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旗手，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其在发刊辞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一开始就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来考虑中国的改革。后和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推进思想启蒙运动，掀起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旧时代最后的送葬者之一。
1917年年初，陈独秀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京。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先驱者。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显赫名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重创，于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革命悲观失望，又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42年于穷困潦倒中，死于四川江津。
“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这是当年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说的。胡适、陈独秀多姿多彩的一生，是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们都是在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他们甚至对此没有来得及或不屑做一点辩白与校正。特别是胡适，他是个灵魂的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和人存在着隔膜。陈独秀的激进和狂飙式的思想革命，太过天真浪漫，使他常处荷戟独彷徨的尴尬境地，骨子里也是孤独的。
胡适和陈独秀是在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序幕的冲锋陷阵中走到一起成为战友的。后来，胡适和陈独秀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分道”而不“扬镳”。他们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胡适，是无产阶级政治需要。因为胡适“他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有很大的地盘”(《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对胡适批判的片面性，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他非但没加以引导，反而希望批判搞得火药味浓浓的，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锐气，让他们不要再以代表“民族理性和良知”自诩，而是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他认为批过之后，无非在21世纪再为他恢复名誉。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都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又曾说：“说实在话，应该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龚育之《党史札记》)胡适和毛泽东，本是相知的人，彼此心中都有数。
(一)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因发表了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郑振铎将之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最初“发难的信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冲破旧文化的沉沉黑夜，向新世纪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
早在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便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对此大为赞赏，“欢喜赞叹，莫可名状”，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立即编发在《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在下一期《新青年》上，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陈独秀之文，内容上比胡适更“革命”，态度上也更坚决、彻底。但陈独秀却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表现出谦逊待友的胸襟。但，陈独秀对论争的对方，却不讲一点客气和策略，比如陈独秀于1917年4月9日，答胡适的信中说，对改良中国文学，“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让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胡适，为他这位朋友的“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后来，事实证明，正是陈独秀“老革命党的口气”和他这位革命家做的大力宣传与推波助澜，才将白话文运动，弄成声势浩大、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运动。
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把白话文运动提高到新的理论高度，郑振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争论集导言》中称胡适这篇文章是“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于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先回老家安徽绩溪县上庄看望故乡和老母后，9月10日，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北京大学成了胡适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摇篮。
胡适与北京大学有太多的巧合：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校庆日恰巧在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丁卯兔、陈独秀是己卯兔、胡适则是辛卯兔，三个属兔的人偏偏占了三圈年轮。北大教授刘文典、刘半农又都是辛卯兔，与胡适同庚。这么多属兔的文化界巨人，在北大风云际会，共创新文化大业，是他们个人之幸，又何尝不是历史之幸？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就职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即举贤与能、延聘人才。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在美神交已久的胡适。旋即致信胡适云，“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充溢拳拳情意，让胡适颇为感动。
陈独秀最早与胡适结识，是由胡适的同乡汪孟邹介绍。汪也是陈独秀早年办《安徽俗话报》时的老朋友。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曾托汪向早有文名的胡适约稿。胡适的《致独秀信论“八事”》一文在《新青年》发表之后，陈胡二人便结为“神交”。
胡适到北大之后，两位不曾谋面的老朋友，微笑握手，陈独秀有些动情，使劲地拍着胡适的肩膀呼曰：“老先锋到了，太好，太好！”
1917年9月21日，秋风飒飒中，北京大学在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当校长蔡元培请胡适上台，发表《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演讲时，莘莘学子，一睹中国获博士头衔最多的著名学者的风采，聆听了崭新观念的西方文化理念之后，他们记住了这位文化巨人。陈独秀听讲时，两眼烁烁，不断点头，他在心中说，中国思想文化开始奠下沉厚的基石了。
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英文修辞三个功课，后又任教中国名学、中国小说、中国哲学史等五六门功课。跨科跨系，教学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很高兴，因为胡适在《新青年》举义旗，鼓吹文学革命的盛名，仰慕者如云，故选修他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投考北大和申请旁听的学生几乎踢掉门槛；外校请其演说的也络绎不绝。
胡适还积极参与北大的整顿和教学改革。蔡元培、陈独秀推行的西方教育制度，与他推崇的美国大学管理制度，不谋而合。胡适便成了蔡元培、陈独秀厉行教育改革的军师。北大逐渐实行了选科制与分系法、“教授治校”、建立各科研究所、引进新人、延揽人才、招收女生等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北大严肃科学的学风新局面。
1918年元月，在胡适的帮助下，陈独秀同意改组《新青年》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吸引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陆续成为《新青年》之撰稿者。自此，《新青年》成为以胡适为核心，着眼于开创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期刊。
鉴于《新青年》在胡适的改革下，形成“非政治的学术基础”与“迎合新时代和自由批判风气”的局面，1918年12月22日，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重在讨论政治与时局。陈独秀、李大钊另创《每周评论》，并非出于对胡适的不满，而是各有分工，共同在反封建、反礼教，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战线上，一道冲锋陷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