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似飞鸿踏雪泥·考取功名
“千里马易寻，伯乐难得”。欧阳修的慧眼识珠和热切力捧，奠定了苏轼发展的高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飞冲天也在情理之中。
慧眼识珠，方平引路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明者引路，慧者推荐，智者提携。一位成功者的背后，缺不了慧眼识珠的领航导师，他们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前行的方向，指引着一叶小舟乘风破浪去远航。
因此，讲究尊师重道的华夏儿女，总将师生情谊看得重如泰山，并一生铭记。特别是文人学者，多用文字以表铭记师恩和情感永续。
苏轼在《祭张文定文》中说：“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
“独铭五人”，即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此五人乃苏轼一生崇敬与仰慕之人。
从《苏轼文集》中收录的十三篇墓志铭与十二通“碑”可见，苏轼所记之人主要以宋代元老重臣、妻妾、门生、保姆、朋友等为主，在其“平生不作行状、碑志”的原则下，这些“破例而撰”的人物就尤显与众不同了。
张文定公便是其中之一。张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号“文定”。中茂才异等科，又中贤良方正科，曾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地担任地方长官，官至参知政事（宰相），反对任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新法。政治上多受非议，是处在政治风暴中心的“敏感”人物。
那么，苏轼为何不避讳而要为其撰写墓志铭呢？
因为张方平对于“三苏”有引荐之恩、提携之情。正是由于他的极力推荐，“三苏”才在朝堂上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荣登“唐宋八大家”之列。而苏轼还独领宋代文坛，继欧阳修之后荣登了新文坛领袖，引导宋代文学走向更为辉煌的道路。
张方平任益州知州时，不但为民造福，保一方平安，同时，还积极为朝廷物色可造之才。由于“三苏”声名鹊起，他们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传到了张方平的耳朵里，于是有了想结识苏氏三父子的强烈意愿。
不过，未待张方平召见，苏洵倒抢先一步，主动登门拜望。这对于性格执拗、难得低头的苏洵来说，此举意义非凡。
究其原因，主要是苏洵多年科考不中，冲劲被折，锐气受挫，一直处于“闭关”状态，一是养精蓄锐，二是等待时机。期间，他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能再参加考试了，若再不中，“面子”拾不起来，自信心也会受挫。因为两个儿子已经长到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父子同试，多少有些难为情。
而张方平的出现，让正怀才不遇的苏洵见到了一抹久违的阳光。
张方平，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坚持己见，是大才子，亦是爱才惜才者，有慧眼之识，怀举贤之心。人言“千里马易得，伯乐难求”，便是指张方平这种具有辨人、识人、荐人能力的了不起的人物。
在宋代，眉山到成都，路途遥远，异常难行，不过，这并不能熄灭苏洵拜望张方平的热切之心。打马锦官城，芙蓉花开好。
用现代话来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不管是现在，还是在苏洵生活的年代，这座有着浑厚历史底蕴和浓厚文化氛围的古老城市，溢满烂漫情怀——武侯祠里《出师表》，杜甫草堂有诗篇，浣花溪畔薛涛影……真是天府宝地，风韵无限。
此时的成都在苏洵眼里风情万千，生机无限。他如愿得到了地方长官张方平的接见，兴奋不已，同时还虔诚地呈上了代表自己心声的《上张侍郎第一书》。探寻书中之意，耐人寻味。
苏洵说：“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即我与张知州交往，属于光明正大的朋友之间联络感情，是问心无愧的。
他继续说：“将以屑屑之私，坏败其至公之节，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求人不够干脆，说话不够直接，苏洵属于典型的文人风格。
他接着说道，我那俩孩子“不知他习”，不懂“进趋拜跪，仪状甚野”。但是，他们“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且“年少狂勇”，而“京师多贤士大夫”, “因以举进士”必是有希望的。
苏洵对苏轼和苏辙的介绍和褒奖，恰到好处，既谦虚，又力推，说他们是青年才俊，好学进取，实乃可塑之材。其言进退有度，效果甚佳。而他却自谦道：“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言外之意是，我本无意于功名前程，但是两个儿子真不错啊！
之后，说清来意，推销完儿子的苏洵，又加料好好地将张方平吹捧了一番。说他是“居齐桓、晋文之位”的国家高级好干部，想办事、办好事“何求而不克”呢？
不过，苏洵捧人还没完，他又说：“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还不能将我两个儿子“引而察之”吗？
苏洵这马屁拍得呱呱响！想来纵是张方平不愿，也不会当面拒绝吧？
就是这么一见，苏洵回到眉山后名声更响，父子三人的前景似乎亮堂起来。
公元1055年，即至和二年，张方平邀请苏洵三父子到成都相叙，并“待以国士”之礼。此次邀请他们来不是吃喝、交流那么简单，实则是考察“三苏”的才学和政见。当然，以“三苏”的满腹才华，肯定是让张方平无比满意的。而苏洵和苏轼的口才和辩思，更令张方平称赞不已。因此，这次考核后，更加坚定了张方平推荐“三苏”的决心，这一门三父子皆是栋梁之材啊，可遇不可求也。
成都离京城天远地远，张方平不可能亲自前往荐之，那么，该如何推荐，向谁推荐最好呢？张方平踌躇不决，一一比选后，最终确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那便是自己的政敌欧阳修。
欧阳修在跟随范仲淹施行“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张方平恰好接任御史中丞，参与处理了此事，因政见不同导致二人结怨，关系紧张，素不来往。因此，要将“三苏”推荐给欧阳修，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不过，张方平认为，此举有几个优势，因而值得一试。一是欧阳修胸怀宽广，乃君子也，不会因为是政敌推荐的人而不屑一顾。二是正因为是政敌张方平的推荐，反而能激起欧阳修的考察想法，而“三苏”正需要这样的特殊关注。三是欧阳修为科举主试官，他的意见和想法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乃文坛领袖，他对文学方面有许多“革新”的做法和想法，“三苏”恰好与之观点一致，此优势成为绝密武器。因此，张方平很慎重地写下了推荐信，引荐“三苏”与大文豪欧阳修认识。
因为张方平的引路，“三苏”从眉山、成都腾飞，从此名垂千古。他们也算是张方平的门生，而其中苏轼的性格最像张方平，两人皆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且关注民生，能为老百姓说话，也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谏问题。如此思想相同的人并不多，所以苏轼为张方平撰写墓志铭，既是珍惜师生情，又饱含了知己意。
经过张方平精心的策划和用心的参谋，“三苏”满怀信心地离开巴蜀，向京城进发。
牛气导师，欧阳修也
当一个人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出类拔萃的公众人物后，便会有人称其为“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美好成语，人人爱之，希冀得之。只是，当初的“发明者”难得赞人，但凡经他夸奖、看中的人，大都成了历史名宿。譬如“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这些响当当的文学大家，都是他的弟子团成员，阵容强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便是宋代文坛盟主、一代大文豪，人称“醉翁”的欧阳修。
欧阳修曾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读到晚辈的文字，不知是“汗颜”还是惊出了一身汗，反正从“快哉”的心情中能体会到欧阳修对苏轼诗文的喜爱至极，惊喜溢于言表。自愧不如地摆摆手，说我得退居二线了，给这位青年让开一条道，让他成就自我，创造辉煌，今后必定会超过我。
欧阳修超凡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发现眼光和挖掘能力，更重要的是展示出其宽厚、谦虚、仁爱的美德，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决心和提携精神令人动容。于是，一句“出一头地”便确定了宋朝两大文坛宗师的新老更替。“醉翁”的接班人，似乎非苏轼莫属。
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正是现代大学生毕业的年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花样的青春，苏轼迎来了花一般的未来。那么，欧阳修的预测是否能成真呢？
这个答案在今天而言已经不是秘密，最终苏轼接过了欧阳修“文林宗师”的大旗，将宋代文艺文学推到了新高度，树立了新气象，确立了新时代。欧阳修有弟子无数，而他的爱徒亦有徒儿不少，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及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的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等人，都是宋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与苏轼亦师亦友，在苏轼的生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是翩翩少年郎，正在攀爬人生理想之峰，他想要登上的第一座山峰便是“科考”。就是在这场攀登中，苏轼一鸣惊人，打动了做事、说话向来谨小慎微的欧阳修，使其不遗余力地推荐他、宣传他、培养他，并准备将文坛大旗授予他。
不过，说来还得先感谢益州知州张方平将这颗即将闪耀政坛、文坛的双栖“巨星”推荐给了欧阳修。
张方平这封牛气的介绍信一下子就将苏家三父子送到了一个大平台、新高度上，犹如坐上了火箭。
当然，要想真正地“出人头地”、科考高中，那可不是只靠关系就能走来的。一是欧阳修做事原则性强，在考试问题上亲疏不论；二是宋代考试的制度非常系统，有一套科学而严谨的管理办法，作弊是极不容易的。再者，遇到欧阳修这样的主考官，不想公平、公正、公开都不行，下面几则故事就充分展现了其为人处世之风。
刻苦如他。欧阳修早年丧父，从小家庭贫困，不能正常上学堂，其启蒙教育便落到了母亲郑氏身上。因为没有纸笔，母亲便将芦苇秆削尖了做笔，沙地做纸，而后欧阳修在“沙纸”上刻苦地练习写字，纸张不尽，练习不止。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欧阳修完成了学前教育，这个故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画荻教子”。
练达如他。嘉祐三年（1058）六月，欧阳修正式接过包拯的班，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与包拯的雷厉风行、干净利落相比，欧阳修更擅长循序渐进、不慌不忙地处理各项事情。有人问他为何不“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道：“人的性格不一，所以处理事情的办法和手段也不一，适合自己就最好，各有所长，各有风格嘛。”
谦虚如他。嘉祐五年（1060）, 《新唐书》编纂完成后，作为主修官的欧阳修，负责总审核工作，要求力求精细，并统一文风。然而，欧阳修认为，与他一同参与编纂的宋祁和范镇，本是德高望重的专家，何需修改呢？而历来修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定稿刊印的书上只会出现总编辑的名字，其他参与者则自动忽略。欧阳修认为这是对编纂者的极大不尊重，在他的努力下，宋祁和范镇编纂的部分则署上了他们的名字。后来，宋祁的哥哥宋庠感慨道：“自古文人好相凌淹，此事前所未有也！”
宽厚如他。在文风日下的当时，欧阳修不但扛起了文坛大旗，并以宗师的高大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者，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推动了宋代的文化改革，也对中华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培育和提携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成就了宋代文化的辉煌。
逍遥如他。六十岁时，欧阳修向皇帝提出致仕（退休）要求。人生得意须尽欢，纵情山水间，给自己留下生活空间，给他人留有发展余地，不迷恋权力，不贪图高台，欧阳修为后来人做出了榜样。
欧阳修归隐安徽滁州后，苏轼和苏辙两人一起去拜望恩师，高山流水，好不乐乎，一段佳话，至今传扬。不想又过了三十年，苏轼也到这里做官了，恩师音容笑貌犹在，翩然在青山绿水间，踏歌在阡陌纵横里。轻轻拨弄琴弦，《醉翁操》飞上云天外。
这样的前辈，这样的师长，谁不喜爱呢？
杜撰典故，瞒天过海
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荐上京的苏轼和苏辙均未参加过老家的乡试，因而必须先取得举人资格才能参加进士考试，这是考试的第一关。嘉祐二年（1057）八月，两人参加了在开封府景德寺举办的举人考试，皆轻松过关，且苏轼取得了第二名的骄人成绩，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备受瞩目。
第二年年味还未散去，全国贡举考试在皇帝的诏令下如期举行，钦点欧阳修做主持，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此乃第二关考试。二月的开封依然余留着正月的喜庆氛围，还有紧张的考试气息，学子们既兴奋又好奇，掺杂着刺激的些许意味溢满城中。二月惊蛰，总令人怀想！
进士考试的场地名为“贡院”，贡院设“号舍”，又称“号房”或“号子”，学子进入后，吃住都在一条长长的号巷内，三天三夜，直到考试结束方能出来。这次由礼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组织的相当于省考的试题非常难，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论述古代君王在奖惩赏罚时应着的宽大为怀的仁爱原则。这道题很不容易发挥，如果事例太过熟悉，观点便缺乏新意，容易落入俗套和平淡；如果太过夸饰，则物极必反，因而把握尺度和拓展新意尤为重要。苏轼的论点如何呢？他说：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当主考官欧阳修和点检试卷官梅尧臣阅到此卷时，不由得点头嘉许，此考生不但历史知识丰富，而且理论水平深厚，政见眼界高远，其文字恣肆汪洋，层次清楚明了，立论深刻到位，非常有大家风范，当属考生中的翘楚，当之无愧的冠首。不过，就是因为这篇文论太过优秀，倒生出一番话题来。
欧阳修认为，能有这等实力者，唯有自己的弟子曾巩而已，如果点为第一，是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毕竟自己是主考官，有惹来非议的可能。于是，建议此文屈居第二。而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不管是谁的文章，第一就是第一，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当然，以欧阳修的为人和性格，绝不会让自己落人口实，因而苏轼这篇文章就被降为第二名。
也许会有人疑惑，难道是欧阳修看出了这是曾巩的字迹吗？
实则不然，就因为看不出是谁的文章，才有这样的揣度。因为考生交卷后，会有专门的“誊录院”官员将每份试卷抄写成“副本”，评卷人只能打分“副本”，以此来确保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当苏轼得知此事后，还专门去了一封感谢信与梅尧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而又有梅公者，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梅公与欧阳公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梅公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感谢了点检试卷官，并不等于苏轼不感恩欧阳修。作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高中进士的苏轼便是欧阳修门下学生了，师生之谊，是古代知识分子极为看重的感情，有“一日之师终身为父”之说。此刻的苏洵满怀激荡，仿佛自己也年轻得意了，因为不但苏轼高中，苏辙也榜上有名——他们顺利进入了殿试。
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而他们的恩师欧阳修也是在二十多岁时高中的。三人可谓天纵奇才了。
苏轼何能以此文章打动两位博学多才的老师呢？说来，还有一段逸闻值得探究。
据说，苏轼文中有个典故“难倒”了两位考官，阅卷时不知出处，回家翻阅书籍也不知所以。古人好学，对于疑难问题有不弄清不罢休的决心，于是欧阳修就问上门来行谢师之礼的苏轼，你的文章提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处呢？
苏轼答：“老师，是《三国志·孔融传》。”
欧阳修又遍翻书籍细查，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于是再问弟子缘由。
苏轼道：“打完胜仗后，曹操将袁熙的妻子送给儿子曹丕时，孔融就说：‘从前周武王曾将妲己送给周公。’曹操问孔融：‘哪一本经书上说的？’孔融答曰：‘用现在的事实看来，应该就是这样吧。’所以，关于尧和皋陶的故事，我是依据推测而已。”
杜撰一个子虚乌有的典故用在考卷上，苏轼真够大胆的，这也可见其应变和思维能力卓尔不凡，而更可贵的是赋有超前的创新发展意识，不拘泥一格，善推陈出新，令人刮目相看。他的观念和做法不正符合欧阳修心中对接班人的要求吗？
除了在政治上为帝王筛选栋梁之材，欧阳修其实也在为文坛培育新生力量，他期待更多更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能参与一场诗文革新运动，改变当时作文中常见的靡丽矫饰、空洞无物、晦涩艰辛、浮躁轻媚的病态习气，形成一股朴实、清新、温婉及反映现实的文学新风尚。而欧阳修所主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其实是唐代韩愈首先提倡的，经由他孜孜不倦地发展拓宽和发扬光大，已经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如何将自己的衣钵传承下去，为诗文革新运动添砖加瓦更为重要。，欧阳修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选拔下一代文化领袖的责任，这种士子情怀和文人风范，鲜有人所能及。宋代文学之所以达到新高度、成就更辉煌，实则与当时整个文人圈的风气很有关系，政见可以不同，想法可以不一致，但是在文学文艺的追求上，不可阻碍彼此的交流和交心，他们分得很清楚。
这场考试，将欧阳修和苏轼的心拉近，相通的政治理念、相近的文化素养、相同的人生抱负、相似的性格作风，缔结了亦师亦友的师徒关系，成就了一桩千古美谈。
接下来是殿试，即考试第三关，由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此次有三百八十八名举子入围了“殿试”，而此次的入围者皆自动升格为“同科进士及第”，其等次分为：一甲前三名钦点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约二十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这批嘉祐二年的进士很有看点，足以让人眼花缭乱。除了后来的文坛领袖苏轼之外，还有曾巩、苏辙、程颢、章惇、张璪、张师道、邓文约等一批流芳千古的人物。倒是被皇帝钦点的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三人在历史上籍籍无名，最终苏轼两兄弟和曾巩等人大放异彩，名振千古。
不是一甲又何妨？历史证明，有傲人的“成绩”固然好，而取得骄人的成就才更有说服力。文豪苏轼和大儒朱熹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世人都道眉山好、赞说眉山妙，其特别之处何在呢？
据史书记载，这一年眉山有四十五名学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十三人，足见眉山才子出类拔萃，文风昌盛繁荣，真乃人杰地灵、卧虎藏龙之所。
因此，苏轼的仕途之路和文学大道，在欧阳修的带领和指引下，前景越来越美好、道路越来越宽广，他的理想天空越来越蔚蓝辽阔了。
高考“状元”，失业青年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铺天盖地的“状元”字眼充斥着各种媒介，宣传热火朝天，气势浩大，这些都旨在宣传本地区高考战绩如何骄人、高考分数如何突出、高考状元如何优秀。而老百姓对“状元”一词也并不陌生。
而以区域划分成绩，现代的“状元”可谓真多。
古代则不同，全国每次科考的“状元”是唯一的。像苏轼高中“进士乙科”这种情况，只能称之为“进士及第”。当然，如果赋予新时代观念和理念，现下也可以说苏轼是当年四川科考的“状元郎”。
得中全国状元，固然美哉，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但是未进前三甲的苏轼却在文坛上拔得头筹，不输状元半分名气和气势。
从益州府寻求指引开始，到进京拜望前辈，参加科考中进士，进士及第后拜谢恩师，很明显，苏轼的发展路径既寻常又有些特别之处。综合而论，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毫无疑问，苏轼的自身条件万里挑一，这是他发展最牢固的基石。
二是“千里马易寻，伯乐难得”。张方平的修书指引，无疑是块极具分量的敲门砖，实乃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缘。而欧阳修的慧眼识珠和热切力捧，奠定了苏轼发展的高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飞冲天也在情理之中。
三是“科考引擎的化学反应”。以创造性的思维书写考卷，展现了活学活用的临场应变力，成功吸引了一些上层建筑人物以及学子的关注和探究，造势成功，由此声名鹊起。
除此以外，苏氏父子在京城的活动起到了穿针引线和积极“促销”的作用，功不可没。
试想，三位本不出名的乡镇学子，短时间内要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创出新局面、新天地，真比登天还难。不过，有句谚语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眉山“三苏”就属于这种不可“斗量”的人物。
虽说来自偏远的小地方，但是并不能说“三苏”没见过世面，不懂得交际和沟通。从他们很快就崭露头角的结果来看，他们与京城各界的感情联络效果是相当好的，游刃有余的社交能力也显示了他们的沟通水平、处世情商极高。
初来乍到，苏洵带着两个儿子都拜望了哪些开封名家，对他们有何帮助呢？
张方平推荐的人物肯定是重中之重，于理于情都应该先去拜见。这个人便是苏轼从小到大的人生偶像兼梦想“导师”欧阳修。不过，以苏轼和苏辙同为考生的身份去拜望即将成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极为不妥，应避嫌为先。因此，很有可能是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的梦想和愿望，怀揣着政治理想和抱负，独自去拜见欧阳修的。
事实表明，这一次登门拜访成效显著。欧阳修不但热情接待了苏洵，并认真阅览了其所著的《权书》《衡论》《机策》等文章，认为这些策略大有见地，可与贾谊、刘向的文章相媲美，真是难得的人才。于是上书《荐布衣苏洵状》向皇帝推荐道：“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而后，欧阳修又将苏洵引荐给开封其他高官显宦，其中就有枢密韩琦。又经韩琦再行推荐，这样一来，苏洵认识了不少达官显贵，资源齐聚，名气剧增，美好前程似乎触手可及。
随着苏洵频繁的“推销活动”，加之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进士，父子三人在学子中可谓出类拔萃，名噪一时，名流士子对他们都颇有印象了。不过，由于苏洵为人清高自负，性情偏执冷淡，也引起一部分达官贵人的不满，对他不太待见。认为其光有政治设想，未有策略落实，纯属书生意气、纸上谈兵罢了。这与另一个推荐人——雅州太守雷简夫荐言说的“王佐之才”相差甚远。
虽然没有让所有被拜访者认同自己，但是苏洵通过“外交”努力，得到了部分朝廷重臣的鼎力支持，不枉此番经营和宣传，甚至超出了当初的设想预期。而两个儿子也随者他的步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识和认可，特别是苏轼和苏辙高中后，欧阳修曾信誓旦旦地断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使得苏轼的名气暴增。
来到开封一年多的时间里，父子三人分头行动，发挥着各自的特长和优势向外扩展壮大。苏轼和苏辙精心准备，应对考试，确保成功。苏洵则努力寻求契机，用心拓展关系，专注经营未来。通过他们的齐心努力，终于站在了人生中最大的舞台上。
似乎这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也那么尽如人意，他们沉浸在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中，只待朝廷一纸任书，便可以随时精神抖擞地出发，大展拳脚，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
但是天不遂人愿，得失转瞬间。朝廷的喜报还未到来，从眉山来的加急“电报”却让苏家三父子哀恸不已。程氏病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们来不及与开封的各位好友告别，便匆匆收拾行囊，连夜加急赶回眉山奔丧。与开封这一别，便是两年零三个月。
近三年的守孝时光，赋闲在家的苏轼从进士及第瞬间变成“待业青年”，加之母亲意外病故，他心中的伤心、失落、悲哀可想而知。
未来，总有一天会到来。
苏老泉边，父子三人
中国人常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生命本无常，世事总难料，那些预期的平平安安，想要的团团圆圆，盼望的圆圆满满，总因天意作弄人，时常难以实现。
就像苏家三父子此刻木然地站在家门口那般，情绪悲怆，无语凝咽。
家还是那个家，只是，与他们最亲最近的那个人已然天人永隔。
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却不知何时，房梁上开了天窗，风顺着罅隙清冷地灌进来，呜呜轻鸣着。
墙垣外，枝枝蔓蔓扑倒一地，几簇野南瓜花爬满了倾倒的藩篱，不远处竹林颤抖着沙沙作响，惊起的飞鸟稀稀落落地掠过，屋内屋外都凄清得令人窒息。
“哎！”苏洵的胸腔里闷闷地发出一声叹息。
眼前景，已不是当初离家时那般欣欣向荣、笑声朗朗了。面对如此苍凉景、苍凉意，泪眼迷离，心生绞痛，有股莫名的失落荒凉感升起。父子三人奔进门去，失声痛哭起来……
失去才知有多珍贵，爱过才知有多心痛，家中的主心骨说没有就没有了。只道是人生无常、生命难料，恍然一梦间，犹觉意清寒。
有程氏的家，就是苏洵永远的港湾；有程氏的家，就是苏轼和苏辙永远的小窝；有程氏的家，年年岁岁弥漫着桂子酒的醇香，芬芳醉人。然而，转瞬间，这爱的堡垒就轰然坍塌了。
捡拾起心中无限的哀伤，悲痛欲绝的苏家三父子打起精神来送程氏最后一程。苏洵在一个叫“老翁泉”的地方寻了一块福地，厚葬下爱妻，并定此处为苏家坟地。
苏洵之所以定下这块地，据说是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每当月明之夜，堤岸上总会出现一位白发飘飘、硬朗俊逸的老翁坐在泉水边，若有人靠近，老翁则瞬间消失在水中，无影无踪。有此美好传说，可谓宝地也。苏洵认为此地定能福泽后代、惠及家人，于是，他交代苏轼和苏辙，自己百年之后一定要葬到这里，与妻子程氏相依相伴到永远。
如果人世间真有天荒地老的爱情，那么，苏洵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最简单、最实际的誓言吧！
后来，因这一汪“老翁泉”，苏洵便以此为号，被人们尊称为“苏老泉”。
对于爱妻的早逝，苏洵很是内疚。年轻时顽劣不羁，成天游荡乡野，家中全靠程氏操持打理。后来，苏洵又赴京赶考，在外漂泊几年才回家，苏轼和苏辙的启蒙教育自然都落到了程氏身上。而对于最关键的家庭经济收入，程氏也操碎了心，在她的苦心运筹下，苏家一直保持着“小康”的水平。像程氏这样的好帮手、贤内助，一生难求。
苏洵在《祭亡妻文》中沉痛地说道：“二子告我：母氏劳苦。今不汲汲，奈后将悔……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
“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
“有蟠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土，魂无不之。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一把伤心泪，满纸肺腑言，彼此的前尘过往岂是点点滴滴能写尽的？时光是说书的人，世间生命用心演绎，它负责虔诚地记录和传播。追溯历史长河中掩埋的线索，总有些人事过往发人深思，值得体味和探究。
妻子逝去后，苏洵的性子更加清冷，一头扎进了书房，看书、著述、沉思，修身养性。
而年轻的苏轼和苏辙则闲不住，总会找些有意思的事情打发日子。眉山的青山绿水便成了他们的乐土，优游其间，不亦乐乎。
不过，这次更多了一处好地方，那便是苏轼岳父家的青神县。
其实，进京考试前，苏轼和苏辙就已经成亲，苏轼娶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苏辙娶四川旧家史氏为妻。待逝母之痛慢慢抚平后，兄弟二人便和年轻的妻子，携手游玩在青神和眉山的山水之中。
青神较之眉山山更多，涧更深，佛寺更清幽，这对于本好道教佛教的苏轼来说，无疑是觅得了一方天堂。而王家对这位高中的女婿更是喜爱有加，王家兄弟姐妹皆是热情相待，争先恐后陪着苏轼一行外游。他们探幽各处，寻仙问道，荡涤心灵，宛如云游在仙境中，苏轼更觉自己超然出尘了。
溪水旁，小桥边，青山上，寺庙里，美丽的青神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烤一串豆，挖一窝瓜，摘几个果，在说说笑笑、欢欢喜喜的野餐聚会上，越吃越“巴适”，四川味道就是惹人馋、令人羡。
迷人的风光，可爱的伙伴，可口的美食，这样的生活，谁不快乐，谁不留恋？
也是这一次青神游中，苏轼结识了生命中另一个密不可分的人——妻子王弗的小堂妹王闰之，名唤“二十七娘”。
当然，除了玩耍、游赏，苏轼并没有落下学业，为母亲守孝的这段时间，因为前途无忧，又有娇妻陪伴、亲情滋润，心性无羁，他心中自是最自在的！
等到再次起航时，苏轼的精神更加饱满、心情更为雀跃、对未来更是憧憬，满血复活的他激情飞越，充满了前行的力量。
再次起航，梦在前方
自程氏安葬后，足不出户的苏洵悲痛稍减后，终于认真地做了几件事。
一是修书欧阳修。对匆忙离京、不辞而别表示深深的歉意：“昨出京仓惶……始知悔恨。”然后真诚地感谢欧阳修的知遇之恩，再提及家中琐碎之事，最后笔锋一转道：“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出。”
此信笔意婉转，苏洵到底何意？
他说，当初上京师“非有名利之所驱”，说自己“老矣”，然后推辞说“恐不能复出”。
拒绝“复出”？难道朝廷对苏洵有任命，又或者是欧阳修又向上推荐，再或者是其他人有引荐？
其实都不是，是苏洵想出山了。他半遮半掩地谦虚了半天，无非是在传达一种心声：我怕自己真老了，不能胜任朝廷任命，辜负您的栽培和期望。就看欧阳修是否善解人意、为真知音了。
见字如面，欧阳修还真读懂了苏洵，知晓其心其意，就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推荐苏洵。
不久，眉州府就收到了让苏洵到京城“论策试于舍人院”的札子。这道札子的实质还是“要为官就必须考试”，苏洵见此，心中凉了半截，不禁幽愤感慨。苏洵本想依靠欧阳修举荐自己，让皇帝唯才是用，却不料宋仁宗不吃这一套，也或许是其没有真正看上苏洵的才能。
韩琦说过一句话：“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在欧阳修的眼里，苏洵才情兼备，实乃可塑的栋梁之材，但在其他一些重臣眼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但对苏洵有反感、厌恶的情绪，而且内心鄙夷其人品。好在多数人对苏轼印象极好，消化了部分矛盾。
但苏洵要真正地被起用，甚至达到自己想要的“重用”，非常有难度。因为他得了“考试恐惧症”，根本怕参加各类考试。
不过，即便苏洵称病放弃了此次考试，他也能在其间寻找到契机。他在给朝廷的回信中向皇帝提了十条治国策略，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思，更重要的是展示了自己的“肌肉”——有治国之雄才大略。
除了找欧阳修这条路子，苏洵还走了梅尧臣的关系，即第二件事。同样修书一封，他道：“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
苏洵去信梅尧臣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自己不参考而开脱。苏洵说自己都到退休的年纪了，不能为了混个工作，而去迎合那些不懂文墨的达官贵人，屈就了自己。
不过，其实此时苏洵早已经做好了再进京师的打算了。接下来要做的第三件事便是将家事处理好，因为这次离开后，他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眉州。
于是，苏洵找人为程氏塑了六座神像：观世音、大势至、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供奉在极乐院的如来佛殿里。同时，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记中感慨万千，倾诉了生死离别的哀恸，以及对亲人的缅怀和悼念。文中道：“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又一年而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将去，慨然顾坟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滞于幽阴冥漠之间，而不获旷然游乎逍遥之乡，于是造六菩萨并龛座二所。”
苏洵在爱妻坟前最后一念，至此后，天涯遥隔，再相会时，已是同在天堂了。
打理好家产后，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以及俩儿媳妇，还有一干家仆，从嘉州大石佛上船，一路沿江顺流而下。沿途的庙宇道观、城镇阡陌、山水风景，各有不同，各有精彩，极大地满足了苏家三父子好游历的喜好。舟楫一路荡悠悠，引发诗情蓬勃，他们对景当歌，对月饮酒，忘情山水间。
特别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更是以作诗为戏，相互切磋交流，起意创作了不少作品，他们将其整理成集，苏洵题名为《南行集》，共收录了苏轼四十余首诗词。不过，这之中并未有突出的惊世之作，两人都处于学习成长的阶段，没有经历，自然欠缺厚度。不过，其中一首倒是能体现苏轼超逸脱俗的寻仙问道思想，诗曰：“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
这是一首关于修仙的故事，诗中白鹿成为诗人表达所思的载体，极有特色和韵味。
长江沿岸除了诗情画意的风光，还时有危险发生，不小心便会降来灾难。这种艰难行船的情景，苏轼也曾记载：“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无限风光在险峰”，好风景都是如此吧。
这一路来，心里最甜的要数苏洵了，俩儿子如此出类拔萃，俩儿媳如此贤惠听话，而最令他喜不自禁的是要做爷爷了。苏轼的妻子王弗有了身孕，陪伴他们一路同行，看天高水远，望星辰日月。这份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的渴望，苏洵愈加表现在舒展的眉头间。
从嘉祐四年（1059）十月出发，至次年二月，苏家人安全抵达京都。一场由苏氏三父子演绎的宋朝文人大戏悄然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