去自由，一时大受欢迎，渐渐成为风尚。
那时候，出了北京城（城墙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环路一线）就到乡下了，放眼一望，好一派田园风光，野趣盎然。天气好的话，出了西直门就能望见三十多里外绵延在地平线上的群山，沿着长河（大致是今天昆玉河的北段）往西山方向走，一路上有高梁桥、五塔寺、白石桥、紫竹院、广源闸、万寿寺、麦钟桥、长春桥等景点，两厢是魏公村、北洼、板井、黄庄、万泉庄等一些零星的村落。行至半途，但见山前是左右望不到边的郁郁苍苍的茂林修竹，中间隐约有些亭台楼阁，走近了还能感觉到湖水沁凉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一带便是清朝皇室行宫和皇家园林集中的地方，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园子，所有这些园子都可被理解为是广义的圆明园的组成部分，清华园就是其中的一个。
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来源于公开资料）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朝，经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其周边外围的一些园子经常作为皇帝的恩赏，被赐予宗室亲贵，它们的归属和地界变迁，来龙去脉十分复杂。
京城通往西山的路（来源于大英图书馆馆藏资料）
园林资源有限，皇亲国戚的队伍则是日益庞大。道光年间，园子不够赏了，于是皇帝把其中一个叫作熙春园的一分为二，西半边改叫近春园，赐给了四弟绵忻（瑞亲王），东半边仍叫熙春园，赐给三弟绵恺（惇亲王）。绵恺没儿子，过继了皇五子奕誴继承惇亲王世爵，熙春园自此俗称“小五爷园”。后来，奕誴的四哥奕詝继承大统，成为咸丰皇帝，给小五爷园改了个大名并赐匾——“清华园”。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纵火，清华园隔壁的近春园也遭劫掠，就此荒了。小五爷园安然无恙，并在奕誴死后为其长子载濂继承，但载濂的兄弟载漪是个不争气的，贵为郡王，却在庚子年跑去当了义和团的大头目，还带人到清华园里“设坛举事”。“庚子事变”后，载漪发配新疆，哥哥载濂也受连累，清华园被内务府没收，让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给封了门，就此也荒了，成为一处废园。
房子一旦没人住，很快就不行了。不仅内务府经常来此就地取材，百姓也会时不常溜进来顺走点石料、木料、门窗什么的回去盖房子用，或者搞一点奇花异石去卖给大户人家点缀庭院。清华园、近春园如此，圆明园最终变成一片无可收拾的废墟，亦是如此。
清华园荒了近十年后，被外务部看上用于兴建游美肄业馆，因为此地十分“清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距离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宣统元年（1909年）具奏，朱批“著照所请”。
奉上谕，内务府奉宸苑（注：皇家园林管理处）将清华园资产造册移交。交接清单载明：园子边界“南面墙一百二十二丈五尺，北面墙一百四十丈，东面墙一百七十五丈，西面墙二百十丈（注：墙内土地面积约四百五十亩，围墙实际上已倒塌殆尽）”；地面建筑“灰瓦房土房共计一百三十一间”，其中“坍塌”“门窗不全”“上顶椽木脱落无存”“后檐坍塌木植无存”“前后檐椽木脱落无存”“檐椽脱落”者，约占一半；关于园林，共有六百九十一棵树木，其中四分之三为柏树、柳树、榆树。
修缮清华园的工程，承包给了海淀镇的长顺、永和、东茂三家木厂。为防止园内房舍树木继续被偷拆毁坏，决定首先筑校门与围墙。围墙经再次测量，共六百五十二丈，每丈造价十一两，外加修缮七孔桥一座一百五十两，一期工程总价七千三百二十二两，计划待围墙造好，再从容进行二期工程，分批整修园内房屋。
宣统二年（1910年），游美肄业馆又将西边的近春园和近春园西墙外的黄木厂、水磨村、长春园（一角）并了进来，校园又扩大了好几百亩，也很花了一笔拆迁费安置已定居在这些地方的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