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两年变得与以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一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1933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亲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与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1890—1910）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特别是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风气，而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己主动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时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是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人。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以结束上文（讲我所受的教育）。
当我九岁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远比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标题“紧要新闻”，则包涵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呼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三年，而后才发达起来。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的。第五年报纸被封闭，彭先生被发配到新疆，这些事今不及谈。主要说一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十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十四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十四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
二
何以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呢？通常一个人总要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而后能生存；少时求学即所以为后此就业作准备。但自己如何求生存这问题在我脑中却简直像没有出现过。占据我脑中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当前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个则是普遍而渊深的人生问题。父亲似乎颇为我虑，但他反对作“自了汉”的思想启发我在先，到我“高谈大睨”起来，拒谈自己谋生之事，父亲亦只好不管了。从革命而作新闻记者；那个新闻记者几乎没有收入的，不是作为一职业在做。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思想，又转到出世思想，对于个人谋生说乃愈去愈远。倒是在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学些医术以矫和尚们坐享供养之偏弊。一面读佛典，一面读医书。除了中国旧医书之外，向上海丁福保医学书局购取大批西医书报，研究甚勤。《自学小史》中预拟“学佛又学医”为题而未及写的第十三节正指此。不要说后来没有出家亦没有行医，出家了又怎算一项职业呢？
就在不放弃出家之念时，无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后）南北统一政府的司法部秘书。那时同任秘书的有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关系；我不是。我一半为帮忙关系，一半实迫于家庭负债而出。官吏虽是一种职业了，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为业，又没有担任好久（至次年离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职业。
就在司法部任职之时，蔡元培、陈独秀（文科学长即现在的文学院院长）两先生邀我给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当时一时难兼顾，转请许丹先生代课。1917年暑后我才接任，后来又兼着讲儒家哲学，就这样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这算不算我的职业呢？连续七年以此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职业了。然而我的讲哲学，正像我自己说的话是“误打误撞”出来的，当初既非有意讲它，后来亦无意就此讲下去。且不说旁人认我够不够作哲学教授，在“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语见前）的我，绝不承认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业。
于此有一证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课不久时候，我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印成一种小册子到处分送给人，向全国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以遏止南北战争（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出版）。
因这年南北军战于衡山，当北军溃败时我恰在湖南遇着，有感而出此。记得辜鸿铭先生捡起一册看了，抬眼望一望我，说了一声“有心人！”胡适之则于事隔一年后对我说，他看完小册在日记上这样记着：“梁先生这个人将来会要革命的！”（胡氏此语曾于旧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惭愧了，不安于书房雅静生活是真的。
所以后来卒于发起作乡村运动，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心恰意，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并合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假如社会各行各业之中有此一行业，我倒愿以此终其身。但这明明是我的志业所在。有志业而无职业，或者说以志业为职业，好像有人说“职业革命家”那样，实是我一生与通常人不大同之一点。
我曾说，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在这里有顺便交代说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作检讨常常不免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心理和贪图资产阶级的享受等等问题，在我身上差不多没有的。这从前面叙说之中已经可见，不过亦可把我少年时的一种古怪脾气就此补说两句。
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除幼小时可不计外，似记得我看戏是在司法部任职那一年才自己开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像“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厕身其间将是莫大的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作官。记得有一次（约在1911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就是革命党！”二十岁倾心佛法以后，茹素不婚。虽然到二十九岁还是结婚了，茹素则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后来丧偶，又曾十年不续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称我是“苦行头陀”，有人说我矫情立异。矫情立异在少年时是有的，壮年时已经放平。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谓第一时期而外，四十年来我一贯反对从欲望出发，而支配我行动的大抵是一种义务或任务观念，至少主观上如此。
关于我很早一度热心社会主义的事，见于《自学小史》第十一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亦提到。当时所写《社会主义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几十份送人，现在早已不存。只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坛讲演之一段》为题，说到当初思想上如何反对私有财产私有制度。记得曾引起杜国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为此谈过一次话。说“当初反对”不是说后来不反对。后来致力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而反对从商业里发达工业（反对资本主义），要有方针有计划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还是基于早期思想。不过中间转变到出世思想，就把社会主义完全冲淡；其后虽从出世而又回到世间来，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没有当初那种激烈感情了。
从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我对一切事情（大事小事）总像是存一种“不敢不勉”之意，前说义务、任务观念指此；一面自己不敢懈怠恒有所尽力，却一面又劲头儿不大。其不能革命而卒落于改良，或者与此有关。
三
综合以上所说，试作一论断吧：究竟我过去算是一种什么立场呢？
有人以为我既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旧民主（西欧宪政）又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属于封建型；再误以为我眷恋旧中国社会，便断言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我想我不能承认。前不久看到这样几句话：
有时不深刻地自我检查，而盲目地接受一切批评，有时甚至毫无重大理由而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有观点，这种自我批评于事无补，反将有害。（见1951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尤·日丹诺夫《论科学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此据1952年1月《新建设》转引）
因此我更不应该轻易承认。
我们应当对于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刻认识：固然社会发展全要在社会生产关系——它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看，但其同时人类心理所起的变化正有加以体认之必要。因为只有从这种体认上乃更深切懂得社会发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什么是封建，什么不是封建才可分清。否则，在几大类型之中推来推去，无助于思想之清明，只是更加混乱而已。
据我体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上，人类心理正在发展变化不同。其间有如近代资本社会这阶段的变化特别值得重视。近代资本社会很明确地各个人自有其财产，人们各自图生存，而且在经济上彼此可以自由竞争。这都是划然不同于前的一些事情。人类心理的新变化就建筑在这新基础上面。在这以前，每个人总是托存于一个单位（大小种种不一）之中，财产大半为那个单位所公有，以共同对外求生存，难得自己一个人处分之；单位内大抵没有竞争，单位与单位之间有竞争亦非自由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人的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安定的缘故。然而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人对人的依附就伏于其中，多数人无自由，亦难得有个性表现。什么叫封建？这就是封建。造成封建局面而支配于其间的则是宗教与武力。封建社会中人（不管是领主或农奴或其他）一般说自觉心不够明强，更谈不到有理性地自作主张，独立活动。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正在打破那些单位，个体从集体中透露出来；其心理变化即所谓“我的觉醒”，实以“宗教改革”开其端。继此而起的一连串运动，为历史家所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的那整个时代，总不过在表现这种心理变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为今天趋向社会主义而仿佛不足取，在近代之初却具有绝大进步性，因为打破封建正在此。
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于今，社会生产力飞跃地空前提高，每一年间的发明创造要比过去每一千年还多，正得力于个体生命在新社会构造中所起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原亦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
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财产私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就不再促进社会生产力而相反地是扼制了它，那么，历史就要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此时呢，从一个人在社会里面的心理表现说，“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在当初算是好的，现在亦已经变为要不得。当初之所以好，因为它对治了封建，那时它是进步的而封建是反动。现在之所以要不得，是因为从个人营利、自由竞争而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此时已走入独占或垄断，而多数人被奴役着，抬高了的个人权利又大大妨碍着社会全体。当初唯恐其没有“我”，而今却落于“有我无人”。在那时它是药的，到现在它是病了。这样，心理状态即到非变不可地步，而实则一新的心理或一新的精神亦早在不知不觉间培养着而预备好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心理或精神。于是社会本位代替了个人本位，忘我精神代替了自我中心，社会主义竞赛代替了个人谋生逐利的竞争……一切不同于前。人的生命在此新社会里面所起变化是比前次更深进一层的；它具有无比伟大的力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条件。这不必远征苏联，即在新中国的公营厂矿中其气象惊人已经可见。
从似乎不知有我到有我，从有我又到无我，如是转出转进，转到现在并没有完，总之是一层深进一层，在这问题上还要转，但我们则不必说远去。
（以下缺失）
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
1976年12月梁漱溟识
附录：自我检讨提纲稿
士人或为师或则为贼。
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鸿一之言：够味不够味。没有人味。过瘾不过瘾。
贞洁禁欲，慷慨牺牲皆属人情之一种。人情与人情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同。父子兄弟阶级成分是一，而那个是官迷，这个是革命党。
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
有志业而无职业，一生都从志愿和兴趣出发而工作着。工作不是负担。
一向反对享受。第一舞台、真光影院入之为耻。
不耻恶衣恶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尚志。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思天下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志不在温饱。
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好高好怪，苦行头陀。
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辛亥革命前夕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反清又反袁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10月10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祺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叩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明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清廷退位之后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在1946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相留影。参加照相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相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清末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即与同班同学甄亮甫（元熙）等参加革命运动。清廷退位，抛弃暴力，改业宣传，创办《民国报》于天津（嗣后移北京），我任外勤记者，往来京津间，出入于国务院临时参议院以及各党派总部从事采访，所见所闻可资记录者甚多。兹随笔写出一些如次——
1912年，袁世凯到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之日，我在楼上记者旁听席。袁就职誓词宣读，纯用其河南地方音调。誓词不长，旋即由议长林森引导走出议场，将在一广阔场地同全体议员（约百人左右）照相。此时我适亦走出议场，站在一穿行路上，面向广场瞻望。出我不意，袁即从我身右侧走过，其身量似若短于我者，而宽阔过于我，头发斑白，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我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先候立于照相场中。陆军总长段祺瑞军装整齐，神态严肃，则显然郑重其事者。后来袁贼公然叛国称帝，其左右亲信坚决反对于事先者二人，段其一，另一人则为张一麐。张原为机要局局长，即被调教育总长，由近而疏。段芝贵、雷震春等军人曾宴请张，威胁其勿得反对帝制，张不为所动，坚决反对。段之反对最力，坚辞陆军总长，不得请，即称病离职，去西山闭门休养。及帝制撤销（1916年），西南犹不肯罢兵。袁病重自知不起，乃交出政柄于段手，正为段不附和袁之称帝。于是政事堂改回国务院，段为国务总理。同时北洋军人势力又不可侮，西南各省顾全大局，遂同意于黎、段下组成南北统一内阁。其后渐渐发展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时，黎倚重西南以抗段，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黎、段之间初无不和情事，其卒演为府院之争者，始不过府秘书长丁世峄（佛言）、院秘书长徐树铮（又铮）两人斗气而已。徐之为人横霸弄权，而段又一意信任之，恣其所为。丁素有山东大汉之称（丁身量高大，且有长髯），不能相让，且黎左右又有哈汉章、饶汉祥等鄂省人士出谋划策，驯致黎、段相恶，政局顿翻矣。张勋领兵入京，拥宣统废帝复辟之一幕即由此引出来。
复辟之一幕（1917年）系在一后半夜即黎明时进行。先两年张勋在宣武门大街路东建有江西会馆，馆中有大演剧场。张特于是日（1917年7月1日）大宴宾客、演剧。张于演剧正热闹时，忽尔抽身退出，进入清宫而行复辟焉。此事当然是早有安排布置，故尔天明后官吏着旧衣冠入贺者纷纷。康有为、沈曾植等且从远道赶来参加，不误时机（当时有上谕发表康为“弼德院院长”）。
张勋原于清末驻军南京，辛亥革命被迫北撤，止于徐州，所部士兵蓄发辫，不改清制，其意不承认民国，殆不可掩。既与皖督倪嗣冲等联络一气，屡次通电指摘中央，及黎以抗段之故而竟许其领兵入京，以致黎自己倾覆，几乎亦败坏国家大事。此时幸赖段于马厂誓师声讨张勋，一举而扑灭辫兵，盖当时马厂驻有李长泰一师军队，段偕同梁启超驰入其军中，率以西进抵京也。于是康、梁师徒二人在现实政治上遂尔一时敌对起来。
叙事至此，顿然回忆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曾亲见梁任公为庆祝康寿而撰写祝寿序文于四条屏幅之情景，屏幅先经装裱区划字格而后填写之。其时康似是寓居青岛，而任公方讲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因我不时造访请教，故此偶尔相值也。观于此事则康、梁师徒间已恢复情谊，是盖出于任公忠厚念旧之情，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愈到后来愈恶劣）。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辨李著陶著各书之误
这里所说的民国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间。我是1893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经有机会亲自见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11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们创办报纸，曾任外勤记者。再则，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镕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们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铁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编辑为孙浚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编辑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汤漪接收改组，我就离开了。
张公镕西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镕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错的），并自幼师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引我为秘书。其时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钧儒）及席、杨二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从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取得一种证件可以随时出入于旁听席，并向秘书厅作采访。又如国务院等机关和各党的党本部亦是常去走动的。而不时晤及张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虽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还记忆差不多。近来见到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关于这一期间政情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复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乃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偶与郑天挺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亦曾一度为张公任秘书）谈及此情，据他说不只李、陶两书有此误，还有其他书亦如是。我因写此文，借供史家采择。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
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初年政治上党派情况。党派分立之势，大抵因议会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从临时参议院之时谈起。
当1911年革命后，国内政治上十分活跃，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谁也难言之无误。而且在今日详切言之亦无何意义。但今之修史者于其当时情势变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论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两书之所短正在此。
本来清季在中央已经有了资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谘议局，政党便已见萌芽。然而这总不外乎走君主立宪一路的。而当时主张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获得短期收功，并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时更须知道，孙、黄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虽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来说，只见其分合变化，很少见有单一组织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称说之不尽，分合变化说之不尽，我们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间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间者为中间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参议院中党派单位约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终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参议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内容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该省都督或议会（旧谘议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则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异），并且规定要由议会选出。其人选有连任，有更换，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议长就要重新选举。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长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议长似为陈陶遗，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议会中某一政党的许多议员必有它的一个领袖，称为院内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内部组织上是评议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议长。他明明是同盟会议员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统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错误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说明。——所谓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记忆所及，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初期，议长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来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场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议长，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记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说统一共和党当时占有二十五议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四十余席，而我记得在议长选票上，统一共和党只掌握十几张票。左右两方各三十几票。其数字均少于李之所说。可能是李说的数字为其后新组成分子陆续全部到齐之数，而议长之改选较早。
所谓统一共和党者，就是那时的中间派。因为其中有些个人如谷钟秀等是同盟会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间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两三个单位（非如李说只是一共和党），较大的是共和党，而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为它有梁启超这样重要人物为后台，有汤化龙、林长民作头目。它是民主党的前身，而民主党又是后来进步党的中心骨干。右翼综合起来虽有三十几票，却止于三十多一点，而同盟会则接近四十票。在议长改选前夕，同盟会自恃为第一大党，并有素常靠近的统一共和党，没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抢先了一步。右翼主动地早去找统一共和党商量合作，愿以正议长让给这个小党，而他们甘居副席。这样，当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会向统一共和党来商洽时，那方面的协议已成立了。选举揭晓果然正议长是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副议长是汤化龙。并且其较次的两个席位：院秘书长（此席由议长决定，不用选举）和全院委员长（由议员公选）亦分别为林长民、谷钟秀所得，全无同盟会的份。只是为不使第一大党的同盟会人难堪，总算把法制委员长一席选了张耀曾。
其实张耀曾正是同盟会内定的议长人选，因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议长，亦不干议员。至于吴景濂是何许人，这里亦须说明一句。若论品德、才气、学识，他无一可取。十一年后（1923年）他正是在国会中为曹锟包办贿选总统的人，卑劣无耻到了极端，此时则恶迹未著而已。他是奉天（辽宁）人，而在统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说十七票），他们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说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称吴大头），年齿亦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议员中便成了领袖。其取得议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参议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质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说一说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统治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谓政党。这番改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错了。要深刻地来认识它的性质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规定，把建设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军法之治或云军政时期，约法之治或云训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转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统治初被推翻，如何谈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弃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统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他们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为，宣言不做官、不做议员，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实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大约留学生们莫不如此，同盟会所有的议员们莫不如此。同盟会之改组为普通政党，固迫于党外大势而要以此为其内部基础。
然而改组运动大非顺而且易，险些不得成功。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却不收女党员。这一变动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争执风潮的问题所在。不止孙先生很难同意这种改变，许多老同志很难同意这种改变，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对。然而在改组派却认为既要应付当前大选，争取作宪政国家大党而改组，非这样改就不能广结同志（吸收四个小党首先是统一共和党），就不能多得选民，就只有自陷于孤立，让敌党坐大，所以又是坚持断断乎不让步。经孙、黄考虑，勉勉强强定议之后，犹有人蓄意捣乱，破坏其事。改组成立大会分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1912年8月25日）举行。据闻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场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其最高容纳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读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质问辱骂，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场讲话，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讲，孙后到后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没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出于其他人物的资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见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组，使领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议员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则，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须设于北京。当唐内阁在职的短短期间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像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组问题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说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见其是实际负责的人。又试举一事亦可见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资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会议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该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会议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几多小党合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记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议院议长之大争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每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凯。所谓拉议员，争议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争。各党派之拉与争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资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汤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间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直接出面组织议员。
国会开幕，当然要先选出议长来，方谈到其他之事。然而众议院多次开会，几次投票，时间拖至一个月之久还没有议长产生出来。争夺之烈特见于众议院者，一则其权重，又一则其议员年轻，多新出人物。若参议员大半资历老，不易收买其脱党了。必须把国民党议员收买脱党，而后减少其议长选票，增多此方选票。议员声明脱党启事纷纷见于报纸。尤其是当时的《民视报》（其后公民党成立，即为该党御用报）满载于头版，数之近百数。就这样，众议院议长卒为进步党汤化龙（正）、陈国祥（副）所得。只有参议院议长早早选出了国民党的张继、王正廷。
如上所说，为了适应中国要走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而左翼改组出了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右翼形成了进步党，为了进步党尚不能直接地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党。当时党派情势变化发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变化。
这新变化是什么？当正式国会末期，宪法未成，而袁世凯却取得了正式总统，他便悍然来干涉制宪。制宪原为宪法会议之事，国民党、进步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头脑、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天坛，静心致力于此。他们很想本着他们的信念为国家效劳，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坏威胁。他们恍然认识到野心家（袁世凯）是真正的敌人，而他们彼此间还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来的同志。于是以张耀曾、丁世峰（佛言）为首的两大党一部分议员（可以说两方议员的精粹吧）携手合组了民宪党。这已是临到国会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说到此，我又记起了一段故事，无妨补叙出来，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的事情。当唐内阁去职而宋尚在北京之时，他主要是布置改组，迎接大选，以谋政局之新开展。他不单照顾家里的事，还照顾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实力并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是一方面，作为言论思想界的权威并代表右翼政党的梁启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们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竞赛。他之所以和赵秉钧往来屡作深谈，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时他又访了梁。梁过去曾阻挠革命，此时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复自觉脸上无光。宋独向他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见两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识，其或离或合只看环境形势。
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
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到民国五年袁倒黎继，乃又得恢复开会。然而当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的局面却没有随之恢复。这是何故？
据我所知，当八百多议员被袁强迫解散后，不少头脑较清醒而于国家大局具有责任心的人皆有所后悔。第一后悔不应先选总统——把有关总统一章从整部宪法中抽出来制定，并选出袁的正式总统。更则后悔不该在制宪过程中牵于党派成见，多所争执，耽误时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宪工作，实无以对国人。及至袁倒，酝酿复会，咸有惩前毖后之心。当群集上海，将次入京之时，即互约彼此虚怀同心以制宪，在制宪期间把党务暂时搁起来。一时风气如此，两大党以至其他党的招牌遂不见于北京。不过事实上，于议场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讨问题，总不可免。于是不厌其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韬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会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大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覆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见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润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讥笑梁、汤原是一家人何必分开，疑讶“研究”与“讨论”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说话，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阂无所知，误有所闻而不能辨其误。
陶著说，此时“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其实颠倒了，应该说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领导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议员们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说“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论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议员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书，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书沈衡山，我未曾参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纪均长于张（张生于1885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满），论资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谓“组织者”所谓“领导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分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语所谓“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颇似有中间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册102页）说“张谷二人所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全不忠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领导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谓“政学系”者则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补记
此文出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之先，经由申伯纯副秘书长面呈周总理阅过，又经沈衡老证明我所述事实无差误。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却又弄清楚了其间某些问题或情节而来不及补充或修改。兹特分别补叙于后—
（一）后来“政学系”的称号是从杨永泰而来。杨原为当初政学会骨干之一，后来在广东任财政厅长，且曾代理省长。在“非常国会”集会于广州时，议员中如韩玉辰、刘治洲等均属政学会成员，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杨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于是杨、张、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为政学系。特别是因为陈立夫派所妒忌而名声更著，最后杨卒死于陈之手——为陈派刺杀于武汉。
（二）宋遯初（教仁）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吸收四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后的实际领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组阁当政，非止与赵秉钧亲切交谈，而且有一段时间住在赵家中，接受袁赠的某银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随意填写支取银款。据闻宋离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还了支票簿。其行动颇有分际，不即不离，其为袁所深忌而必欲杀之者正在此。—袁不杀宋，宋将依国会为后盾以组阁，袁且落于受制而无能为也。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1936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国庆日。这日子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很深刻的很大的转弯。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着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种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可是这一个大的转变中间，以二十五年前（1911年）的今天为最深刻的转捩关键，所谓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比如就“国庆”这两字说，大概在古书里历史上找不出来。从前的中国没有这句话；勉强说有的时候，也不过是指皇帝个人的生日。国庆这个观念，实在是于国际的环境中由旁的国家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才对国家之可庆祝的事情发生纪念的意思。从前中国缺乏国际环境，因为不知有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国家，仿佛是忘了有国家这回事。自西洋剧烈的国际竞争包围了中国，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于是乎有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