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程上，史传散文是一朵翘翘早开而又久盛不凋的奇葩，以它独特的丰姿华彩，向人们展现着隽永的艺术魅力。
早在春秋、战国之世（前722—前221），就相继出现了成于当时史官之手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从而奠定了史传散文枝繁叶茂、蓬勃发展的深厚根基，初现了这一文学体裁的强劲生命力。诚然，《左传》诸书的创作初衷并非着眼于文学，而是意在存史以鉴世。它们都首先是历史著作。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历史事件为经，以历史人物为纬，在将事件与人物有机组合交织出的一幅又一幅历史画卷中，不只是平面地再现历史事件的交替，而是在错综的场景中凸现出了历史人物的典型化形象，具有极浓的文学色彩。因此，有些老一辈的文学史家（如先师谭丕模先生），就曾将《左传》诸书的出现称之为“历史文学的产生”。
我国史传散文最初寄生于历史著作的母体之中，而较其他许多文学体裁早熟；这样一种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从《左传》诸书中史传散文的思想内容来看，一方面，是很鲜明地留下了我国古代文化很早就由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的历史演进的足迹；另一方面，则是从“书史”的特定角度，以“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大动荡为背景，突出反映了以士的崛起为主要象征的古文化革新时代众星璀璨的盛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之世的社会生活还被神主宰一切的蒙昧迷雾所笼罩，当时由巫来兼主其事的“书史”，曾几乎等同于记录“神迹”。“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里已经闪现出历史的主人公将逐渐脱离“神迹”而重视“人事”的理性曙光。再随着周王朝曾严格奉行的宗法制度的日渐松弛，到春秋之时，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就开始提出了崭新的政治文化观——“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人开始公开被肯定为政治历史舞台的主角。进而到《左传》的撰成，更已明确形成了以古代民本思想为其精髓的新的历史观——“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归根结底，历史的兴衰递变取决于民，神也“依人而行”。正是这种以民本思想为其精髓的历史观的确立，才促使《左传》诸书构建成崭新的书史格局，不仅摆脱了囿于记录“神迹”的巫史之作的窠臼，也远远突破了孔子作《春秋》那种只简记史纲而着重借事来发挥褒贬刺世之义的模式，真正在着力于演绎一部“兴亡听于民”的人的历史。也正由于此，人事在历史著作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基本特色也自然渗入并浸透了《左传》一类史书，使它们同时足称为“历史文学”。与上述历史演进大体相同步，春秋、战国时期酿成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伟大的革新时代”，在那前后约五百年的岁月中，真是人才济济，百家竞逐，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数不胜数。于是，时代不仅向《左传》诸书的作者提出了“书史”应着力“传人”的要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传人”时选用不尽的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左传》诸书中那些魅力经久不衰的史传散文，正是由于他们成功地塑造出了那个壮阔历史环境中的诸多生动人物形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史传散文在这个历史阶段已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渐臻成熟的客观存在，也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史传散文已开始朝着脱离史书的母体而渐成独立文学体裁的方向发展。本卷从《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中各选三章，多数都是广为传诵、人多熟悉的名篇，或长于记事，或精于记言，或叙史简明而笔势酣畅，或写人精工而栩栩如生，不仅凝聚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永恒之美，还以其内蕴的许多与时俱新的深邃哲理给人启迪。
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车书混同”的大一统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汉承秦制，又进而以“独尊儒术”的举措强化了大一统文化的思想统一，推动我国古代文化在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前承春秋、战国而后启唐、宋的蓬勃兴盛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司马迁的《史记》诞生了。司马迁不仅首创了以纪传体书史的新体例，为我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朝官修断代史所效法；而且，书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各部分，都被作者用来着力刻画历史人物，既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抑扬褒贬体现了作者的民本主义历史观，通过对历史人物活动场景的高度概括再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更通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高超绝伦的艺术技巧而登上了“历史文学”艺术造诣的巅峰。其中，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屈原列传》及《滑稽》等合传一类传世名篇，至今仍在以其无法逾越的魅力摄人心神。鲁迅先生曾称赞《太史公书》是“史家之绝唱”，我们如果说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传记是史传散文的“绝唱”，应该也不算过誉。
稍晚于司马迁，西汉经学家和文学家刘向对人物传记的写作进行了新探索，即：尝试脱离书史而独立作传。《列女传》一书，应该说是刘向进行这种探索的代表性成果。由于内容受“列女”二字的拘囿而艺术技巧还处于尝试阶段，《列女传》在内容和技巧两方面都比较单薄而粗疏；特别是在时差甚短而光芒特强的司马迁的史传散文对比之下，自然显得相对失色而不易引人注目。然而，刘向在史传散文的发展历程上开了“纪传”同“书史”分离的先河，其支流之一影响及于笔记小说和唐人传奇之类，其主流则影响着唐、宋诸家的传记散文。本卷选其一章，即意在存其开先河之迹。
东汉班固以纪传体作断代史而创成《汉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均沿袭此例为前朝修史。尽管这些断代史书在体制上较《史记》有所更革，如“本纪”之作已逐步成为以历代帝王为主线的编年史纲，多概述重大史事而不再着力于人物描写，像《史记·项羽本纪》那样流光溢彩的史传散文已不得再见；但，各史均仍以主要篇幅作“列传”，其中也不乏佳制，如本卷所选《汉书》的《苏武传》、《东方朔传》，《后汉书》的《张衡传》，《三国志》的《诸葛亮传》，《新唐书》的《李白传》等，在思想与艺术上均各有特色，确应传之不废。至于宋、辽、金、元、明各代之史，则历史与文学的间隔被越拉越大，“列传”也越来越多重于记事之实而疏于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大多显得平质少文。
在上述纪传体断代史书之外，应该特别提出另一部历史巨著，即由北宋大学者司马光主持，由著名文史学者刘攽、范祖禹等人参与，历时近二十年撰成的《资治通鉴》。这部记事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编年史，所涉史事浩繁、人物众多，却深得《左传》、《史记》诸书中史传散文技艺的精奥；特别是通过以战争为主的重大历史场景，铺演情节，雕琢人像，写来有声有色，气势撼人。其中的著名章节，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更可以说是自汉以降的所有历史著作中唯一能在史传散文的艺术成就方面望及司马迁项背的佳作。
唐王朝的建立，孕育了我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以文学巨匠韩愈、柳宗元为领袖发起的“古文运动”，起八代之衰而又集八代之成，创立了全新的散文艺术风貌，使我国古典散文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其中，自刘向始启其端的“传”与“史”逐渐分背而独立发展的传记散文，到这时已臻于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新阶段；同时，传记散文也和议论等文体一样，在韩、柳诸人手下明显有为“载道”而作的目的，不再只是追叙往事、抑扬逝者，而往往借以褒贬时事、寄意来者。因此，如韩作《圬者王承福传》和柳作《梓人传》之类，将取材的视线转向了难入经史的当代社会下层小人物，既刻画生动毕见个性而富有艺术感染力，又褒贬分明寄意深远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此外，韩、柳诸人除活用传记散文的体式创制了像《毛颖传》、《
蝂传》一类深刻而犀利的讽世寓言，还使墓志铭之类世俗应用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得到升华，演进成传记散文的一个新分支，创出了《柳子厚墓志铭》这样情真意切、叙议兼善的作品。
宋人革除残唐五代一度泛滥的淫靡文风，复振“古文运动”的声势，并在创作实践中使古典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新的开拓。由于有宋一代始终未能重现盛唐之世那种宏丽的气派，继承着文以“载道”、“济世”的精神传统的宋文大家们，似乎不仅想以他们的文笔扭转文风之衰，还想以此起国势之颓，所以大多致力于穷究议论辩说之道，致使后人认为宋文多“言理而不言情”。不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伍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苏辙等宋文大师，也都有不少情理并茂、韵味隽永的传记散文作品。
降至明、清，文风又变。但，传记散文仍屡见佳制。在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作《徐文长传》抑扬人文，复社的创建者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评议时事；在清代，桐城派的开山者方苞有《左忠毅公逸事》抒发仰慕贤者之思，近代文化思潮的启蒙者龚自珍有《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颂赞艰辛创业造福百姓的先行。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各有独到的境界。
我国古典史传散文的发展，上下历时约二千五百年之久，名家辈出，佳作缤纷，在思想内容方面，形成了记事则扬抑功过而具有强烈时代气息、传人则褒贬得失而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技巧方面，则砥之砺之代有更变而常新不败。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书所选三十二篇作品，基本上覆盖了古典史传散文发展全程的各个主要历史阶段，包含了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兼纳了不同体式和不同流派，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典史传散文发展的概貌及主要特色。
所选作品，均按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编列。杨华分担了《曹刿论战》、《冯谖客孟尝君》、《鸿门宴》、《诸葛亮传》、《党锢之祸》、《火烧赤壁》及《淝水之战》七篇的译注，其余则均由马赫执笔。谨在此一并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