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烧红莲寺》到巴金
——八八回忆
之一
我喜爱写作，不过我不是一个所谓“职业作家”，一生七十余年来的写作，我从未靠笔杆收入为生，有时稿费最多不过足够我回国旅游一次。少年时期我就告父母我情愿一生过“亭子间生活”。今日国内的青年作家似比我们幸运得多了。
我对写作的爱好起于我对阅读的爱好。我不是出身于书香之家，我的父亲是商贾。我于幼年识字开始即狼吞虎咽地看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江湖奇侠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终于，好像是一九三四年，我在初中图书馆发现了巴金的《电》与《家》，这样的启蒙大大地影响了我的生涯与思想。
《电》是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部成名作品，今日回顾，文笔似并不老练，但是故事（叙述城市知识青年与腐败政府相抗争的暗杀、作乱活动）非常动人，把我迷住，也开始使我的童年思想激烈化（今日这类小说描写的激烈活动可以被称呼为“恐怖主义”）。
一霎时，我放弃了各种武侠、神怪、言情小说，而专在图书馆发掘其他巴金著作，以及现代文学（鲁迅、茅盾）、极左派小说（蒋光赤、穆木天）之类。不久，弟弟乐山也开始跟随了我的兴趣与思想倾向。我们在读了《家》、《春》、《秋》三部曲后把自己指认为那个旧礼教大家庭的三兄弟：我们的大哥南山是思想虽新但服从家教的觉新，我是思想激烈但行止温和的觉民，乐山是言行都激烈的觉慧。我们三兄弟（四弟名山与五妹木兰尚幼小）的后来生活途径似已在那个时期确定。
从巴金小说中所学得的对旧礼教家庭的反抗精神，因为时代的变迁，也令我这个初中生染上了强烈的爱国热情。那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尚不久，我们学生常在街上游行高呼抗日口号。某日，高年级学生在游行时发现我家附近一个店铺出售日本商品，乃冲入店铺，把那些商品搬出，放在街上烧毁示众，高喊“抵制日货”，意图激起围集群众的情绪。那对店主老夫妇抵挡不成，在旁放声大哭，在那一刹那，我的小小心灵忽然感到一阵世界的残酷，常人行为的不公平，我流了泪，怨怪那些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们为何要处罚那个可怜的老店主。这个深刻印象确定了我长大以后对事物的看法：什么都有正反两面，把万事看得非黑即白的结果便是专制蛮横的态度。
那时我已发现了自己对看报的乐趣。当时我的出生地宁波有一家在本地销路最广的日报《时事公报》，我由于对时事的兴趣经常前往父亲的颜料店看报，特别留意那报的副刊。有一天看到副刊编辑的征稿启事，我也跃跃欲试。恰好学校一位老师对我的作文很欣赏，常常批了“甲上”，他挑了我的一篇作文发在校刊上，大大鼓舞了我的写稿兴趣。日军侵入东北后，我常感到非常苦闷，满以为历史已在大大转动，地理也在迅速质变，为什么中学校还在使用过时的教科书呢？于是我写了一篇名为《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的短文，投寄《时事公报》副刊。我从未奢望此类初中生作文会见报，不料在发表后，大概是因为我的意见与许多人的想法相似，在副刊上引起一些反响，编辑甚至来信致谢，老师同学们向我祝贺，从此我的前途方向就如此地奠定了。
我所上的是斐迪初中，一所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校中老师多是思想新颖的，图书馆中新文学作品的充盈便是明证。此校后来与一座美国教会所办的三一书院合并成六个年级的浙东中学，校址仍在四洲塘我家附近的斐迪（英国学校式的建筑）原址，场地很大，今日乃是包玉刚出资的宁波大学的校园。一九八八年我应邀偕妻前往讲学三个月，看到五十余年前的旧址，很是感慨。校长恰好是曾在当年学生时代参加地下抗日活动时的旧识，他是斐迪隔邻的“高工”（高级工科中学）学生，当时两校篮球队经常往来作友谊赛。
学生时代的地下抗日活动组织也对我起了启蒙作用。我们有个读书会，使我在巴金、茅盾、老舍小说之外另开了一扇窗户。我犹记得，在那个时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也开始阅读高尔基、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欣赏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记得有一次，与一位朋友旅行，在一火车车厢里阅读《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位官僚式的乘客在旁看到那书书名，非常好奇，要了去一看。我与朋友，少年的中学生，只能作会心的微笑。我们已经有了对知识的自大感，瞧不起那些轻佻市侩的头脑。
现在我不能相信，短短的初中三年内竟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斐迪成为浙东中学后，校中新来的一位训育主任显然负有国民党使命，教会学校上午的二十分钟祈祷会被摈除了。训育主任似较虔诚的校长更有权威，吩咐我们在他讲话时一提到“蒋委员长”必须立正。我认为这种规则滑稽可笑，在校刊上写文讥刺，不久，慈祥的校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寿子鲲）把我叫到校长室，抱歉似的告我，下学期不必回校。我被开除了。
二〇一〇年二月
- “八八回忆”是作者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撰写的一组自传性回忆文章，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开始持续到二〇一一年八月因中风暂时搁笔，共二十二篇，除个别篇目外，大多发表于《散文》。——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