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的出生

我想我是在不怎么受欢迎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不受欢迎，而且出其不意。我的出生似乎颇能预测我后来的人生，在未来人生的诸多场景里，我都像个不请自来者，有点儿怯懦地走进一个陌生的、不属于我的地方。那里的人起初不怎么欢迎我，我自己更是感到尴尬，但渐渐地，他们接受了我，确信我是个无害的入侵者，而我也终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

我请你们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县城，它的中心是一条南北街和东西街的交叉口，当地居民称它为“十字街口”。这条南北街和东西街之所以被称为“大街”，因为路面上铺着一层已经坑坑洼洼、处于半毁损状态的柏油。一辆小车驶过（这在当时的县城里并不多见），它就会荡起尘土，而只要下会儿雨，那些坑坑洼洼就变成一个个的小泥潭。这两条街就是整个县城的主干，其他长长短短的巷子、小街多半是被人踩实的土路、煤渣路，从这主干辐射出去，即通往小城中的千门万户。小城的外围是一道坍塌的城墙，大部分城砖早已被人搬走，城墙旧址的四个角，各有一个小湖或者说是天然的池塘，当地方言称为“坑”，因此县城北角的池塘就被称为“北坑”，东边的池塘就被称为“东坑”。这种叫法对于不熟悉河南方言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理解，而且听起来相当粗暴。那一带废弃的城墙最后变成了一条环城的堤岸，沿着这个堤岸，你可以走遍东南西北各个城角（当地人称为“城关”），而且，你总会很快地又回到了水边。这个小县城没有半点儿繁华的影迹，但明朗而安静，甚至不乏古雅；它没有高楼，但有很多树，春夏时节，小街上洒满浓浓淡淡的树荫；小城人的生活不优裕，但也热气腾腾，它还处在半乡镇、半城市的状态，很多居民有个属于自己的平房小院儿，在小院儿里，他们喜欢种石榴树、柿子树，有的还养几只鸡。

“十字街口”就是此地的繁华所在，其繁华的证明是街口北边有一家国营食堂，东边有两家卖胡辣汤、油茶、豆沫、包子、油条的早点摊子。沿南北街向南走几步是县城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商场——百货大楼，紧挨着是人民影院，人民影院再向南是戏院，也叫作“大礼堂”，对面是县文化馆……在这些建筑之间，零星地散布着两三家国营商店。这一带就是全城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终日流连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往另一个方向走。从十字街口沿着那条不怎么平坦、宽阔的东西大街向西走两三分钟，在路的南边，我们会看到一家“回民食堂”，这家国营的清真馆子卖的是当地人最爱吃的羊肉烩面和水煮白羊肉、五香牛肉。经过“回民食堂”沿东西大街再往西一点儿，路北是商业局家属院，路南是盐业公司家属院……在盐业公司家属院外头有一家面条铺，它是一间刷着白漆的路边小屋，不营业时窗口挡着一块土黄色的刨花板，上面用粉笔不甚醒目地写着“卖面条”三个字。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屋却是整条街上最繁忙的店铺。每天上午十点钟以后，木板撤去，面条机开始运转，周围各机关、单位、家属院的人开始聚拢到窗口前排队买面条。在每天排队的人里面，就有我姥姥或是我的某一位姐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也会和我姐姐一起站在窗口前排队的人当中，起初，我姐姐会牵着我的手，但很快，她会看到一个熟人，然后对我说：“你站在这儿排队，我去和她说句话。”这个地方显然又成了社交场。

如今，你大概已经知道世界上曾存在过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这个小地方，曾存在着一个叫“商业局家属院”的地方，院子里大概住着八九户人家。院子中央有一口井，尽管有自来水管，但大人们有时仍会用一条系着麻绳的铁皮桶从井里打水，据说井水冬暖夏凉。因为害怕有人夜里失足掉进井里，大人们在井上加了一个盖子。后来，院子里的小孩儿为了吓唬自己，常常一起趴在井边，挪开井盖，看着深处一圈闪动的水光。在他们眼里，这光圈显然是幽灵世界的入口。

因为我母亲是商业系统的人，我们家得以住进这个家属院。我们拥有东西两处小院，称之为东屋、西屋。在这个家属院里，只有我们家被批准占据两处房屋，因为我们实在是个大家庭。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有了五个孩子。我相信大家庭的诞生和响应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关系，至少在当时，我父母一定坚信领导人所说的“人多力量大”是真理。他们（尤其是我母亲）一直是很忠诚的干部，积极拥护、追随着党的政策，尽管这政策不断变化以至于让他们有时摸不着北。他们俩都不爱读书，这在那个年代来说，简直是一家的福祉。我父亲的爱好是读报，他的信息都从报纸和广播上得来，我母亲则除了伟人专著、党的文件连报纸也懒得看，况且她本身就是个“创造者”。我最早接触的有关写作的东西就是我母亲那些大会发言稿，她常常坐在被窝里还在修改她的发言稿。她是那种很早就投身“革命”的典型女党员，在我出生时，她是县城百货公司（也就是十字街口那家百货大楼）的管理者，人们称她“王经理”或是“王主任”。

总之，在我出生前，我们家已经热闹非凡，孩子们均匀地相差三岁，他们既相互照顾，也经常打斗，在分享、打斗与和解之间，竟自行建立起一种秩序。但我小时候从未能进入过这种秩序，因为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常常被母亲带在身边，同时也被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大姐姐照顾，就连年轻时对其他孩子都动过拳头的父亲也从未打过我一下，因为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终于懂得疼爱自己的孩子。后来，当所有人都能笑着“控诉”父亲年轻时的暴行，当小一点儿的还控诉年长的孩子对他们的“专政”时，我则是个局外人。我很遗憾自己的童年一点儿也不精彩，既没能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未因此而得到胜利的狂喜或饮泣于失败……我受到家里所有人的照顾，如果我想要什么，其他孩子就尽量让给我，即便是不情愿地让出。对此，我父母的解释几乎不近情理但又理直气壮：“给她，她最小！”这注定我后来很难去为自己争什么，更不用说抢。争抢、挤来挤去、为得到某一种东西而竭尽全力，这对我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事，在热热闹闹的、急躁的竞争中，我一定是转身离开的消极者。这也注定我会喜欢一种较为自给自足的工作，譬如写作。在此类工作中，你做你所能做的，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坐下来继续工作、耐心地等待。

我母亲工作很忙，早出晚归，除工作之外，还要到大礼堂（也就是戏剧院）接受造反派批斗。她脾气刚烈，好在我们县的造反派并不十分凶狠，甚至还有些愚蠢，结果批斗会常常变成我母亲和造反派之间的辩论会，最后则干脆演变成我母亲的申诉会。我相信我母亲的口才在那些年有很大进步，但听说她也受了一些苦，因为他们一整天不给她水喝，也不给她东西吃，只让她说话。到了天黑，批斗会结束，造反派放我母亲回家，原因是考虑到家里有五个孩子在等着母亲。我母亲这时候常常是嘴唇干裂出血，嘴角和鼻子下面起着一粒粒水泡，但她倒没有受辱的狼狈相，依然风风火火、腰板挺直地往家赶。而她的五个孩子则一过了黄昏，就全部等候在家属院大门口。他们就像一小队士兵（主要是女兵），手里还拿着武器，这些武器包括已经裂开的竹竿、从地上捡来的粗壮树枝，还有家里用废了的锅铲。他们被严厉禁止去大礼堂看自己母亲的批斗会，但仍然有很壮烈的保护母亲的愿望，于是，他们就守在家属院门口，决定只要母亲受人非难就上前救助。

等我的姐姐哥哥们看到母亲的身影像往常一样出现在西街上，他们手里的“武器”就变成了欢迎的旗帜，他们挥舞旗帜兴奋地跑上前围住母亲，簇拥着她回家，仿佛她是个凯旋归来的女英雄。我父亲自己也从来不看对他妻子的批判，至于他妻子的善辩，他在家里也已经领略到了。他那时候在一个叫“财政委员会”的单位做会计，另外还在一个叫“烟叶管理办公室”的地方做兼职会计。这两个政府机构如今都已不存在了。据说，他经常出差，如果不出差，他更愿意在外面和朋友们喝酒，他是县城里有名的饮者。

当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在东屋和西屋里，我的五个哥哥姐姐来来往往，制造出非凡的骚动和喧哗。好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噪音污染”的说法。我的哥哥姐姐之间完全谈不上礼貌，但彼此真诚相爱。只有一个成年人在照料着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运转，这个人就是我的可敬可爱的姥姥。所有看过关于旧时代电影的人大概都不难想象这么一位旧式妇女：她裹着小脚、在脑后梳着那种圆圆的发髻、穿着斜襟盘扣的净面布衫。她是个整洁讲究的乡下老太太，却又异常能干。在1942年洪灾期间，她带着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逃荒在外，河南救济灾民的西方传教士的稀粥救过她们的命，于是，她成了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从此以后，任多么强有力的宣传都无法改变她的“偏见”——外国人并不坏，美国人并不坏！她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观朴素的妇女，她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亲身的经历。她的不慎言论曾给我母亲带来很大恐慌，这使我姥姥在外人面前只能尽量保持沉默。但在她的外孙外孙女面前，她仍然虔诚地信着她的主，给他们看她藏在自己小抽屉里的基督牧羊图，并毫不掩饰自己那个政治不正确的“偏见”。

我姥姥后半生的操劳都是为了我们。从她的女儿生下第一个孩子，直到我这个不速之客来临，她一直充当着大家庭的保姆。她在乡下有地，也有她自己的房子，但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我们家，带幼小的孩子，给年长上学的孩子做饭，还负责管教他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耗尽了她的心力。在城里粮食困难的时期，我姥姥把乡下地里的产品全都带到我们家，我的姐姐哥哥们才不至于挨饿。她会用自己地里产的花生榨油，给孩子们烙油饼吃，还用她自己地里出产的黄豆晒“酱豆”……就是这样，她踩着已经松绑的但早已变形的小脚，在我们家和她的田地里奔波。她仿佛会干所有的活儿，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牺牲、坚忍、勤劳持家等所有的美德，但她并不是软弱可欺的人。如果我父亲和我母亲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她就会表达她的愤怒：离家出走！这当然是我出生很久以后家人告诉我的，但我能想象她气愤地扬长而去的样子，我能想象她如何坚决地拒绝我父母的劝说和恳求，我还能想象她挎着她的小布包、头也不回地走在县城和乡村相接的郊道上……往往是这样，她愤然走在前面，我父亲推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跟在后面。他深知没有他的岳母，整个家就会瘫痪，所以他一路跟着，巴望她回心转意。他不善于道歉，只是一直说：“妈，走得累了，快坐到车子上吧。”他经常得不到理睬。有一次，他突发奇想，说：“好，你要回去就回去，但是这么远的路，你要走到什么时候？你坐上来，我送你回家！”我姥姥起初将信将疑，但他说得很坚定。于是，我姥姥就坐上了他的车后座。起初，我父亲蹬着自行车往姥姥那个村庄的方向去，但他后来越蹬越快，到了某个岔路口，突然一个大转弯，然后飞快地朝进城的方向蹬。我姥姥发觉受骗了，但不敢从飞速前进的自行车上往下跳。她坐在后座上不停地打我父亲、喝令他马上停车，但他不为所动。这样的喜剧不只发生过一次。是的，我就是降生在这个笑笑闹闹、缺乏严厉长者管束的家里，在一群偶尔善感却并不多愁，甚至还有点儿爱享乐、颇能自给自足的人当中。我想不到比这更合适的一个地方了。

1977年，我母亲已经四十岁，正处于她的事业顶峰。当然，以她的利索能干，多一个孩子不是问题，但她发现党的政策又变了。当计划生育的政策风暴来到我所在的小城时，我在我母亲腹中快六个月了。按照女共产党员要做表率的想法，我母亲没想太多就决定堕胎。在她和我姥姥之间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且不说我姥姥所信奉的教义反对堕胎，按照她那老一辈的道德理念，把孩子弄死腹中也是不能接受的。我姥姥少不了又威胁说不再管这一大家子、回她的乡下住，于是，我母亲采取了和我父亲一样的“迂回战术”，她表面妥协，但不久后，她瞒着我姥姥偷偷去地区医院堕胎。我母亲真有革命者的激情和勇气，她是一个人去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不会对着痛苦哭哭啼啼。

地区医院的医生为母亲注射了要杀害我的毒针。母亲躺在床上，感到腹中剧痛、天旋地转，她那时感到我在挣扎，才觉得这么做对我的确有些残忍。一开始，疼痛很强烈，她恐惧地觉得我就要死了，会变成一团没有生命的血肉……但过一会儿，她腹部的疼痛缓解了。这又增加了她新的恐惧，她想如果不杀死我，我生下来也会是个残疾，那么杀死我倒是更好的选择。等孕妇反应平静后，具有铁一般意志的医生和母亲又联合起来对我注射了第二支毒针。这一次，母亲受了更久的折磨，昏厥一次，但在我剧烈反抗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他们想象中的那团血肉模糊始终没有坠落……医生的意志首先崩溃了，他害怕产妇会有生命危险，坚决拒绝再用别的药物，并给我母亲的“上级单位”开了无法堕胎的医学证明。

其后一直平静，我母亲再也没有动过堕胎的念头。尽管有医生的证明，她的仕途仍然受了影响，她在竞争商业局女局长的位置时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很自然地被踢出赛局，在日后的权力斗争中，她也逐渐失利。几年后，她调离百货公司到食品公司当经理，这被认为是“贬职”；此后她又被调去更冷清的单位——县国营农场，只当了个副职，不久后就退休了……我母亲曾经算过卦，算卦的告诉她我是她的“克星”，我的到来会让她的事业每况愈下。事实似乎与算命先生所言符合，但我觉得原因不是我，而是时代的变迁，商品垄断政策的结束必然会导致国营商业系统的垮台。在我母亲退休后几年，还有以前百货公司的老职工来找她哭诉，说公司的地都被现任的经理卖光了，他们找不到人领下岗补贴。而我母亲则和他们一起缅怀着过去公司的辉煌时代，一相情愿地认为公司倒闭是因为没有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的人管理。被所谓的革命性鼓动的人通常是盲目的，他们以为有了热情、忠诚就能解决问题、让一切变得美好，他们缺乏世俗的智慧也因而缺乏人性化的理解和宽容。这一点，我从我母亲那代人身上即能看出。而可悲的是，它甚至还存在于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在理解人和世事之前，他们激烈地想改变世界、改变其他人，却忘记了重要的根本不是激情本身，而是它被用于何处。有关“克星”的说法，我母亲很快就当成笑谈了。事实是，对于她的“克星”女儿，她给予的照料和慈爱胜过任何别的孩子。我不知如何理解这种偏心，也许只能用我母亲最常用的那个理由——“她最小”。

1978年1月5日的下午五点左右，只有我母亲和姥姥在家里。这是冷得出奇的一天，虽然才五点，光线已经昏暗。母亲突然腹痛，姥姥赶紧把她扶到床上，又叫院子里的邻居去单位找我父亲，让他赶紧请妇产科医生来。此后，我姥姥以神奇的速度打点一切。当时没有暖气，气温是零下七八摄氏度，姥姥怕我生下来被冻死，首先在堂屋中央用碎柴和煤块飞快生起铁皮炉子，并在炉子上烧了一大锅热水，准备好各种接生工具。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一边给女儿接生，一边还把她为我缝制的小棉被、擦身的毛巾等都在生好的炉子上烤得酥暖。当我父亲带着医生冲进家门的时候，我已经出生完毕，裹着我姥姥烤得暖烘烘的被子里、被她抱在怀里。令我母亲和姥姥深感安慰的是，那两支毒针并未让我变成残疾。我也没有被冻死，哭声很响亮。然后，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放学回家了，围在我的周围。屋子生着炉火，亮着灯，温暖而明亮。院子里的邻居们也一个个来慰问，有的送来红糖，有的拿些鸡蛋。就像这个家里一再发生的奇特转变，一出悲剧最终变成了喜剧。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堕胎针在我身上留下的明显痕迹是我出生时舌头上的一大块黑斑，但它后来慢慢消散了。我小时候容易生病，也许是另一个较长期的后遗症。但结果对我来说是好的：我可以经常不上学，躺在家中养病，我甚至因此盼望生病。此外，母亲说我出生时头发稀疏、枯黄，她和我姥姥干脆把我的头发不断剃光。几年后，我的头发竟然长得很茂密。成年的我头发更是长成了理发师们最痛恨的那种披肩式厚发，他们抓起我的头发，总会咬牙切齿地说：“必须削薄！”

无论如何，我在1978年1月5日来到了这世界，这天是阴历的1977年11月26日。我父母在我的户口本上填写了我的阴历生日。1995年，我到新加坡留学前，办理护照的人把我的生日写丢了一个“1”，此后，我的“官方生日”就追随这一错误而改为1977年1月26日。生日的错误无足轻重，但我母亲很在乎，也许考虑到她差点见不到我，她就更加在乎我的出生了。所以，我在这里写下如此琐碎的、关于出生的一章，只为了感谢最终将我带到人间的母亲，当然，还有我那无与伦比的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