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好与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依我看来，至1912年清朝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史况本质上是一样的——国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权统治下的“子民”，百姓创造之财富任由皇家收缴、支配甚至穷奢极欲地挥霍。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若子民幸运，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谓“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无外患，无内乱，朝廷由贤臣良将组阁顶层领导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工得以蓬勃发展，士人安分，商贾活跃——便会被史家说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与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前者对“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颂德；后者则大不以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头子，“总舵把子”，所谓“仁”与“明”，不过是统治术玩得高超。归根结底，是为了家天下能“千秋万代”罢了。而所谓贤臣良将，也不过是皇家的优种鹰犬。如此看来，“仁君”与暴君、庸君，贤臣良将与奸相恶臣就没本质区别了。
我年轻时是很接受后一种史观的，奉为圭臬，以为是与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斩断的绝裂。
后来读的史书多了点儿，领会的史观丰富了些，看法有所改变。
这我真的要感激胡适。
他那句“立论总要公允”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很深。他似乎在此话之前或之后还加了“要厚道”三字。他的话并非针对历史研究，而是指人与人辩论甚至论战时的态度。他们是对个人修养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认为旨在以文字为武器一心“击毙”论敌的粗暴辩论态度是不可取的，属于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径。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适！
窃以为，对待历史，尤当立论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会更接近史实一点儿。
比如武王创周后的执政表现，确比他号召诸侯所推翻的商纣王的统治人性化得多。而商纣王，则十足是变态的恶魔式的暴君。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对弟子们反复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刘邦立汉做了“天子”后，也确实与秦二世的暴戾昏聩有别。
包公、海瑞、杨家将、岳家军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戏剧、评书的形式歌颂，不能仅以民智愚昧而论。
即使那些治国表现总体上与“仁”不沾边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员，只要在某事上表现了对民的一次一点善举，使民间疾苦从而减轻了些，使社会制度从而人性化了些，也当予以承认、肯定。此种对历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态度的养成，有益于当代人对当代事之立场的客观。
举例来说，自启夏以降，奴婢现象便存在矣。当时女奴并不叫婢，叫婢是后来之事。至先秦两汉，户籍制度逐渐形成，至魏晋时，已较定型。至唐宋，更加成为国法之一项内容。
那种国法规定，户籍分为皇族、贵族、军籍、民籍、贱籍——分类造册登记。
贵族虽贵，因与皇族并无血统关系，与皇族在法办方面还是有区别的。陈世美只能算是“国戚”，不能与血统上的皇亲混为一谈。若他是皇帝的亲兄弟，亲子侄或叔伯之亲，包文正能否真的铡得了他，或还敢不敢铡，也许将是另一回事了。封建之所以谓封建，血统是至上的。至上到什么程度？老婆那边的亲戚，该杀那也是按倒了就杀的。理论上国丈杀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没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而皇后的三亲六戚若犯了法，该怎么处置，全看皇帝对皇后的宠爱程度。
再说古代的户籍——士农工商皆属民籍。农业之国，国税主要依赖农民缴纳，故农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边。士人中出“干部”，出皇家倚重的栋梁之材，兹事体大，虽同在民籍，地位突显。
而所谓贱籍，从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来越芜杂。到明晚期，已细分为官户、杂户、乐户、疍户及堕民等种类了。
官户并非是指官员的户籍，而是指户籍虽直隶“农司”，但身在官府，听命行差于大小官员的下等民，多为战俘后代；地位比奴婢略高，却也高不到哪儿去。他们只能在相互之间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农工商，违者杖百。没有武松那等抗击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杂户乃指被判以“谋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颁诏书，谓“一从罪配，百世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从宽典。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当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这“道统”的改革自然是进步。我们今人偏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今人又成了什么人？
北周的“天子”以为仁心一发，天下“自此无杂户”矣。
哪里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到了唐朝，“道统”又复原了，依然规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并且更严了，“良人娶官户女者”，亦将受严惩。却也留了一线希望，若有忠义表现，侥幸获得赦免，可跻身平民行列。
此外还有驿户——因亲属犯罪逃亡而被发配到偏远驿站的服役者。
营户——被强迫迁徙并从事营造苦役者。
乐户——罪犯亲属中有姿色和艺术细胞者，被选中为官为军从事声乐服务的男女，女性自然也得奉献身体。乐户之地位与官户同等，也只能在同类中自相偶配。
疍户与九姓渔户，唐宋以后从四川、云南迁徙到两广及福建的草民，无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为家，善潜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打渔市鱼为生。他们中每有途穷路末，自卖为奴者。
从事优伶、舆夫、吹鼓手、剃头、抬轿子、演戏、说书等职业者，都被认为是沦落之人，户籍与丐户归于一档。元、明两朝，男不许入塾读书，女不许缠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过万，禁不得纳赀为官吏”——这种情况，延至清代；出身铁定，绝不可变。
清朝出于满人自身的尊卑观点，对以上等级制度又有添加，连衙役皂卒也归入了贱民之列，严格禁止他们的子孙参加一切仕考。所谓皂卒，穿黑衣的使唤人也。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过继给良人为子，仍不准应试。而良民一旦被招募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贱。
清代刑律规定，奴婢伤害平民从重处罚——奴婢殴良人者，比凡人罪加一等，“至疾者，绞；死者，斩。”如奴婢殴“家长”，属弥天重罪——不论有伤，无伤，不分首从，“皆斩”。
清代依然禁止“良贱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朝廷就八旗内部放奴为民颁发条令：凡八旗户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准”奴仆还自由之身。随后，又将此条例推及汉官。且明文规定，获释奴仆“准与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不愧为英明统治者，他此决定，为清朝的统治赢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朝廷又下诏，允许部分表现有功义的贱民脱籍归良。诏曰：“朕以移风易俗为中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乾隆三十六年（1771），续颁“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户的和堕民，若经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们明白，何以清灭明后，在不甚长的时期内就基本稳定了统治局面——靠的不仅仅是镇压。而元灭宋后，对汉人全无德政可言。故，清比元的统治期长久得多。镇压与怀柔并举，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在此点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略胜一筹。
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史事呢？
盖因与中华民族的阶层谱系有关耳。
古今中外，所谓文化，确乎的，从来都打上阶层的烙印。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乃是——阶层文化的烙印越来越式微，文化品质的一致性越来越成为大方向。进言之，即——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经济基础不同的人们，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低；所谓“上等人士”未必同时便是文化优上者，所谓“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者。而大多数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众，还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传播者。
知识分子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总体而言都是文化，并无好与不好之分，所谓好坏，无非是一部分人为了实行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操控而鼓吹与推行的利己标准。君不见某一历史时期的好标准，星移斗转，“道”变人变之后，于是被证明为不好，甚至被证明是很坏的文化了吗？
此种现象确乎不乏其例。
但本人认为，不能就此便得出文化本无好坏之分的结论。
人是感受系统丰富的动物。连细菌对人亦有好坏之分，何况与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关系密切的文化呢？
某种文化彼时代被奉为好文化，此时刻被质疑、否定、颠覆，归于不可取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人们的文化评价水平提高了，能够以好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了吗？人类已经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密不可分地“相处”了几千年了，若在文化品质上至今仍不能区别好与不好，人类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一句“民为贵”抵过半部《道德经》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了逊位诏书，声明“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是“大内”一等笔杆子所作，文采俊隽，有一吟三叹之韵，含催人泪下之情，端的属于极品美文，可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有一比。仿佛彼们自打入主汉家，朝朝暮暮与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但同舟共济，而且亲如鱼水一般。似乎彼们的弃权，是一百二十分对不起老百姓的内疚之事。
清朝的完结，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国体之崩溃，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封建国体与封建文化，如蛤蜊的双壳，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为壳内绝对不会产生珍珠。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码不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罪孽更大。在中兴时期，励精图志的作为可圈可点。但是像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根本无法克服专制和腐败两种遗传其身的“合并癌”。于是规律性地由迷恋专制而视进步为天敌，由腐败而腐朽终至晚衰、没落、不可救药。既迷恋专制又想不怎么腐败完全是异想天开。因为越企图持久地专权便越会使劲加码地专制，也就越会强调其特权的绝对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权渐趋无限大，而腐败也就似乎不算腐败，不足论道了，于是不可救药。
封建国体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续是一种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兴阶段也是如此，好比带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时期显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谈到封建文化，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孔子的，并且一向会使后人联想到与他同时期的老子，以及后来的孟子与“诸子百家”。
我偶谈孔子时，头脑中同时会出现两种“标签”——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封建时期思想家。正如一谈到孔雀和天鹅，美丽与优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时在头脑中出现。
研究孔子的学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欢说他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没有什么历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国度。
而且人类社会的封建时期也并非便是一无是处的时期，封建时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能产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证。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无是处。伟大的封建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进当时之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
不能要求孔子当年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这样要求古人既不客观也不厚道。亦不能因为孔子当年并没宣讲过多少有点儿现代民主意识的思想而否定其伟大性，正如不能责怪古人仅仅发明了算盘而并没进一步研发出计算器而觉得算盘之发明不伟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智”非指心机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传播好人文化而实现其对于好社会的理想。
我们当下中国人每每热议的话题是——好社会之实现，好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好人多起来的作用更大。
窃以为，二者是不该对立而谈的。若一种制度较开明，并且在向着更开明发展，那么当然好人越多，发展越顺利。反之，做好人难，几乎只有做顺民。但若想要将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变，那就还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吗？于是人的作用凸显了。
在此点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鼓吹制度决定论的胡适，竟也同孔子一样，在民国时期将社会进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谓“好人政府”。
胡适心目中的好人，与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辙，无非是君子式的肯为社会进步奉献能力的人。
孔子当年也是面临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问的。他倒没什么帝王崇拜，他内心里肯定是主张天下为公的；他将帝王也视为可以通过好思想化为“明君”“仁主”的人——他认为如此一来，好制度自然会由“明君”“仁主”来开创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君”与“君”是不一样的，有的“君”确实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从前，春秋前边的历史中，也确实有所谓“明君”“仁君”产生过。所以，便不能认为他那么思想简直是脑子进水了，完全违背社会良性发展之逻辑。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在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际，现代民主启蒙思想家胡适，向当局有关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职的清流之志，自荐要当“驻日大使”。
他意欲何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当面教导日本天皇改变支持军国主义的立场，带头反对日本军方的侵华行径。
孔子也罢，胡适也罢，不论对于古代列国诸王，还是对于现代日本天皇，所表现出的好愿望的颇为自信的一致性，证明的并非是文化大师们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反应。
孔子与胡适；古代与现代；封建与民主；儒家思想的鼻祖与新文化运动的宣言者之间；在主张和倡导君子人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修养方面，穿越式地进行了复合。
一切古代的优秀思想的总和，乃是人类社会近当代优秀思想成果的母体——后者要么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要么是在质疑、解构、修正、批判和颠覆前者的过程中才形成其自身价值的。即使是这一种情况，后者仍当感激前者，好比没有“面引子”，发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馍来。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无第二位孔子那样的诲人不倦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生比孔子晚出现了一百多年；而中国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期的文化景观，气象之大超过古希腊三哲的影响。
若以孔子与古希腊三哲相比较——孔子的思想早于后者们一百多年，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后者们的思想具有体系化的特征，并且他们的国所具有的初级民主之端倪，为他们的“国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观空间——这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大为不同，于是会对比出孔子之“国是”思想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与老子之间，我觉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实际一些。孔子的思想是语录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论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张有能力的人应为国为民有所担当，体现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精义。就此点而言，我甚至认为具有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某些色彩，因而于封建的底片上，隐含着现代的线条。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无须后人归纳分类。《道德经》的思想维度比孔子的思想维度大，思辩风格一目了然，修辞的逻辑特征甚强，具有纵横驳论之锋，故后人亦称他那一派人物为“纵横家”——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辩证哲学。
近代有些研究者认为，孔子拜见过请教过问题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经》的作者，而《道德经》实际上产生于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后。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经》的“经主”似乎早已成共识，我们也只有将老子与《道德经》相提并论。
《道德经》之“道”指自然规律与人为的事物规律；“德”指相对于两种规律的人的意识。依老子看来，凡人为之事与物，基本上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无为地生存于自然界中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类的进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动物世界中的一个寻常物种那么听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为事物现象中，老子着力攻击的是所谓“圣人”们那套礼教之说和人类一切企图构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张人皆不应有为，是谓“道法自然”。反之，伪也。那么当然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全都是谎言。
我觉得，《道德经》的锋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后荣名加身，“老子们”是心有不快的。但问题是，其矛头一经对准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为孔子的某些思想，毕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进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诫作为统治者的“圣人”，“使民无知无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复礼”为己任；老子以“愚民”为天职。孔子力图诲君王善为而为；老子则苦劝“圣人”谙不为之妙理。
关于《道德经》的“愚民”主张，实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点上，我认为与孔子试图以仁义礼智信化民的主张相比，绝不是什么更高级的思想，而是横看竖看都属于糟粕。
冯友兰论及老子，认为他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辩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过分的美誉。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无视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
依我看来，在“愚民”这一点上，《道德经》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共同之处。他们二人，当然是不可能进行过思想交流的。在所处时期接近的历史长河中，在都未至彼国的前提下，竟不约而同给人类的好社会之实践开出了愚民的药方，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们今人不因而否认柏拉图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当然也不应因而杯葛老子。打几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类还没产生过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经》。
至于孟子，比孔门的任何一名弟子对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没。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还善于讲故事——起码在他生前是那样。
孟子诲人不倦的对象主要是君王——在此点上他比孔子幸运。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受待见之时少，列国的王们都是军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变的王位巩固之术和取胜避败的战术，对文化统治这种“软实力”的重视相当漠然。到了孟子的时期，王们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盘了，退市了，都与彼们在本国的民心状况有一定关系。孔子的学说乃是引导彼们“团结”民心的，死后的“学术”影响大于生前。孟子继承了孔子衣钵，宣传且有发扬，于是王们都想听听他的高见了；反正听听对自己并无损失，最大损失无非就是浪费了点时间。故也可以说，孟子得以见到几位王，当面贡献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仁政”，这种理念说多了，劝诲不免有了教诲的意味，王们其实是不爱听的。《孟子》七篇只记述其见了哪几位王，向彼们阐释“仁政”道理时打了什么比方，讲了什么故事，无一字记述王们采纳了没有，采纳后治国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就在于他讲他的，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已。好比当下的中国，商战之势汹汹，老总们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别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们认为理念上成立，解决不了彼们的当务之急。这也难怪彼们，实际情况也是，往往还没能实践“仁政”呢，自己的国已被灭了。
孟子的专执一念，并不意味着他好为王师，也并非是他想靠贡献思想混个一官半职。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怀的人，是真心恤民爱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来讲，我认为老子的民思想是阴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使一王仁，于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国实践，于是百千万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泽；于是为别国的王树立了榜样，天下太平，诸国和睦的局面有望开创。
所以孟子比孔子还理想主义，他的理想太阳光了，几近于天真无邪。
孟子有句话说得很牛，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话是“天下为公”的最明确的注脚。
我每为孔子遗憾——若此话出现在孔子语录中，“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估计喊不成响了，“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也更难推进了。
孟子死后，被尊为“亚圣”——不是王们、皇们、帝们封的，而是历代学人与民间百姓相当一致的加冕。
可以断定，与其“民为贵”之思想有很大关系。
我一向觉得，一句“民为贵”抵得过半部《道德经》。
自古帝王不读书
“自古帝王不读书。”
这话有点儿绝对，却有普遍性。与民间那句“慈不带兵”的话异曲同工。后四个字且不论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话却须略说一说，与本书内容有关——世上本无帝王，想当帝王的人多了，就有了。帝王者，欲永据“天下”为家族“社稷”者也。中国之“家天下”，据说始于启。但关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确凿，所以今人也只能当作莫须有之事。
先是王们多了起来，便都盘算着称帝。于是你发兵灭我，我率军攻他。此王消灭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绑架众生，哪里有闲工夫读书呢？所谓圣贤书都是教诲人戒霸心的，戳他们的肺管子，当然更反感了。
“马上得江山”，说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们的“事业”是靠双手沾满了鲜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后数代乃至十几代的王位帝位继承者，都是必须读些书的。家天下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难以长久统治，何况自家兄弟之间也每因谁更有资格继位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于是借力势在必行。借什么人的力呢？当然是借众臣之力。众臣中多是读书人。汉以后，科举制度更趋完善，为帝王效忠的众臣关于往圣之书的知识水平普遍高了，文韬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将也能那般——这种情况下，继位的帝王们不得不跟上形势与时俱进也多读些书了。否则，没法与众臣讨论国是了，那起码是面子问题。
帝王们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闹着玩的。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辈也很重视对他们的文化栽培，他们的老师都是当朝的学问家，德才兼备的人物。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况——多数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龄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起码够用，说起话来不至于丢帝王的份儿。他们中有人还颇好文艺，甚至才情较高。比如宋徽宗，诗画皆佳。至于成了俘虏，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责。
在他们小的时候，国师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但讲到孟子时，国师们却都是有保留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句，国师们都是绝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吗？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亚圣”，“反动言论”、历史“污点”被遮掩了。
孔子并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时的朝野并不多么地重视他，影响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睐的是佛教，以至于某个时期，好逸恶劳的青壮年男子纷纷出家，社会生产力都下降了。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许多庙，赶跑了许多和尚，勒令还俗，逼他们能干什么营生干什么营生去。
宋朝也没太拿孔子当一回事儿。宋的朝野比较崇尚道教。南宋退据长江以南之后，有几年风调雨顺，国耻伤口渐愈，经济发展态势趋好，于是都热衷于及时行乐与养生之道。
却好景不长，还是亡了。南宋之亡，与从皇室到朝廷官员、从士林到庶民的颓废迷醉，纵娱恣乐的国风有关。岳飞死后，半个宋朝军心难振，士气沮丧，军队锐志不再，所以连梁红玉都得率女兵与金兵进行水上战斗了。李清照诗云：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这可看作一个弱女子眼见半个宋朝多数男人不男的喟叹。确乎，南宋之男，除了韩世忠等少数将领，其余皆似被阉男也。南宋词风，也再没了北宋时边塞词的豪迈与骁勇气质。长江便是国边了，还边的什么塞呢？南宋的皇家有种幻想，以为长江未必不可做水的长城，金军插翅难逾天堑。而蒙古军团的强大悍猛，也是南宋必亡的客观原因。他们都横扫欧洲如卷席了，况乎小半个南宋？
元朝初定时期，镇压酷烈，杀性不减。先是，攻城略地，滥杀为习。每仅留工匠，以充军役。入主后，将汉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杀服之长江以北的汉民也；南人者，刚纳入统治地盘之汉民耳。对南人，起初无分官员、士子，杀戮甚于庶民。在他们的意识中，南宋官员、士子，乃首当灭除之不驯种子。故汉人经此一劫，大抵被杀怕了。亡国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远域。此种情况，十余年后方止。他们沉浸于征服的骄暴，杀戮之快感，不知怎样才是不凶残。
元初之文官武将中的汉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将。亡南宋时，彼们也曾出谋划策，效军前帐后之劳。元的中低级武官，不分蒙汉，基本是世袭制，父死子继。高级别的汉人中的文官武将死后，以其功之大小与忠诚的被认可度，决定对其子孙的任用等级。这就使它的“干部”队伍往往匮乏，后来不得已开始从南宋遗臣中招纳识时务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统治时期，科举是基本废掉了的。没法不废。若延续，考什么呢？还考四书五经？岂不等于替汉人招文化之魂吗？科举一废，“往圣”之学的继承，便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由塾授馆授转入了秘密的家传族授——而这是危险的，一旦有人告发，很可能被视为“怀复宋之心”，因而大祸临头。
在元九十八年的统治下，汉民族的传统文脉差不多是断了运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杂剧；关、马、白、郑而已。
散曲初现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别民族的语言风格。与唐诗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属于底层人的最爱，声靡于瓦舍勾栏之间。至宋，词风甚盛，散曲之声寂焉。
元使汉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沦落，亦不再敢以诗词抒情明志，遂将被压制的文才转向了散曲。因这专业群体的参与，散曲也多了几分瑰丽旖旎。
但细论起来，散曲的严格定义，应是——元统治时期由汉民族发扬其魅力的文学现象。关、马、白、郑四大家，皆汉人也。
先是，蒙古军团灭金后，他们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长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则死路一条。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务于元。蒙古军团攻南宋时，关汉卿曾以医职服务之。而南宋即灭，七旬老翁关汉卿逝于江浙一带，比关汉卿年轻许多的马致远还在浙江一带做过元朝的小官。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关也罢，马也罢，他们的剧作，其实无敢以元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为背景。若以元为背景，则肯定悲也是罪，讽也是罪，怎么着都肯定是罪。而以宋为背景，好写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元统治者都当其是在反映“万恶的宋朝”。
白朴和郑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数。
元统治者的眼，对他们这些汉裔文人，盯得很紧，身家性命不能轻，又哪里敢以剧作造次呢？
至于他们在散曲、杂剧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评多多，已获公认，不赘评。
单以马致远一首《双调》为例，其胸中纠缠郁闷，足见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屈原坚持节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谁醉谁醒，争个什么劲啊！
元的亡，亡于作为统治集团，自身文化积淀浅，又不善于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汉家”文化之“先进”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时，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会行仁政，做个好皇帝。因为他有此种表态，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某个冒失鬼，哪壶不开提哪壶，顺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账话”——对一切帝王，那话肯定是“混账透顶”且振聋发聩的。朱皇帝当时就火了，要传旨将孟子捉到砍了。这事正史上未提过，野史中传得很广，可信度不高。向来孔孟并提，凡是个汉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尽管在元朝被“冰冻”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学播在了一代代汉子孙心里呀。
虽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变成了孔子一人之道，这却是真的。结果“亚圣”被剥夺了“圣”名，连其塑在文庙中的像，也遭捣毁，当垃圾清出了文庙之门。
政治本不是谁都“玩”得的国之顶层大事，偏偏孟子尤爱议政。这一点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复礼”，关于政治很少发议论。最有冒犯意味的话，不过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当诤言来听，没有颠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顺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广大汉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万，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达官显贵及地主阶级名下，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佃户。而且，元代加强了对最底层人的户籍管理，被划入另册将世代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们除了造反，再无别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天灾战祸，亦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败加速了它的灭亡，可谓支撑乏术。
朱皇帝在文化上独树孔子之后，不久恢复了科举。这给元时“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头，都以亢奋之心跻身于科举“管道”，于是传授入仕经学的书院书馆及塾学堂，如雨后春笋。
实际上，元时以私人学名开馆授业的现象更司空见惯，最多时达四万几千处，而明中期才一万几千处。这是因为，元朝廷与军队逃离中土之际，不但带走了蒙古人，也卷挟走了不少汉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达到六千余万。而明的院、馆、塾，与元有本质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废了科举的情况下，只能以艺技为主业，即谋生手段，如现在的“文艺培训班”；而前者，则又重新祭起了“修齐治平”的经世之道的旌幡。
唐诗、宋词、元曲的水平已各处巅峰，明的文人士子们皆知无望达及，于是他们之“文以载道”的能动性，逐渐转向了纵论时政方面。可以这样认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这又因为，元是中国历史上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汉人为中心的。所以明之灭元，意味着历史回到了“正轨”，是对整个汉人的拯救。此时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么重新将国体设计完美了——许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头，贡献继往开来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于自己的英明。他的设计是中央高度集权，连宰相也不任命，举凡一切政策法规，更喜欢产生于自己的头脑。
明是中国历史上由农民领导，靠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朝代。所谓匹夫登基，草民称皇。这样的一个皇帝，治国理政的资质显然在各阶层内心里都是存疑的。尽管他在南京当皇帝当的挺有魄力，但那当的只不过是半片汉土的皇帝；如今当整片汉土的皇帝了，两码事。能力欠足，有待观察。此种情况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没温乎，竟被杀了，且灭族了，历史结论很可能是——为国为民祛忧，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拥圣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顺利地将皇位传至三代以后，情况则不同了。那时社稷姓朱，便成共识。只要子孙当皇帝当得并不明显地昏聩无能，别人若起取代野心，顾虑将是很大的——历史结论将是“篡位”“弑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种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刘邦生前最怕他的“战友”们做；后来的曾国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历史上留下“窃国”“乱臣贼子”的骂名。
朱氏深谙此点，故其集权、专制，是要为子孙后代夯实皇基。无论是确有人觊觎他的皇位，还是他自己疑心过重无事生非，总之他不久剪除起“战友”来，做法心狠手辣，莫须有之织罪，他运用起来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两点，当然违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虑的范围。目的却达到了，命官们特别是些个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缄默其口了。他们终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实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学生。
集权也罢，专制也罢，对一个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却往往立竿见影。并且，他的某些国体设计和主见，在当时也算考虑独到，例如尽量避免战事发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禄标准亲订，以防滋生腐败；军费由国库直接拨给，以杜绝军方勒民现象；留在汉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得在本族间婚配。不论嫁娶，一方必得是汉人。以强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带着的劣基因，是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都无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问题显现了——明初，内外官员两万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万；嘉靖时，全国每年供给于京师的粮食四百万石，仅各王府禄米却已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年光持续良好，风调雨顺，每年的贡米也不足京师所需之半。只得通过“加派”，增收赋税，民不聊生，怨载道矣。
不世袭，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见，而世袭成律，必然失控，状况频出——晋王第三子庆成王，妻妾众多，生百子，俱长成。长子袭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镇国将军——此明前朝代绝无之事。家世余荫，福泽无穷之代，且多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之辈。“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学无术。
世袭资格的巩固，须官场互相帮衬，攀权附势，结党营私之风于是盛行，潜规则遂成常态。而皇室的存在，却又不得不依赖此种常态的“忠心拥护”。
朝廷惯以门第用人，虽科举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难通过那独木桥谋得一官半职。于是他们弃了儒家典籍，转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寻找慰藉，消解怨闷。
墨子曰：“尚贤者，政之本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荀子曰：“虽王公世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黄宗羲著文痛批当时情况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当然他的愤言是说在晚明，仅在小范围传播，否则性命难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统称。明中期开始分化，晚期显然——仕途顺达者，依然视儒家经典为真圣真贤之书；对科举心如死灰者，逐渐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响渐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无非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或许他们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认为民应该多么的贵，与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情怀未必相同。但他们表达不满，须有够高尚的理论支点，“民贵君轻”“社稷共属”，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们之矢的。
士林中还又分出了一“林”，将生命价值转向了小说——他们文化自信满满，能预见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未必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于是我们如今有幸读到“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态，亦如元的文化形态一样，都经历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拢、转型的时期。元以曲为媒，明以小说为介。于文学，乃幸事；于哲学，是思想力的解构、消遣、娱乐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说到哲学，则不能不提王阳明的“心学”。我对所谓心学一向不持高蹈之评。在我看来，无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过劝官劝民对自身郁闷看透点儿，想开点，自我劝解地虚化了之。
倘言儒学的内容是人性人智之学，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逻辑，儒学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心学”。王阳明不过是将他所消化的儒学，换了一个概念，以佛学的方式细诠细释了而已。
心学对于明的统治是尽量不露企图的，甚为低调的帮忙之学。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当成治民工具的；王阳明的心学，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为帮忙学的。
但，未必这样也罢，未必那样也罢，具体到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毕竟出发点都是阳光的，良好的，影响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时代，即使想帮哪一朝代减点压，何况是用贡献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视为统治集团的文化侍从。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动性大抵体现于两方面——要么试图影响统治集团，要么试图影响世道人心。而影响前者，又往往比影响后者要难得多。在影响后者方面，因少或没有忌讳，亦往往能对人性作超阶级的分析与见解——正是这一部分见解，因超越了阶级，同时也便有可能超越历史局限性了，于是对今人仍有教益；故，他们就确乎当得起“思想家”三个字……
说说大清
现在，该谈谈清朝了。
清朝是离我们今人最近的古代；也是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是先秦两汉以来，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个朝代——后两点，信息量大焉。
在元之统治时期，汉人被外族所统治的屈辱心理几乎不曾减除。越到后期，越加隐强。故明之灭元，对普遍的汉人实乃大快人心事。
而清之统治，居然比明还长。并且，到清中期，反清复明的举动虽仍有发生，却势微近绝矣。至清晚期，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官场的腐败疲软，朝廷的横征暴敛，民间的生存疾苦已是不争事实，但——不论汉人官员或城乡汉人富绅或社会最底层的汉人，似乎都早已习惯了自己是大清臣民这样一种归属感。前两类汉人，其归属感还伴有荣耀。即使后一类汉人，辛亥时期被割辫子时，也宛如将被去势般哀伤。而不论在自愿的情况下还是被迫的情况下成了海外华工，对辫子一如既往地在惜难舍。
可以这样认为——辫子不仅仅是国籍的象征，还是甘愿归属于“大清国”的证明。若满人时刻不忘自己同时是“清人”，自有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汉人同时自认是“清人”的意识，何以也会根深蒂固向来如此似的呢？
或曰：被统治久了，当然如此。
但，又何以偏偏清朝这一外族，对占一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统治反而最为长久呢？
或曰：统治手段阴险毒辣，必然结果。但若细观以往历史，不难发现——元明统治，严酷程度超于唐宋；元明之间，其实难分一二。连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在用重典极刑一招上，与前朝相比，每有过之。
明之所以统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红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万人口，至后期已逾两亿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对经济基础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撑。而经济基础“造血”功能的殚精竭虑，使上层建筑的大厦得以较长期摇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补哪，延缓倾覆。
清不但使明原有的版图又扩大了，也使人口又增加了许多。而且，长城内外，皆为“大清”一统天下矣，烽火久熄，战事基本停止，仅西部时有军事冲突。于是，剧增的人口，更加得以从容繁衍。至嘉庆年，人口过四亿矣。
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当时的全世界已绝无仅有。内外相对安定的统治时期，自然也促进了农工商的全面发展。可以这样说，“大清”依赖人口红利而统治长久的甜头，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别国的统治者不曾尝到的。
排除人口红利这一决定性因素，清统治者善用文化整合人心的统治之术，也确乎可圈可点。
客观原因是——清灭明后，面对南北统一的偌大国家，仅凭满人官员控制局面，委实力不从心。以汉治汉，确为上策。自汉朝董仲舒提倡废禁百家独尊孔学后，孔子大受敬仰的地位，其实自清始稳。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或无暇顾及，或并不真的重视，总之皆不及也。清也没有掺和汉知识分子间历来的学术纷争，门派歧见，取一视同仁，统统为我所用的明智态度。“四书”仍恢复为“四书”，《孟子》又被解冻了。
结果是——明朝官员及文人士子，不但心稍安矣，且意渐顺矣。
康煕的方法，其诚几分？其术几分？纠缠此点，钻牛角也。
只能以结果论其方法的得失。
那么，他基本达到目的了。
继而，众所周知，在他的统治时期，开始了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与《全唐诗》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此事也有极耐人寻思之点。首先，传达出这样的善意——那可本该是由你们汉人来通力完成的大事功，现在朕来了，咱们满汉一家了，你们珍惜的朕也自当珍惜，“好东西”都是“咱家”的了嘛，岂可不加珍惜？其次，要完成那大事功，我们满人外行，你们汉人才内行，当然应由内行来完成；朕做你们的“推手”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权给权——这种绝对放手，绝对倚重的态度，不但为他自己树立了开明有胸怀的形象，而且为“大清”后来的统治也传下了一以贯之的方针性“遗产”——只要继续做着此事，满汉在文化上已成一家，便几成无可争议的定论矣。文化上已成一家了，那么“大清”再也难分究竟属汉还是属满了。
相关联的情况是，斯后，一批满腹经纶的汉人文史学者，每以进士学位，加入了浩瀚的文化工程，钻进文山，潜入史海，皓首穷经，无怨无悔，且引为无尚之荣幸。因为，给待遇，给尊重。无缘跻身此列者，有抱憾终生之感。
如果做一份表格，以对比之法呈现直观效果的话，定会使我们今人诧然愕然——表格将显示，正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西方诸国不但在科技研发方面硕果累累，在文化特别是在社会学进步方面，也可形容为思想的火花四射。宛如吾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先进的步伐却远远超越，不可相提并论也。
而反观吾国，表格之上，除了《四库全书》《全唐诗》及几位清代书画名家还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外，留白令人汗颜。
文人士子的文化思想能动性，经元之镇压，明之打击，清之诱导，差不多等于被完全阉割了，奴化得软塌塌的了。
若据此断定清比以往朝代都特别来劲的尊孔倡儒，根本上是一大统治阴谋，却又未免过于阴谋论了。
窃以为，与历朝汉家“天子”相比，清皇帝的大多数，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尊崇，或许确实真诚度多一些。这乃因为，孔子者，汉人也。经历朝历代之灌输，从士人到民间，未免有“噎食”反应矣。而对于满人皇室，却如同一片新的文化天地。最深以为然者，恰是汉人已倒胃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诲。
先是，努尔哈赤在北方建立政权后，为政权巩固计，忍痛幽死乃弟，处死亲子。且历睹草原各族王骨肉血亲之间，因争夺领导权，父疑子，子恨父，叔侄兄弟互相戮害，频生感慨。对于汉人这边改朝换代的血溅宫闱，手刃亲人现象，亦闻之不少，却只能徒唤奈何而已。他身边的汉人近臣，遂向其陈儒家思想片段，谨供参考。实际上，清灭明前，其皇族子弟中有望继位者，已对孔子略知一二了。这并不影响他们灭明的野心，反而有助于他们灭明前的文化思想准备。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取所有用，弃所不用，活学活用。
凡皇帝者，无须孔子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意识全都非常明确——君君之释，即我怎么当皇帝我百分百做主，毋庸任何人置喙；你们怎么为臣，也由我来定条款，都识相点；朕即为朕，父子之间，亦君臣也，故朕又是父皇，非一般百姓人家那种父；君臣之间，亦父子也。故为臣者，不论岁数多大，在朕面前，那也是子……
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如此这般来理解的。至于什么仁义礼智信，那是对百姓的教化，若也用来要求朕，简直就是“反教”了，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自康熙始，清皇室对子弟们的学业抓得是很紧的，如同当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而皇室子弟们的学业亦重，殊少玩乐时间，亦如当今高考前的学生，却没人替他们呼吁减压。直至十八岁成人后，才终于从学业压力之下解脱，于是有那天生难成才者，纵情声色犬马，不求上进也。而成为皇位继承候选人的，仍需继续深造，如当今之学子读研读博，导师是不可少的人物。
皇家子弟的学业内容多门多类，不但要学满文，还要学汉文、蒙文；满史汉史，并教并学；“四书五经”之类，亦必学课程，绝非选修课；还要学诗词歌赋，学满汉民俗朝仪、祭祀大典的步骤；骑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弓马之技尤得过硬……
培养一位全面发展的贝勒是不容易的；造就一位能胜任天下的皇帝尤其不容易，故他们的蒙师曰国师。清的每一位皇帝的背后，都曾有汉族国师的光辉身影，造就伟大皇帝的光荣，有汉人国师的一半。这使清朝的皇帝中，半数以上口才不错文才也在超凡一流。佼佼者，引汉家之经据汉家之典，亦善侃侃而谈。面试新科状元进士们，出题每刁妙，汉人才子不敢轻视也。
在清早期，汉人子弟即使成功入仕，往往也仅能任文官，难掌军权。朝廷要职，还是基本控制在满官手中。满汉官员之间，即使职位同品，也互不通婚。足见他们对于皇室与贵族血统的纯正，是十分在乎的。同为贵族，满贵族在心理上也常觉高于汉贵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并不能解决好清皇室的内讧。姑且不论雍正继位之合法性的存疑，其登基后，另外几个兄弟千真万确是被他借由害死的。也许正因为这一与皇位有关的原罪，使他的儿子乾隆更频繁地驾幸孔府，有次还带着母亲在孔府小住。他对孔子的尊崇，超前胜后。在住期间所封孔府官员，最多时“局”以上者达七十余人——当然，人家孔府后人也争气，都考取了证书的。但同等学力而服不成官政的大有人在。这也是没奈何的事，谁叫“大清”已是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呢。
虽然将科举之文门向汉人子弟敞开，屡考不中者还是大多数。在文学作品里，家境好的，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如《官场现形记》的某公子，仍可过锦衣玉食起码丰衣足食拥妻揽妾的好生活；而一般庶家儿郎，落魄士子，人生便很惨。能进入豪门充当儒仆，算是命运挺不错了。不少人羞于现身市井乡里，隐向山林，过起了有文化的半野人的生活。但这也不仅是清朝独存之现象，以前朝代，基本如此。这是教育失败的现象，科举害人的另面，社会进步停滞不前的佐证。
然而皇室后人却在文化方面大受裨益。仅看历代皇帝批奏的文存，圈点精恰，或准或驳，文字见童子功，辞藻丰富，条理明晰，亦庄亦谐，颇显个性。即使没理找理，也还是充满了道理自信。那都不会是别人代笔。在批奏方面，他们还是亲力亲为的。
说到文字，清的皇帝们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帝王体，横平竖直，笔触浑厚，架构紧凑，庄严肃穆，气质难仿。即便慈禧，也端的能写一手地道的帝王体，不服不行。
而乾隆，可谓清帝中的“诗帝”，一生作诗四五万首。劣诗肯定多半，但较好的诗句也必有之。
我是知青时，听一位北京老高三吟曰：“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觉甚嘉，属工对，气象大，有画面感，也有动感。
问何人之句。
答曰：“乾隆。”
后来得知，对方乃清皇族后裔。
而彼们中，善诗画者，不足为奇。
清的灭亡，内因外因，原因多多。腐朽了，落后于世界之林了，是谓主因。
但它怎么就腐朽了呢？
窃以为，规律使然。就是再英明的皇帝，有文武两班再忠诚能力再强的大臣辅佐，文人士子们再懂事、不添乱，庶民百姓们再顺良、顾大局识大体，而且，日本也不挑衅，西方列强也不仗军火优势相欺——那它也还是要亡的。
缘何？
寿限到了。
封建之国体，好比人有寿限。初定如少年；中兴如青壮年，大抵生气勃勃，仿佛前途无量；而没有谁的青壮年期是无限长的。中兴一过，似夕阳西下，晚衰开始了——也没有谁能长生不老。此自然规律，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不可抗拒。
此是封建国体的“天谴”基因。
是身为皇权接班人者，命运难逃之悲也。
双面民国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逊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以外观大局，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此日，即为中国之民国时期的元年端日。
该诏书词语衷切、表意恳恳，文言白话搭配妥当、不卑不亢，可谓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资政选举为总理大臣，由其协调各方势力，亦顺理成章。
当时之中国，又有哪几方势力呢？
其实，坚决要以军事行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核心力量，无非以孙中山、黄兴为一、二号领袖人物的革命党同盟会。同盟会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阎锡山亦是坚定分子，曾倡议培训一支“铁血丈夫团”，深获孙中山支持与信赖，并受孙之命潜回山西发展“同志”相机起义。同盟会已在南方各地起义数次，皆以失败告终，牺牲惨重，如广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锡麟、秋瑾之英勇就义。故革命军与清廷不共戴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武昌首义成功，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后初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或能担起保卫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凯的北洋军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动，对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对“革命军”既不相助，也不阻挡。坐山观虎斗，心机一样，都企图割据“自治”，无非都企图像战国时期那般自立为王。
袁世凯也并不真心保皇，不愿在与革命军的殊死较量中拼光了军队，因而丧失政治资本，自忖那样的下场最为不好。故入朝禀报战局时，当皇后问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仪生命无虑时，他毫不迟豫干干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时人评论曰：革命军之前仆后继，不抵袁项城寥寥数语。
此评未免夸张——没有革命军之前仆后继，袁项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确乎意味着逼宫迫退。双方千万军士，当时可延一死也。客观言之，此亦大德——尽管他有自己的算盘。流血的时代激变关头，拥兵十几万者，站队的抉择，联系着身家性命，不为自己考虑的人，毕竟是少数。
而那时的青年陈独秀著文厉语曰：1912年前所生之国人当死！1912年后之国人初生！
他的话的意思是，每一个国人，都应自觉地在人的进步方面，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往后的事，不必细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罢。
下边所议，主要也是扼要地归纳文化思想力对那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影响作用。
梁启超自言读龚自珍诗文时，有“如受电击”之感。而历朝历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忧国忧民者，其振聋发聩之声，辄几能真被皇帝们郑重对待过呢？所以他们诗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为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区别仅仅在于——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边“唱”边见其大势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药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时，大清运象更加衰朽，亡兆显明矣。
然慈禧统治集团对此点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时清醒，有时昏翳。
利用义和团要给西方列强颜色看看，这是昏翳之策；未达目的，反成尸怖京城的惨剧，于是宣战，是昏翳的继续。《宣战诏书》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哀壮倒是哀壮，但问题是——若放手任光绪实行改良，局面也许不至那样，或可为中华民族赢得缓吸定喘，再图振兴的时间。难怪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发给盛宣怀、张之洞和刘坤一等重臣大吏的电报明确表示：“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
“一决雌雄”的结果自然是又一次“贻羞万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发布“罪己诏”，其诏对列强的“宽大”感恩戴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尤见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红利”当成取不尽用不完的金银宝盆了，仿佛可自然补损。
但肯下“罪己诏”，此举本身清醒也。
她恨议康有为：“他们要改良，为什么不来找我？”——这话也有几分清醒，起码证明她自己也意识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议，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情况——不管几分真心几分假意，毕竟属明智之举。
在七十大寿庆典前夕，下旨开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孙文三逆不赦”，实乃清醒、昏翳、任性与无奈交织的纠结心态。
清醒也罢，昏翳也罢，任性与无奈的纠结也罢，究其根由，缘自“一姓之尊荣”与“兆民之好恶”的关系在她那儿难以摆正。
她对“一姓之尊荣”负有“天定”使命，若“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则必觉“负九罪于列祖列宗”，而这对于她是比一再“贻羞万古”更死有余辜，愧对天地的事。
一个女人，不得不与历史潮势对抗，想来谈何容易，亦可怜也。
而隆裕太后又为什么似乎“深明大义”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众臣抱臂旁观，派兵无兵，点将无将，孤儿寡母，不逊位又待怎么着呢？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这绝对是想开了看透了的心态。
却未免太迟了。
但——若中国在最佳时机便实行了“君主立宪”，比如在乾隆年间吧，其后所历肯定会是康庄大道吗？绝不会又退回到战国时期或“五代十国”之战乱难息的局面吗？
民国后的中国实况，恐怕会使谁都不敢给出肯定不会的答案。
或许只能说，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时刻表。哪一时期或进或退，或退一步并两步，或小步退大步进，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从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在中国境内全面爆发，其间不过短短二十五年。
该二十五年中，中国之况悲欣交集，劫幸重叠，似乎道不尽说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异——然窃以为，下面几方面事，不论何时，都必将能以正能量担得起“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定论。
第一，文字应用功能的改良。
这当然要归功于胡适与陈独秀。胡适首开风气，独秀保驾护航。二人的关系，好比孙文与黄兴——“三民主义”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学改良”运动之初，胡、陈实为一人的两种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温和，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陈面目”的凛凛正气怒目如炬，每令攻讦者有所顾忌。
“文学改良”之“文学”，远非小说诗歌之狭义，实际上使汉文字的功能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突变，产生了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的飞跃。
它使汉字在识听读（包括说）写四个基本方面，能较容易地普及底层民众——文言文时期，不识字的底层民众的文化悲哀在于，连掌控他们命运的官员及文人们的话语也听不明白。若两个官员当着一个底层人的面以文言合计是否要结果后者性命，后者完全可能像听外国语一样不知所云。而一个底层人即使穿上华裳丽服，只要一开口说话，立刻会暴露了没文化的短板。至于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读给底层人听，倘无人讲解，大多数底层人也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就说清朝那逊位诏书吧——因是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公告，考虑到最广大的中国人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各国翻译的效果怎样，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话的表达，但“商辍于途”之“辍”、“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欤”之类字词，没有文言基础的人，不听别人讲解估计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恶”一句，其“拂”虽用得妥帖，尊严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实含糊，绝不抵“四亿多人民”之具体的数字概念更触及人心。在此点上，文言的叙事弊端确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数字的说服力——如“罄竹难书”“血可漂杵”“杀人如麻”“汗牛充栋”之类成语可见一斑。
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当以说最广大的民众听得懂的话为荣，而不是反过来以卖弄文字，使最广大的民众听不懂为能事，扬扬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张以前一种态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识分子与最广大之民众的文化距离易缩短矣；知识分子团结最广大之民众推动社会进步非一厢情愿矣；官僚阶层世代凭借“先天”般文化优势蔑视广大民众的统治“天理”，在文盲依然众多的时期，亦可被“白话”潮流的进步之道所抗衡、对冲，发生最初的文化总格局的嬗变——“想怎么说，便怎么说”，“怎么说话，就怎么写”——胡适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汉字漫长的文言过程对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种思维积习得以克服——那积习每体现于辞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诗非词非赋非联，虽只不过是文章，亦求对仗，合辙押韵，字词鲜见，显示才学。其表意陈情，往往寓象高蹈，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不接地气。此类文章写多了，久了，连人也华而不实了——白话文恰可医此症。
白话文运动之深刻、广泛、久远的社会进步推动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响了中国的近当代教育方向——当时持教育救国思想的人们，借力于白话文运动，使他们的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结果。首先，以白话文编辑的课本，使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子，接受起各科知识来印象明晰。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课，是无法以文言编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学的。即使语文一科，白话文的教与学，也为孩子们呈现了一片汉文字魅力依旧的新天地。那时有幸入学的孩子，不仅可以领略白话文课本与文言课本迥然不同的新内容，接受课本所传播的新思想、新道德与情操的熏陶，还有白话诗文可欣赏，白话歌曲可共唱。课文不必再要摇头晃脑前仰后合地背了——从前某些不敬业的先生，只管督促着背，字性词义往往是懒得讲的，理由曰背得滚瓜烂熟了，年龄大了几岁，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证明此非编派——1952年，湖南大学评最高等级教授，资深教授杨树达与另外两位教授荣登其榜；杨树达甚觉羞辱，议二者之一曰：“他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与予同级？”
1926年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宣读的誓师词，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师词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动员抗日之演讲，则又是一番意志的体现：“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因为做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谓直抒胸臆，其演讲反而句句铿锵，掷地有声。少了陈词，多了真挚。
从1926年到1937年，蒋介石在汉文字的应用方面也与时俱进矣。
总而言之，白话文之教与学，使中国的公学与私学教育，一并呈现前所未有之朝气，如霞光初灿。
第二，谈教育，绕不过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拒不执行袁世凯要求从小学到中学高中大学皆须置孔子像，纳“四书五经”内容为教材的指示，宣传应以美育阻止所谓“儒教”的推行。被免职后，便继续办私学，并著书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
若言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总设计师，大约歧议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长后，因北大之教育一向处于风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为北大之“伟大的纤夫”。
他关于“超轶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体素质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现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当时深受中国教育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今天，“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也仍是教育要求，并仍符合世界进步教育的理念。
为倡导公民道德教育，他还亲著了《中国人的修养》一书——即使当时，被公议配写那种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寥寥无几。
“世界上的大学校长，在某学科的建设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全民族全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的，迄今为止，除了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杜威当时对他的评价，可谓客观准确。
其可贵处还在于，身为国民党元老，却坚决禁止本党分子发展党员的行径活动于北大。不论教师学生，皆不网开一面。而对于学生中的涉共活动，虽心有不悦，然学生一旦因而被捕，却又积极营救。
一方面，当学生罢课分明将有大的政治举动时，他劝止无效，竟声色惧厉曰：“我要与你们决斗！”
另一方面，当学生果而入狱，却多方奔走，积极串联对当局的抗议。一俟营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学生供餐压惊。
其不但称得上是中国当时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称为北大当时学子之父也。
关于蔡元培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种评价都不言过其实。却有以下两件事，值得赘议。
其一，反对确立什么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园促推孔子崇拜，无疑符合教育总长正当职责；但“四书五经”，毕竟属于学生亦应有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也严禁讲学，不似其兼容并包的襟怀。
窃以为，其意气用事，或许主要缘于对袁世凯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窃国民革命成果者，作为身心投入地参加国民革命的同盟会元老，对袁氏的蔑视当属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长不久，便诚聘辜铭鸿、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以尊孔为己任的“旧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讲授国学——这便又自行地矫了“过正”之“过”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垒落，坦荡无私，身后名清白无诟病，纵腹诽者亦不敢贸然成文字。迄今为止，仅留一个谜团，即——最后一次辞校长职的简短声明中，除言极疲惫，竟引一典是“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此典甚陌，知之者无多，坊间一时议论纷纷，不知“马”喻何人，“道旁儿”辈又指谁等——此惑一朝有解，对于研究他当际心境，必大有帮助耳。
与大学教育景象相对应，陶行知尽毕生精力于乡村小学教育的实践，亦值得今人心怀大的敬意。其所面对之生源，绝非乡绅富户子弟，大抵清贫人家少年，甚至收纳流浪儿童。这使他的办学，具有了显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强国的根本，小学是教育的基础——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体系规律，也是对梁启超“少年强则国强”之思想的行动化。
在到处兵荒马乱，农事难为，民不聊生的岁月，他的努力谈何容易，每为经费所愁忉。尽管他和学生们开荒种地，自足菜薯，仍经常共同挨饿。好在学生虽然多为少年，但出身贫苦，对农事并不外行，能给予他坚守的欣慰。间或有捐助接济，然非定项支持，时有时无。
较之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陶行知的坚守可谓筚路蓝缕，躬奋行之；然其属于越挫越奋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学生因年龄稍小，不会卷入学潮；不如蔡元培洒脱的是，孑民先生动辄辞职，十年间辞职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请才归的。陶行知是自己在办学，若辞职，他的学生们也就不再是学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儿。
故只有坚守。英年早逝，实因多年操劳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说是一位被中国近现代乡村民办小学累死的人；一位甘愿以一己之努力，为中国草根阶级的孩子们在知识化的坎坷路上提灯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国吾民，实不应仅仰蔡元培，仅知梁启超那句“少年强则国强”的名言，却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负国义民义也。
黄炎培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过同盟会。蔡元培于清末辞官办学时，黄炎培也曾求学其名下，故二人有师生谊，亦师亦友关系。黄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后一批举人，显然受益于恩师的国学功底。而他后来一度致力于兴办中等“技能学校”，也显然是为了推行恩师“技能教育”的主张。
黄炎培运气好于陶行知，他回家乡办学时，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户的鼎力相助。对方的发达过程，类似现在农民出身的包工头的发家史。黄一公布消息，对方立即奉上了九万多银圆，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并且，对方还命自己的儿子成为“技能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自然，黄的两个儿子，也为其父起带头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将家产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后人度日，竟凑齐二十万两白银捐给黄炎培，以作办学固定基金——可谓厚资，保证了黄炎培的办学事业较为顺遂。
细析之，不论办私学公学，办学人的知识出身，实为要点之一，办“新学”也不例外。甚或正因为办“新学”，尤其重要。虽然“旧学”模式已江河日下，旧“学位”的含金量，还是被坊间民间所极看重的。进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为弟子黄炎培出任校董，且黄本人亦是往后不可再生的举人，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办私学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蔡元培之于黄炎培，恩师之扶持影响力的确在焉。
与资助黄炎培办学的“义石匠”相比，南洋华商富贾陈嘉庚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慷慨资助，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爱国华侨楷模与领袖。1913年1月，清廷逊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资在家乡办起了小学。之后，接连办成了幼稚园、中学、师范、水产及航海专科学校，并为各学校设立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馆、礼堂、医院、银行等，形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后一位学部侍郎严修及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进程中的作用，也都举足轻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认，史不能阉。众所周知，张同时又是当时举措风生水起的实业家，而严为南开大学创史人张伯苓的知遇贵人。借力于民族资本主义笋芽迅长，青竹勃生的优势，中国近现代教育之图景轮廓渐明。“一时多少豪杰”六字，用以形容彼时局面，不算枉论。“豪杰”者，不仅指达人名士，当然包括百千万孜孜办学的无名而有迹的人。若谁遍觅从前的县志、乡志，定可惊讶地发现，几乎县县必有那样的人，半数以上的乡存在过他们办的私学。许多人正是“新学”毕业的学子，办学既是个人谋生方式，客观上也繁荣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只要是一所有规模的学校，便有权自编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
第三，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报章和书籍内容通俗易懂了，识字且关注国家之事的人多了，报刊的受众自然多了。仅当年的北大学子，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与同窗们编的一份学刊，经年便发行到一万余份。此事亦足见蔡元培身为校长的爱才眼光，他热忱支持，拨发可观经费以促其成。
报业尤其兴旺的上海，当年某条街上，即有报馆多家，牌匾接目呈现。一方面解决了文科学子的就业问题，一方面使舆论监督有了可以形成合力的新闻与评论平台。“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修《春秋》的初衷，在后来的当时，几成中国气候。并且，由而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职业记者与报业家。连瞿秋白任中共领导人前，也曾以记者闻名。其他报刊与出版业重量级人物，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晓，举不胜举，略过可矣，不赘述。
第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女性的知识化、社会化、人格及精神之独立意识。
实际情况是，在新文化运动前，早有女性先驱们为此努力了——1898年，谭嗣同之妻便与康广仁（康有为一弟）之妻合办了《女学报》，于是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由三十多位女性担纲主笔，影响逾国。此外，出现了《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女性办女性撰文面向女性的报刊。到1907年，仅天津一市，女子学堂已多达一百二十余所。论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不可不提女性先驱们的首勋。因白话文的易懂便写，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好风凭借力”，也是事实。除女性报刊的增多，面向儿童少年的报刊也出现了深受他们喜爱的新种类，如《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时代》。
第五，最为“好风凭借力”的，当然更是文学。白话小说、散文、诗与杂文、时评政论、小品文、读书随笔、文学艺术评论，争奇斗艳，你花开后我花发。报刊与文学互利双赢，确可以繁荣二字形容。自然，文字交锋鏖战与“口水仗”此起彼伏，民主与民生言论层出，文化与文明主张常见，各种主义之宣言激荡、冲突、共存，比春秋时期还要芜杂多元，像极了西方的文化启蒙世纪。白话文也使中译外、外译中变得较为得心应手，促进了中外之文学的、文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了解、介绍、欣赏、借鉴——总体来说，因为中国落后的方面多，西方现代文明的方面显然，西风东渐远超过于本土文明与文化成果的输出——在后一点上，最有资本一傲的倒是保皇心至死不泯的辜鸿铭，因为他用英文翻译的古典诗词与古文化经典最早最多……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似乎便是近代中国之一个最好的时期了？
实则不然，以上只是文化及思想景象单方面状态，或曰仅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知识分子单方面的感觉。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好与不好的史论，也要看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感觉如何。
从史中难以觅见他们直接留下的记忆。
幸而有人可以替他们间接留下印象——便是民国之父孙中山。
辛亥之后，孙中山曾悲言：“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反令民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这乃因为——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府班子更乏实际权力可言。清廷时的封疆大吏，曾因其逊位，一度摇身一变成为民国之地方长官。他们碍于袁氏毕竟是逊位诏书中指定的组阁人，并且自己成了大总统，虽皆心有不服，却也都不便公开竖起反旗。但袁世凯一死，群龙无首，中国再度陷于“领导班子”半虚空的局面。新军阀们其实都乐见此局面呈现——或企图据省独立，拥兵为王；或生更大野心，觊觎大总统宝座。一时间，所谓“自治”舆论，再次甚嚣尘上。而军阀麾下，经常发生哗变、分裂、叛离的情况。于是如鸡生蛋，蛋生鸡般，衍化出众多小军阀，也割据一方土地，占领一座或几座城市，过诸侯王之瘾。鲁迅诗“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两句，正是当时国家局面的逼真写照。军阀们之间互不安生，你欲吞并我，我欲消灭他。军阀战争，遂成民生大患，土匪趁隙滋生，更使黎民深受其害。军阀欲剿收土匪，以充兵源。土匪也袭击军阀部队，抢军火，掠给养，以壮大自己。是故，使黎民苦不堪言之事，兵灾第一，匪祸第二，自然灾害第三。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若天灾人祸并加于民间，民间苦难重矣。从晚清到民国，民间历经惨乱，又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烧杀，继而历经北伐及后来的军阀混战，已可谓千疮百孔、哀鸿遍野了。清末时期，背井离乡之民多时已达千几百万，至民国，近两千万矣。初是逃灾避难的流民，渐变为有家难归的游民。游民所到之处，居无定所，生无稳业，有堕为盗者，有沦入帮门者——于是帮会发展有声有色。
凡帮会，或易进严出，或严进严出；总之一旦进了，出来就不由自己了——凡此类帮会，性质上其实便是黑社会。
东西南北中各路游民，隐裹着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所到之处，不论城乡，都使民间太平日子更加稀少。士农工商，皆难避兵、匪、帮会三害叠加之苦。
前所述民国之种种曙光般的新现象，如币之一面；而另一面，如人间炼狱也。新现象在大都市，炼狱似的一面，在民间的最底层。
蒋兆和的《流民图》，是当时画家用画笔留下的在现场性的历史画像；而鲁迅的小说《肥皂》，也对人口买卖给出了证言。
至于文化，在民间的最底层中，传统的已然瓦解，现代的尚未成形。
再至于文艺，实际上接近是没有了——乡村的普通农家的孩子，不复再能像鲁迅小时候那般看到社戏了；小镇的劳动大众，也很少有幸在菜馆听段评书了；二三级城市的中产人家，家里能订份报看连载市民小说的，就算是少有的文艺欣赏与享受了。
民国的另一面，在《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茶馆》《春蚕》《包身工》《为奴隶的母亲》《月牙》《骆驼祥子》中……
难怪乎孙中山出那种悲怆之言；
难怪乎蒋介石对军阀笼络与憎恨交织；
难怪乎底层常有人叹曰：还不如大清朝年光好的时候！
中国之文化启蒙，实际上，“五四”之前已成景象。严复所译之《天演论》，未尝不可以视为第一次文化启蒙的“破冰事件”，其影响远超过其他翻译书籍或文章。由是，乘风者众，或出于开启民智，易变民习的真诚，或只不过为了成名获利。
梁启超斯时著文，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氏文风特点之一，便是每将观点推向极端。其所言“人道”，亦非仅指人道主义，而是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全部做人准则——那些准则，《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学读本中不是一再宣扬了吗？孔子思想、《朱子家训》、经史子集里，不是也一再强调了吗？
然而梁氏看出了问题——只教诲得了学子，难以深入民间。
应该说他看得还是比较准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小说足以救国乎？若国还是老样子的国，民又怎么能靠新小说而如其所愿成为新民呢？
有怎样之国，亦有怎样之民——他回避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他所言的新小说，是相对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书、戏剧的一种概念。
附合其观点的有两种声音。
一种予以发挥，以法国为例，认为“今日法人之安享共和政体之福，皆小说诸家之所畀”。
这种附合，强调文化启蒙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梁氏貌和，其“道”相左。
一种予以深究，认为如上小说、评书、戏剧，皆毒化民心之根源，“其文采愈足以自饰，则其流毒愈深极远”。——于是自成小说害民亡国论。这不是梁氏本意。梁氏虽鼓吹所谓新小说足可新民，但还不至于“极左”到认为旧小说、评书、戏剧都该一扫而光的程度。
反对梁氏的声音也是有的，同样从国与民的逻辑关系上表达质疑。
一个事实确乎是，在关于小说的大讨论时期，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到冒险小说、言情小说、苦命小说、复仇小说等等，种类极为繁多。因广受欢迎，报刊每登广告以高酬求稿。而最为盛行的，乃翻译小说。因为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小说，对于中国人，似乎最符合新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时，某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家也曾是文学青年，瞿秋白发表过很“布尔乔亚”的抒情诗；方志敏发表过小说；张闻天的诗作和散文频频见报，并且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今人对陈毅的律诗已不陌生，而他当年发表过多首特抒情的白话诗。
那时，有三座城市，最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折射出时局动荡、民心涣散、四分五裂、难以整合的中国形态。
北京朝野内外，仍在为中国的体制问题而各派角力，明争暗斗，每每刀兵相向。致使古都上空，经常乌云密布，官民各界，每每人心恓惶。
广州人则有两类——一类一门心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类趁乱捞钱，官倒民倒齐踊跃，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不但贩货，而且贩人。
上海因为租界甚多，占足开化风气之先势，遂成新文化丛生之地，书肆林立，皆以专出新小说为招牌。翻译小说的广告最为抢眼，读者最多，销量最畅，读新小说几成一切识字之人的时髦追求。这一种态势，迅速扩大向江苏、安徽、浙江周边三省。新戏剧也如火如荼，良莠参半。
后来，生理卫生书籍大行其道，尤是《保精大论》《男女交合新论》之类“性爱宝典”成为许多识字青年的枕畔书。
而于这等出版业的发达盛况中，“哲学”一词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们的视野——黑格尔、叔本华、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尼采等名字，频频现于学理报刊，致使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学界“大腕”，一再著文予以阐释、批判，每起论战。他们还要抽出精力来，关注市民阶级的读书倾向，指出哪些书是出版界哗众取宠，只为赚钱而出的“垃圾书”，而哪些书才真有科学知识普及、人文启蒙的价值，以肩“文化导师”的使命。结果常引火烧身，树敌成靶。总之，都够忙的，够累的，够操心的，够忧虑的——大约，也觉活得够充实的。
想象一下当时上海的情况，那种文化热的局面，似不逊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新文学时期”；与后来中国网络时代的“自媒体”情况可有一比。那似乎是一个没人管的文化时期；也分明是一个人人言论权利平等的时期。什么名流、前辈、师长、同窗、新交旧好，理论起来，没大没小。总体上，就事论事言理的多，损辱人格的现象少。
对于清末的上海本地人，所谓“政局”似乎是这样的——清朝廷虽然尚在，但与“阿拉”何干？它派驻留辫子戴顶子穿袍子的官员吏役，实际上对本地的管辖权非常小。“犯法”二字，在上海有两重意思：一指犯清朝的法，二指犯租界的法。犯清朝的法可逃入租界暂避一时，若租界洋警局不配合，清朝的捕头们干没辙。若犯了租界的法，那在上海就无处可逃了，清朝的上海官想不管都不可以，洋警局绝不会答应。是故，情况变成了这样——上海虽是中国之城，但上海地方官在当地是低于洋官员的二等官；清朝的法是低于租界法的二等法；清朝的执法者是低于洋警察的二等执法者。“大清”的官员以及法和执法者，在自己国家的城市沦为二等了，也就难怪上海人不怎么拿“大清”当回子事了。在上海人看来，所谓“大清”，只不过剩下了个空架子而已。若革命党真能将它的命给“革”了，上海人像大多数汉族人一样是乐见其成的。若一时还做不到，上海人也不是多么的急。十八年都等了，再等十八天还是有那耐心的。因得开化风气之先，上海几无心有保皇情结的人。也因得开化风气之先，上海之多数人，不分阶级地，对“大清”的腻歪远胜别省市的人，对自己那种腻歪的忍性，也远高于别省市的人——毕竟，“大清”的腐朽气没落气和焦虑烦躁的晦气，离他们较远，对他们的辐射已微乎其微。
前边所谈的文学现象、理论现象、出版现象——广而言之，文化现象，形成于上海，如形成于香港一样自然。实际上那现象比香港还生动、活跃、色彩斑斓，因为香港当年不曾云集了那么多的文化知识分子，仿佛全中国的老中青文化知识分子多数集中到上海了。
后来相对于“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之说，细思忖之，其基本特征，或曰与“京派文化”的最大区别，似可概括为“自如”二字。此特征，即使在论争最严肃并且似乎特重大的问题时，也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而不会出现什么黑云压城更不会出现什么剑拔弩张的局面。
似乎也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上海，“大清”已名存实亡了。
抚去文化的文艺的现象看旧上海，其当年的全貌像当年的旧中国一样，也分分明明地呈现着撕裂状态。
英国作家阿尔多斯·哈克里斯曾这样评说上海：“没什么地方有比那里更刺激的生活可以想象了。”
20世纪20年代时，上海已近三百万人口。
它有众多的企业家、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具有各种主义和思想的青年、大学生。
作家、画家、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估计并不少于纽约、巴黎。
80年代，外国电影史学者看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惊叹水平之高完全可与当时的国际水平相提并论。
当年，全中国一半以上的公交车、私家车在上海。
它是经营着全中国一半以上对外贸易的巨大港口，有中国最大的船坞；
它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与金融中心；
它拥有中国一半左右的工厂，四万多名工人；
外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融入上海经济链条。
上海发电厂是旧上海活力的象征，茅盾的小说《子夜》描写过其厂房顶上的霓虹灯光，火红与荧绿色闪烁着几个英文大字——“光明、热情、权力”。
它是大量小商人、小店主和代理商的温床。外国商业大亨和形形色色冒险家的涌现，使上海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光环之外，又佩戴着殖民地现代化的徽章，而租界是那种徽章的城市造型。仅法租界就五十万人之多，但法国人只不过一千四百多人，外国人总数不超过两万——这从一个侧面可见上海当年的富人之多。
但当年上海的穷人更多，成千上万人租住在污秽不堪的河流上的小船舱中；工人们往往三代居住在小巷口的旧危房中，露宿街头的乞丐比比皆是。他们像牛马一样劳动，挣少得可怜的钱，完全没有尊严和生命保证可言。纱厂里的女童工们经常被热水烫伤。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这么写——看到有起码一百个婴儿在弥漫的水汽中躺在长凳上，而他们年轻的母亲是贿赂了工头才将他们偷偷带入车间的，她们没办法。
穷工人的出路几乎只有两条——要么加入黑帮寻求庇护，要么暗中接近共产党发誓改变社会。
那名外国记者引用外国谚语说：“上海是由一层厚厚的地狱和一层薄薄的天堂组成的。”
如果说上海发电厂当年由霓虹灯组成的“光明、热情、权力”象征着一座城市的貌相，那么，它只实现着极少数人的梦想，与众多中国人的梦想是无关的。
全中国的人都没想到，辛亥革命会结出袁世凯称帝的劣果。牺牲了那么多仁人志士的性命，流了那么多好男儿的血，用民间的话说：“不承想弄出了个这！”
严复对“大清”的感情并不比王国维浅；他是连君主立宪都不赞成的人；他当清朝的官当得很有感觉，也很尽职；他主张改良，而改良是为了“大清”能重新强大起来；他认为比起元、明两个朝代，清朝的总体表现是不错的，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并非是暴政凌民的一贯统治；他为“大清”的灭亡扼腕叹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诅咒梁启超这个君主立宪主义者罪该万死——“小说救国论”实际上起到的是使“大清”速亡的“坏”作用。
梁启超得知后反唇相讥：是他翻译《天演论》先带了个坏头！
而在王国维看来，他俩是一路货色，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而在北伐革命将士看来，大时代的潮流当前，文化只分三类——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三人都介于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间。
后话是——王国维的死，与自己心谙此点不无关系；傅斯年主持民国政府中研院，为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向财政部打申请补助的报告时，还不忘在文中加了一句：“人家的父亲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其在文化传承方面毕竟多所作为。‘逻辑’一词是其发明，仅此一点，即可谓贡献……”
“敌人”二字，意味着在国民党核心人士那里，前账是无法忘记的。但傅氏毕竟非是彻底的政治动物；相反，是骨子里的知识动物、文化动物，故其看人，首先还是着眼于知识与文化方面怎样，不能不令人觉得可爱。
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但连自己明知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也聘用，连死不悔改的保皇人士辜鸿铭也“收编”了过去，其为民国所做之“文化统战”工作，真是堪称卓越。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开了中国人一次冷玩笑；如果说北伐又使国人看到了国家翻开历史新篇章的希望；那么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则一下子使中国跌入了“革命”后的恐怖深渊。
上海曾经“自如”发展的文化局面，从此戛然而止。“海派文化”也随之面目全非，仅成历史话题矣。
连当时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新感觉派”的主力作家们，都因那“恐怖”的气氛而离开上海，各奔一方了，足见那事件对于文化人是多么巨大的刺激。
是故——被国民党人视为“敌人”的梁启超们也罢；被共产党人视为“敌人”的胡适们也罢；先被国民党视为“敌人”后来又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许多文学的文化的人士也罢——说到底，其实都不具备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的敌人的能量。
单靠文学、文化肯定是强不了国的。
若一种政权瓦解了，如清朝、如民国，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文学、文化起了破坏作用；一定有其自身不可救药的原因。
举凡革命，则必号召暴烈的行动，否则无法制胜；而举凡文学，大抵遵循人性立场，违背则遭谴责——此二者之核心主张的根本区别。
举凡革命，皆需昭示理想，于是必维护高尚激情；而举凡文学，总是面向民间，于是每见现实之常态——此二者之“规定行为”的不同。
即使拥护革命如雨果、高尔基者，后来都与革命发生意见分歧，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原因。
“存在的即合理的。”——此言不但适用于解释革命，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文学、文化。
21世纪的中国，若能以超乎以往任何时代的包容性看待文学与文化，则新时期之新又加分也。
国家的文艺气质
世界各国曾被从制度上划分；后来被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
是否也可以从文化方面划分呢？
我觉得也可以。并且确实被这么划分过。制度不同，文化自然打上制度的烙印。从前我们说别国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修正主义文化；说一切古代文化是封建主义文化，都应被抵制，态度坚定决绝。人家也视我们的当代文化是政治的附庸文化。
俱往矣。
20世纪80年代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也是世界开始变“平”的初年。世界不是一下子变“平”的，也不仅仅是靠电脑和手机变“平”的。自从人类开始懂得在文化方面应该互相尊重的道理，世界就逐渐在往“平”了变了。中国从80年代在此点上表现主动，中国又是人口大国，故可以说——中国对促进世界变“平”是有贡献的。
80年代的时候，多部美国电视剧在中国播放过，其中一部是政治片，黑色幽默风格，讽刺政客的。台词中，有两个词每被说到——一曰“微速发”，一曰“微次发”，每被是议员的男主角在不该说错的场合说错，于是引出一连串“黑色”情节——前者指经济快速发展的小国，后者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小国。那位议员一向主张的外交政策明显地嫌贫爱富，遭到女儿一针见血的批判。
地球村的国家现象太特别了——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国有数个，人口最少的小国才一两万人左右。大抵是岛国。多在美洲、非洲，欧洲也有。人口百万左右的国家则多了。若在古代，这样一些小国是难以存在的，要么被吞并了，要么会干脆被灭。它们在当代世界的安然存在，证明人类的确进步了。
在20世纪80年代，百万人口左右的国家，不论经济发展水平良好、较好或不好，在文化形态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持基本都是“文化自然主义”发展观，这很符合中国古代哲人特别是老庄们“顺乎时宜”的思想。
“时宜”者——当下只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应该怎么做的主张。也不仅是国家主张，还是人民的态度。
在那些百万人口左右的国家，宗教向来是核心文化。文艺是文化外延。有的国家并无本国文字，新闻出版业非文化主体，文艺之“文”成就有限，但是它们却能将“艺”的功能最大化地予以利用。如果不是与旅游发生关系，世界很少报道它们的情况。如今旅游已成人类爱好的潮流，故20世纪80年代至今，它们的旅游业收入逐年增加，国计民生都在不同程度地向好。有的国家还被大国人视为“世外桃源”“人间福地”。
在它们那里，从不讨论更不争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艺，文艺能不能代表文化；在它们那里，文化广泛体现于民俗风习、节庆活动，而此两方面，又相当情愿地继承了传统；有特色的歌舞表演、俗习呈现，以其精彩而可持续地吸引外国游客。
它们因为小，在一切方面从不参与世界性的竞争。“争”在它们从国到民的字典中仿佛不存在似的。它们只是切实地做，从容不迫地做，一如既往地做，于是越做越好，越有特色。由于不争，反倒每给别国人一种自信的印象。别国人特别是大国人到它们那里，几乎都会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便是少浮躁焦虑之气。
它们与传统的关系是那么的亲，继承愉悦，绝非被迫。它们与现代的关系也是那么的紧密，一切现代的益处，都尽可能地被接受和享受了。
我很欣赏它们的“文化自然主义”发展观，很尊敬它们循着符合各自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的从容而明智的选择。
从长远看，它们的文化发展道路，必将熏陶出一小部分不同于当代大部分人类的新人种——即不争而自适的人类；此新人类不同于安贫乐道、故步自封的人类，乃是既能与时俱进又能进取有度的人类——相对于全世界国与国之间愈演愈烈的方方面面的竞争，它们的存在似乎具有置之度外的超前智慧性——人类的生存形态在许多方面日新月异地变了，唯独在国与国争、人与人争一点上，从没变过，离“天下大同”的理想还很遥远。
当然，并非所有小国都已是理想国；半数那样。它们的人民，多半之生活幸福感，绝不低于经济大国的人民。
世界上还有些国家，人口在五百万或一千万左右。其中某几个国家，却能在各方面令世界仰慕。用时下中国年轻人的话说，那些国家很“厉害”——它们的“厉害”也充分体现在文化、文艺方面。
在它们那儿，文化是文化，是以文字成果为概念，以思想比重为前提的；而文艺是文艺，是文化的演变现象。这两者它们一向分得较清，从不混为一谈，也绝不会本末倒置，错乱关系。在它们那儿，不但没有“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即使对文艺也不倡导“产业化”。也许，它们认为，“产业化”是背离文艺本质属性的吧？谁知道呢。它们从没发表过任何文化宣言，世界对它们的文化主张知之甚少，只能以它们的文化现象就事论事。
比如奥地利——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余万，才是北京现有人口的三分之一。
奥地利是德语国家、天主教国家，罗马天主教为国教；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
奥地利人崇尚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他们曾经产生过的文学流派很多，绘画与雕塑艺术的流派颇多，在造型艺术方面达到过令世界公认的高峰。读书，听音乐，看歌剧是他们主要的爱好，首都维也纳有“音乐之都”的美誉，多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在那里度过创作和演出时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久已蜚声全球，每年都有近十亿人收看电视直播。
普遍的奥地利人对文艺的选择态度都近乎严苛，他们的标准一向是欣赏价值而非娱乐口味。这使任何旨在以娱乐性高而大赚其钱的文艺，面向奥国都根本打不开市场。倘以国家为集体在全世界选“雅人”，奥国人的排名肯定靠前。其八百余万人中，至今已有十八人获得诺贝尔科技成果奖。解剖学、神经外科学、矫型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先驱人物都是该国人。第一位奥地利人获诺奖距今已九十年，那时奥地利才五百万人口左右。
“一战”和“二战”，也使奥地利国民经受了严重的创伤。
他们后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试图给自己一个明白已经很久，却一直想不大明白，只能从逻辑上并非多么自信地推断——某类宗教之传教场所，方式具有显然的诗性和既肃穆又愉悦心灵的文艺性，如优美的管风琴声、童声唱经班、民间自发组织的诵经活动、友善互助的教义要求，长期地影响一代代人们，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近优质文艺的共同习性。此种共同习性，进一步决定了其文艺的优质性，遂成基因，生而有之。这种对优质文艺的共同的亲近，使劣质文艺在本国没有自生环境，由外来也会遭到共同排斥，于是造就了一部分文艺爱好方面具有典雅倾向的人类。这部分人类的共同特点是——对文艺的欣赏愿望远大于娱乐愿望，并且喜欢与家人、恋人、朋友共同欣赏；独处之时喜欢读书，对书的选择也像对文艺的选择一样排斥劣质。他们远行时总是会带着书籍，在周围皆“手机控”的情况之下，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读书而不自在。他们在别国观光时，身处喧闹之境，眼见刺激场面，自己也大抵不至于因之表现亢奋，只不过会情不自禁地镇定地拍照——这样的一些人类，依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未免太过古板。实际上他们一点都不古板，比我们更是感性的人。但促使他们激动的事，与促使我们激动的事往往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国家人口虽少，人口素质明显的高，可被集体视为地球村的优秀公民。
世界上类似的国家很有一些，如丹麦、瑞典、瑞士、芬兰、挪威、爱尔兰、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人在性格上并不都像奥地利人那么具有“文艺贵族”般的气质，但他们对于优质文艺的偏好，对于庸俗无聊的文艺现象近乎本能的排斥，与奥地利人却是一样的。
这不表明他们是拒绝欢乐的人类。
也不意味着他们在文艺接受心理方面有什么洁癖。
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欣赏愿望远远大于娱乐愿望，并且欣赏水平已无法再降低下来，使自己成为庸俗无聊的文艺受众的——人类。即使同样是欧洲国家，同样是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民风民俗以及所养成的民族性格也会大不相同。如比利时，并未定天主教为国教，但一千余万人口中，90％信奉天主教。与绅士做派十足的奥地利人相比，他们显得喜欢热闹。比利时三五日就会有一次集市、节日或嘉年会。五花八门，内容都少不了文艺表演。比利时的民间文艺社团是世界上最多的，仅首都布鲁塞尔就五百多，以合唱团、乐团、剧团、绘画与雕塑爱好者为主。简直可以说，比利时是世界上将文艺与民间生活结合得最密切的国家——但该国并无什么文艺的产业链，人们也不考虑文艺产业化的问题。他们喜爱文艺，是相当纯粹的喜爱，与商业目的关系不大。至于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旅游者，那是客观结果，非主观的目的。在旅游淡季，他们该热闹也热闹——因为那是为自己快乐，非是为了快乐给别人看。
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吗？谁知道呢？果而如此的话，那么似乎可以推导出一个规律，即——人口密度越高，人对娱乐的心理需求越大；倘普遍生活还算不错的话。
与奥地利人倾向于欣赏高雅艺术这一点相比，比利时人对文艺的态度是雅俗并包，一视同仁。但所谓“俗文艺”，在他们那里是指民俗色彩浓郁，欢乐指数较高。像奥地利人一样，他们难以容忍庸俗无聊。化装成马戏团小丑的杂技表演是兼容并包的底线。我曾问过来自比利时的友人，他们是否喜欢英国“憨豆先生”的滑稽小品表演？
不料他们都说不喜欢，因为没有文艺含量。
他们又补充说但喜欢“憨豆先生”主演的几部电影，因为有文艺含量。
文艺终究要有些“艺”的含量，并且终究要恪守“文”的底线——比利时人对此点特坚持。
若将国家人口扩大到一亿及一亿以上，那么巴西人的文艺观是不能不说一下的。
巴西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比中国少十二亿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举世闻名，对歌舞的喜欢也发乎性情。他们的节假日也很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装饰有彩色大羽毛的巴西女郎们风姿绰约，美艳四射，永远吸引旅游者们的眼球。
这样一些寻欢作乐起来仿佛个个都是酒神儿女的人类，在日常接人待物方面，却又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极其注重言行及一举一动的得体。除了与人约见时可能会迟到，别国人很难再挑出他们在社交方面的不得体来。
巴西人又没从小都学过《弟子规》——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得都像按《弟子规》教导出来的人一样？
娱乐氛围浓重的社会习俗，为什么不但没有消弭掉这个国家的人们工作和学习的上进心，反而极其显然地有益于他们的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畏困难，自强不息；并且大多数以人助人为乐，遵守公德为习？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则会发现当代人类与文艺的另一种关系——去除低俗之后全面接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由于地广人稀，文艺现象难以形成欣欣向荣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首都，而且并不活跃，这使它们对文艺最能持一种寻常看待的心理，从不会因为自己国家的文艺不够繁荣而自卑，也不会因为本国人对任何外国文艺的喜闻乐见而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们的文艺理念特别豁达，对一切国家的文艺出现在本国都持欢迎态度，但绝不会为此买单，也绝不会为了任何目的发出主动邀请。两国人到外国旅游，经常带回外国文艺的音像制品和书籍，以便日后仍能经常欣赏。年轻人之间，也互赠音像制品作为示好礼物。许多家庭都有专门保存外国优秀文艺音像制品的橱柜，每向客人展示。两国人民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传统文艺，也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在传统节日里，各自的传统文艺表演声色并隆，带给本国人民极大娱乐——这里不得不谈一下人类对娱乐的需求指数的不同——有的国家的人民表现得十分强烈，有的国家的人民，欣赏需求远远大于娱乐需求。他们从不通过文艺市笑，也从不会以花钱买笑为人生必需。不但澳、加两国人如此，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荷兰、匈牙利、挪威、智利、波兰，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都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少乐趣，他们通过别样的爱好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如澳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加拿大人对冰雪雕塑艺术的情有独钟；荷兰人对花和园艺的热爱；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挪威、智利人与文学和书籍的亲密关系——在后几个国家，别国人很快就会找到文学知音，于是融入某个民间的文学爱好者群体。
以上国家的人们，对文艺之事，也基本上持“自然发展主义”的理念。细审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们之文艺理念，基本如斯。而且，都能在文艺自给自足方面做得令本国人满意。他们从无文艺自卑，也从无文艺自负。
日本在成为亚洲经济腾飞“四小龙”之一的年代，文艺“走出去”的劲头特足，韩国紧追其后，也极欲在“软实力”方面吸引全世界眼球。今天看来，韩国当年真使别国眼前一亮过的，只有电影。日本除了电影，还有文学争光过。如今，这两个国家的文艺，也皈依了“自然发展主义”的理念——这进一步验证了老子“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归根结底，文艺虽可为“术”，不可“唯为术”。文艺的生命力首先体现于各国民间——民之所好低，使高之；既高，使恒之。并且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益于达到人类文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和谐局面。
美国是一个坚持文艺强力输入主义的国家吗？
定睛细看，除了电影，美国其他文艺并没有一概成为世界主体现象。即使他们真有此心，也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
但美国人对文艺的需求量确乎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欣赏和娱乐两方面往往都表现得分外热切，所以美国文艺的繁荣或衰退，首先是自给自足的情况所决定的。
美国总喜欢向别国推行的更是它的政治文化。某些美国电影中确有此元素，但目前看，这样的美国电影实际上越来越少了；美国电影总体已在娱乐至上、票房为王的不归路上走了很久了，而这使它产生了不少垃圾片——许多连美国人自己都既反感又无奈。
电影不同于其他任何艺术，商业属性再明显不过，并且最容易被商业利益所牵引，形成所谓产业链条。
美国电影如果再度衰败，对美国确实是个不小的事——一者会极沮丧；二者会导致产业链条断裂，使一部分人失业。但即使在美国，与电影界发生直接或间接职业关系的人，也毕竟是少数，不会使失业率有明显浮动。
目前正是美国电影的“维稳”时期。
美国电影会衰退吗？
盛极必衰，肯定会的。
估计，最早在2020年底，便会衰兆显然。
而美国电影衰落之际，将是别国电影振兴之时。在美国商业大片的冲击之下，世界别国电影的优点，的确已被遮蔽得太久了——到了该让人类看到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内容而又同样好的电影的时候了。
我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即使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也还是要向美国电影业致敬，感激它曾经为世界奉献过许多好电影。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美国有什么企图以美国文艺俘虏并改变全世界人的文艺预谋。如果哪一国家的人们的文艺接受心理分明被改变了（即使这样了，也只不过是某一时期的现象），内因是主要的，外因绝对是次要的。
目前，中国电影也在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地走在娱乐至上、票房第一的路径上。
但这几乎是难免的。
娱乐至上未必皆属烂片，成为经典的为数不少。若同时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性，票房表现肯定不俗。不得不承认，美国电影将两方面结合得特别老到，其歌舞片与喜剧片成就尤为突出，如《出水芙蓉》《红磨房》《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家有仙妻》《拜见岳父大人》等。周星驰的《功夫》和《大话西游》之所以极受内地青年喜欢，也因片中糅入了另类文艺片元素。而实际上，某些电影很难以娱乐的或文艺的来界定，如《楚门的世界》《摇尾狗》《西蒙妮》等。正因为难以界定，美国将片种分得很细。尽管如此，还是难以界定，如《金刚》《阿凡达》。所以，具体来讨论一部电影究竟属于娱乐片还是文艺片并无必要，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应该引起思考的是以下几点：
一，本国电影界是否存在着娱乐即意义，票房即“真理”的电影观？
二，是否由于观念的过于商业化，导致了电影的种类比出现娱乐片泛滥的单一局面，因而使电影院接近于是一个专门逗乐子的地方？
三，是否由于电影的商业目的过于明确、强烈，一个时期内的文艺片成凤毛麟角？
四，是否由于此种情况，致使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不良的文艺影响，欣赏的品位由而下降？
客观而论，中国的文艺形态其实从没那么糟过。在从前，在某些国家，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日本、韩国，都曾出现过黄色表演泛滥，垃圾“文艺”几成公害的现象。但从90年代起，全世界的垃圾“文艺”现象迅少。有各国管理措施所起的作用，也有人类文艺自觉所起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后一种作用更大些。这乃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降，旅游业在全世界空前兴旺了；垃圾“文艺”现象，非但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形象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得到提升，却足以使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别国人心目中失格。旅游业也是国与国之间文艺现象的公展，人类的文艺自觉意识由而跨越式进步了。放眼世界，一个自身观看品位低俗的人，如今即使遍游各国，想要寻觅到垃圾“文艺”现象已非易事。
中国的文艺现象虽然从没那么糟过，但某一个时期确曾出现过令人堪忧的情况。
2016年以来，状态明显改变。先是电视中的“俗气”不见了，随之网络上的垃圾“文艺”少了。栏目还是从前的栏目，但风格变了，气质变了，思路变了。前几天我无意间看到了某电视台的一档节目——男女青年歌手拜小孩子们为师，向他们学京剧，学民歌，并由孩子们点评自己的跨界表演水平——觉得耳目一新；某台也有一档节目是《超凡魔术师》，吸引了中国两岸三地的一些青年魔术师比赛技能，娱乐性较强，却也不失可欣赏性，优雅的文艺气质在焉。
中国之民族多，人口多，青年多。中国当代青年中，有文艺细胞，热爱文艺，喜欢表演的青年层出不穷——中国之电视文艺现象，已经悄然发生了一种改变，肯于将更多的时段、平台，提供给层出不穷的文艺青年们了。所谓明星大腕占领电视文艺频道主体时段的局面，正在成为过去时——而这是我支持的改变，认为是好现象。
对于我们中国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又特别是来自各行各业劳动第一线的青年，通过各方面的平台展现文艺才情，或与青年文艺工作者同台展现，我都是抱着喜闻乐见的态度的——此种文艺现象，对中国广大青年培养起良好的文艺接受品位，具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八十几年前，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一些中国文化人士，提出了以“美育”育人的主张，并且竭力推行。那时这一主张不可能是面向全民族的主张，只能先从教育领域开始。以后的小学教育，有意识地加入了文艺学内容。以后的中学和大学，学子们组织文艺社团的热忱高涨。
但从前的中国，苦难接踵。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面实现。而我对于他们当年的主张，其实一直困惑不解，认为未免将文艺的作用一厢情愿地放大了。
后来，我对文艺与人类精神进化的关系思考得多了点儿，深入了点儿，才开始对他们的主张的初心有了进一步理解。
不仅蔡元培先生们那么主张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为提升普遍的老俄罗斯人民的精神面貌提出过同样的主张。
而西方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文艺启蒙运动，说到底，一言以蔽之，也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面貌，使人在精神进化方面受益于优质的文艺。
而一个事实是，不论是那时的老俄罗斯还是西方国家，宗教文化的影响都很深远——这也间接证明，人类的精神进化问题，仅靠古老的宗教文化之影响是难以达成的。
另一个事实是，细看某些国家的人民在近当代的精神进化史，会获得一种非常可信的印象，那就是——优质文化的作用与经济发展成就、国家进步情况的作用三位一体，同等重要。
今日之中国，已非从前之中国。
今日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与欣欣向荣的国家面貌相匹配。
奥地利等国的今天，不太可能是中国的明天。人口多寡悬殊，人与文艺的关系不必强求一致。
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太可能是中国学得来的。民族性格差异显然，中国人没必要非变成那样。
但，如果在我们的同胞中，对文艺怀欣赏需求的人口越来越多了，仅仅渴望满足娱乐需求的人口少了一些，又少了一些，前者终于成为绝大多数的时候——那么，一个中国人从国外旅游回来，若谈到感受，也许就不再会说：“他们的大人孩子，和我们的大人孩子太不一样了。”
而可能会这么说：“城市不一样，农村不一样，至于人嘛，与咱们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绝大多数人满足于娱乐，极少数人有幸能亲近于欣赏——这是从前的人类与文艺的关系。
欣赏为主，娱乐为辅——这是现如今绝大多数人类与文艺的关系。
人类的精神需求确实已经上升到了此种层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将越来越去娱乐化，只不过意味着娱乐的概念不同了——娱乐将永远在文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概念下的比以往更多的形式，融入更多种旨在满足欣赏的文艺中，使欣赏与娱乐在文艺中相映成趣。而国与国之间的文艺成果，将在欣赏与娱乐两者相结合方面，体现异彩纷呈的水平。
并且我预见，再过二三十年，人类与艺术的关系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一部分新人类将成代地而不是凤毛麟角地产生——他们除了是脑力的或体力的劳动者，同时是能最大程度地文艺自给的人类——他们或喜欢读书、写作，发表文艺评论；或喜欢唱歌、表演，成为民间文艺团体的参加者；或喜欢绘画，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或喜欢服装设计，园艺；或更愿意在曾有过的种类文艺经典中消磨工作之余的闲适时光……
那时，包括电影及电视文艺在内，都将因人类自身的精神进化，而改变当下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