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说，自李大钊创办了政治性的《每周评论》，与胡适的政治分歧就很明显了，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一些人便声称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是表现出两条路线明显分裂的标志”，李大钊从昌黎“寄出的一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驳斥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李大钊诗文选集》序)。
把“问题与主义”的文化层面的论争，作为判断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谁革命谁反动的依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君不见，李、胡论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胡适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竟又撰文热情赞扬毛泽东的文章，“《湘江评论》(毛泽东主办)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文)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农民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喜欢！”按照上面论者的逻辑，胡适仅凭此文，便该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机械唯物论者，常常犯这类常识性的错误。
更值得深思的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从始至终一贯非常注意政治动向的陈独秀，并未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他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主义与努力》中说：“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接下去又说：“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就能把制度改变的。”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有感而发的。
细品陈独秀的《主义与努力》，与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不矛盾，甚或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他的思想认识是与胡适联盟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李大钊与胡适激烈地论争“问题与主义”的当儿，毛泽东也没有站在李大钊一边。他于1919年9月1日，在长沙偏偏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拟章程，并列出不少可待研究的问题，如“国语问题”、“权威教育学如何实施问题”、“贞操问题”等。不久，他又着手创办“文化书社”，重点经销的是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籍。据此，我们很容易判断，毛泽东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明显地站在了胡适一边。
我们可以说，胡适、李大钊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二位向封建宣战的勇士，只是在推翻和重建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部分内涵的认识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而已。而这些不同看法，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可以说胡适与李大钊友谊的和谐牢固方面，超过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社的精神领袖，胡适为该刊撰写《少年中国之精神》，以当时胡适的社会影响力，无疑大大支持了李大钊。
胡适关注妇女的命运，写《李超传》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李大钊带头参加李超女士的追悼会。
李超，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普通学生，家在广西梧州，财产颇丰，父母早殁，过继的哥哥待她不好。李超发奋到京求学。家里断绝其求学生活费用，终因贫病交加而死。家里不寄一信，棺材只得停放破庙里。后胡适得知，并阅读了她的反抗封建家庭的信札，决定为其作《李超传》，表彰她的抗争勇气。《新青年》特别是李大钊等同人也一致支持胡适。共有五十四位学者教师联名在《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在小雪这天举行，到会者上千人，诗文挽幛三百余份，活动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