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后，孀妇，自生至死的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路线如此急速转上悲剧的轨道，其缘由就在于造化弄人，致使表面看来人间种种权力她都得来全不费工夫。她青云直上，犹如焰火冲天——出世六天被立为苏格兰女王，六岁便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王子之一的未婚妻，十七岁即成为法国王后，以至于她的内在活力还未觉醒，她手中的外在权力已经达于极点。一切都从无形的丰饶角[1]涌出，归她所有，似乎永不枯竭。所有这些均非通过自己的意志而获得，或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所有这些均非付出辛劳，做出贡献的结果。一切都只是遗产、赏赐、赠品。像在五彩斑斓、一切都稍纵即逝的梦境里，她看见自己穿着结婚时、加冕时的礼服。可是她还来不及以觉醒的意识品味早到的春天，它就已凋谢、枯萎，成了明日黄花。她醒了，感到失望，明白已经遭到掠夺与抢劫，不知如何是好。在其他人才开始产生意愿、希望、愿望的年龄，她已遍历一切可能的辉煌，却未能好整以暇地体味心灵的享受。命运的步伐如此急促，这就埋下了潜藏着不安宁不知足因素的种子：谁这么早就成为举国第一人，举世第一人，谁就永远也不会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如果生性软弱，也就认了，忘了。但是强者不会屈服，即使面对占有优势的命运，也敢挑战。
身为法国王后的日子如此短暂，确实像梦一样逝去，像一个短促、纷乱、恐惧、愁闷的梦。在兰斯[2]大教堂，大主教为那个苍白、病态的男孩加冕，芳容韶齿、珠光宝气的王后置身于贵族之间，宛若一朵纤细、袅娜、尚未充分绽放的百合花，光彩照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仅有的一个灿烂时刻。除此以外，史书并无关于盛典与喜庆的记载。命运并未给玛利亚·斯图亚特以足够的时间，使她得以建成她梦寐以求的具有行吟诗人特色、充满艺术与诗歌气息的宫廷；也并未给画家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在气派豪华的画面上留下国王与美丽的王后的形象；也并未给史家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描述他们的性格；也并未给子民以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得以认识、甚至爱戴他们的君主。这两个少年的身影在长长的法国国君行列中一晃而过，仿佛遭到狂风横扫，倏然而逝。
弗朗西斯二世疾病缠身，从一出世便注定早夭，像森林里面标了记号的一棵树，一个苍白、瘦小的男孩长着一张浮肿的圆脸，胆怯地抬起沉重的眼皮，仿佛从睡梦中惊醒似的用疲惫的目光望着面前的人。现在却突然开始长个子，这并不正常，更加损害他的抵抗力。医生们总是围着他看护，竭力劝导他要爱惜身体。可是这个男孩有一种愚蠢、幼稚的好胜心理在作祟，不肯落后于苗条而结实的妻子。由于她酷爱打猎与运动，他也勉强迫使自己拼命骑马，进行过度的体力活动，摆出一副强健、阳刚的架势。然而，自然规律不容蒙骗。他的血液依然流动乏力，含有毒素，无法医治，这是他的祖父遗传的恶果。弗朗西斯二世不时发热。每当天气恶劣，他就得待在家里，焦躁，胆怯，倦怠，形容枯槁，许多医生围着他发愁。这样一个可怜的国王在宫廷里得到的是同情多于敬畏。相反地，在民众中流传着可怕的谣言，说他得了麻风，为了治病，杀掉孩童拿鲜血来洗澡。每当他一脸病容骑着骏马缓慢地从农夫们的身边过去，他们便用阴沉的目光看着这个孱弱的半大小子的背影。朝臣们则有先见之明，已开始拥到太后卡塔琳娜·美第奇和王储查理的身边。一双这样疲软无力的手难以持久地勒紧治国马车的缰绳，这个男孩不时在文件和诏书上签下“Francois”[3]，笔迹僵硬、歪斜。事实上，不是他，而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亲戚们，即吉斯家族那些人在掌权，他只为一件事在挣扎：保住日薄西山的生命和体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玛利亚·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
弗朗西斯二世，法国国王
这样一种在病室中的共同生活，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担忧与护理，如果真的也算是一种婚姻，那么这实在难以说是一种幸福的夫妻关系。可是又无迹象表明这两个半大孩子彼此并不和睦。宫廷里飞短流长，布朗托默在他的《风雅女士们的生活》中记下每一桩桃色事件，尽管如此，却不见有谁指摘或怀疑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行为。由于国家利益他们在圣坛前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他们早就是青梅竹马、形影不离的伙伴，因此情爱对这两个半大孩子来说几乎不起重要作用。还要几年时间，玛利亚·斯图亚特热情倾心的本能才会觉醒，但是弗朗西斯，这个由于经常发热而浑身无力的男孩绝无可能把她从这种拘谨、深深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唤醒。玛利亚·斯图亚特生性能同情人，帮助人，心地善良，肯定会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即使不是从情感上体会到，也必然从理智上认识到：所有她的权势与显赫都系于这个可怜、病弱的男孩是否尚有气息与心跳，保住了他的性命也就保住了她的幸福。可是在他们当政的这段日子里却也没有真正享受幸福的余地。国内胡格诺派[4]正在酝酿叛乱，备受谴责的昂布瓦斯[5]骚动危及国王与王后的人身安全。事后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履行君主的职责，为此付出可悲的代价。她必须亲临处决叛逆的刑场，必须看着——这一瞬间会在她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许像一面魔镜，在另外一个，即她自己赴死的时刻会突然重现在她眼前——一个活人，反剪着双手，被按倒在木砧上，刽子手猛地用力一砍，利斧一闪，喀嚓一声，随着这低沉的闷响，齐颈斩断的头颅鲜血四溅，滚进沙土里。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使兰斯加冕变得黯然无光。随之，凶讯接踵而至：她的母亲玛利·德·吉斯替她治理苏格兰，于1560年6月去世，这个继承下来的国家陷于宗教纠纷与骚乱之中，边疆的战事正在进行，英军已经深入国土。稚气十足梦想穿上节日盛装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不得不披上孝服。她喜爱的音乐不得不休止，舞蹈不得不停息。接着，那只骨瘦如柴的死神之手又揪住了心，叩响了门。弗朗西斯二世越来越衰弱，败坏的血液使他不得安宁，捶击着他的太阳穴，在他的耳朵里轰响。他再也不能走路，再也不能骑马。他只能躺在床上让人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终于他的耳朵发炎流脓。医生们回天乏术。1560年12月6日这个不幸的男孩终于撒手归天。
于是卡塔琳娜·美第奇与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两个女人在一个逝世者的床边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次——这是具有悲剧意义的象征。弗朗西斯二世一断气，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门边马上退到卡塔琳娜·美第奇的后面，因为她也不再是法国的王后。年轻一些的孀居王后理应让年长一些的先行，前者不再是法国的第一女性，而是重新成为第二女性。仅仅过了一年，魂归梦逝，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再是法国的王后，她还有唯一的从一出世便已得到而且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的称号，这就是苏格兰女王。
按照法国宫廷的礼仪，孀居王后最严格的丧期为四十天。在这无情的幽居期间，她片刻不能离开自己的宫室。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除了新国王和他的亲人，谁也不能到这人为的墓穴，即光线阴暗、仅仅点着蜡烛的屋子里探望她。孀居王后在这些日子里不像普通妇女那样穿一身给人以阴郁印象的黑色孝服，那永远是公认的戴孝的颜色。玛利亚·斯图亚特却应穿白色的丧服。她脸色苍白，头戴白色的便帽，身穿白缎的连衣裙，脚上是白色的鞋袜。这一身缟素异常鲜亮，唯独表示热孝在身的黑纱毫无光泽。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日子里的衣着就是这样，雅奈的名画上就是这样，龙沙在他的诗里也这样写道：
一条细长而宽松的黑纱，
皱褶弯弯曲曲，宛若波浪，
从头上披到腰际，
盖住了身上的孝服，
如同风送扁舟时
张开的轻帆一样。
唉，穿戴如此怪异，
你离开了这一块
王权在握的福地。
晶莹的泪水，在沉思中，
沾湿了你的前胸。
别了以清流命名的王宫禁苑，
你循着长长的小径，
悲伤地踽踽独行。
弗朗西期二世去世
穿丧服的玛利亚·斯图亚特
确实如此，在这里比在几乎任何一幅画像上都更加突出地展露了她年轻的脸庞所具有的容易得到好感、和蔼可亲的特点。凝重的沉思净化了她平时不安的眼神，单一的素色使白皙的皮肤变得越发光润。在以往的画像中，她总是显得雍容华贵，神态庄重，缀满珠玉与种种权力的标志；但是只有在她戴孝时，人们才无比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常人情愫中透出的高洁与王者气度。
这种高洁的忧伤在她自己的诗作中也流露出来。在那些日子里她为哀悼亡夫写下的诗行并不亚于诗坛名家兼师长龙沙的佳作。这首低吟诉说的挽歌即使不是王后亲手所书，也能以其直抒胸臆的真挚打动人们的心，因为在这里孀居者并非倾诉对长逝者炽烈的爱——不像在政治活动中那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写诗时从来不说假话——只是吐露无望与孤寂：
幽明永隔，
我的心充塞着
无尽的轸念。
偶尔仰望天空，
在云彩之中，
我看见他柔和的目光。
不经意间
我俯视流水，
又似目睹复活而自慰。
每当深夜静卧床上，
睡意袭来，
我总感到他在身旁。
无论醒时还是梦里，
我都觉得他和我在一起。
玛利亚·斯图亚特悼念弗朗西斯二世远非虚构成诗，这是发自内心、真情流露的悲痛，此事不容置疑，原因是：弗朗西斯二世撒手人寰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善良、随和的伴侣，体贴入微的朋友，还有她在欧洲的地位，她的权力，她的安全。很快这个童心未泯的孀妇就将体会到今非昔比：当时身为后宫第一人的王后何其尊贵。如今退居第二，仰赖新国王的恩赐度日又何其卑微。她的婆婆卡塔琳娜·美第奇重新成为后宫第一人后，马上对她采取敌视态度，使她的本已令人沮丧的处境变得更加艰窘。看来确有其事，即：玛利亚·斯图亚特曾经出言不慎，说这个盛气凌人、阴险狠毒的美第奇家族的女人是“商人的女儿”，出身微贱，不能同自己的世代相传的天潢帝胄相比。这就无可挽回地伤害了她。这种冒失的举动——这个粗心、急躁的年轻女子日后对伊丽莎白也有类似的冒犯行为——在妇女之间比当面侮辱还要伤人。卡塔琳娜·美第奇先是由于迪安娜·普瓦蒂埃，后则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将自己的虚荣心压抑了二十年之久。现在政权在手，她马上就摆出主子的架势，咄咄逼人地让这两个从天上掉到地下的女人品尝她的嫉恨是什么滋味。
这时，玛利亚·斯图亚特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她那无法遏制、坚强不屈、具有男子气概的刚毅的自尊心显露出来。她有一颗孤高、炽热的心，对卑微的地位、不高不低的身份不屑一顾。她倒宁愿一无所有，宁愿一死了之，一个瞬间，她想：既然在这个国家里再也不能居于至尊的地位，不如从此抛却诸般名分，遁入空门。然而，尘世的诱惑依然太大，对一个十八岁的女子来说，永远摒弃一切，这还有悖于固有的本性。更何况尽管丢失了既有的尊荣，但是仍可以彼易此，同样有君临之贵：西班牙国王的使臣已来为新旧大陆的未来主人唐·卡洛斯提亲。奥地利宫廷也已派来谈判的密使。瑞典的与丹麦的国王也都向她求婚，表示愿意奉献王位。不管怎样，世代相传的苏格兰王冠依然归她所有，而且获得另外一顶，即紧邻的英国的王冠亦尚有可能。这个年轻的孀居王后，这个正值花季容华娟秀的女子还有不可胜数的机会。只是再也不像以往种种际遇都是命运的馈赠与赐予，从现在起一切都得力争才能获得，都要机巧地耐心地从不易就范的对手那里夺取。她有这么大的勇气，她有这么美的容貌，她那热血奔流、生机勃发的躯体里有这么多的活力，自可满不在乎地投下最大的赌注。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毅然决然为维护自己继承的王位而斗争。
当然，她对法国恋恋不舍。她在这个王宫里度过了十二年。这个美丽、富饶、充满感性情趣的国家，比她曾在那里有过早已逝去的童年时代的苏格兰更像故乡。这里有呵护她的外祖母的亲戚。这里有给她留下愉快印象的宫室。这里有颂扬她理解她的诗人。这里有她深感合乎自己天性的宽松、洒脱、优雅的生活方式。因而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她迟迟不回自己的王国，虽然人们早就急迫地盼她归去。她到儒瓦维尔和南锡看望亲戚；她去兰斯参加她十岁的小叔子查理九世的加冕典礼。好像有难以说清的预感在告诫，她总是寻找各种不同的借口以推迟回归，仿佛在等待命运的某种安排，到时可以免掉回苏格兰的归国之行。
这个十八岁的女子尽管对处理国务如此陌生而少不更事，但玛利亚·斯图亚特必定已经意识到：到了苏格兰，她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她的母亲原来作为摄政代她治理由她继承王位的国家，母亲去世以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些死对头，即信仰新教的勋爵们得势，他们几乎并不掩饰对吁请一个热衷于可恨的弥撒、皈依天主教的信徒回归故国的反感。英国使臣兴奋地向伦敦汇报：勋爵们公然宣称，苏格兰女王尚宜推迟数月启程。“如果他们不是理当服从，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想见到她。”他们早就在暗地里使坏：他们曾想将最有权利继承王位的阿兰伯爵推荐给英国女王做她的丈夫，借此把无疑属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王冠非法地塞进伊丽莎白的手里。同样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不能信任受苏格兰国会委托来法国接她归去的同父异母兄詹姆士·斯图亚特即莫雷伯爵，因为他太接近伊丽莎白，说不定已被她收买，成了她的人。唯有立即回去才能及时挫败所有这些暗中进行的阴谋诡计，唯有拿出她从祖先即斯图亚特历代国王传下来的勇气才能保住她的王权。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打定主意，心情沉重、满腹狐疑地接受并非出于真心、她自己也只能姑妄听之的吁请，以免在同一年里继失去第一顶王冠之后又失去第二顶。
可是在踏上自己的国土之前，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定觉察到：苏格兰与英国接壤，那里的女王是另一个人，而不是她自己。伊丽莎白没有理由，更无兴趣让这个对手兼王位继承人过轻松的日子。伊丽莎白的首相塞西尔公然恶毒地对任何敌视的做法都推波助澜：“苏格兰女王面对的那些事情悬而未决的时间越长，对陛下的事业也就越有利。”在证书和纹章上表示有权继承王位的纷争还未能解决。虽然苏格兰使臣在爱丁堡与英国使臣签订了一份条约，里面写明苏格兰的代表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名义保证永远承认伊丽莎白为合法的英国女王，可是当条约送到巴黎，要在这份无疑是有效的文件上签字时，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二世却又顾左右而言他。玛利亚·斯图亚特怎么也不愿意下笔。她既然在纹章上昭示了拥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也就像举起过一面出行时开道的大旗，因而永远都不会把它收起来。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她或许可以把她的权利暂时搁置一旁，但是永远也不会让人说动她公开而心悦诚服地放弃祖先传下来的遗产。
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叫伊丽莎白受不了。她宣称：既然苏格兰的使者们以他们女王的名义签订了《爱丁堡条约》，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上面签字。伊丽莎白并不满足于讳莫如深的默认，原因是：她是新教徒，她治下有一半国民都虔诚地皈依天主教，对她来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王位觊觎者不仅危及权力，而且也危及生存。如果一个身为女王的对手不以白纸黑字声明放弃任何对于王位的要求，那么伊丽莎白便做不成真正的女王。
谁都不能否认：无疑，在这一争端中，伊丽莎白本来并无失误，可她很快就使自己有理变无理：她想解决这么重大的政治冲突，但所采取的方式却显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置身于政治斗争，女人总有这种包孕危险的特点：只拿针尖去刺伤对手，以致感情用事地恶意激化彼此的对抗。素来洞察幽微的女王这回也犯了从政女性的通病。玛利亚·斯图亚特为返回苏格兰正式申请“通行证”——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过境签证——她这么做，人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客气的表示、正式的官方礼节，因为她完全可以直航返国，不必多此一举。既然她取道英国，这就不言而喻地提供了友好对话的机会。可是伊丽莎白马上趁机刺了对手一下：她以粗暴回答礼貌，声称：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在《爱丁堡条约》上签字，她就拒发“通行证”。她以为击中了那个女王的要害，谁知道却侮辱了那个女人的自尊。她不是采取动武的有力姿态，却听任个人意志恶毒地选取了无力的伤害。
这两个女人本来在心里较劲，现在双方撕破了脸皮。两个人眼睛里喷出冷酷无情的怒火，两颗高傲的心撞个正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召见英国使臣，激动地对他吼叫：“我怎么能这样健忘？！竟然要求你们的君主，你们的女王给予我根本用不着的恩典，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人痛心的了。我在哪儿都不需要她批准，就像她随便去哪儿不需要我批准一样。没有她的通行证，没有她的许可证，我也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王国去。在我来这个国家时，你们已故的国王多方阻挠，想把我截住。特使先生，您也知道，我还是平安无事地过来了。如果我请朋友帮助，我也有妥善的办法，能够顺利地回到家乡……您公开对我说过，如果你们女王和我之间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人人的愿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现在我可以说有理由认定你们女王并不这么看。否则她就不会这样不留情面地拒绝我的请求。看来，比起我同她的友谊，她更看重我那桀骜不驯的臣属同她的友好关系。我是他们的君主，我的身份与她的对等，就算我不如她那样乖觉、老练，可说什么也是她贴得最近的亲戚和邻人……我只不过表示友好，并没有扰乱她的国家，也没有同她的臣属计议什么，可我知道：在她的王国里，乐于倾听我提出的建议的大有人在。”
这是有力的威胁，或许虽然有力，但是不大明智。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未踏上苏格兰的土地，便已经透露了秘密的意图：要将同伊丽莎白的斗争转移到英国本土来进行。特使恭敬地避开正面应对，他说，所有这些疙瘩的起因都在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把英国纹章绘成自己纹章的一部分。对这一指摘，玛利亚·斯图亚特马上反驳道：“当时我得听从我的公公亨利国王和我的君主与丈夫，不管做什么事都由他们吩咐和安排。他们去世以后，您也知道，我就没有用过英国女王的纹章和尊号，理应叫你们女王放心。再说，我同她一样是女王，如果使用英国纹章，也并不怎么使她脸上无光。何况我知道，还有一些人身份比我低，亲缘关系也不像我这么近，却同样使用英国纹章。您总不能否认：我的祖母是她父王的两个姐妹之一，而且是他的姐姐。”
又一次她貌似亲切，却隐约透出咄咄逼人的告诫：玛利亚·斯图亚特点明她是长房后裔，再度强调她有权继承。不管英国使臣如何好言相劝，请她信守诺言，在《爱丁堡条约》上签字，以解决这次不愉快的事件。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一如既往，每当接触到这个难题，便借拖延来搪塞，她说：在她同苏格兰国会商讨以前，她绝不能这么做。英国使臣也同样不以伊丽莎白的名义做出任何承诺。每次谈判到了紧要关头，即到了这个或那个女王不能不放弃一点权利的时刻，就出现尔虞我诈的局面。各人都把王牌牢牢地握在手里。这样谈来谈去，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终至酿成悲剧。最后玛利亚·斯图亚特中断关于安全过境的谈判，态度生硬，就像布料剪开的地方那么难看：“如果我的准备工作不是这么到家，你们的女王，你们的君主这么不通人情，可能就使我走不成了。可现在我已经打定主意，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的事，不管结果如何。但愿一路顺风，不必在英国靠岸。可是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落到你们的女王，你们君主手里，到时她要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她狠心要我的命，那就随她的便宰了我就是。说不定这样解决对我来说比活着还好些。这件事全由天主定夺吧！”
这一番话里又带着玛利亚·斯图亚特那种气势汹汹、自信、坚定的口吻。玛利亚·斯图亚特天性善良、随和、漫不经心，喜欢享受生活乐趣，不爱争斗。可是一旦事关荣誉，涉及作为女王的权利，这个女子马上变得冷酷、顽强而果敢，宁毁不屈，宁可做干蠢事的国王，不愿做小心眼的弱者。英国使臣惶惶然向伦敦报告未能完成使命。伊丽莎白处理政务有明智、灵活的一面，于是连忙让步，签发过境证书，派人送往加来，可是已晚了两天。在这中间，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下定决心冒险航行，不管英国劫夺船[6]是否在海峡游弋。她宁可自由而果断地选取一条危险的航线，也不愿以屈辱为代价换取万无一失的走法。伊丽莎白错过了唯一的机会，不然可以使得她害怕与之为敌的那个女王由于受到待客之礼的款待而心怀感激，借此化解令人寝食不安的对抗局面。但是理智与政治很少并行不悖。也许只有错过了种种机遇，才会形成世界历史的戏剧性进程。
像迷人的夕阳余晖给原野镀上一层亮丽的金光一样，在这告别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充分体会到法国为她举行的欢送仪式之隆重与壮观。她曾作为王储的未婚妻踏上这片国土，在离开这个她失去君临身份的地方时，也就不应该没有护卫与随从，要让公众都看到：苏格兰女王不是作为一个可怜的孑然一身的孀妇，不是作为一个柔弱的无依无靠的女子返回故国。以实力为后盾的法兰西荣誉保护她平安归去。从圣日耳曼宫出发，一队威风凛凛的骑士一直把她护送到加来。法国贵族精英的装束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特有的挥霍与奢侈，佩带的刀剑叮当作响，他们骑着鞍褥华丽的骏马，身披镶嵌精美的镀金铠甲，一路拱卫着国王遗孀。前面是阔气的马车，里面坐着她的三位舅父：古斯公爵、洛林红衣主教和吉斯红衣主教。她自己的身边则是四个忠心耿耿的玛利、命妇、男童、诗人和乐师。在这个色彩斑斓的队列后面载着沉重的行李，那是昂贵的家用器物；匣子里锁着王冠上的宝石。玛利亚·斯图亚特来时体面；如今离开这片难舍的热土，依然拥有女王的威望与荣耀、显赫与尊贵。只是当初那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童眼睛闪亮的欢乐已经失落。送行总像夕照，这就到了半是余光暂留，半是暮色已露时分。
这个公侯显要组成的队列中大多数人都在加来停留下来。贵族们骑马回去。他们明天将在卢浮宫侍候另一个王后，因为朝臣只认权位不认人。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向玛利亚·斯图亚特下跪，用迷醉的目光仰望她，信誓旦旦，虽然她将远去，他们仍然对她永世效忠。可是一旦风吹帆张大橹舰起航，他们便心不在她，把她放在一边。送行护卫在这些骑士不过是装模作样的仪式，与加冕和殡葬没有什么两样，如此而已。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去之际，只有诗人们真正感到悲伤与痛苦。他们比较敏锐，他们有预感，有警觉。他们知道：她曾想把宫廷变成一个美好的乐园，如今她这一走，缪斯的身影也从法兰西消失。对他们和对所有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黑暗的岁月——一个这样的政治时期：人们将见到争端与冲突，胡格诺战争[7]，圣巴托罗缪之夜[8]，骚乱者，宗教狂热分子。骑士精神，浪漫情调，明朗、安宁和美好这些特点和艺术硕果都将与这位年轻的女王一起消逝。诗歌创作的“七曜之星”[9]很快就要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中失去光辉。他们悲叹，精神生活里那种醇厚的乐趣将随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去不返：
这一天，同一艘船从法国远远地
带走了愿在此安身的缪斯女神。
每当感受到青春与优雅展示的魅力，龙沙的心总因迷醉而变得年轻，他再一次在哀歌《别离》中颂扬玛利亚·斯图亚特种种特具的美，意在退而求其次，借助诗行以留住曾使他的眼睛流露出兴奋的目光，可是如今已永远消逝的一切，于是内心的悲伤化为感人至深的慨叹：
你离开时，缪斯默然无言，
又怎能教诗人们引吭高歌？！
每一种美都难以永驻不衰，
玫瑰与百合只能逢春绽开。
你的美展现在我们法兰西，
也只有一十五年，就从此长逝，
仅仅给我们留下了惋惜，
像闪电过处，只能瞥见一缕痕迹。
惦念着这样一位王后，
悲伤将永远与我形影不离。
法国的廷臣、贵族、骑士很快就忘掉了这个不在眼前的女子。与此同时，所有人当中只有诗人们依然忠于他们的王后，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幸只是另外一种高尚。他们曾经赞颂过她作为王后的美，此刻他们心情抑郁，也就加倍地觉得她可亲，他们将对她保持忠诚，歌颂和追忆她的生与死，直至最后。如果一个高尚的人终其一生的所作所为都像一首诗、一出戏、一部叙事谣曲，那么便不断有诗人重新讴歌它，使它不断获得新生。
加来海港有一艘豪华的漆成白色的大橹舰在等候，上面悬挂着苏格兰的和法国的国旗。三位尊贵的舅父、百里挑一的廷臣和忠实的幼时玩耍伙伴四个玛利陪伴玛利亚·斯图亚特登上这艘旗舰。另外有两艘船护航。大橹舰还未驶出内港，船帆还未扯起，玛利亚·斯图亚特向不可捉摸的海水投去最初的一瞥，便见到一个凶兆：一只引进港口的驳船触礁撞碎，船上那些人差点淹死。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开法国去执掌政权时最先见到的一个场面成为不祥的象征：驾舟不当，难逃灭顶之灾。
是面对这个先兆暗自惊心？还是告别家园感慨万端？还是觉察到往日种种永逝不再？——不管怎样，玛利亚·斯图亚特泪眼模糊，未能将目光从这片土地上移开，在这里她曾经是那样年轻、纯真，因而感到幸福。布朗托默描述她临别时的隐痛，感人至深：“大橹舰一驶出港口，微风徐来，人们马上扯起船帆，这时，她两臂支在艄舵旁的船尾上放声大哭，一再扭头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眺望港口，眺望驶离的地方，悲怆地反复说着一句话：‘别了，法兰西！’直至夜幕降临。大家劝她到右舷舱休息，她断然拒绝。人们只好在甲板上给她铺了一张床。她再三明确嘱咐舵工助手：天一亮，只要还能远远看到法国的海岸线，就要马上叫醒她，即使大声呼喊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幸运之神真的成全了她的心事：风已停息，人们只好借助船桨来划行。一夜也没有驶出多远。破晓时分，果然还能看到法国的海岸。舵工一喊，玛利亚·斯图亚特便一跃而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句话：‘别了，法兰西！别了，法兰西！我看，永远见不到你了！’”
[1] 丰饶角：神话中幸运女神盛礼物的羊角，里面全是鲜花和果子，象征着丰饶。
[2] 兰斯，法国北部一城市，因大教堂而闻名。
[3] Francois，弗朗西斯。
[4] 胡格诺派，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加尔文派）的称呼。该教派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
[5] 昂布瓦斯，历史上法国东北部的城镇。
[6] 劫夺船，海战时劫夺敌方商船的战船。
[7] 胡格诺战争，胡格诺派（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与天主教派在1562至1598年之间进行的内战。
[8] 圣巴托罗缪之夜，1570年，在圣巴托罗缪节日（8月24日）的前夜和凌晨，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胡格诺派死数千人。
[9] 七曜之星，指七星诗社（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一个诗歌流派），由龙沙、杜·倍雷、左台尔、狄亚尔、巴依夫、贝罗和多拉等七位诗人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