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摇篮
——兼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黄天骥
《文学遗产》迎来了60华诞，北望京华，想起了编辑部多年对我的指导和教育，感激之情，沛然而生。
我在1952年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时，规定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到1954年，我写了一篇名为《陶潜诗歌的人民性特征》的论文。初稿完成后，还未交给指导老师审阅，便不知天高地厚，抄了一份，向《文学遗产》投稿。过了两个月，忽然接到编辑部来信。信上说：“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署名“编者”。后来我才知道，这“编者”就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信很短，我珍重保存，可惜在“文革”时散失了，但信中以上的几句话，让我震动，所以每个字都还记得。接信后不久，我的论文被刊登在《文学遗产增刊》第2辑上，同期还有北大陈贻焮等先生所写有关陶渊明的论文。从此，我接受教训，再不敢潦草地书写，学习和工作，也注意不能苟且从事了。
我在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不久，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通知我被吸收为《文学遗产》的通讯员，任务是经常向编辑部反映读者的意见，或者向编辑部提出建议。于是，我分外仔细地阅读《文学遗产》每期的论文，注意收集教师和同学们的反响，也会思考当时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定期写信向编辑部汇报。在担任通讯员的几年里，我陆续收到了编辑部寄赠的几套书，一套是《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一套是《敦煌变文论文录》。到1962年，还收到一套由范文澜先生编注的《文心雕龙注》。在这套书中，附有编辑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写道：“通讯员同志：你们替编辑部做了很多工作，很感动，今后还望你们多加支持。现在编辑部买到了一批《文心雕龙注》，这本书想来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买，所以每位赠送一部，作为学习上一点微小的酬劳。”（图1）
图1
在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笔添上的两句话：“此书得来不易，望好好学习”。一看字迹，认得是陈翔鹤先生的手笔，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我明白，《文学遗产》是以联系通讯员的方式，培养各高等院校年青的作者。编辑部让我们经常关心学术动态，不断提高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水平。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强调“斗争”“理论”，一时成为风尚。《文学遗产》送给通讯员的书，则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是功力深厚考证翔实的校注文本，这实际上是指导我们，在关心学坛现实的同时，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要游谈无根。到现在，我一直把编辑部赠送的这几部厚厚的书，放在书架上当眼的地方，让自己能常常看到它，作为在学习上和研究上的惕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刊物不多，能在《文学遗产》这样的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对年轻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激励。从此，我便一辈子走上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在陈翔鹤先生以后，《文学遗产》历届的主编和编辑同志，一直都注意对作者的培养。
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得有一回和傅璇琮先生在一起，彼此谈及当年当通讯员的往事，大家深深感到：《文学遗产》既是学术的园地，更是培养我们这一代学人成长的摇篮。
《文学遗产》之所以被学界公认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阵地，是因为它一直坚持扎实严谨的学风。60年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均以严肃的态度，充实的资料，缜密的考证，阐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期，文坛涌起所谓“新三论”的潮流，不少人囫囵吞枣，更有不少刊物翕然应和，一时间“新”概念泛滥成灾。有人以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生吞活剥地“解构”中国文学，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对西方文坛某些方法很感兴趣，这多少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多维度的思考。但是，如果不从我国文学遗产的实际出发，只从概念到概念，套用西方一些半通不通、让人莫名其妙的名词术语，或者借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的文学历史，这样的做法，往往言不及义，弊大于利。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作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的东西。”[1]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当然，20世纪80年代“新三论”蜂起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以西方观念比附中国文学史的做法，影响却仍很深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看到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并非先用“外国框框”套住自己，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求原著和文献资料，以朴实的文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问题。正因为编辑部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此《文学遗产》赢得了严谨治学的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尊敬。
在我国高校，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来说，《文学遗产》是必读的刊物。这份具有优良传统的刊物，在读者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因此，它办刊的方针以及编辑部的信念、工作态度，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向，对高等院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的文学遗产，历史地辩证地论述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树立良好的学风，是我国学术刊物共同的理念。当然，不同的学术刊物可以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个性，但就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应该是一致的。
学术要发展，离不开争论。古往今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学者之间开展不同的意见的争辩，是各个学科取得进展的共同规律。在古代文学领域中，许多学术问题，诸如对一些文学现象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需要通过反复研讨，百家争鸣，在相互论辩中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真理愈辩愈明，学术探讨也永无止境，研究者在争论中意见相互碰撞，激发火花，反能共同提高，逐步接近真理。我认为，在刊物中注意发表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的论文，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体现刊物的学术水平。但是，如果编辑部门能顺应学术发展的态势，敏锐地捕捉时机，主动地抓住一些关键性或当前需要的论题，有意识有组织地引发讨论，则更为重要，更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更能提高刊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当年，《文学遗产》也曾集中发表过一批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开展过一场有关评价李后主词作的争论，影响至为深远。当然，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应该互相尊重，以理服人。那种盛气凌人的文风，动不动上纲上线，嘲弄谩骂，以为真理只在他手上的行为，则不能提倡。因为这适足说明在某些人的头脑中，“文革”的流毒未清，也暴露了骂人者的浮躁浅陋。
其实，即使是对在文学史上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判断，或者是对一些经典性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编辑部适时地组织讨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对那些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的名著，人们常读常新，尤其要引导研究者反复争论探讨。正如西方的戏剧史专家伊维德和奚如谷以《西厢记》为例，指出：“《西厢记》属于世界的伟大经典之作。像这样的作品，每隔一代人就应当有一个新译本问世。”[2]同样的道理，每隔一代，我们是否也需要对《西厢记》等名著，作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我们经过校勘，发现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年龄的处理，与人物的原型并不相同。在唐代传奇《会真记》中，当张生问及莺莺的年龄时，崔母回答“生十七年矣”。唐代李绅的《莺莺本传歌》也说：“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到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则让法聪介绍：莺莺是“崔相国的女孩儿，年十六七”。可是，元代的王实甫在杂剧《西厢记》第一本开场，即让老夫人介绍自己的家世，说丈夫崔相国不幸亡故，有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这就怪了，为什么王实甫平白地给莺莺添了两三岁，从十六七岁改为十九岁呢？但仔细一想，王实甫这一改动，实际上涉及了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按《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古代女子到了十六七岁，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否则便成为“迟暮”的“大龄青年”。因此明代的杜丽娘说：“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年已及笄，不能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3]并为此郁郁而亡。可见，王实甫将莺莺年龄改动，分明是要让观众和读者知道，《西厢记》杂剧里的莺莺，是一个“青春女成担搁”[4]的“剩女”。因此，不同于《会真记》和《董西厢》里的莺莺，她对爱情的追求更主动，更大胆，更积极。春光易老，青春易逝，莺莺到了这一把年纪，礼法对她防之愈严，她思春之情也就愈切，观众和读者对她的敢于密约偷期，也更易理解。不错，她的举止，于“礼”不合，于“法”不合，却合于情，合于达到了理智的年龄，应该可以维护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这里，王实甫对人物年龄的“微调”，说明他着力地争取观众和读者对莺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认可莺莺主动追求爱情和追求个人权利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