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其是非曲直难以断定，但其悲剧的成因，却可探究。
鲁迅与周作人的生活历史并不复杂，起码比他们的文学作品要简单明了得多。周作人自幼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时逢国家动荡，家境也败落，再加上父亲早殁，十五岁的鲁迅、十一岁的周作人及更小的弟弟周建人与寡母相依为命。自古长兄如父，鲁迅肩有支撑家庭的重任。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每一步，都是鲁迅设计安排的。他们少时一起到三味书屋读私塾，在自家百草园玩耍，大都听命于大哥，大哥是有权力和尊严的，弟弟偷偷扎风筝，他可以夺过踩碎。他让周作人进南京水师学堂，再东渡日本留学，一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甚至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婚姻，也是在鲁迅的支持下成就的。
鲁迅在蔡元培的举荐下，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之后，仍是鲁迅托请蔡元培将周作人带到北京。兄弟二人同住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又是在鲁迅的推举下到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编纂。研究周作人和鲁迅的人都清楚，他们兄弟是一起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但凡大选择，主心骨一直是鲁迅，往往是兄唱弟随。甚至，连卖绍兴故居，在北京购八道湾宅第，接母亲到京等，无不是兄长拿主意并亲手操办。周作人便养成一切听命于兄、信赖鲁迅的心理。
鲁迅在生活上，对周作人也是细心呵护。如1902年2月，周作人刚刚考上南京水师学堂，兄弟二人一起喝茶之后，晚上鲁迅又乘夜色给周作人送书，共同秉烛夜读过半夜，见沉沉夜半，鲁迅索性与弟弟同卧一床，天明时鲁迅方离去。这天下午，周作人依然盼兄长再来。不见，便“归而复作，灯光如豆，伴我凄清，对之凄然”。周作人日记中的十六个字，既见对兄的情感之深，又见对鲁迅依赖之甚。
大凡受别个罩于呵护之中的人，往往性格懦弱又乏主见，且孤僻冷漠。大凡与周作人多有交往之人，比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认为周作人淡泊静雅，很少臧否人物。周作人却把自己温和的个性说成是“中和”。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说：“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他似乎在为自己的冷漠，待人的冷意辩驳。林语堂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记周氏兄弟》中有这样的名言：“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
很多时候，对待不少问题，周作人都跟在鲁迅之后，亦步亦趋。比如鲁迅对京剧极为厌恶，周作人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与钱玄同关于旧戏的通信，“论中国旧戏之应变”，称其“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断言“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随即在《人的文学》里，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
当对于《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与胡适发生分歧的时候，周作人站在鲁迅一边，支持了胡适。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周氏兄弟二人，在前半生充满了亲情，作为兄长的鲁迅一直关心和影响着周作人，他们的关系中，鲁迅一直是强势的，他是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着弟弟。但是，即便是兄弟间，强者往往也是无忌的，无忌的代价常常是弱者的尊严被漠视。“两个人都有天才”(林语堂)而非平庸者，被漠视者是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惩罚强者，这似乎是一种定律。在文坛，鲁迅更是以强势的姿态示人，思想犀利、文笔老辣、我行我素、纵横文学江湖，一生不曾退却服输。剑戟也常伤害自己人。对他一生有过大帮助的蔡元培、先他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者胡适、连与他并无瓜葛小字辈的沈从文，他都未曾宽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