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向战场
一、走向战争的身影
2008年的那个冬天，我终于结束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的写作，也完成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日记的整理。我在《后记》中写道：
一段时间以来，我似乎和日记的主人公成了朋友，我写着他们，想着他们，常常在独自行走的路上，在地铁拥挤的人流中，在昔日古老京城的遗址前，或是在今天孩子们娇嫩活泼的笑脸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今天我们终于要分手了。
分手有着说不出的不舍，但也如释重负。翌年春天，我协助张昕老师把两本移动剧团团体日记捐献给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她终于没有能参加捐赠仪式。那天，隆重的仪式后，我们一行人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蓝天下，纪念馆白色的墙体显得分外耀眼，不远处是古老而敦实的卢沟桥，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静静流淌……我们在春天的暖风里欢笑着，那过去了的沉重的浴血岁月似乎已离我们很远很远。
然而，就在那之后不久，我接到电影史学家程季华老先生的电话。他说，我的书引发了他很多尘封的记忆让他夜不能寐。遥想当年，有十个演剧队坚守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他手中有较详细的资料，那是他和战友们用多年的心血收集起来的，是承载着历史和生命印迹的材料，他本想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但是如今真的是年老了，身体和精力都不行了，他希望我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我在电话中犹豫着。十个团队，会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所写过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并不在其内，和十个团队比，它更像是一支独立的小分队。然而，我知道重新走进历史深处的滋味，记得每次翻看那些旧日记、老照片总让我在深夜中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我甚至在博物馆展出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图片面前逃出来张大嘴巴拼命地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有谁愿意去一次次翻动那些血的疮疤，去触摸那些被侮辱被侵犯的灵魂，去拨动那些令人痛彻心骨的往事呢……犹豫中，我似乎又觉得有种声音在呼叫，呼叫，顽强地呼叫着……
我终于走进了程老的家。隔着时空的距离，我们进行着两代人之间的对话。
程老当年是抗敌演剧队第九队成员，这个团队成立于1938年，1941年改称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五队，1946年改称演剧五队。他们诞生于抗日的暴风雨中，出没于湘、粤、桂、黔、滇各个战场，又跨越边界奔赴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他们面对战争、饥饿、贫困、疾病无所畏惧，于腥风血雨中奋力前行。在十个演剧队中，他们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一直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我追问程老先生的个人经历时，他说比起老队员们，自己加入这支队伍较晚，即便如此，那些惊涛骇浪的日子也留给他永生难忘的记忆。他再三强调说不希望我写他个人，或者只写他所在的九队，而是希望我把十个队的经历都写出来！他们也曾计划亲自动笔并讨论过写作提纲，正是出于此，他和曾经是演剧队二队队长的吕复等人花费了多年心血，不断地收集着材料。
程老的讲述把我带入几十年前的战争岁月，他的声音虚弱沙哑但却执着，既饱含着深深的怀念，也带有一个史学家穿越历史的睿智目光。在他的讲述中，我还惊讶地发现他所在的九队创立时，中共最初推荐的队长（因为陈诚不同意女人当队长，后来做了总干事），竟然是我所熟悉的“小范”阿姨——后来在延安曾经和母亲住一个窑洞的人。三十年代，她曾经因为才貌出众在革命队伍里分外突出，到了中老年，又因为丈夫的原因深卷在政治漩涡中成为颇受争议的人物。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和她聊过多次，我记得她曾经充满怀恋地提到过自己在演剧队的经历，提到1938年那些难忘的日子，但当时我却因为满脑子装着其他问题，把她的这段经历忽略了。
1938年是个关键时刻。那一年，发生了许多让历史铭记的事情。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担任了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所直接领导的第三厅主管宣传，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他手下聚集了诸多进步文化名流：阳翰笙、胡愈之、田汉、冯乃超、洪深，还有金山、冼星海、郑君里、李可染……盛时多达百余人。而此时，由上海地下党建立的十二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在各个战场进行了几个月的宣传，面临经费政治皆无保障，生活无路报国无门的困境。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周恩来决定在第三厅下收编这些民众救亡团体，成立十个演剧队和十个宣传队，后来终因时间仓促经费不足，只成立了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的那个夏天，一定是“小范”阿姨和她的战友们最兴奋的日子。十个陆续成立起来的团队聚集在武昌昙华林的一所中学里，8月10日，举行了演剧队正式成立授旗典礼。那天，四百多名演剧队员身着新军装按照各队的顺序排列在操场上，每个人胸前都别着蓝底白字的演剧队证章。队伍前面是站立笔直的洪深和身着卡其军装、脚蹬过膝马靴的田汉。主席台上红旗招展，军乐队奏响着乐曲。身穿灰色派力司中山装、头戴铜盆帽的郭沫若庄严宣布授旗仪式开始。当田汉的马靴“咔嚓”一响，操着湖南口音的“立正——”在操场上响起来的时候，当郑君里等人迈着很不规范的步子跑上台去接旗的时候，年轻的团员们不再扭着脸想笑又不敢笑，他们抬头挺胸，心中充满着说不出的感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向各队授旗，队旗是由长条形蓝布制成，上面印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队”。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你们是战斗的文艺队伍，十个队不亚于十个师！”他的话在以后漫长艰险的日子里，成为鼓舞演剧队员的精神力量。
或许是因为演剧队员们实在太不军事化了，授旗后，他们和三厅的“名流们”一起进行了紧张艰苦的军事训练。最初，大家很不习惯，他们列队在操场上时甚至连站都站不整齐。后来成为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田冲，此时二十二岁，是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的一员，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在骄阳似火的操场上，身着军装，斜挎皮带，头戴大盖帽，和大家一起列队操练，跑在前面的是全副武装的田汉、洪深。他们在教官的带领下挥汗如雨，把口号喊得震天响。训练是非常严格的。一次，郭沫若召集队长们谈话，还没开口就手指郑君里的胸口。几个队长一时摸不着头脑，直到郭沫若接连地指点着郑君里的脖子，大家才明白，他是在批评郑君里风纪扣没有系上。此时的诗人郭沫若军人风度十足，他神色严肃地望着大家：你们都是军人！以后再不能这样吊儿郎当！队长们立刻立正，大声答“是！”，郭沫若这才缓和下来开始讲话。
很多年后，演剧队活着的人们，都忘不了1938那个改变命运的时刻。战争正残酷地展开，日本飞机每天都要轰炸武汉。一天，上百架飞机铺天盖地地从空中飞来，人们迅速地转移到防空洞里。郭沫若耳聋得厉害，他慢条斯理地向防空洞走去，洞口的人急得大声喊叫，他也听不见，快走到洞口时，人们听见头上的尖哨凄厉地响起，这是炸弹坠落的前兆，有人冲上去一把将郭沫若拉进洞里，轰的一声巨响，炸弹把对面的学校炸裂了，霎时，尘土飞扬，沙石遍地，硝烟弥漫，哭声震天……也就是在培训的日子里，周恩来为他们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形势报告，指示他们：“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原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希望到延安去的，周恩来的讲话彻底打消了他们的念头。
在日军接连不断的轰炸中，十支队伍分别开赴十个战区。跟随三队出发的年轻诗人光未然（张光年）挥笔写下了《演剧队员之歌》，歌词简单易记，充满着勇敢献身精神。
我们是青年的演剧队员，我们是青年的演剧队员。
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
舞台是我们的堡垒，街头是我们的营盘。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观众一致抗战！
打倒日本强盗！收复大好河山！
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吧。
青年的演剧队员，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
青年的演剧——青年的演剧队员！
……我是背着很多材料离开程老家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断地阅读那些材料，这其中正式发表（出版）的大约有一半；另一些是内部编辑的文史资料；还有一部分则是队员们在战争年代积攒保存下来的原始材料，它们厚厚地钉在一起，纸页泛黄，发脆，每掀起一张都有破碎的可能。我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纸页，揣测着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年轻的演剧队员们把这些材料一点点地集中在一起，又经过什么样的颠沛流离把它们带在身边，保留下来……我想象着这些青年人怎样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尽管我熟悉他们中的一些人老年的模样，看惯了他们的白发、皱纹和他们坚毅衰老的神情，但我依然禁不住地想象他们在战争中的青春身影……程老交给我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十个队！不同的战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生存状态，不同的演剧生涯，还有每个人后来不同的命运……我一时竟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的书写，我向程老述说我的困惑，我知道他希望我能够写出较为系统完整的东西来，但我却更关注这其中个人的命运，他耐心地听着我的讲述，笑着对我说，还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吧……
尘封的材料里，有宋之的、方殷等人七十多年前的笔迹
最先印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的，是他们走向战场的年轻身影。
一个队员在多年之后这样描述他所目睹的情景，岁月的漫长没有能将那些悲惨的记忆抹去一丝一毫：
……我们向前面的小山奔跑时，只听到一阵“嘘嘘——”炸弹鸣叫声，抬头一看，两颗亮晶晶的炸弹正朝着我们下来……接着几声巨响，大地震动，我和小刘都被埋在土中。等这一阵过去，我们挣扎着爬起来，一看到处是尘土飞扬，文庙大成殿几乎全毁了。我们面前的小学校课室（我们队过去曾在此住过）正在倒塌，刚刚我们还看到的那位站在侧门持枪的卫兵，上半身已被斜着炸飞，一些残体挂在树枝上，内脏粘在断墙壁上，鲜血淋淋，可是这个卫兵的下半截却还没有倒下，仍旧挺立在他的岗位上。……接着，又是一批敌机的轰炸、扫射，等这一批敌机转过去以后，我们再爬起来，向文庙右后方的橘树林里跑去，一路上只见东倒西歪的男女老少，有的身上淌着鲜血，有的倒在地上把炸出来的肚肠抓过来往自己腹腔里塞，有的拖着被炸断的大腿在爬……一片哭声、一片嘶叫声。
（马村夫《难忘的一昼夜》，《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这些年轻的学生，当他们站立在一片片废墟和血泊之中，被前所未见的惨状震惊时，他们是否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丝毫的浪漫可言，即便再年轻旺盛的生命在战争面前也依旧如此脆弱，或许，我只能从这里说起。
那一个个逝去的名字，那一座座青草绿了又枯了的坟头。
二、待报国时一起偿付
1938年来临的时候，周德佑还不满十八岁。
从照片上看，他是一个帅气活泼的中学生，椭圆脸形，大眼高鼻，笑容里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单纯和善良。
周德佑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工商业世家，父亲周苍柏是汉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长，也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实业家，喜欢音乐。周德佑自幼受家庭熏陶和学校良好的教育，擅长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用他姐姐周小燕的话说，他是家里孩子们当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个。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周家和每一个普通家庭一样经受着猛烈的冲击。不到二十岁的周小燕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武汉过暑假时，抗战爆发。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前方的抗敌将士筹集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还参加了武汉合唱团。抗日名曲《长城谣》就是最先由她唱起：“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在武汉街头，在临时搭起的简易台子上，周小燕迎风站立，用她纯净的嗓音深切地唱着，歌声如泣如诉，许多人在她的歌声里流下悲恸的眼泪。
与此同时，周德佑也离开读书的上海回到武汉。“七七事变”后，他创办了抗战期刊《天明》，与张光年等人一起重建“拓荒剧团”，1937年年底，剧团改编为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的流动演剧队，周德佑留下一封给父母的信，随演剧队开往晋陕地区。
亲爱的双亲：
请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我现在已经立下了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了，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碍我的，所以就毅然采取了这种行动。
没有事先同你们商量，这是我最大的罪过。可是我又曾经对爸爸谈过的，他不十分赞同，他曾经对我说：“想想再说”，到现在我已经想过许久了，并且，我想过不对你们说还要好些，所以就没有对你们说。
（请斥责我吧，是的，我是应该被斥责的，在国家到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谁还能不受斥责呢？这个不孝的逆子，他也曾经对自己说过了，父母养育之恩，将来在报国的时候，一起偿付吧！！希望上天能够让他“如愿以偿”。）
这一次的走，也许是很糊涂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聪明，却很需要勇敢，我曾怨我自己没有勇敢，现在既有了勇敢，我宁可做傻子。
也许天下的事情还要让傻子们来干的。
我不需要钱，因为我们是跟团体一块去的，自己有钱还要给充公的，我身边有十五块钱，可以买一些袜子、衣服，至于外面的皮大衣，到了山西那边还有得发的（这次同行的人很多，家里有钱的孩子也很多，他们吃得苦，我也吃得的）。
除了请双亲千万放心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以后当随地寄信回来。专此，祝
康健
德儿叩上
（《战斗的十年》，《山西文史资料》50辑）
七十多年前，年轻的周德佑于匆忙中写下了这封告别信，让今天的人们看了无不为之动容！他的信中充满了对父母的爱，对家人的爱，也充满着舍生取义报效国家的壮志豪情。面对民族的灾难，他毅然决然地把责任担在自己稚嫩的肩膀上，虽然内心充满矛盾，意识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但却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只能对慈爱的双亲说，养育之恩待“报国的时候，一起偿付”！当周苍柏夫妇读到这封信时，周德佑的双脚已迈出家门行走在祖国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读着信，母亲的眼泪浸湿了信纸。德佑还是个孩子，他本该在课堂上读书，拉他喜欢拉的小提琴，画他喜欢的画，家里已经给他备好出国留学的钱，他可以远离战争到国外去深造……但他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投入到战争的不可知的凶险中去。母亲很难想象，这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儿子，离开学校离开安逸的家会遇到什么情况，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她每时每刻都感到揪心的焦虑和不安。
年轻的周德佑
也正是这个时候，从上海来到武汉的田冲认识了周德佑。很多年后，他回忆说：“有一天，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来找我，一位名叫周德佑（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弟弟），另一位名徐世津。他们准备排一出话剧《五月的鲜花》，要我扮演其中一个能唱的农民。他们的言谈举止很有风度，一位就读于华中大学，一位是上海美专的学生，父兄都是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我对《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是极熟悉而喜爱的，所以很爽快地应允下来。”
田冲对新认识的人印象深刻。两人言谈举止“很有风度”，无疑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正如周德佑所说，这支队伍中不乏富家子弟，徐世津的父亲是银行襄理，田冲的父亲是地方法院的院长……其他队员也都是来自武汉和上海的青年学生。人员聚齐后大家讨论决定去山西，那里既是前线，和延安又似乎只有“一箭之隔”，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演剧队出发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有自己的戏，周德佑与一位队友合作很快就创作出《大兴馆》。该剧描写从前方退下来的伤兵，因发泄对指挥官的不满对后方腐败的不满，在茶馆里彼此大打出手，伤了卖茶女，后发现茶馆老板和女儿都是受日本鬼子残害背井离乡的沦落人，不禁后悔莫及，决心重返前线抗战到底。由于剧情真实生动，表演逼真，演出效果十分强烈。一次演出中，表演伤员的田冲抡起凳子碰伤了卖茶女的额头，鲜血直流，台下观众都惊呼起来，表演卖茶女的女演员却完全沉浸在戏中，不但没有一点慌乱，反而一字字一句句满怀悲愤地述说着自己逃亡的不幸遭遇，看到这里，台下的许多人都声泪俱下，人们随着剧情的发展时而鼓掌，时而高呼口号，有的伤兵则捶胸顿足喊道：“这写的就是我啊……”
那之后，周德佑又导演了宋之的的《旧关之战》、创作了话剧《小英雄》——描写两个少年儿童设计杀敌的故事，演出后，有年纪大的农民就跑来问：“你们演了‘小英雄’，要不要老英雄啊？如果要，我们这里能组织一个老子军呢！”
周德佑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集体生活，他在队里身兼多职，不但做演员、编剧、导演，还做组织工作。父亲也想尽办法支持演剧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派来卡车，让他们住进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但毕竟鞭长莫及，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周德佑带头用扁担挑起行李开始长途跋涉。白天他和伙伴们一起行军演戏深夜还要赶写剧本，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深秋季节，鄂北山区已经十分寒冷，他和大家一样穿着草鞋在山村巡回演出。演戏没有道具，他就想办法利用老乡家的生活用具进行表演。当演剧队经济困窘时，周德佑把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这个温室里长大的孩子见识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吃到了自己从没有吃过的苦，当同伴们遇到困难情绪低落的时候，他还会拉起他的小提琴鼓励大家坚持下去，那优美的琴声常常让大伙暂时忘记了疲劳和苦痛。
他终于病倒了。长时间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咬牙坚持着，不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大家。这一天，在应县演出《我们的家乡》，周德佑扮演父亲，田冲扮演儿子，当儿子把父亲背下台时，田冲惊讶地发现周德佑的身体滚烫，人已经休克了。大家都慌了手脚，有点护理知识的人觉得他是得了伤寒，急电汉口周家派车来接，人很快就接了回去，但没有几天就接到周苍柏夫妇的讣电：德佑病故，希望派代表参加葬礼。全队人在震惊中悲痛得无以言表！
周小燕此生都不会忘记那个生离死别的时刻，原本健康活泼的弟弟气息奄奄，他是多么渴望活下去，多么渴望实现自己救国的心愿，多么依恋父母舍不得家人……昏迷中，他紧紧地拉着家人的手呼喊着：“打吧！打死一个算一个，只有打死日本军阀……才有出路！”德佑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就这么撒手人寰，心痛得昏了过去。
周德佑的葬礼在汉口举行。很多人闻讯赶来，周恩来邓颖超亲临致哀……葬礼上当有人朗诵长诗：“未满十八，忽尔夭亡。从今一去，地角天涯……为炮火下无辜之死，尸身不全，则君之死，亦属万幸，又何况为国勤劳，为国捐躯”的时候，人们哭泣的声音和凄婉的朗诵混成了一片。
演剧队选派田冲等人星夜赶路，终因路途太远，没有能参加葬礼。在周公馆的客厅里，德佑的父母看到儿子的队友，禁不住老泪纵横。让田冲们更加难过的是，周父取出一个存折，说是为儿子准备好的留学经费，现在儿子不在了，就把这笔钱捐给演剧队，希望他的队友们能完成儿子的心愿。面对悲痛欲绝的周家父母，队员们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两位长辈，却绝不敢接受这笔钱，他们只是再三地说：你们失去了儿子，但还有我们，我们就是你们的儿子呀！
周德佑的死激起了武汉上层人士的抗日热情，《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以“追悼周德佑志士特辑”的形式，刊发多篇悼念文章，并刊登了烈士的遗像和遗书。特辑还刊载了周德佑父母的感言。父亲周苍柏的感言是：我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志士而难过，我要继续帮助德佑所参加的第七宣传队，让他们永远工作下去。母亲董燕梁的感言是：我要把爱你的爱来爱世界上一切无母爱的儿女，我要继续你的志愿，努力到底！
周德佑走了，这颗充满才华的晨星刚刚升起就不幸陨落。不久后，他所在的演剧队正式被郭沫若的三厅收编为抗敌演剧队三队，再次开赴山西前线。出发前，队员们前往东湖看望周的父母，两位老人一看到儿子的战友们便禁不住泪如雨下，他们再次提出要把儿子留学的钱捐给演剧队，并强忍悲痛，细心地为演剧队安排吃住。告别二老，队员们来到周德佑的墓碑前，那里已经长出了青草。
他们出发了。
一年后，周德佑的好友三队队长徐世津患肺炎去世。他和德佑一样直到累得咳血还对大家隐瞒病情，每当有人看到他咳嗽不止关心地询问时，他就说“不碍事，过几天就好了”。他知道自己肩上队长的担子太重了，必须坚持。他顽强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跌倒再也站不起来，死时只有二十四岁。一年前，他和德佑同时出现在田冲面前，谈吐优雅，风华正茂。
也是一年后，周德佑的姐姐周小燕告别亲人赴法国留学，她那优美的歌喉终于唱响在欧洲舞台上，被国际音乐界誉为“中国之莺”。
周德佑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队伍依旧坚守在祖国灾难的土地上，在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们“第一次听到黄河船夫的号子，第一次看见有着赤铜色皮肤，白发苍苍的老舵手，第一次经受那惊涛骇浪中小船的颠簸起伏，第一次尝到战胜险恶的欢快”。张光年正是在那里酝酿了《黄河吟》（《黄河大合唱》），而三队，正是第一个在延安唱响这支名曲的队伍。
当“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歌声一次次地响起来的时候，周德佑不在，徐世津不在……但似乎他们还在。
三躺在自己耕耘过的泥土里
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张曙的名字，知道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还我山河》、《保卫祖国》、《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我翻看材料，发现在1938年的那段时间里，这位已经有了不小名气的青年音乐家活跃在抗敌演剧队的许多场合。他给队员们上课，为他们教授乐理知识，帮助他们排练新歌，……他们唱着他谱的歌，在简陋的戏台上、在田间村头、在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还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上、在医院伤员的病床前……然后，那些歌曲被更多的士兵和老百姓争相传唱开来。
1938年春，身为全国“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的老舍，深切地感受着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悲壮情景，写下了新诗《丈夫去当兵》。当时，未满三十岁的张曙是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文艺宣传处的一员，正和冼星海一起担负着抗战音乐方面的工作，读到老舍的诗后他非常激动，立刻谱曲，经反复修改后写成女生独唱曲。
丈夫去当兵，
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等等我，
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
歌曲谱好后，张曙亲自传授九队女队员徐炜演唱。此时的演剧九队正活跃在“保卫大武汉”的怒潮中。冼星海在江汉关前指挥着万余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展示出一派“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我后来认识的“小范”阿姨正带领着队员们用湖北方言向渔民们一遍遍地教唱着田汉的《新堤真正好》，爱国护国的歌声唱响在众多有着黑红色皮肤的劳动者中间。新歌《丈夫去当兵》的出现，就像是在巨大声浪中奏响的一个响亮音符。伴随着张曙如泣如诉的二胡，徐炜时而温婉时而昂扬的歌声婉转起伏，让听者无不动容。这首歌一在武汉演唱，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许多人就是哼唱着这首歌曲，告别了妻子儿女，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
音乐家张曙
张曙自幼喜欢音乐，且勤奋好学，深得民间高师的喜爱和指点，很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中学时期他就曾在盛大庆典活动中一人演出二胡独奏《病中吟》、笛子独奏《姑苏行》等，高超的演技赢得了人们的惊叹和赞扬。张曙的音乐前途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片光明的，然而，他的艺术人生却注定和祖国多灾多难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充满着艰难曲折。1924年，他曾在作文《衢城望秋记》中写道：
望城外觉得，数间排列不齐的茅屋，屋顶上飘着炊烟，被袅袅的秋风吹得影踪不见，屋边一棵大树，也给吹得呼呼地响，叶儿簌簌地落下来。还有几个强蛮无理的樵夫，拿着利斧伐她的枝条，取回家充燃料。……现在中国不是像这棵大树吗？叶儿呢，凄风苦雨中生活，欲哭无声的零落了！枝条呢，给强蛮无理的帝国主义侵掠去得不少了！国家的主人翁不问不管。唉！
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张曙参加了学潮。“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还组织了“国声社”在街头巷尾演出话剧《烈士顾正红》、昆曲《武家坡》等。一次，他带领剧社到外地演出，来回行程五十余里，募捐到银元五十元，创造了募捐演出以来的最高收入纪录。义演结束后，他们将所得钱资全部汇寄上海，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5年，十七岁的张曙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在此结识了田汉，并由田汉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34年他抵达长沙，从事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创作了《农民苦》、《救灾歌》、《筑堤歌》，还组织了“紫东艺社”、“大学生合唱队团”、“长沙音乐研究会”等音乐组织，并担任《湘流报》的编辑。他用热情、机智、勇敢，团结着周围的人们，用歌声鼓舞和唤醒民众。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张曙转移到长沙，继续从事音乐工作。11月12日，长沙大火，张曙携妻子和三个孩子，踏上了前往广西桂林的流亡之路。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或乘车或步行。挤在逃亡的人群中，天上是飞机轰炸，地上是无处躲藏的难民，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身旁默默地死去，目睹着无数家庭的颠沛流离，张曙的心里充满了愤懑和悲伤，在一个个人困马乏的深夜，疲劳不堪的他常常紧紧地搂住妻子女儿难以入睡……即便如此，他也依然充满着乐观，他还这么年轻，他坚信战争再残酷也会有胜利的一天，到那时候他就能够在阳光下写作自己心爱的曲子……
终于赶到了桂林，安顿好家人后张曙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桂林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样经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每日里飞机不断，空袭的警报响彻大街小巷，人心惶惶危机四伏。张曙和同志们一起在街头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轰炸歌咏大会”，让抗日的歌声鼓舞起民心。他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当大家劝他要保重身体时，张曙满不在乎地拍着胸脯豪爽地说：“你们看我多强壮，我如今三十岁，至少还可以和敌人干五十年！”
很多年后，徐桑楚和九队的老人们还能清晰地记起那段日子。九队一路风尘从长沙赶到桂林，见到了先于他们到达的老师。张曙为演剧队的到来忙前忙后。九队在汉口成立时，支部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张曙的住处召开的。成立后张曙经常到队里给大家讲授音乐知识，指导排练，还参加演出，彼此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此时，大家能在桂林团聚，都感到格外高兴。
12月24日是个黑暗的日子。徐桑楚回忆说：
这天一大早，比我们提前赶到桂林的张曙来到九队驻地，准备带我到省政府和省党部去“拜客”。我们俩一起步行出发。路上，张曙边走边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哪想到，刚刚走到位于市中心体育场的省党部，忽然，防空警报拉响了。张曙一怔，连忙对我说：“桑楚，你赶快回驻地安排队员隐蔽。我得回去一趟，不能跟你一块去了，老婆孩子还在家呢……”说着，他一路小跑往回赶，跑不出几步还回过头来跟我约定，等警报解除后再接着拜客。我急急忙忙跑回距离市中心不远的九队驻地，还没等我站稳脚跟，身后就传来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剧烈轰炸声。
（徐桑楚《杰出的音乐家——张曙》，《周恩来与十五个团队》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有史料记载，这是中午一点零五分，一大群日本飞机如蝗虫般飞临桂林上空，飞机在高空盘旋一阵后俯冲了下来，炸弹像雨点般从机上落下，顷刻间，桂林城陷入了一片浓烟火海之中。
几十分钟后，飞机呼啸而去，警报解除了。在九队的驻地，人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开始讨论如何继续一天的工作，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噩耗：张曙在空袭中牺牲了！
最初听到消息，徐桑楚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们还在一起欢快地说笑，张曙回答他的各种问题，殷殷地嘱咐他应该注意的事项，怎么转眼就……徐桑楚和同志们拔腿向张曙的住处跑去，只见城东火光冲天，张曙所住的文昌门内房屋倒塌，一片断垣残壁，张曙满身鲜血地扑倒在瓦砾中，他的脑袋被炸空了，怀里还紧紧地抱着血肉模糊的小女儿……可怜张曙在外躲避空袭的妻子拖着另外两个女儿，一路大喊着张曙和女儿的名字狂奔进来，见此惨状，立刻昏厥过去，苏醒过来时竟一时精神失常，见了任何人都喊“张曙”，时而又不断地唱着张曙所谱的歌。
张曙走了，人们再也看不见那个“身材高大、面庞刚毅清秀、目光神采奕奕、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的人”，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在他身上唯一能找到的，是一首刚刚写成的《负伤战士歌》：
谁不爱国？谁不爱家？
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
我们要报仇，我们忍不下。
带了花又算什么？
鬼子兵，谁怕他，
弟兄们，伤好了再去打，
杀人一个就够本，多杀几个就赚了他；
要干到底才是好汉，
要干到底才能建立大中华！
面对亡友，田汉痛哭不已；伤别老师，演剧队员们痛哭不已。他们满怀悲愤掩埋了张曙和女儿的遗体。葬礼上，郭沫若提笔痛书挽联：“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抗战》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兴！”
会场上，气氛肃穆，挽联挂满四周，挽歌飘荡，凄泣一片。
这一年，演剧队死于敌人枪炮下的又何止一人。
惠行之来自上海，在六队同伴们眼里，他的性格有点像个姑娘，椭圆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平时不言不语，做起事情来细致认真。他负责道具的采购和制作，经常不辞辛苦地奔来跑去，遇到困难也总能开动脑筋因地制宜解决问题，他的热情和沉稳让大家都很喜欢。
9月，六队来到第五战区浠水县。为了慰问前方将士，决定和四队等团体在宋埠镇联合演出《保卫卢沟桥》。这是一部由多名艺术家集体创作的三幕话剧，首次在上海公演时阵容空前轰动全国，就好像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烈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演出这样一部大戏，对于全部财产只有几盒油彩、几条灰色幕布的演剧队来说困难很大。为此，同志们全力以赴，惠行之更是忙碌不堪，为解决布景道具上的难题一次次地奔走在宋埠的街头巷尾。
镇里的土台子上，六十军赠送的大红缎子面幕挂起来了，阳光下栩栩飘动分外耀眼。演剧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忙着排练，忽然，“一阵由远及近的轰鸣隆隆而来，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覆盖了宋埠的上空，接着炸弹爆裂，如急雷滚滚，大批敌机空袭来了。……大家从小学校里跑出，弹片、子弹四周飞舞，舞台上的红色幕布在气浪和烟雾中飘动，成了不祥的目标。大家冲上去，把幕布扯下来。房倾墙倒，老少呼号，炸弹在舞台四周落下，炸开，舞台弥漫着落下的尘土……”（章洛《我们走遍祖国》，《周恩来与十五个团队》）当愤怒而疲惫的队员们重新集合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惠行之不见了。大家一面救护伤员一面四处寻找。傍晚，寻找的人用门板抬着惠行之的遗体回来了，他满身是血，手里还握着一根刚刚买到的粗绳——《保卫卢沟桥》的道具。同志们把他抬到树林里，噙着眼泪默默地整理了遗容，他们守护着他，直到月色穿过树林，斑斑点点地照射进来，才心痛不已地把他埋葬。
二十五岁的赵曙牺牲在从徐州到武汉的突围中，他和周德佑一样没有等到被三厅正式收编。4月的时候，赵曙所在的一队刚刚在台儿庄为李宗仁的部队慰问演出，在取得胜利后还散发着袅袅硝烟的战场为伤员包扎伤口。之后，他们赶回徐州参加了大规模的祝捷演出，接着又受命奔赴武汉。就在他们搭乘的敞篷车刚刚从徐州开出几十公里时，在一个小站上遭到了日军的包围。那个暮色降临的傍晚，远处的枪声越来越近，小站里，大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人们纷纷从车厢里跳出来四处逃散。演剧队也不得不撤离车站。大家都穿上农民的衣服，赵曙手持一根拐棍上面挑着一件白色衬衣作为标志，正是靠着这个标志，大家从混乱中突围出来聚集到一个村庄。刚进村喘息片刻，日本鬼子就赶到了。他们又急忙冲出村去。漆黑的夜里分不清东南西北，一行人只能跟着老乡们向一面山坡跑去。奔跑中，子弹嗖嗖地从身后飞来，赵曙连中两枪扑倒在山坡上。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怀着悲痛的心情草草地把他掩埋了。风华正茂的赵曙在上海演出《原野》时曾扮演仇虎，他身材魁伟，嗓音洪亮，舞台上初露头角便受到观众的喜爱，在他即将大展才华的时候却倒在日本人的子弹下，怎能不令人哀惋痛惜！
演剧队员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牺牲的战友
还有一些名字……，我不想再一一述说。这是一些多么年轻的生命！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当年上战场打日本鬼子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青年学生，他们完全出于自愿，那时候常出现大批学生排着队等待上战场为部队补员的情景；还有一种是危难所逼被招或被抓的农民。演剧队的年轻人属于前者，他们有知识有教养，其中的一部分还生活在富足之中，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我也知道，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他们都是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抚育的孩子，战争毫不留情地吞噬掉他们年轻的生命。
四、花儿开了又凋谢
陈佩琪离开家的时间是1937年11月，安徽芜湖一个初冬还不冷的日子。她才二十三岁，剪着短短的头发，穿着棉布做的旗袍，丰润的脸庞上一双亮亮的眼睛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她喜欢演戏，在学校的演剧活动中扮演过《雷雨》中的繁漪。
那天的日记里，她写道：
1937年11月24日芜湖
早晨，悄悄地将所有要带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是甜也不知是苦。
下午，他们大家都去瞧抗敌剧团的戏，我没去，留在队里。我要去了，若在路上或戏院内碰着母亲或父亲，那就糟糕，我是决定走不成了，因我此次走，父母不允许，是偷偷走出来的，所以既出来了，就不能让他们再看到，一看到决计逃不了的。
（《陈佩琪日记（摘抄）》，《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能够找到的关于陈佩琪的材料很少。在抗敌演剧队八队（后改为剧宣六队）几十年后整理的大事记中，11月，只有这样几句：“叶向云、田价人、陈佩琪、王问奇入队，吴剑平离队，全队十八人，较长时间内就由这十八人坚持工作。”我还看到了演剧队这个时期的两幅照片：一幅是队员们的合影，遗憾的是照片非常模糊且没有人物注明，我猜想佩琪就在其中却根本无法加以辨认；另一幅是话剧《生路》的剧照。该剧被称为八队艺术创作上的“重要里程碑”。作品描写日军入侵后，有人投降做了汉奸，有人奋起反抗寻得生路的故事。后来，这部戏作为保留节目演出了五十多场，一直演到1942年，每次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强烈，其他演剧队也陆续演出了此剧。1938年初，首演《生路》的时候，陈佩琪扮演女儿秀英，叶向云扮演父亲——这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老举人，原以为只要做一个顺民就能够躲过劫难，孰料日本人来了逼他交钱交粮，连女儿都要交出去。照片拍摄的正是这一刻。舞台上，在一伙强盗中间，老举人泪流满面颤抖着伸出双手扑向女儿，女儿被日本人拉扯着往外走，她挣扎着发出喊叫，转身望着父亲……这或许是佩琪留下的唯一剧照了，可以看到年轻的她体态柔韧，形象质朴，感情充沛，表演十分逼真。
佩琪就这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除了当演员，还创作了独幕剧《回山》，与人合编《女义勇军》，导演独幕剧《焦土抗战》……她充满活力，也很有才华。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庞虽然被风吹得黝黑粗糙起来，却依然遮掩不住青春的魅力。
然而，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的女孩子来说，危险是随时都可能降临的。三月的时候，她就生病了，她在日记中写道：
3月15日徐家桥
今晨起身就感觉不甚适意，口里淡淡的，吃起东西来也没有味，而更不想吃什么。自己很耽心，我怕生病，我一想到病我知道是不会生小病的，在这种时候同这种地方，有了厉害病就是死路。也并不是说死就是我怕的，我觉得这样的死去是多么的不值得。可是死神一定要请我、抢掠我，我也无法挣扎了。这个奇幻的念头在脑际盘旋了许久，但我并不向任何人申述我的痛苦，仍旧抱着夙来的脾气——忍受病的痛苦，甚至于在勉强的挣扎，直到我倒下来再无法掩饰我的病态。
（《陈佩琪日记（摘抄）》，《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她意识到死亡离自己很近，却没有退缩；她本可以离队回到父母身边，却选择了坚持。她更加努力地工作，努力地与疾病抗争，她的生命之花在残酷的环境中经受着风吹雨打的蹂躏却顽强地绽放着——并且，在工作中她和同队的男伙伴逸恋爱了。即便是在战争中，爱情也来得那么自然，不可阻挡。他们一起谈论工作上的问题；一起研究剧本，细心地帮助对方修改；一起在生活上相互鼓励和支持……当佩琪发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出团体伙伴之间的“互爱”时，她陷入了一种甜蜜的迷茫中。
我读着她留下的不多的日记。在日记中她讲述自己爱的感觉。爱情的突如其来让她有些手足无措，但又是那么热烈、发自内心。然而，他们毕竟是在一个团体中，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是繁重的，因而在感情的漩涡中佩琪要求自己保持理性的声音，要有“陕北恋爱的三原则——不妨碍工作，双方自愿，不妨碍他人。要坚强的把握，那么我们才能算是抗战时期中的真正恋爱生活，否则我宁愿将他抛到九霄云外……”她细细地写着，沉醉在感情的甜蜜中：相互之间第一次谈话，第一次拥抱和“Kiss”……所有这一切，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来说是那么珍贵，但远处的炮声却在提醒她不能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肩上的责任。她写得那么坦率和投入，隔着漫长的岁月，我感受着她情感的起伏，也似乎看到她春天里娇美的身影，听到她月光下清脆悦耳的笑声……无论是当年浴血的战场上，还是今天远离了残酷战争的日子里，那身影和笑声都让人感到温暖和美丽。
6月12日青草隔
一轮明月高悬在多云的天空，有时乌云遮着水银的月光，可是她却机灵得很，只要有空隙，那银白色的月光，仍然照亮着沙河。黄色沙上披着水银似的光芒，像片白雪。和逸缓慢地走在雪似的沙地上，夏夜的暖风拂在我们的脸了，多美的夏天的月夜。这样的美景更增加了我们的感情。我们无言，只欣赏着自然的美。在这美的夜景下，我们走得很慢，最后我们拥抱而接吻了。哦，大自然你陶醉了我们，可是你没有能力陶醉我们的工作和斗争心，我相信我们是不会被你陶醉了的，我们会更努力的前进，与敌人斗争，争取民族解放最后的胜利！
（《陈佩琪日记（摘抄）》，《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是她没有写下去，还是写了没有保留下来？在八队的大事记中，1938年9月同样有着极为简洁的交代：“早期参加救亡八队的女队员陈佩琪，编队期间重病不起，终以伤寒病逝武汉。”这正是演剧队接受三厅整编的时候，年轻的队员们高举队旗满怀希望，喊着响亮的口号，奔跑在学校的操场上，而佩琪却与这一切无缘。事隔多年，编写大事记的队友已经从青年变为历尽沧桑的老人，他们用极其简单的文字记述团队每一次的生死别离，没有感情的流露，更没有哀伤的宣泄，因为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他们的心在战争的磨砺中已如岩石般坚强。但即便如此，透过这寥寥数语我也依然能想象到，当年，年轻的演剧队员们面对风雨同舟的伙伴突然离去，心里的创伤会有多么重，而那个她所爱着也深深地爱着她的人又会有多么透彻心骨的痛。
她终于没有逃过死神的追踪。死神对女人不会有丝毫怜惜，相反，女人们在死亡面前似乎更加无助和脆弱。读着佩琪的日记，我无言。
三队的同志们都忘不了那个颇具男孩子气质的蒋旨暇。
1940年5月，日军进攻太岳山区，演剧队体弱有病的队员都撤到后方军部留守处，身体强壮的队员则组成工作队到93军补充团做协助工作，蒋旨暇便是工作队的一员。
春天，风依旧温暖，田地里的野花依然在焦土上绽放。凌晨，工作队员们和补充团的士兵们从窦庄出发，向南行进十多里就发现前面的道路已被敌人切断，他们陷入日军的包围圈中。补充团的士兵都是新入伍不久，没有打过仗，强行穿越日军的封锁是不可能的，部队决定改变方向，向东过河翻过老爷岭再向西钻出包围圈。中午时分，队伍接连翻过了几座山包，但仍然听得到敌人时紧时松的枪声，又经过一下午的艰难行军，枪声才逐渐稀松下来。此时，太阳渐渐沉下去，奔走了一天的队伍又饥又乏。士兵们大多营养不良，体力透支，还有不少新兵是被抓壮丁抓来的，连基本的训练都没有，眼见前面又横着一座大山，他们再也没有力气去翻越，都躺倒在地上不想动弹了，有些连排长见几番命令和催促都不起作用，索性拿出了鞭子准备抽打。就在这时，蒋旨暇爬上了一个高坡，放开嗓子喊道：“弟兄们，现在日本鬼子就在山下，咱们如果不走，让日本鬼子俘虏了就没命了！咱们要勇敢地绕过去，不被敌人发现，还有生路！你们都是男子汉，我是个女同志，为了打日本，跑到前方来，跟大家一齐干。现在我在前面走，你们跟我来啊！”她挥舞着拳头挺起胸膛，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着，那些士兵们被一个女人的勇敢感动着，终于陆续爬起来，鼓足力气翻过了又一个山头，直到天色漆黑，才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那天，蒋旨暇的行为让补充团的团长感到由衷的钦佩。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豪气的女子，却有着一副高亮优美的嗓音。在延安，当三队在冼星海、张光年的指导下第一次把《黄河大合唱》唱响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担任女生独唱《黄河怨》的正是蒋旨暇。那天，她和同伴们站在舞台上，当张光年一声“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响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不久前黄河边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那天，当她和同伴们一起引吭高歌“划哟！划哟……”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那滔天巨浪中奋力前行的船夫！也就是那天，她的《黄河怨》如泣如诉，如怨如怒，她唱得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观众，直到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
或许，正是演剧队的一路风尘让旨暇变得强大，正是战争让她成熟起来。短短的三四年里，她创作了十多个剧本，在演出中扮演过各种角色。她“不拘小节，不事修饰”，还经常抢着干一些男队员们干的工作。“她是女同志中唯一扛枪的战士，夜间放哨，女同志是不值班的，她却和男同志一样单独在荒山野地站岗。她同男同志一起去土匪寨子里宣传、谈判。她只身穿过封锁线到决死队去向组织上请示工作……”她充满热情地出现在各种需要自己的地方，发挥着自己特有的“男人之风”，于硝烟炮火中尽展巾帼英姿。
然而，生命有时候很强大，有时候竟也如此脆弱。1941年，当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的时候，演剧队准备向二战区进发。长途行军前，为了减少病痛麻烦，蒋旨暇决定在村里由一个中医用土法割治痔疮。手术后，因消毒不严，感染腹膜炎，疼痛难忍，在转往医院的路上，不幸逝世。消息传到队里，同伴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都记得分手时，旨暇愉快地向大家招手说：“再见！”红红的苹果似的脸庞，绽开着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仅仅三天，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断送了她朝气勃勃的生命。旨暇去世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演剧队把消息告诉了她的家里。母亲带着妹妹匆匆赶来了。几年前为了参加抗日，旨暇和亲人们不辞而别，后来又曾几过家门而不入。牵挂着她的父母一直希望女儿学有所成，如今，悲痛的母亲只有泪洒坟前。
三队的女诗人张帆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
让母亲的眼泪
跟扬子江汇流吧！
让名位的金丝笼子
锁住那些哥儿姐儿们！
让红叶满山飞，
让月光偷吻湖水，
让那些闲情的诗人们
去学秋虫的吟唱吧！
我们
是天生成的鲁莽汉呀，
一脚踢开了
这些绊脚索
黄河的奔流号叫，
深谷的大炮轰鸣，
西北的风沙漫天，
（那是传说
在冬天冻掉鼻子的地方呀！）
我们
狂热地
扑向群山的臂膀里
整六年了。
……
（张帆《我们》，《山西文史资料》50辑）
一年年，演剧队的女学生们就是这样在战火纷飞中追逐着自己的理想，而这理想的实现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1943年，九队的史玲长眠于湖南衡阳湘江之滨，这个出生于广东韩江畔的十八岁女孩，临终前用她微弱的声音对大家说：“谢谢！”
1944年，八队女队员毛俊湘因肺结核不幸病逝重庆，同样也只有十八岁。
1944年，一队女队员梁士因伤寒死在运伤兵的列车上，昏迷中，她还惦念着大家的演出：“《胜利的前奏》演完了就是胜利吧？我等着，看到……胜利……”
还有……
五、国殇之痛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这种艰苦不仅因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也因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不断冲突，逐步从合作走向分裂，卷入“相煎何太急”的漩涡。此时，三厅改组，演剧队易名，一直以来行政上隶属国民党实际上接受着共产党领导的演剧队，处境愈加复杂和艰难。
李虹就是这时候加入演剧八队的。这个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之前曾是贵州一个进步剧社的成员，演出过不少重要角色，后因地下党的身份暴露，离开剧社加入了演剧队。
正逢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清除异己的时候，李虹因通信不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们追踪而至，他们原本就对演剧队持排斥态度，此时便觉得有了机会。
一天，一伙来路不明的人包围了演剧队，要李虹跟他们走。这些人行动诡异，一会儿说约李虹打篮球，一会儿又说是战区参谋长要接见他。整整一天时间，在八队队长刘斐章的暗中指挥下，大家千方百计与之周旋，他们才没能把人带走。最终，这伙人亮明特务身份强行抓人。
李虹被关进了监牢，演剧队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处理个人信件、隐藏团体日记，以防再有不测发生；同时对外大造舆论，营救李虹。四个月后，李虹回来了，全队一片欢腾。谁知，这是特务们的计谋，他们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五十多年后，刘斐章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天，李虹悄悄告诉他，在狱中自己和几个看守混得较熟，他们来找过他，要他带上队里唯一的武器，领着他们上山。机敏的刘斐章一听就觉出不对头。这伙人如此兴师动众地来找李虹出逃，他们明知四周都是山，路口有军队把守，根本就出不去……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不仅要再次置李虹于死地，还要瓦解整个演剧队。商量后，李虹拒绝了那伙看守。然而，李虹并没有摆脱特务们的纠缠。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李虹悄悄把刘斐章叫到外面散步，他告诉刘，特务们不断地来找他，逼他汇报演剧队的各种情况。月光下，李虹面色苍白神情激愤地对刘斐章说：“请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就是再坐牢，就是死，我也不做他们的狗！”刘斐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只是针对李虹，而是对着整个演剧队来的，但再三斟酌，仍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救李虹。他对李虹说：“你走吧，越快越好，离开六战区！等你走了我再去报告。”李虹不同意，一是觉得自己很难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走了会连累大家，从监狱里出来时刘斐章是担保人，如果特务们向演剧队要人怎么办？那天深夜，他们两人争执了很久，尽管思想斗争很激烈，李虹最后还是坚决地对队长说：“我绝不能走！”眼看天色亮起来了，刘斐章只好劝李虹先休息，第二天再商量，总会有更妥当的办法。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那是一个灰色的寒冷的早晨，演剧队的同志们正在吃早饭，李虹走了进来，对大家喊了一声：“同志们，我对不起大家了！”话音未落，他掏出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只听得一声枪响，就倒在了血泊中。演剧队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有人急忙往外跑去喊医生，有人慌慌张张去找担架，有人扑上去急得用手去按他太阳穴上的伤口，但那喷涌出来的鲜血堵都堵不住，连脑浆都流出来了……担架来了，大家急忙把他抬上去，冲出门外，还没有跑到医院门口，他就停止了呼吸。
演剧队的伙伴们还没有从悲痛中苏醒过来，外面就传出种种谣言。先是说李虹的死是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制裁，要到队里追查凶手，在演剧队要求验尸后谣言不攻自破。接着，又有谣言说李虹“阴谋暴动，颠覆政府，暴露后畏罪自杀”。为了反击谣言，演剧队联络报界和社会各界开明人士为李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前来参加丧礼的人很多，除了新闻界、文艺界的人还有许多看过演剧队演出的普通观众。葬礼上的挽歌由副队长巴杜根据苏联歌曲填词，从头至尾只有一句：“你为什么要死去？”挽歌由演剧队全体队员演唱，歌声时而低回哀伤，时而高亢悲愤，述说着队员们心头撕裂般的伤痛，很多前来吊唁的人都在挽歌声中泣不成声。
同队战友刘高林在报上发表了《不安静的灵魂》纪念自己的兄弟。
自从你懂得真理以后，你的灵魂就是不安静的。
你不是怕明天的工作太艰巨，你是不忍看到明天的路太遥远而渺茫。你不愿像沙漠里的骆驼成群结队地冒着风沙一步一步地忍耐着走，你像一头猛虎，狂吞着风沙飞越，猛扑朝向明天。你要燃烧自己的血肉溶于明天的太阳。
今天，你倒下了，你的身体已经安静地躺在荒山野地里，不再痉挛地徘徊了，不见眼睛里冒火了，也不再手心里流汗了，但你的灵魂，是不是和你的身体一样安静了呢？
我们知道你还是不会安静的，一定更比生前更加爆烈起来，因为你并没有使你自己的血液喷溅在敌人脸上，却流在自己同志面前；因为你看到还没有赶走霸占我们的故乡的敌人之前，少了一个保卫故乡的斗士！也没有使你母亲得到欢乐，反而使你的母亲将要哭瞎眼睛啊！你的灵魂能安静么？……
（高林《不安静的灵魂》，《壮绝神州戏剧兵》湖南文史杂志社1990年）
或许，李虹的死是最让人痛惜和难以接受的。这个性格如烈火般的年轻人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和日本鬼子的搏斗中，却死在自己射出的子弹下，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深切的创痛和悲哀！
当年，演剧队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不能安宁；如今，回望历史，我们依然会在深夜里惊醒，感到如此地不安宁……
六、记忆永远
1943年春天，当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程季华所在的九队被派往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
他们乘车从保山出发，穿越边境，经过几天长途跋涉抵达缅甸的腊戍。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是一片废墟。曾经繁华古老的城镇几乎被战争夷为平地，随处可见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冒着烟的杂乱遗物，还有未被掩埋的士兵的尸体……到达住宿地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从车上下来，站在杂草丛生旷无人烟的空地上竟不知该往何处去？走出国门的兴奋被悲怆的情绪所覆盖。战争带给全人类的创痛都是一样的。这么多年，他们目睹祖国一个又一个被战争毁灭的家园，那些混着血污无声流去的河水，那些散发着缕缕浊烟被烧毁的房屋，那些扑倒在泥滩上的尸体，还有那些在冷风中摇晃的树枝上悬挂着的绳索……如今，他们仍旧行走在大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不同的只是语言。
演剧队住进了一座只剩下铁皮屋顶和残墙破壁的高脚楼，第一场演出就在腊戍战后的废墟上。他们搭起临时舞台，挂上煤气灯，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丈夫去当兵》，还有优美的民间歌曲……在那些背井离乡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中间跳起了活泼的民族舞蹈……他们后来辗转到了密支那、西堡等地，每次演出都非常轰动。演出结束后，不仅来自中国远征军的士兵们，还有许多不分国籍、不分肤色的观众围在台前台后久久不愿散去。许多盟军士兵向他们伸出两个指头，当他们知道那就是英语Victory（胜利）的意思时，好像已经懂得了他们的千言万语……
历史的车轮飞速向前。八十年代初，已经是著名电影史学家的程季华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洛杉矶讲学。让他出乎意料的是，在一次聚餐中，接待他的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丹尼·曼曾忽然通过翻译问他是否去过缅甸，是否去过密支那。听到那些遥远而亲切的地名，一股热流涌过程季华的全身，几乎就在那个瞬间，他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又几乎是同时，他们一起说出了下面的名字：“八莫……对！”“西堡，对，对，西堡！”他们激动得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高声地呼喊着“兄弟，兄弟！”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尼·曼曾作为适龄青年自愿参军，在缅甸战斗了十六个月，他曾经几次看过程季华他们的演出，而且就在那些向演剧队高举起胜利手指的士兵中间。
这真是个奇迹！在那个激动的时刻，记忆的闸门彻底地打开了，他们争先恐后地用不同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起缅甸战区，说起各自的部队，说起牺牲了的战友，眼泪涌上了他们的眼眶……
那个晚上，程季华哼起了《黄河颂》、《丈夫去当兵》等曲子，他和丹尼·曼曾都举着酒杯，摇晃着身子，沉入到遥远的时间深渊中去……
那天夜里，程季华彻底失眠，他怎么也弄不懂，在这茫茫的人海中，他们怎么会这样巧合地碰到了一起？又是什么原因让丹尼·曼曾突如其来地向自己提出那个“去没去过缅甸”的问题呢？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虽然对于浩瀚的宇宙长河来说，这经历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那些牺牲或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一生一世，甚至是一个人的全部……走过来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把自己带回到那段历史中去，并凭着那种渗透进生命的直觉找到自己的兄弟……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被这些人的记忆所深深地震动着，作为后来人我常常在痛苦和纠结中度过，为战争的残酷，为生命的脆弱，也为灵魂的坚强……如今，时光飞逝往事苍茫，人们是否还能延续这些记忆，记起这些人、这些名字、这些青春的笑脸和消失在血泊中的身影……我仿佛徘徊在德佑的墓前，静默于张曙的碑下，我仿佛在荒原中行走，去寻找佩琪月下的身影，在高山上一步步攀登，去追踪旨暇昔日的足迹……在风雨中，我仿佛又一次听到几十年前作家端木蕻良在演剧四队、八队联合演出上的悲怆声音：
他们沉静的工作，默默的死去，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除了他们自己的伙伴偶然会记起他们，世界早已把他们忘记。青草在他们的坟前绿了又枯了，雨滴落下来又干了……但是他们扔下的火把，仍然在别人的手里点燃。
2015年8月写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