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代序）
刘跃进
周秦汉唐是中国传统经典产生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籍传播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钞本时代”。关于这个时期的经典文本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二是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与此相关联，就是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
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遗产》承办的“周秦汉唐经典文本读书会”召开的时候，恰逢《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可以算是我们刊庆的系列活动之一。几个重点高校研究周秦汉唐文学的青年学者，以“座谈会”的形式聚在一起商讨学术，确实别开生面。《文学遗产》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大会也经常召开。专题会议，如论坛，每年也都要举办若干次。每个论坛都有专门话题，譬如小说戏曲、唐代文学、佛教文学等，不一而足。但这样的会好像还是第一次。再看高校，虽说多有自己的座谈会、工作坊、读书会，但像这种跨校际的学术研讨方式似乎还不多见。所以，我说别开生面，具有特殊意义。参加读书会的青年学者，具有一定代表性，大家对学术探索都充满兴趣，都怀有一种敬畏精神，这是走到一起的学术动力。
长期以来，周秦汉唐文学研究，选题很散，缺乏热点，少有共同的话题。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开一时风气，不无益处。尤其是各位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从事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通过“读书会”聚在一起，就有了“形散神不散”的意味。学术研究的“形散”，是好事，说明学术研究没有一定之规，百花齐放。问题是，“神”在哪里？读书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讨论，追寻周秦汉唐文学的“神”。
客观地说，周秦汉唐文学研究，正面临很多困境。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努力借鉴海外汉学研究经验，希望有所拓展、有所深入、有所成就，尤其是希望在研究中逐渐树立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学术价值观。毕竟，我们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学术追求，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便不复存在。
最近几十年，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有点涣散，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主流的、共同认可的学术价值观。周秦汉唐文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够唤醒民族意识、文化自信的学术价值观，需要倡导一种人文情怀和现实担当精神。学术是有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学术含量上。问题是什么样的学术含量会叫我们共同认可？现在还是问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马列主义作为文学研究共同的价值追求；到了八九十年代，倡导宏观文学史，探寻历史规律，这也是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追求。但是最近二十年，这种追求越来越少，大家只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试图精耕细作，但是由于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这种成果又有多少价值，还真是一个问题。一些人认为，学术研究应当独立，不应当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更不能简单地为政治服务。这个想法看来很美，但是，学术能离开政治吗？不论怎么做，不论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说话，不论自以为做着多么纯正的学问，不论如何标榜自己的学问脱离政治，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总会左右你的学术，想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做学问，就像鲁迅所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现实。古代的大学问家，没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哪怕是那些看起来跟政治最没有关系的学术家，比如郑玄、孔颖达等，也与政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像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他们的学术，如果脱离现实，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影响。可以说，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学问境界，就不可能仅仅在文字上、在材料上兜圈子，必须探索学问的真谛，探索历史的灵魂。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价值观和世界观，这背后当然具有政治内容。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有意贴标签，贴标签的政治没有价值。真正懂政治的人，其实就是懂得这个社会。我们常说，一个学者要想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政治。这个政治，当然是广义的政治。
说到学科边界问题，周秦汉唐文学研究尤其凸显。长期以来，我们古典文学内部各说各话、各自为战，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各学科之间也需要打破彼此的成见，互相沟通、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文史哲分家以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文学、历史、哲学，各说各话。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当然，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偏见。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学术界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所用材料大体是相同的，不同的主要是观察的角度。譬如谈到屈原，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屈原的思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这就昭示我们：跨界研究确有风险。
风险就在学科的边界问题上。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从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最后还会研究到史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多数所谓成果如天边游云一样散去，还会有多少人记起他们的作品？还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爱用训诂学上的“一声之转”的方法，动不动就一声之转，转来转去，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这样一来，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产生关系。学术研究允许合理的想象，根据一些材料发挥适当的想象是可以的，就像跳远，脚踏实地，跳出一步，对古人抱以同情的理解。但仅此而已，不能再据以进行三级跳。学术研究不是学术创作。多学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论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了学术有边界、学术有内涵的基本道理，忽视了外延不能无限扩展的问题。这样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让个人研究暂时声誉大噪，但是其他学科基础知识的匮乏或基础学术方法训练的缺失，会使得此类研究后继乏力，其成果也很难长久保存下去，浪得虚名于一时，却付出一生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学科跨界研究的风险确实比较大。我们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学研究者去从事历史学、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还要注意学科边界问题。所以，文史哲不分也是个难题，既要讲究文史哲的综合，又要避免跨界的风险，难度很大。
以往，我们的学科观念（或者说专业观念）意识太强了，强大到融化到我们的血液中，变成了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专业观念，这也是在本质上制约我们的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学科意识，又容易发生危险。这不仅仅是我们小学科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界的问题，是整个教育界的问题。大家都想打破学科界限和传统的专业观念，但是如何打开，打开到什么样的程度，还不清楚。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还好办，而先唐文学研究正处在十字路口。对于现状，大家都不满足，都想四处扩张，努力拓宽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又缺乏底气，不知如何伸展，伸展到什么地方。如前所说，稍微不慎，这种扩张就容易闹出笑话。看来，我们与其纠缠在这种理念或观念上的探索，不如抓住一些个案，具体进行分析。例如，我们可以将历代成功的文人解剖若干个案，追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我所说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不是那种浪得虚名的学术，而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就需要回归传统、重读经典、阐释经典、还原历史。目前，青年学者们倡导的“周秦汉唐读书会”，这个概念很好，很有气势，因为周秦汉唐是中国人向往的盛世。例如两周时期，“郁郁乎文哉”，是想都不敢想像的时代。秦朝虽然短命，但是毕竟也是大一统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周秦汉唐更有气派。甚至还可以叫“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或叫经典研究会。当然，经典的含义很宽，今天看到的周秦汉唐的文献，多数都已成为经典。这里包括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出土的文献，当然是经典。周秦汉唐保存下来的文献，当然也都是经典，都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学术走到今天，人们不愿意再奢谈方法问题，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经典。只有抓住经典，才能抓住学术的灵魂。
我的理解，经典有两类：一是传统文化的经典，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这这样的话：正本清源，就是回归传统文化；拨乱反正，就是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列经典，这里暂且不论。就正本清源而言，首先要从基本观念说起，反思我们的文学概论。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确有所感。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好的文学？什么叫文学的体裁？文学的分类？文学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似乎说滥了，但仔细想想，依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术界一直在呼吁建构中国自己的研究系统，对先唐文学研究来讲，这里可能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先唐文学研究的最大问题，不是材料，而是研究观念。观念一变，材料翻新；观念不变，材料永远都是旧材料。所以我觉得观念问题非常重要。经典读书会，就是以经典为中心、以周秦汉唐为中心，慢慢地延续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有生机、有成果。
我希望这个成果有两类：一是叫大众知道的普及性成果，一是高精尖的学术成果。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应该承担起传播文明的使命。如果我们这些人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类似于当年王伯祥、余冠英那样的文学普及工作，把周秦汉唐的精华继承下来，就是一个很大贡献。学术研究，不能离开学者所处的时代，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满足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一种学问，如果社会不需要，如果人民不接受，只是限于个人的自娱自乐，自以为小把戏玩得挺好、挺精致，其实是挺无聊的。我们要用学术的方式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同时也是为自己服务，给自己留下一点学术发展的空间。
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形成三点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钞本与定本的关系。目前，钞本研究是西方汉学界一个热点话题。周秦汉唐是钞本时代，宋代则开辟了刻本时代。因此，读书会将研究对象的下限界定在唐代，是可行的。有人可能会质疑说，这种做法与以往的文学史划分不一样，应该先秦是一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段、唐宋是一段。我们的回答可以说是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唐代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此后刻书便像长江大河一样，滔滔不绝。因此，咸通九年的刻本可以算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与此相关联的是钞本和定本的关系问题。表面看，这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实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
按照后现代理论讲，钞本时代的经典都存在不断叠加完成的情况，因此，今天的文本有很多不可靠，很复杂，仅靠现有的文本去理解先秦、理解魏晋，这样的“文本不可靠”。既然如此，就必须抛开现存的观念，根据钞本还原历史，重新解构经典。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的“古史辨”派的主张，带有思想史的意味，否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定本也是建构在钞本的基础上的，两者有前后继承关系，而不是断裂关系。前者是解构经典，后者是守望经典，都有着强烈的学术话语权的背景。我们强调守望经典，更多的是从学术的层面考虑问题，可能有点抱残守缺的意味，具有悲壮的色彩。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的写法问题。民国初年，文学研究明显分为两派，一是传统的章（太炎）、黄（侃）学派，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明。客观地说，章太炎、黄侃对中国文学的理解非常深刻、精到。黄侃研究《文选》就非常出色，常有独到见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也讨论了很多文学史问题。但不可否认，章、黄学派，带有明显的江湖习气。另外一派则为北大、清华新派学者，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现，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重在探索历史背后的人的因素。这些问题，也都值得重新思考。学术史的发展证明，后者引领了潮流。这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个问题，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研究。大家讨论的制造史、造物史、行为史，说到底，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文学史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学、文献、批评，就是文学史的文心问题。研究文学史，就是探讨古今文心的沟通，探讨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走近古人，深入文心。钱锺书在《谈艺录》谈过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谓心理，就是审美心理，所谓道术，就是学术方法。方法是为探索文心服务的，探索文心，又是为探索人心服务的。一个完美的社会，应当是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没有文学发展的社会，绝对不是完美的社会。
第一次读书会的主题是“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将来的读书会还可以依托《文学遗产》网络版，组织学术活动，展示学术成果，营造学术氛围，目的是召集志同道合者，回归经典，守望传统。期待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希望能就这些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