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以道德事功著称于宋代。当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司马光奉太皇太后高氏之诏,由洛阳入京,进城门时,守城兵士得知是司马光,情不自禁地向他敬礼。苏轼当时从登州入朝,经过八州到达京师,地方上的百姓知道他与司马光私交好,动辄数千人聚集在他的马前说:“寄谢司马丞相,慎勿去朝廷,厚自爱以活百姓。”到京城后,又听到士大夫说:司马光初入朝,百姓感动振奋,“拥其马,至不能行。卫士见公,攀跽流涕者不可胜数”。以至于司马光自己“惧而归洛”。邻国的辽、夏派遣使者入宋,以及宋使如辽、夏,都要问司马光的起居,辽国甚至敕告边吏:中国现在起用司马光做相,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争端。司马光这一入京,就揭开了影响宋代历史的“元祐更化”的帷幕。他“首更诏书以开言路,分别邪正,进退其甚者十余人。旋罢保甲、保马、市易及诸道新行盐铁茶法,最后遂罢助役、青苗”,仅仅三年时间,就取得很大成效,苏轼记载说:“朝廷清明,百揆时叙,民安其生,风俗一变。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务德,人人自重,耻言人过,中国无事,四夷稽首请命”,虽然不无夸大之词,但庶几近之。这个“小成”,苏轼评价为“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间也”(以上并见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而后世史学家更将元祐之治比为仁宗嘉祐。从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到元祐九年四月高皇太后谢世,元祐更化终止,宋代历史进入“绍述”、“绍圣”,即回归神宗时期,元祐更化大约九年时间,宋廷何以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创造这样的政治奇迹?苏轼认为是“三德”的功绩。他所谓“三德”,指“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和小皇帝哲宗二圣能够“躬信顺以先天下,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应是三德”,二圣具备“信”、“顺”,以及任用司马光的“明”,是为三德,这里可以见出北宋人对司马光于元祐之治贡献之大的认识。

但司马光在元祐元年九月就去世了,“元祐更化”的实质性执行,他未尝亲预,此前他因为率先反对王安石变法,废居洛阳十五年,但他并未忘记世事,不问时事,“方熙宁中,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书数十上,皆尽言不讳”(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朝廷虽然没有加之于罪,却也没有任用他。对此,苏轼的理解是:神宗皇帝不但没有怒斥司马光,反而为司马光的书作序,“读之迩英阁”;他甚至认为神宗不是不想重用司马光,“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而最后却没有重用,理由是:南朝齐的神武皇帝病重,告其子世宗说: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诸将无人可以抵挡,只有慕容绍宗可以对付他,我故意不重用慕容绍宗,是为了把他留给你使用;唐太宗也对高宗说过类似的话:对李无恩,我现在斥责他出京,你执政以后授给他仆射。这都是为子孙后代长计远虑,所以,苏轼认为神宗是深知司马光,且有重用他为辅弼之臣的意思。这当然有推测的成分,是有意在二圣当政时,为神宗皇帝不能重用司马光的“转圜”。

司马光还是一位史学家、学问家,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采用正史之外的杂史就达三百多种;残稿,保留在洛阳的,就有两屋,真正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其文学成就之有无、诗歌艺术之高低,本来可以不必考较,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未有司马光文学研究成果问世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以真实为生命,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司马光其人,必须正视他在《资治通鉴》外,还有《易说》、《疑孟》、《孝经指解》、《琐语》、《史剡》、《法言集注》、《道德真经论》等经史子著述,还有《传家集》、《续诗话》等集部著述,《传家集》有八十卷之富,诗歌数量亦有一千二百首之多。也就是说,司马光的文学创作,司马光的诗歌,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司马光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而洛阳十五年,正是司马光与诗歌发生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首先,他承续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诗话》即撰于此时,观其中称韩琦(1008—1075)为“魏公”,又有“元丰初”、“元丰元年秋”之语可知。《续诗话》显示出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其次,他与退居洛阳的政治人物文彦博、富弼、吕公著、韩维、范纯仁、邵雍、范镇、韩维等人,先后结成“四老会”、“五老会”、“六老会”、“九老会”、“穷九老会”、“真率会”、“同年会”、“同甲会”、“耆英会”等诗社,使洛阳的诗歌活动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尤其“真率”的雅集形式,对后世文人产生很大影响,一直到清末,一些诗社词社还效法其做法。其三,独乐园的创设及其诗歌创作,更是在当时具有一定“轰动效应”的事件。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中记载:“人以公之故,春时必游洛中,例看园子。”独乐园俨然成为洛阳春游的一个景点,甚至园丁吕直兼卖茶汤给游人,获得一些收入。王安之、文彦博、范祖禹等人为之题诗,苏轼、苏辙都写有《司马君实独乐园》诗,苏轼的一首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杯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这首诗还被当作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一个罪证。《乌台诗案》记载:“熙宁十年,司马光在西洛葺园,名独乐。轼于是年五月六日作诗寄题,言四海望司马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在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辈走卒皆知姓字,终当进用;既言‘终当进用’,亦是讥新法不便,终当用光。光却瘖哑不语,意望光依前正言攻击新法。九月三日,准问目供讫,不合虚称无有讥讽,再勘,方招。”反映出独乐园诗歌与当时政治之间的关系。

司马光的“独乐”,当然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一方面,他是闲居洛阳,只是一介闲官,不具备“与众乐”的身份资格,只能独乐;另一方面,确实有针对王安石的意思。儒学史上,孟子早已提出过“与众乐乐”的思想,司马光政敌王安石在思想、学术、创作上多方面地推扬孟子,并以当代孟子自居,司马光则疑孟、非孟,撰有《疑孟》,故他的“独乐”不但非、疑前代之孟子,还对立于当代之王安石。这也就是《元城语录》所说:“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敝也。”南宋胡仔已经指出,所谓“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诮金陵也”。宋末方回《跋张明府独乐园图二首》其一云:“熙宁相住半山寺,元祐人宗独乐园。早起庵中钓鱼手,未应宣靖失中原。”其二云:“独乐人闻新法新,定应翻作独愁人。墓碑一仆党碑立,已觉园花埋战尘。”从第一首诗看,方回对司马光的独乐其实并不认可,认为以司马光的治材,不用于治理国家,却用于治理园圃,“早期庵中钓鱼手”(司马光《独乐园七题》中,有《钓鱼庵》)似乎稳坐钓鱼台的模样,不应该坐致宣和、靖康之际金人南下,中原沦丧;第二首的“墓碑一仆党碑立”是指司马光去世后,朝廷为之先立碑,后又仆碑,即黄庭坚诗歌所写“断碑零落卧秋风”,代之立起的是“元祐党人碑”,新党卷土重来,旧党失势,北宋政治遂不可收拾。但“元祐人宗独乐园”一句揭示出元祐旧党群体与司马光“独乐”精神的高度契合,而将“熙宁相”与“元祐人”对举,其独乐园的政治底蕴揭示无余。

方回第二首诗歌中,“独乐人闻新法新,定应翻作独愁人”,则认为司马光做不到真正的“独乐”。当哲宗亲政后,首先做的是“绍述”、“绍圣”,王安石新法获得新生。方回说,此时如果司马光健在,一定会从“独乐”变成“独愁”。方回对司马光“独乐”的认识,可谓深刻。盖司马光将自己放逐于国子监旁的独乐园中,过起“独乐”的生活,似乎是忘怀世事,实际上,世事、世人都没有忘记他,不但失势的官僚们与他聚集在一起,连普通民众也常常光顾独乐园,他在《独乐园诗》七题之《药圃》中所写韩康伯逃名反得名的苦恼,应该含有自身写照的意味。他的独乐,既不同于白居易似的“中隐”,也不同于山林之士的“小隐”,他根本就没有隐,不是隐。当宋初范仲淹率先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宋人普遍地自我砥砺,具有家国情怀,欧阳修在贬谪中仍然不忘太守要与民同乐,司马光难道能够独善其身、超然独乐?他做不到的。所以,宗泽《题独乐园》诗说:“范公之乐后天下,维师温公乃独乐。二老致意出处间,殊途同归两不恶。鄙夫杖藜访公隐,步无石砌登无阁。堂卑不受有美夺,地僻宁遭景华拓。始知前辈稽古力,晏子萧何非妄作。细读隶碑增慷慨,端正似之甘再拜。种药作畦医国手,浇花成林膏泽大。见山台上飞嵩高,高山仰止如公在。”在宗泽看来,司马光的“独乐”,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殊途同归”,实质一致。这也是颇有见地的。

司马光在独乐园里的独乐,还与北宋中期儒学转型的步伐相符,即由“外王”转向“内圣”,追求圣贤至德,实现自我品德的修炼。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以儒家传统经典《周易》、《春秋》为依据,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到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提倡“圣人之道”、“圣人之学”,探讨理气、道器、动静、心性、形而上形而下等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虽然离不开儒家的道统,但充分相信人生的意义,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提倡人的精神自觉,并力求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精神境界,即圣贤境界。司马光创辟独乐园以后,依据《礼记》的记载,制作出复古的深衣、冠簪、幅巾、绅带,每当外出时,穿着朝服乘马,让人用皮匣子贮放深衣,背着紧随其后;进入独乐园以后,则换上深衣。他自己这样穿着,还希望好友邵雍也这样,但邵雍说:我是现代人,穿现代人的衣服。据宋人记载,司马光不但没有失望、生气,反而“叹其言合理”。当然,他也没有放弃继续深衣独乐,这可以看出司马光不是追求外在的惊世骇俗、与人不同,而是内心真正达到了充实、圆满、辉光的境界,真正的乐道、精神自足,像周武王那样“独乐其志,不厌其道”(《礼记·乐记》),实现了从政治上苦恼的、被动的“独乐”,向精神上道德上愉快的、主动的“独乐”的转化。深衣独乐,也成为后代对司马光形象的认定,成为后世想象、描绘司马光形象的专属名词。

余于司马光及其诗歌本无研究,近十年前,当余飞君从运河边负笈沪上时,为毕业论文选题计,我结合他的知识背景、求学经历、可以用于研究的时间,分析宋代文学学位论文撰写及学术界现状后,向他推荐了司马光诗歌研究这个较为冷僻的题目,当然,我自己对司马光的诗歌也做了泛览。余飞不以为难,反而孜孜不倦地阅读诗作,认真思考,先后发表多篇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即使放到目前的研究状态下,也不多见。毕业之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虽然事务繁忙,并未忘记司马光诗歌研究这个选题,不断进行思考,不断修改原来的学位论文,对司马光及其诗歌的认识早已超出当年的水平。当他把这部书稿寄给我,希望我写篇序言时,我对司马光及其诗歌的认识,反而将当年泛览获得的整体把握变成模糊的一团,眼前茫然一片,不知道从何说起。拜读书稿并苦思冥想之际,其中关于司马光独乐园诗歌的题目,跃入眼帘,令我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段经历:2012年到2013年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学时,与李广益、张蕴爽等几位留学生一起组织一个读书会,每周读一次《礼记》,阅读的过程中,对深衣之制有过讨论,好像还不止一次,所以印象较深,并且尝试着搜集资料,试图撰写文章,但回国后忙于补课等各种杂事,未能完成设计好的题目。今拜读余飞君的书稿,喜其不改初衷,且能将独乐园诗歌作为一章进行专门研究,堪称有识,遂拉杂写出自己对司马光独乐园及其诗歌的粗浅了解,不敢称序,聊记与余飞君近十年的交往情谊,留下人生记忆的爪泥。

司马光虽然洛阳时期对诗歌兴趣浓厚,但并非刻意求工的诗人。南宋大儒真德秀《跋陈正献公诗集》称:“韩忠献公不以诗名,而《咏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庙、奠八极气象。司马文正公自谓平生于诗尤拙,而《归田》、《花庵》等作,至今想见其深衣独乐之风流。然则谓二公不能诗固不可,谓二公有意于诗亦不可也。”持同样看法的论者应该不在少数,如清人傅占衡也是把韩琦与司马光合论,说他从人家废纸中得到司马光的十五卷诗歌,立即整理编辑以雕刻出版,在他所推崇的六位宋代人中,韩琦和司马光像嵩山、泰山一样的高崇,司马光的诗歌,他说,“公诗即不佳,见犹宝之,况诗乃佳若此!盖公最爱得梅圣俞诗,其谢梅诗曰:‘名字托文编,他年知不朽。’又曰:‘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其重之如此。然余间取咏昌阳括苍石屏二诗观之,辄叹公之所以笼盖朝野,固自有以,而圣俞穷吟有意乎工者,瞠乎其不相及矣。公诗末云:‘慎勿示要人,坐致求者繁。将使括苍民,吁嗟道路间。’嗟乎!此则司马公之诗也,而圣俞何有!故余恒论为诗文大家之指每如此,而两公皆非强为力就者。至如‘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不春风’,即何逊宛陵诸公哉!”傅占衡的评论,又比真德秀的评价高,但傅氏未及司马光的独乐园及其独乐园诗歌,显见的认识不如余飞君全面。

至于书稿自身的特点及其达到的广度、深度,读者自知,无须赘言。

彭国忠

丁酉年六月十六日于沪上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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