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之父
深秋的伦敦阴雨连绵，寒风萧瑟。我们的队员一个个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加快了步伐。幸运的是，这次我们走访的不是牛津和剑桥这样的郊区小镇，而是位于伦敦市中心布鲁姆斯伯里的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地铁出了名的便捷，很快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我不是第一次造访这所大学，可每次踏进校门，都会被学校高大肃穆的威尔金斯大楼吸引。这所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精英大学，到如今已经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学校主校区以灰色调为主，间以砖红色的建筑群，整体风格古朴典雅。校区临近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从校园建筑最高处放眼望去就是车水马龙的伦敦街道，可谓地处黄金位置。伦敦房价高昂、寸土寸金，伦敦大学学院也因为自己的独特位置成为当今“世界最昂贵的大学”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的威尔金斯大楼
天气阴晴不定，于是我们决定把采访改在室内进行。和年轻人的交流总是轻松愉快的，谈话间我发现，无论是理工科男生还是学法律的女生，初来乍到时他们都遇到了语言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但也都各自想办法走出了窘境，收获了克服困难后的乐观和自信。青春的个体在异国他乡接受挑战，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增强了生命的韧度。出国第一年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一种磨炼，过了这道坎，会更加从容和淡定。学生们侃侃而谈时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母校的自豪，学校的精神之父边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跟随同学们再一次来到边沁遗体的陈列大厅。英国人有许多古怪的念头、特立独行的精神，把学校精神之父的遗体用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柜子装起来，安放在教学楼的大厅里展示，这也是大学里不多见的举措。遗体旁边挂着一个镜框，里面的说明书上简单地写着：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教授和改革者。
圆形监狱的提出者
杰里米·边沁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也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他3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0岁可以用希腊文写信，12岁就达到大学入学水平，真的是一个小天才。边沁小时候个子不高，体弱多病，不太喜欢运动。但成年后像是变了一个人，经常参加户外运动，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这为他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帮助。
学校大厅里陈列的边沁遗体
边沁的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但他的大学生活并不愉快，和导师关系不太融洽，和同学的相处平淡无奇。他认为牛津的有些学生放荡不羁、不务正业，有的人抑郁乖戾、缺乏生气，不值得相交。毕业后，他沉醉于学术研究，更加珍惜自己的宝贵时间，很少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活动。即使面对批评自己著作的文章，他也不闻不问。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我行我素的做法，使他能够更加专注于研究本身，因此成就了多方面的突出贡献。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影响力辐射到英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1792年，身为英国人的边沁以突出的个人成就被法国大革命政府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边沁的思想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他提倡无神论，支持普选和同性恋合法化，倡导动物福利，这些理念和思想远远超越了边沁生活的时代，多少年后仍然在当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
由于近代人文思潮的兴起，当年人们对于犯罪者的看法和惩戒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罪犯从“被消灭的敌人”，变为“被操纵的灵魂”和“被训练的肉体”。于是边沁认为，监狱也要有所改变。1791年，他设计出了圆形监狱，立足点在于既满足人道主义要求，又保证对罪犯的监视和改造。圆形监狱的整体结构是一个环形建筑，在中心有一座瞭望塔，塔台是一圈环形的窗户。环形建筑里是一排排贯穿横切面的小囚室，一面对着塔台，另一面采光透风。这种监狱设计的奇妙之处就是它能够对犯人形成巨大心理压力，瞭望台在暗处，小囚室在明处，犯人看不到监视者，而监视者能够看到犯人。犯人感觉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之下，肯定会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正言行”的改造作用。这种权力的不对等性，让监视者自然树立起权威，对被监视者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
边沁只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建筑师。他关于圆形监狱的设想，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字说明上。好在他的弟弟塞缪尔·边沁据此做了一些手绘图，才让后人对于这个伟大的设想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边沁坚信圆形监狱可以作为一个指向秩序、理性和道德的催化机构，仅凭借自身各部分的运作就能实现一个道德目标。后来，著名的思想家福柯发展了边沁的理论，提出了“全景监狱”的概念，来形容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现代很多管理者把这种思想理念用到了日常工作中，用“永不疲惫的第三只眼”来进行管理。没想到，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直到今天还在散发余温。
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
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于1826年，彼时边沁已经78岁高龄。由于年龄原因，边沁并没有参与该校建立过程的很多具体事务，但伦敦大学学院是在他“人人平等”的教育改革思想启发下建立的。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是第一所在新生录取时不分性别、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的英国大学。由于边沁作为思想改革者的巨大影响力，其个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发展史上体现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被尊称为“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学校现存有10万份边沁手稿，是全球边沁思想研究的重镇。
边沁生前留下遗嘱，主要有两条：
其一，他希望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并且要求被公开解剖。这一遗嘱内容很快得到了落实，在他死后3天，他的遗体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面前被解剖。
其二，要永久保存他的衣物和躯体，并放置在学校里。按照边沁的遗愿，他的遗骸经过复杂的处理，整体形象与其生前一模一样：戴黄色礼帽，着黑色礼服，手持手杖，从1850年起便端坐在伦敦大学学院主楼回廊的一个玻璃柜里。柜中的边沁凝神思考，这是他生前写作时的常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学校里依然能看到他的遗体的原因。
边沁非常提倡“效益即至善”，他坚决拒绝一场“基督徒式葬礼”，遗体的处理方式是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至善”的事。这一与众不同的遗愿促成了学校的一道特殊的景观，每年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当初在处理遗体时出了点差错，头部没有保护得太好。为了不影响边沁的整体形象，学校决定安放一个蜡像头，同时把经过处理后的真实头颅放在脚边，一起供大家瞻仰。虽然这样的展示方式一般人不容易接受，倒也符合英国人的独特口味。当然，更符合边沁生前最后一本书《死者继续为活人所用》中陈述的观点。虽然书中有不少是玩笑话，他的“让名人的遗体作为草坪装饰物”的建议至少鼓舞和激励了虔诚的追随者。
上图：伦敦大学学院校园；下图：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
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特别的展示方式很快就出事了。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对手，那就是同在伦敦城里的伦敦国王学院，这可能是很多名校不能免俗的小乐趣吧。大家都知道，就像哈佛和耶鲁、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两校同学都喜欢时不时搞点恶作剧，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乐此不疲地嘲弄或挖苦对方。这不，伦敦大学学院的镇校之宝——边沁的真人头居然弄丢了好几次，其中有两次确认是被国王大学的一帮捣蛋鬼顺走的。这帮捣蛋鬼居然把边沁的头偷去当足球踢，真够狠的！伦敦大学学院为此伤透了心，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边沁的头找回来。现在，边沁本人的头颅已经被锁进了学校的保险柜里，应该是万无一失了。虽然“身首异处”，直到今天边沁照样在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据说每逢学校召开特别重要的会议，边沁的遗体都会被推进会议室列席会议。一旦会议投票遭遇平局，校方就会默认边沁投了改革派一票。看来，改革不仅是昨天，也是今天的大趋势。
如果哪天你有机会去伦敦大学学院参观，一定放慢你的脚步，留心一下从边沁遗体前路过的学生。如果遇上驻足向边沁致敬的，那很有可能是来自哲学系。他们比一般人更加清楚，边沁的许多思想和观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句，边沁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也许是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理论思想，他当年发明了不少英语新词，其中有maximize（最大化）、minimize（最小化）、rationale（基本原理）、dynamic（动态的）、demoralize（使沮丧）和international（国际的）等，这些英语单词至今仍在热用中。这位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留下的精神遗产，至今影响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激励他们忠于自我，大胆革新，改变世界，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