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的觉醒与多民族的混声合唱
这一时期发生在西部的社会变革，尽管是五四以来“人的解放”思潮与社会革命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世代生活在封建农奴制枷锁下的如牛马般的“奴隶娃子”和农奴主们的财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改天换地般的划时代的革命。所以，从此站起来的被压迫者感受到的天空、阳光、大地、人都是焕然一新的。无论是发自内心的“人”的意识的苏醒，还是对新制度的感恩、对大自然的歌唱，都在独特的民族风格中涂染上了浓郁的喜庆色彩。不仅如此，文艺创作主体之间（本土作家与客居作家）对于这一历史变革的认知差异也凸现了出来，这就是本土各民族作家的观察视角和内心情感对其创作的影响。这不光是因为“人的觉醒”在他们的笔下是发自心灵的呼唤与生命的低吟，更在于他们本身就是这一社会变革的主角与受益者。作为被解放的一分子，他们不但深切地感受了民族平等和新制度对于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尊重与关爱，而且经历并目睹了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苦难历史。因而，这一发自心灵的控诉与真诚的吟唱，不仅汇入了多民族的混声合唱，而且与鲜明的自然色彩、时代精神有机融合，呈现出了浓郁的地域性、民族性与个性化的追求。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话语语境中，这一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的坚守，虽然显得卓尔不群，但却使西部新文学有限度地突破了政治藩篱的束缚与禁锢，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声筒”的轨迹，为色彩单一的新时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从参与多民族混声合唱的创作者身份来看，这一时期西部本土作家的大多数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其中一少部分虽然经历了苦难的旧时代，但深受新时代的感召与影响。他们主要是东乡族的汪玉良、赵存禄，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丹正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格桑多杰、卓玛、绛边加措、意西泽仁，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艾勒坎木·艾合坦木、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库尔班·依明、包尔汉、穆·热舍木夫、赛福鼎、阿不力米提·撒吾尔、柯尤慕·吐尔迪、阿不力米提·乌斯满、祖农·哈迪尔，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查干、巴·布林贝赫、纳·赛西雅拉图、苏赫巴鲁、韩汝诚、巴彦布、特·赛音巴雅尔、玛拉沁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云照光、朝日格巴图、萧乾、莫·阿斯尔，乌孜别克族的塔莱提·那思尔、依敏江·艾克热木；哈萨克族的马哈坦、苏里坦·玛吉托夫、库尔班·阿里、司玛古勒、赫斯力汗、贾合甫·米尔扎汗，回族的赵之洵、马安、白练，锡伯族的哈拜、郭基南、忠禄，柯尔克孜族的阿满吐尔、沙坎·吾买尔，撒拉族的韩秋夫，汉族的赵燕翼、汪钺、武玉笑，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等。
作为各民族作家共同关注的文学主题与时代命题，西部少数民族从“贱奴”到“人”的解放以及“人”的意识的苏醒，构成了新时代人的解放的主要内涵。这里既有对民族苦难的控诉与声讨，还有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恩情结与新生活的讴歌，它们从各个层面展示了时代变革给予“人”的解放。从具体的作品来看，这一时期西部作家笔下饱满的感恩情结，是一种符合历史真实的民族心理的真实显现，绝非那些政治标签式的口号化抒写和夸张的情感宣泄之作可以相提并论的。当然，它的局限和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创作视阈的日益狭窄，以及浓厚的政治意味对此间西部文学中的民族色彩和自然风情画抒写的影响。
亲身经历了农奴制压迫与民族新生的藏族诗人伊丹才让（1933—2004），这样抒写了自己成为“人”的感受：
啊，在那黑暗的旧世界/谁能说有我们的地位//我们苦难的民族/在野兽的嘴里是：“粗笨的野牛”//当一头牛有什么不好/可狼的世界啊，活将牛的皮剥//官税、乌拉磨光了背上的绒毛/嘴底下没有一根草，足下是腥臭的泥沼//头人是藏在皮下的毒蛇/吸完了血，啃尽了肉，还把骨髓抽空……呵呵，我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民族/怎么把命活？……//巨雷一声响，翻天覆地/党的剑劈碎了野兽的世界//“野牛”一头撞翻了牵缰的绳/把残暴的野兽踏成了灰//当雪山上镀满了党的光辉/哈哈，“野牛”欢欣鼓舞跃进人的行列。（《党啊，我的阿妈！》）
从“野牛”到“人”再到随后的“时代主人”的抒写，形象地记录了藏族人民艰难的解放历程。同时，诗人自己的经历也对此做了注解和说明，他感恩新时代的哺育使他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先后进入青年干部训练班、西北艺术学院少数民族艺术系学习，并最终成长为一个民族诗人。所以，这一时期的伊丹才让除整理、搜集、翻译青海藏区的《婚礼歌》和《安多藏族民歌集》外，还创作了大量歌颂新生活的诗歌，如《金色的骏马》《尕海组诗》《致海洋》《党啊，我的阿妈！》《云中牧人》《塞上新曲》《羊群的母亲》等，以充沛炙热的感情、生动形象的比喻、恢宏的气势抒写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喜悦。
同样的主题出现在藏族诗人饶阶巴桑（1935— ）的笔下，却是另一番描写方式，《牧人的幻想》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普通藏族牧民在解放前后的心境：过去的岁月，虽然“他”爱草原像家、爱羊群像伴侣，但只能在幻想中痛苦地想象天空的云儿变成自己的牛羊马；新时代，“他迎着早晨的太阳/头发变得格外黑亮”，“他对白云不再羡慕/他对天空不再幻想/他骄傲地骑在马上/对天空傲慢地歌唱//‘我的牛羊盖遍了草原/我的骡马赛过了飞箭’……‘我的草原上有铁马奔跑/我们的土地上有铁牛奔跑’”。从连自身人权都无法拥有的奴隶到草原的主人，抒情主人公精神面貌与心理的变化被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出来。同时，“铁马”（汽车）、“铁牛”（拖拉机）等新鲜事物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诗歌的时代色彩。1960年出版的《草原集》和之后的《山、林、江、雨》《爱的花瓣》《雪山之歌》等诗，以其表现手法的独特和丰富的想象，使饶阶巴桑的个性化诗歌风格日趋成熟，所以，臧克家才说：
读他的诗毫无平庸干巴的感觉，总令人感到诗意浓郁、新鲜有味。他写得很细致、很委婉。像春天的泉水，涓涓地流着，带着清脆的声响，把人引到一个幽深的诗的境地[1]。
由此看来，此间少数民族作家在艺术创造上的各种努力，如果不深入其中是无法仔细品味出来的，因为它们是掩藏在政治话语之下的充满民族风情和文化积淀的诗歌真味的追寻。
出身贫寒的东乡族诗人汪玉良（1933— ），是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人。他不仅在新政府的供给下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而且成长为东乡族历史上第一个作家。历任《甘肃文艺》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他认为：“为了阳光，我需要抚摩创伤/苦难和欢乐都同样珍贵/我活着，永远会把它留在心上”（《我把心灵的歌献给党》）。这一个性化的内心感受影响到他的创作，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感恩情结的抒写形式，这就是汪玉良诗歌中的鲜明比衬风格：旧时代的苦难与新时代的欢乐对比抒写，是为了更加形象生动地揭示民族解放的心路历程。诗人一面沉浸在“心上飞出了歌声”的“黎明”，一面诅咒刚刚“逃走了”的“黑夜”：“我们是苦难的儿孙/曾经诅咒偏心的命运/我们是奴隶的后裔/曾经渴望着挺起腰身”（《黎明》）。在“蜜一般甜”的日子里，舍犁夫老人用琴弦将人们带到了“血淋淋的深渊”，带进了那风雨如晦的岁月：“我们的弟兄弯曲着腰背/像被驱赶的牲口一样低贱//姑娘的哭泣震撼着头人的庄院/少年的鲜血汩汩地流向壕堑/老爷爷的背上呼啸着皮鞭/娃娃的笑声迎来血腥的子弹……仇恨撕去了东乡人的白天/悲愤送不完恐怖的夜晚”，这就是《舍犁夫老人的歌》所记述的东乡族人在旧时代的命运，“孩子们啊要记住往日的苦难/愿三弦激起你心胸的火焰/去吧！太多的苦难已由先辈承担/愿你们用生命捍卫幸福的乐园”。类似主题不仅出现在《警惕》《耶松达坂》等短诗里，而且也贯穿在了《阿娜》等叙事长诗中：苦难的阿娜——两代叛逆者的亲人，“他的靠手[2]早已屈死杀场/因为他不愿做一头牲畜”；“她的艾黎被马步芳抓走/因为他要为东乡人找条出路”；她的小儿子克里木为了搭救被头人抢去的心上人赫底沏，投入了解放大军；她自己也在“胜利的霞光中长眠”。这部长诗凝结了诗人对民族苦难的深切观照，气韵贯通，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岁月的悲怆意味。尤其是抒情主人公阿娜一家的牺牲与行动，完全是融入历史风云和民族解放的“人的觉醒”与抗争。不仅如此，汪玉良的诗歌还深受西部民歌——花儿的影响，充满了鲜明的民俗与民歌的风韵。尤其是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此间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抒写自然风光，使其赋予了生命的律动和拟人化的特质，所以，他笔下的“人”既有西部自然的特征，又流溢着时代精神。“春天从冰缝里走来/绿色的风啊在草山上漫游/嫩草芽喧哗着刺破松土/碧波从脚下一直闪向天头//白茫茫的雾啊忽近忽远/几股溪流在云霄深处吟奏/祁连山的融雪大踏步走过……”（《春到草原》），这一草原上春的脚步，形象生动，不仅符合自然时序的规律，而且赋予了人的情感。再看“山里人”，“一个个浓眉大眼/有山的剽悍，山的肝胆/肩胛上荷着风、雷、雨、电/也把险崖陡壁轻轻挑在肩”（《山里人》），大西北汉子的精神气质在这一传神的描写中突显了出来，而这是粗犷、豪放的西部自然的人化和象征。他将大量的民族与宗教的术语、习俗糅进自己的诗歌，从而使其充满了浓郁的民族和地域色彩：“今天是欢乐的尔德节/丰盛的油食摆了一桌”（《尔德节》）；“当铜锣把满天星斗咣咣捶散/‘高哎——高哎’，应和着鸡鸣一片/白帽子，绿帕子，红彤彤笑脸/急匆匆和山鹰去云中结伴”，“想从前山把十万手脚紧紧拴/留不住悲愤的花儿挥洒出山……/如今一双双主人的手捧着喜欢/豪放的‘少年’早已把山沟填满”（《山里人》）。类似情景，在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不胜枚举。所以说，不同的民族习俗使不同族别的作家作品具有了明显的分界线，这是民族身份留给西部文学无法褪色的烙印。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1906—1972），新疆拜城县人。30年代中期进入喀什汗里克大寺读书，学习了纳瓦依等维吾尔族古典诗人的作品。诗人在1956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将感恩情结推向了极致，这首长达一百二十行的抒情诗是他在回国途中创作的，可以看作是诗人感恩主题的汇总和大爆发，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创作了《我日夜思念北京》《卡额里克之歌》等诗。“幸福的流水灌溉着卡额里克的田野/只有今天呵，这里才瓜甜果香/我在这万紫千红的锦绣小城/遥望北京，向各族人民的恩人致敬”（《卡额里克之歌》）。正是这一感恩情结的积蓄与继续，所以，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格外思念祖国：“想念呵想念，无尽的想念/我这贮满你慈爱的心窝/荡漾着感情的波澜/美丽的祖国，我把你想念//就是死，我也要在你的怀抱里安眠”。这一腔如杜鹃啼血般的赤子之情，绝非一种偶然的激情，它不仅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而且饱含着创作主体强烈的感受和认知，因为“祖国的民族和兄弟一样平等”，“民族歧视的乌云已经驱散”，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新时代。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创作中，“北京”“祖国”“母亲”等成了表达感恩情结的最典型的意象，而这一发自心灵的真诚的歌吟缘于民族解放的感召。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1930—1989），新疆霍城县人，先后担任新疆作协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出版了《东方之歌》《祖国颂》《唱不完的歌》《铁衣甫江诗选》等十部维、汉文诗集。在新时代，这位早在4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的著名诗人怀抱着“红日的黎明来了”，无论是《喜庆——献给国庆一周年的歌》《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等热情礼赞民族解放和新生活的政治诗，还是《刈麦歌》《我悄悄地爱上了你》《苹果》《我把你的嘴唇比作葡萄》等细腻抒写美好爱情的爱情诗，都是“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柔巴依》）的产物，不仅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真诚歌吟，而且充满了意境的勾勒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在《给恋人的一封信——献给伟大的土地改革》一诗中，他压抑着满腔的愤懑和激动，抒写了一个从巴依的奴婢逐渐觉醒而成长为民族解放战士的形象，艺术化地概括了西部少数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咽着辛酸”的日子，“活像魔鬼填不饱的肚子/穆合塔尔巴依那地狱般的庄园/狡诈狠毒的巴依/事事都把我们暗算/从他庄园里发出的/穷人呼天抢地的哀号/至今还在我耳边回旋”。从此，父母亲被折磨累死的“你”，“作为大布的抵押品/写进了巴依财产的清单/在悲哀中生长，燃点着孱弱的生命/灾难的锁链套上了你的脖颈/见不到一丝阳光和温暖/在屈辱的泪水中忍气吞声/你在火中操劳/在灰中栖身/在这座冷酷的庄院/吸你的血无须钻孔/吃你的肉不用开膛/”，“日子就这样挨下去”，“终于有一天/你睁开了眼睛/心中燃起了怒火/明白了自己的奴隶处境”。从发出无数个“为什么”的怀疑到最终彻底看透“古老专制的炼狱”的丑陋本质，被压迫者明白了自己“才是生活的基石、生命的主根”。于是，觉醒了的“你作为战士参加了这场最后的对垒”，不仅彻底埋葬了罪恶的专制制度并洗刷了“几千年污秽的淤泥”，而且使“土地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使焕然一新的村庄“欢唱着”，“演奏起自由解放的曲调”。就整体的艺术风格而言，铁依甫江这一时期的诗歌色彩明快、基调高昂、率真活泼、激情澎湃，深受维吾尔族民歌的影响和时代色彩的制约。其中除爱情诗具有生动、纯净、细腻、情趣盎然等特点外，最有特色的莫过于他的充满幽默感的讽刺诗，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哲理抒情诗《柔巴依》，而其他大部分的政治抒情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概念大于形象的缺陷。《报告迷之死》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位夸夸其谈式的空头政治家，为现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像的长廊增添了一个令人可憎可笑又可怜的人物形象。此君一幅高高在上的官僚嘴脸，爱作海阔天空的长篇大论式的报告成瘾，不分场合、不顾群众的疾苦，用口若悬河的空谈报告折磨人。当开会的人忍无可忍、纷纷逃走时，兴犹未尽的“报告迷”便回家“把婆娘娃娃从梦中叫醒/把没有作完的报告继续讲给他们听”，并常常在睡梦中“也不停地讲演”，弄得他的老婆夜夜无法安眠。最后，“报告迷”在群众的一片指责声中死去。同类批判、讽刺题材的作品还有《“基本”的控诉》《以革命的名义宣告》等，对社会弊害和丑陋的国民性、官僚行径给予了辛辣、无情的讥刺和批判。
“人的解放”这一现代社会永恒的主题，还通过西部现代作家“新人”群像的塑造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这里的“新人”不仅是西部各民族的主人，也是新时代的主人。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们身上凝聚和沉淀了属于民族的也是属于时代的品质，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气质与时代精神的烙印。因此，“新人”是艺术化地透视西部各民族历史变迁的活性载体与标本。与此同时，多民族混声合唱中最亮丽的歌声——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新的民族关系也成为西部新文学的主题，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人的解放”的推进与深化，以及西部民族风情的浓墨重彩的描绘，即浓郁的民族色彩、自然色彩与风情画、风景画、风俗画的抒写和展现。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符合标准的成长中的“新人”呢？很显然，他们既是青春焕发、健康活泼、热爱劳动的新社会的主人，又是心灵纯净、充满爱心与责任心的劳动模范和标兵，并且，都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和风俗化色彩：
白里透红的脸庞 如阳光下的荷花/两道细细的柳眉 似夜空中的弯月/乌黑明亮的眼睛 像秋天里的湖水/纯洁自然的笑容 是对生活的描写/年轻姑娘的面容 赛过开放的牡丹/喀喇沁草原的生活 充满幸福和喜悦。
——（蒙古族）曹都毕力格的《喀喇沁姑娘》
再看维吾尔族诗人艾勒坎木·艾合坦木在《我的榜样》里塑造的锄麦姑娘形象：
天气很热/没有一丝儿风/姑娘挽起袖口/辛劳着/她抬头 看看太阳/“今日的事儿 不能留到明天”//……我望着姑娘/清楚地辨出 她那满头黑黑的发辫/脸儿嫣红/犹如熟透的苹果/黛眉 如刀裁。
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维吾尔族农村姑娘，她姣美的容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发辫”到“黛眉”都是维吾尔少女打扮的模样，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热爱劳动的新时代的“新人”。清晨，“迎面走过来一位农妇/满脸的皱纹里闪烁着豪气/听说她原来是伯克家的保姆/今天，却当了家乡的区委书记”（《在路上》），这是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塑造的女区委书记形象。
翻译家兼诗人的克里木·霍加（1928—1988），新疆哈密回城乡人，曾任新疆作协副主席、《诗刊》编委。他不仅有诗集《第十个春天》《春天之歌》《克里木·霍加诗选》等，而且翻译了《黎·穆塔里甫诗选》《红楼梦》和郭沫若、贺敬之的诗等文学作品。很明显，《在路上》这首缺乏诗味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克里木·霍加一贯的创作风格。他最为擅长的意境美、形式美的艺术追求，在同期创作的《天鹅》一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清亮的湖水宛如一面明镜/湖底上落下了晴朗的夜空/静谧的湖水有如晶莹的宝石/宝石镶嵌在绿荫的草原上//白色的天鹅在湖面上游荡/碰碎了湖底的月亮/月亮散成了点点的繁星/繁星在湖底闪烁着光芒//两只天鹅依偎得那么亲近/宛如一对倾诉衷肠的情人……//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两个身影映入湖心……水面上的那对身影/是我们公社里的年轻的牧人/一个是牧马能手，像矫健的山鹰/一个是牧羊标兵，像明亮的星星。
诗人不仅精心营造了一幅如诗如画的草原夜景，而且使一对青年男女美妙、甜蜜的爱情在优美、静谧的画面中得以展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学中的爱情是有条件的，必须是与劳动、工作、理想、进步相结合的产物，不然的话，是无法以正面形象在文学中存在的。《天鹅》中青年牧人的“爱情种子”就是“在劳动中播下”，而且他们还是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牧马能手”和“牧羊标兵”。类似情景还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中，这就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不同民族的审美标准共同制约的爱情观在文学中的反映。大胆、果敢的现代女子为了爱情毫不掩饰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在大田里仔细观察/好样的青年要从这里挑选/能干在行的小伙子哟/我的心儿愿向你奉献”（铁依甫江的《乡村姑娘之歌》）；“情人啊！愿你插翅向田野飞来/来吧！亲爱的！我们在田野里相见”（铁衣甫江的《水渠情笺》），这是一个奋战在劳动工地的建设者写给情人的信，他欣喜地告诉对方自己又夺得了劳动红旗，希望用“一渠好水”送去他的爱情。
纳·赛音朝克图（1914—1973）是现代蒙古族文学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蓝色软缎的“特尔力克”》不单是一首充满诗味和生活情趣的出色的爱情诗，而且是诗人此间创作的表现民族风情画、风俗画的代表作。“它以巧妙的构思，新颖的结构，鲜明的画面，显示了当时蒙古族诗歌在艺术技巧上的成熟”[3]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新生活带来的人的变化和“新人”对爱情的自由追求，通过一个蒙古族姑娘缝制蓝色软缎特尔力克（蒙古族民族服装）时的内心喜悦与细密情感得到了充分展现。温柔美丽的草原姑娘，一边缝制蓝色软缎特尔力克一边想着心思，“玫瑰色的脸蛋儿多丰美/柳叶似的眉梢儿向上扬”。诗人问她漂亮的特尔力克是不是自己穿？伶俐可爱的姑娘说了半天，“羞得脸颊红/到底没有说清为谁缝”。一旁干活的母亲插话说：“如今的姑娘们啊/爱情自由多幸福……她赶上了这个新时代/劳动里锻炼得更出色”，他——“乌思尔的孩子吉尔嘎拉塞汗/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好青年/牧马、摔跤是能手/村庄里没有人不称赞……”姑娘“脸蛋儿红到耳朵边”，被说中心思却故意流露出生气的嗔怪：“妈妈总爱说 不着边际的话/人家小伙子好就好/他和我有什么相干”。这里既有精湛的白描，又有机智的场景与富有情趣的对话，使“新人”的精神风貌得到了充分的展露。除此之外，纳·赛音朝克图还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新人”新事的诗歌，如《正蓝旗组诗》《罕德玛额吉》《选举》《南迪尔和松布尔》等。尤其是一千二百多行的《南迪尔和松布尔》，不仅是1949年以后现代蒙古族诗歌中最早出现的长篇叙事诗，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升华了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命运是与国家、集体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爱情更是如此。浓郁的草原气息、优美的民族风情衬托着人物内心的纠葛、矛盾，民间歌谣、谚语的灵活运用和插入，使叙事诗在悠扬的歌声中展开，增强了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感染力。
在另一位蒙古族诗人、学者特·赛音巴雅尔（1938— ）的《花果之乡》（组诗）中，出现了竞相争当劳动“模范”和“先锋”的“新人”形象：
清澈似镜的洮儿河缓缓流动/英雄的青年们劳动中争当先锋//花果遍布的科尔沁草原/歌唱洮儿河的声音清脆柔软/摘运苹果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忙碌在洮儿河的两岸//小伙子那红润健美的脸膛/同那红苹果媲美简直一样/姑娘们那细腻微笑的双颊/同那熟葡萄对照无比相像。
这首由“花果之乡”“金色的路”“清澈似镜的洮儿河”等构成的组诗，不仅抒写了获得解放的蒙古族人民的家园之美与丰收的喜悦，而且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精神风貌。因为“胸中激荡着幸福的暖流”，所以“老阿爸变得更加年轻”；因为新时代唤醒了人们的激情和潜能，所以劳作的场面格外感人：小伙子“疾步如飞”、姑娘们“健步轻盈”。在这里，健美、喜庆、热情、欢快的关键词不仅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人物风貌，而且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意象。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在直接诠释和配合时代主题，赵之洵、韩秋夫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就在一定限度内实现了抒情的自由。同样是对爱情与新生活的抒写，在他们的笔下却是另一幅景致，这完全取决于创作主体的自我追求。一幅幅传神的速写，简笔的勾勒与细节的摄取，使情趣盎然的藏族风俗画飞动了起来，这是回族诗人赵之洵（1934—2009）的《情歌会即景》所截取的生活片断。每年正月初八的夜里，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的一座村庄里有一个传统的情歌会，年轻的藏族男女彻夜歌唱爱情：“灯火亮起来了/玛尼房充满光明//人群涌进来了/玛尼房到处是喧声//灯火呵/每一次闪动/都洋溢着欢腾//人们啊/每一副笑脸/都饱含着爱情”（《灯火》）。美酒伴着歌唱，使青年们如醉如狂，一向性格爽朗的藏族姑娘啊，情到深处，“圆袖遮住了半个脸庞/目光紧盯着一个地方/虽然她始终没有开口/却已将多少歌儿唱给她的情郎……”（《羞》），寥寥四句，一个“羞”字道尽了人间的风情万种。在青海撒拉族诗人韩秋夫（1932—2017）的笔下：
二月的庄子羞了/二月的花要把庄窠淹没/一片片，如锦似火/一团团，在枝头烧/二月的人比花还俏/满地头红颜扰扰/二月的庄子羞了/二月的庄子是敞开的心房/一行行，是拔草的艳姑/三俩俩是赛唱的阿哥/开放的心，在垄埂里烧/绿野中，鲜花朵朵/二月的庄子羞了/二月是堵单薄的心墙/二月的秘密一点就破/二月是熟透的爱情/二月酝酿着沉甸甸的收获。
——《二月的庄子羞了》（1956年）
拟人化的手法、奇诡的想象、排比的句法、含蓄隽永的笔致，绘就了一幅动人的撒拉族村庄风情画。洋溢在其中的不仅有独特的民族色彩，还有浓烈的自然色彩与生活气息。洗却了政治说教与意识形态印痕的这几首诗歌，出现在1957年前后的政治氛围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虽然它们没有一目了然地直接配合时代主题，但谁能说这不是新生活与“新人”形象的抒写呢？这是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与生活风貌啊！
还有一批作家也试图通过民俗风情的抒写来实现这一超越，他们从不同视角切入了西部的乡土、自然与社会变革，描绘了风光迥异的西部风景画。如著名藏学家桑热嘉措（1896—1982）在《青海湖赞》里描摹的风景旖旎的青海湖胜景：
青海湖的东北西南/是绿玉般的大草原/美丽的风光令人陶醉/没有主人的百兽自由往返……湖水和蓝天连成一片/月亮闪着银色的光/繁星眨着妩媚的小眼。
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1922—2013）的《冬之高原》抒写了充满生机的雪域风情：
寒冬季节的西藏高原/像匹美丽的白绸光彩耀眼/雪花镶嵌的巍巍雪峰/像城墙把西藏围在中间……大树小树宛似朵朵棉花怒放/千山万岭有如春天山花烂漫/人们的眼睛像十五的月亮/兴致勃勃地观赏这雪林银冠。
形象生动的比喻，浓墨重彩的描绘，是这些雪域风情画、风景画的美学特征。
除此以外的“新人”群像系列中还有：“翱翔的雄鹰”——“跨上飞快的千里马/背上锋利的刀”，守卫边疆的“年轻的柯族民兵”（阿满吐尔的《誓死保卫边疆》）；比明月还面容娇艳的村女“像百灵鸟飞进花园”，“驾驶着拖拉机把幸福播种”（尼米希依提的《故乡的夜晚》）；那个曾经用顶珠数着“马背上流浪的白天”，举着“乞讨用的木碗”的藏族姑娘，而今成了“忙于追赶明天”的英勇骑手（饶阶巴桑的《野友集》组诗）；青藏公路上的藏族驾驶员，“黑红色的脸庞上镀满了金色的阳光/紫铜似的双手驾驶‘解放牌’的车辆”（伊丹才让的《捧送阳光的人》）；“为集体——万样事她想得周全”，“我们的阿姑真能干”，这就是乡亲们心目中的巴岭供销社售货员王秀花（赵存禄的散文《巴岭雪莲》）；暴风雨之夜的马群守夜人其莫德（莫·阿斯尔的《牧马人其莫德》）和达斡尔族作家沃·索依尔的《牧马人道尔吉》；那个性格温柔、爱社如家的放牧员桑尔金（意西泽仁的《桑尔金》）；鲜活生动的骑兵战士巴特尔和哈尔夫，一个在苦难中长大，另一个经历了从旧军人到人民战士的脱胎换骨的锤炼（朋斯克《金色兴安岭》）。在玛拉沁夫《花的草原》中，再次回到草原故乡的杜古尔，面对牧区的新景象心情激动，禁不住“心在歌唱”，解放不仅使他——年轻的“终身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使他成了著名的长跑健将和三次全国纪录的创造者。和作家最早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相比，《花的草原》缺少前者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和宏阔的气势，但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充满了草原风情的描绘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这一时期西部小说中的“新人”形象比诗歌、散文中的“新人”要丰满、深沉和复杂得多。先后创作了《起点》《破床》《春天》《牧村纪事》《斯拉木的同年》等小说的新疆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罕·胡孜巴尤夫（1924—1979），他笔下走向新生活的哈萨克族妇女典型玛丽娅（《起点》），不仅有着复杂、内敛的性格与曲折的经历，而且其个性追求与民族习俗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使其行动、思想打上了传统民族心理的烙印，真实再现了哈萨克族妇女在新时代的生活追求与内心矛盾。同时，无处不在的幽默、诙谐与犀利的笔致流溢在他的笔下，准确勾勒并凸现了人物的个性。扎拉嘎胡的《春到草原》、齐·敖特根其木格的《新的家庭》、葛尔乐朝克图的《路》、浩·巴岱的《幼嫩的花》、阿·敖德斯尔的《草原之子》、安柯钦夫的《新生活的光辉》、朝日格巴图的《草原骑兵》等草原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了草原人的心灵世界，使时代风云与人的复杂的内心变革相互结合，从而在更为深广的空间里拓展了此间少数民族小说对西部社会变革的关注。
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团结与新型的民族关系的确立，虽然在新时代以宪法的形式给予了确立，但是，旧时代遗留下的民族压迫与仇杀的怨恨和阴影，却不是瞬间就能消除的，因此，新时代的现代西部文学有相当篇幅是反映新型的民族关系的。在云照光的《河水哗哗流》中，新旧时代的民族关系通过简单的今昔类比得到了充分展示，尽管也有一点图解政治的意味。为了河水灌溉经常械斗的大黑河两岸的“汉人板申”和“蒙古板申”，在旧时代结下了数世怨仇；而今在新时代，不仅他们的名字一个变成“友谊”一个改成“团结”，而且以心换心结下了友谊的果实。扎拉嘎胡的《小白马的故事》是一篇颇有生活气息的草原小说，牧民依和恩格为了报答汉人朋友王振堂的恩情，不顾妻子的反对硬将心爱的小白马——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冠军卖给了急需牲口的王振堂。之后，为了归还跑回的小白马，依和恩格夫妻间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心爱之物与友谊两者难以割舍的矛盾，凸现了人物内心私密的一面。虽是生活琐事，却折射出了一个关乎蒙汉友谊的民族关系的主题。
著名蒙古族作家萧乾（1910—1999）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草原即景》《时代在草原上飞跃》《万里赶羊》等散文，以清新自然的笔调、细致入微的观察、满腔的赤子之情，描绘了一幅幅色彩绚丽、气韵生动、如诗如画的草原风情画，使深入其中的人物更加逼真、更加活灵活现。但是，这还不是萧乾散文的全部意义，充溢在这画面中的“作者沸腾的激情”、那种“心与象通、意与景谐的境界”，以及“自然、朴素、淡远”[4]的意蕴才是作家的最高追求。《万里赶羊》的内涵是丰富的，克己奉公的民族干部为节约数万元的开支，历经千难万险将一千四百只新疆细毛羊赶回锡林郭勒草原只是一个层面；沿途的哈萨克、藏族、维吾尔、汉等民族素不相识的人们所给予的关爱、帮助，才是这篇散文最具魅力的地方，因为，它谱写的是一曲民族团结、友爱的交响乐。
藏族诗人擦珠·阿旺洛桑（1880—1957）亲眼见证了民族解放与藏汉民族关系的变迁，他的代表作《金桥玉带》以宏伟的结构、磅礴的气势，描写了藏汉人民艰难修建川藏、青藏两条公路的历程，以及获得解放的藏族人民与金珠玛米（解放军）之间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为了“在天柱、激流、广阔的草原上/筑起金桥玉带”，筑路大军不仅要“冒着严寒酷暑”和狂风暴雨，而且，他们的血肉“常随碎石奔流，浪花飞溅”，但是，英雄们最终“征服了天险地险/汉藏两族的弟兄们/在拉萨人民广场上，握手，拥抱/亲切会见”，这是“象征着汉藏民族的团结圆满”。
在《森林里的歌声》中，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1952— ）抒写了一幕平静中蕴藏着苦难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场景：驯鹿、桦树林、歌声、猎人。剽悍的猎户敦杜受尽了山外汉人地主欺凌，被抢去了猎物五叉鹿茸并丢失了唯一的儿子昂嘎，恨死了汉人的敦杜却又不得不捡回饿死了母亲的汉族女婴；少年昂嘎落在了汉族地主手中，被皮鞭抽打、蚊虻叮咬，几乎在寒风中毙命，又是受苦的汉族长工救了他的命。“苦难的鄂温克哟，河水里的石头/泪水冲刷哟，命运凄惨/贫困的鄂温克哟，山林里的枯木/盼啊盼着哟，美丽的春姑娘”，这就是旧时代鄂温克人生活的写照。十五年过去了，女婴乌吉娜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穿着军装的哥哥——昂嘎回来了，成为森林主人的鄂温克人的春天来了，山外受苦的汉族人与山里的鄂温克人成了骨肉兄弟。这篇小说不仅刻画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质朴善良的敦杜夫妇、纯洁美丽的乌吉娜、倔强勇敢的昂嘎等，还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抒情、优美的鄂温克人生活图景，以及独特的鄂温克人生活的风情画：“苍绿的樟松，银白的桦树，嫣红的山杨，蛋黄的松针”，还有被称作“仙人柱”的尖顶屋、用鹿心拜祭山神、野鹿的鸣叫等等。
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土生土长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赵燕翼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家。
赵燕翼（1927—2011），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甘肃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人。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著作先后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等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冬不拉之歌》《驼铃和鹰笛》《花木碗的故事》《白羽飞衣》《乌鸦女孩》以及《赵燕翼儿童文学文集》（五卷）、散文集《我从黄土高坡走来》等。中篇小说《阿尔太·哈里》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童话《小燕子和它的三个邻居》《铁马》《莺歌蛇舞》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第十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及全国童话名作家邀请赛金童奖。小说《桑金兰错》被收入《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他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地震》发表于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征文集《忘不了的事》一书中。1949年以后，他先后在解放军文工团、文艺报刊编辑部、作家协会等部门任专业作家和文艺编辑，曾任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持甘肃省文学院工作多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赵燕翼就在上海出版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
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蒙古、藏、哈萨克、裕固等多民族混杂区的汉族作家，赵燕翼非常熟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所以，出现在他笔下的“草原新传奇”系列小说，不仅成功地描绘了充满民族色彩和草原风情的生活画卷，还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真实、客观地展示了西部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如：嘴角总挂着一丝憨笑的文雅秀气的新娘子桑金兰错，柔中带刚、藏而不露的性格（《桑金兰错》）；被称为“半碗油”的流浪汉官布尕藏传奇的人生经历，诡秘、狡黠、散漫的古怪性格与深藏在内心的满腔侠骨柔情（《老官布小传》）；从流浪孤儿成长为哈萨克族第一代汽车司机的阿尔太·哈里悲欢离合的传奇人生（《阿尔太·哈里》）；一心想成长为一个真正牧人的少年官布尕藏（《浪哇牧歌》）；爱憎分明的蒙古族妇女齐格美德（《寻马记》）等，都以其鲜明的人物性格和个性化的形象，完成了对西部多民族社会生活的艺术化的观照和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