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闻讯，立即设法营救，请蔡元培等人出面，多方努力未果。当月30日，胡适在北大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冒着风险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重大贡献。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弥天大雪到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病殁，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之后于2月10日，乘火车到南京，再去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在狱中想要写自传，正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他：“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胡适《日记》)。
从此，陈、胡二人天各一方，命运把他们推向各自的人生轨迹，沉沦或流浪。陈独秀似乎凋零得过于寂寞，胡适似乎显赫得高处不胜寒。
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英时访谈录》，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在文字学和旧诗方面就很有造诣，他为人也光明磊落”，“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到四川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很动人，叫‘贯休入蜀惟余钵，老去无依生事微’。他吃饭都发生困难，但决不接受蒋介石的一个钱”。1937年8月，陈独秀南京获释后，在上海小住，遂几经辗转至重庆。他借住的房子是两间厢房，内为卧室，外为书房。房子简陋，上无天花板，下为湿泥地，夏日漏雨，冬季透风，卧室仅有木床蚊帐和小几，书房一台书桌，几条长凳，两个装满书籍的木箱。靠偶尔几笔微薄的稿费，难以果腹，主要依赖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贫困的陈独秀并非接受所有的施舍，素无交往者，不收；国民党的要员、共产党的叛徒所赐也一概坚拒。如曾是他的学生，后成国民党中央研究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和罗家伦，持重金到陈独秀住处，孝敬师长，被陈独秀拒绝，并加以讥讽：“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接济。”弟子弄得面红耳赤，悻悻而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局长朱家骅，许以高官厚禄，拉拢陈独秀，被严词拒绝。为表示敬意，又赠陈独秀五千大洋支票一张，仍被陈断然不受。共产党叛徒任卓宣曾给他汇去二百元，陈独秀原封退回。即便是不当得之金，他也不纳。他曾编《小学识字课本》，拟由教育部出版，且已预支稿费一万元，但因书名问题，与陈立夫发生分歧，书未出版。按规定，稿费应由编者所得，但陈独秀却以无功不受禄为由，一直未动分文。在金钱高于一切的旧时代，一个穷困落魄者却视人格尊严重于黄金，视金钱如粪土，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支撑，真是难以想象的。余英时说：“陈独秀的风格是了不得的。他后来完全从中国共产党里面跳出来了。因为早期中国古典的训练，西方的思想的训练，让他接受的理念相当广。他不会长期被马克思主义罩住。……他心中仍主张以中国儒家的思想和现代价值互相沟通。‘五四’时打倒孔家店是针对现实而发。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很相近。”
陈、胡因《新青年》而聚首，时代成就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时事造就了他们成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主角。随着《新青年》的思想分裂，又促成他们在新的历史空间，各展宏图大业，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史的演化，重写新的篇章。他们的复杂关系，成了深奥的人生之谜，历史之谜，非语言能道断，非常人所能尽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