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
第二十五师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是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官兵能征善战。经过他们的勇猛冲杀，敌军在寨的主阵地被一举攻破。
攻克寨成为了会昌大战的转折点，8月30日，起义军拿下了会昌城，钱大钧率残部落荒而逃。
虽然大获全胜，但二攻会昌还是没能避免“革命战术”的问题。整个战斗过程，贺龙部队都未加入，基本是靠叶挺部队在孤军奋战，最后的结果也仍然只是击溃战，而非歼灭战。
对起义军这种无后方的作战部队而言，打击溃战实际是个“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买卖，并不划算。叶挺部在攻会昌时，伤亡了约一千人，贺龙部也伤亡了七百人，其中多数都是冲锋在前的党员和骨干。
南昌起义时，大家已感到党内缺乏军事骨干，经过这几次伤亡，更感到缺乏万分，可又无法及时进行补充，只能寄望于到东江后再想办法。
刘伯承很注意收集和研究敌方情报资料。攻入会昌后，他对敌军遗留的文件和报纸进行了认真翻检。就在翻检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映入了眼帘。
南行路上，因为种种原因，不少人都脱离了部队，其中贺龙的参谋长陈裕新及以下七百人投奔了唐生智。陈裕新为此还发了一份通电，刘伯承在翻检中看到了这份通电，在那上面，起义军南行的目的和进军路线已经完全暴露。
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会上众人一致认为有改变南行路线的必要，遂决定在返回瑞金后，改经长汀、上杭入东江。
准备出发前，敌军突然进攻会昌，遭到起义军反击后又即行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军在引诱起义军发动进攻，以延缓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在刘伯承的建议下，部队未与后面的敌人纠缠，继续向长汀进发。
9月19日，起义军进入汀州，参谋团开会讨论取东江的计划。一部分人主张全力进攻潮汕。理由是潮汕位于滨海地区，其中汕头港可停泊巨轮，另外那一带还爆发过农民暴动。如果起义军攻破潮汕，不仅可获得苏联的军火支援，而且能从当地农民中得到急需的兵员补充。
在东江历来的战史上，各军均重视兴宁、五华，源于两县地形上占优势之故。正好这个时候起义军得到一份敌军电报，说广州方面来的敌军正向河源集中。一些人便主张以主力取兴宁、五华，从而在迎击河源敌军主力时赢得地形上的优势。
参谋团由此分出了“攻兴宁派”和“攻潮汕派”。“攻兴宁派”建议仅以不超过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潮汕，并且预计潮汕守军兵力空虚，小部分兵力即可让其弃城而逃。
“攻潮汕派”则不以为然。他们提出，情报显示兴宁方面并无敌情，以主力取兴宁根本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以小部分兵力攻潮汕，成功实无把握，万一遭受挫折，起义军的处境将变得进退维谷。
讨论到最后，多数人都倾向和赞同“攻潮汕”。于是起义军指挥部决定除留朱德率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外，其余主力都用于攻取潮汕，这就是“三河坝分兵”。
起义军大兵压境，潮汕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加上汕头工农赤卫队的里应外合，潮州、汕头相继拿下。
潮汕属于繁华之地。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起义军早已疲困不堪，多数人一停下来就想休息。按照原计划，起义军在攻取潮汕后，本应马不停蹄地开往揭阳，以迎击由河源来的敌军主力，结果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坚决执行。
除了休整外，起义军还希望在潮汕补充到大量兵员或得到工农赤卫队的援助。可是当地农民并没能充分发动起来，后来刘伯承曾提到“农民其意重在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出征者少”。
已经组成的工农赤卫队十分涣散，别说协同起义军主力作战了，就连袭扰的作用都起不到，甚至于对付地主武装都要靠起义军帮助才能奏效。
在潮汕休整三日后，起义军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的第三师警备潮汕，贺、叶两军的主力则向揭阳进发。
与早期作战部队缺乏经验，战略战术明显不够灵活相一致的是，那时候中共的谍报工作也不像后来那样成熟有效。尽管中共中央由上海派到广东去的特工不少，可是起义军沿途所得到的情报，都是靠缴获敌军文件和报纸所得，从特工那里得到报告基本为零。
此外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特工奉命去某地进行侦察，这名特工领了钱却未去，也没有说明未去的理由。最后查出来后，组织上又没有加以处分。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是谁都不敢低估的。在揭阳，起义军指挥部终于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有千余敌军集中在汤坑，准备前来揭阳攻击起义军。大家决议后，便决定先发制人，用全力吃掉当前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