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又名岂明、启明、知堂。《新青年》团体主要成员，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曾为新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后堕落为汉奸。
周作人幼时生活，与其胞兄鲁迅相同，学历也差不多。十七岁时在鲁迅之后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通过出国留学生考试，于1906年随鲁迅之后赴日本留学，入政法大学预科，后改进立教大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学日文外，还兼学希腊文，1909年他和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分两集在国内发行，但因采用文言文翻译，且译文呆板，十年仅销二十本，没有多大反响。
三年之后，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成婚。于1911年回国，先担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半年后至绍兴中学教书四年。1917年与兄鲁迅到北京，初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半年之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其时，被文科学长陈独秀邀为《新青年》编辑成员，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教学之余，周作人继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陆续在《新青年》发表，给沉郁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1918年他编著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新文学作者开阔眼界，汲取艺术营养，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周作人还先后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还出版新诗集《雪朝》等，成为继胡适之后，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意境新颖，清新活泼，表达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沉思，当属那时无韵诗歌的范例。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自成一格，文笔富有独特风采，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些散文针砭时弊，讽喻现实。如《碰伤》用反语嘲讽封建军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丑行，于幽默中，显示作者的爱憎。但他更多散文是描写日常生活琐事或回忆往事，如《苦雨》《喝茶》等，其文笔舒徐自如，个性自然流露。与其兄鲁迅的深邃、冷隽而又炽热的散文不同，周作人的散文，有温暾而洒脱的闲适，又有略带苦味儿的幽默睿智和谐趣，郁达夫评价道：“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是湛然和谐。”周作人的散文一直影响着文坛和作家。
当“五四”高潮过去之后，周作人的思想渐渐变得消极彷徨，后来躲进自己的“苦雨斋”，远离了社会现实。到1927年鲁迅迁至上海后，周作人便与进步的文学阵营脱离了关系，“站在歧路的中间”，进而走上一条歧路。他的作品战斗气息日益淡薄，变得消极颓唐。
在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进步文化阵营曾争取他南下，回到爱国阵线中来，胡适也寄诗规劝。周作人却无片言只语的回音。日寇侵占北京后，周作人从“苦雨斋”走出，投靠了侵略者，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可耻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无颜见江东父老，过起隐居的生活。沾其兄鲁迅之光，靠写回忆哥哥鲁迅的文章(后结集《知堂回忆录》)苟活。对汉奸往事，回避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且作过多自我辩解，很难得到人们的谅解。在非理性的“文革”中，在无人向他告别的寂寞与苦痛中，悲惨而死。
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一)
鲁迅的母亲曾对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说过，在鲁迅和周作人小时候，一位高僧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小雅·大东》。我国古代把早晨出现在东方天空之星叫启明，将黄昏出现在西天的星称长庚。实际上是同一颗星即金星。但不懂天文的周老太却说两星一早一晚升于天空，永不相见。以此暗喻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命中注定。这或是宿命。
命中注定，难以采信，但来得突然，始料不及，却是事实。
1923年7月18日，鲁迅接到周作人的一封信，不长，故全文抄录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见信，曾“邀欲问之，不至”(《鲁迅日记》七月十九日)。于是26日，“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决心搬出共住的八道湾。六天后，大雨刚停的午后，“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逃出难堪的沉默。
谁料，十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下午，鲁迅“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两厢，启孟及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记载简约，据知情者说，周作人在骂詈激动之时，还拿起狮型铜烟炉，照鲁迅头上砸去，多亏在场人接住，鲁迅方逃一劫……
兄弟失和，以致“骂詈殴打”，令与兄弟二人熟悉的人，实在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查阅兄弟二人的日记，丝毫看不出失和的细微征兆。就在7月18日周作人写绝交信前，兄弟间仍亲密无间。
5月10日，周氏三兄弟邀孙伏园，小治肴酒共饮。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酬客，泽村、徐耀辰、张凤举、马幼渔等在座，鲁迅作陪。
6月3日，以鲁迅、周作人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一文，兄弟二人署名“两周氏谈”，发表在《北京周报》六十七期。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东安市场，又到东交民巷书店，以六元八角买回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再至山本照相馆照相。
直至7月14日，才在鲁迅的日记中透露出端倪，“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后来说，7月17日，日记有约十个字涉及与兄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忆录》)。
周作人与鲁迅的失和真相，鲁迅至死未吐一字，周作人也一言不发。只有鲁迅夫人朱安和后来的夫人许广平说了一些情况，多纠缠于家庭间琐事。鲁迅三弟因离京去上海，未能目击现场，事后鲁迅、周作人也未对他谈及此事。他认为大哥二哥失和，非因政见分歧，而是源于家庭纠纷。
当事者皆守口如瓶且已殂谢，外人多是揣测，真相难以清楚，只能继续存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