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6

叙事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

生于1966

我们家,有两个人很厉害,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我爹生于1911年,当年发生辛亥革命,哗啦一声,大清帝国支离破碎;我生于1966年4月13日,一个多月后,“文革”发动,红色中国变得更红。

我的出生地,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皮口公社西城大队卡拉房小队,现在的说法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皮口镇西城村卡拉房居民组。乡下人不习惯叫“居民组”,还是沿袭老称呼,叫“屯”。我可真会选择,不生到北京上海,不生到苏州杭州,不生到革命干部家庭,不生到书香门第,偏偏生到一个土里土气的屯子里,甘做农二代。小样,还挺有牺牲精神。

后来想,哪怕生到皮口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也好。怎么偏偏……那时候,皮口公社和皮口镇是平行的两个党政建制,后来合并,称“皮口镇”。镇里的人,是“非农户”,吃商品粮;镇外的人,是农民,土里刨食,还吃不饱。镇里镇外,是两重天。

迎接我来到人间的,是一张粗糙的麻袋片。我的襁褓,竟然是麻袋片。呵呵,麻袋片。

他们用麻袋片包我。他们穷成什么样子。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事。很多年,至少是四十岁左右才知道。是我堂嫂说的。我堂嫂,是我爹他哥——我大爷家的儿媳妇。堂嫂的儿子,比我还大一岁,叫我老叔。

大爷一家住在夹河镇。我后来在一个名叫瓦房店的小城市工作,回老家皮口,要路过夹河镇。有时候,顺路去看看堂哥堂嫂。那时候,大爷和大娘,已不在人世。

那年春节前,我到堂嫂家串门,聊天时说到过去的穷日子,堂嫂说:“那时候你家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你生下来,是用麻袋片包的,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谁都不告诉我。

我怀疑,我性格中的种种粗糙,都跟麻袋片有关。

也就是那天,堂嫂还跟我说起她的“爱情故事”。

堂嫂是从山东某地嫁到辽东半岛来的。在我出生前两年。我大爷和大娘,也包括我爹,都是从山东逃到东北来的。“闯关东”嘛。我堂哥,个子很矮,在当地张罗不到媳妇,回山东老家去张罗。这就张罗到堂嫂头上。

那年堂嫂十八岁。

堂嫂说:“说嫁是好听的,其实是我妈把我卖了,六十元。”

记住啊,20世纪60年代,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山东那地方,还有卖女儿的。

我堂哥到山东领堂嫂,堂嫂不高兴。她说:“一见面我就不愿意,那么小的个头,高的摸不着,矮的提不动,我怎么能看上他?”

堂嫂跟她妈闹脾气,不干不干,就是不干,对她妈说,你喜欢,你跟他走!她妈生气,用棒子打她。她逃出家门,被抓回去,继续打。实在熬不住,只得同意跟堂哥走。

从山东某地到辽南,两个人有时步行,有时坐车,有时坐船。步行的时候,一个在路的左边,一个在右边,木着脸,谁也不看谁。

堂嫂的叙述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细节。那时候,从山东某地到辽南某地,车船费加在一起,两个人,共花销三元五角。这样说来,当时堂哥买媳妇的六十元,是很大一笔钱。

等到了辽南这边,堂嫂只能同意跟堂哥结婚。“没地方去呀,怕死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呀。”

嗨,堂嫂的“爱情”,比麻袋片,还要粗糙。

再回老家,我得问问麻袋片的事。问妈,她不承认。问大哥,他说什么麻袋片,不记得。说完嘻嘻笑。大哥比我大二十岁,他哪能不记得。他的笑里边,有勾当。

考证到此结束,麻袋片的事,是真的。我坚信不疑。“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也是真的。

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可我家那么穷。

那么穷的家,干吗生孩子?那么穷的国,干吗鼓励生孩子?

我一点儿都不计较,这个世界上,有我没我。没我,不在乎;有我,也不感谢谁。

这不是气话。

心平气和告诉你,要是有下辈子,我就托生成一只鸟,小鸟也行,在深山老林,在枝头上,啁啾。

油灯下的瞎话

我的文学启蒙,从童年开始。

乡下人早晨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读了《黄帝内经》,用这法子来养生,是日子逼的。吃了晚饭,啥事没有,熬灯油做什么?赶紧睡,省油就是省钱。

家里弄点儿零花钱不容易,靠鸡屁股,靠赶海。养鸡不能超过几只,超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赶海也不行,被称作“赶小海”,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皮口镇有国营捕捞场,需要大量渔网,把渔线分发给附近农家,织网,挣手工费,生产队也不允许。“织大网”“赶小海”,都在批判之列。那时候“资本主义”可真多,可谁家里,都没有资本。

后来有了电灯,普遍使用小瓦数的,十五瓦,叫“小泡”;瓦数大的,叫“大泡”。用到六十瓦,不得了,明晃晃,刺眼。只有工人阶级家庭,才用得起“大泡”。屯里有几家,家里有工人。那些工人,懒得跟农民说话。

总停电,还得用油灯。油是煤油,火苗尖上冒一条黑线,是油烟。煤油灯一般都有灯罩,我家没有。点灯时挨得近,鼻孔是黑的。

那时候时兴串门。后街老钟家,好热闹,晚上来很多人串门。唠嗑,说这说那,还骂娘。一般人家,不喜欢晚上有人串门。吃过饭,都早早去老钟家。说起来是小心眼,为自家省点儿灯油。

爱串门的大多是中青年男人。女人少。

常来我家串门的,只有一个人,东子二哥。他家也是从山东来的。说起来整个屯,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来的。区别在于早和晚。早的,大清国的时候就来了,晚的,民国时候才来。我爹和东子他爹,算晚的,民国时期才来。两家来得晚,感情上亲。

印象中,一到吃完晚饭,大哥他们几个就没影了。家里,剩下爹妈和我。东子二哥,不是天天来。爹从来不串门。他在屯子里,显得有些另类。他一辈子改不了的山东口音,是另类的符号之一。

说是“赶紧睡”,也不能一推饭碗就睡。要是东子二哥来了,也不能撵人家走,总得唠扯点儿什么。

爹在油灯下,给我讲瞎话。

现在知道,瞎话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指“假话,谎言”,《红楼梦》里说:“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亲呢?姑娘别听瞎话,自己安心保重才好。”第二种是指话本,古代说书人多为瞎子,才有这一说,“瞎话盲词”嘛。

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并不完整。我认为“瞎话”也泛指讲故事,没有话本作依托,自编的也算。爹对我讲的“瞎话”,有依据话本的,也有不依托话本的。他不识字,哪能看得懂话本。我缠着他讲,他只好瞎编。

爹给我讲过多少段瞎话,记不得。不会太多。他总在重复。今天讲过,过几天,还讲这段。多数是“薛礼征东”的故事,唐代贞观年间的事。薛礼受李世民重用,带兵收复辽东,三打高丽。弄得辽东辽南地界,至今还有薛礼的蛛丝马迹。这座山,岩石有一个坑,像马蹄子坑,就说是薛礼的马蹄印;那座山,有一个石槽,就说是薛礼饮马处;还有哪座山上,有薛礼的兵营……传说多了。

薛礼征东的故事,有点儿话本的意思。现在坊间还流传着评书《薛礼征东》,可为之佐证。

爹讲的薛礼故事,我一点儿不记得。不过当年记得牢,能完整复述下来。

爹的瞎话里,还有一个童话故事。这个倒还记得一点点。一个书生,家里穷,在破庙里读书用功,准备进京赶考,有一天晚上来了些虎精狼精狐狸精什么的,吓得半死。虎精啥的,还说人话呢。说“觑觑鼻子生人味儿,抓住生人活扒皮儿”。呵呵。一个老道,给书生出点子,弄点儿炒黄豆,揣兜里。晚上虎精啥的又来,书生吃黄豆,嘎巴嘎巴,把虎精们吓得,以为破庙要倒,嗖嗖跑掉,再也不来了。书生安心读书,后来考上状元。大概就这意思。

我好奇的,不是读书考状元,是动物会说人话,是炒黄豆那么厉害。

等认识字,读了《安徒生童话》才知道,童话都那个德性,什么什么都会说人话。只是,爹的童话,跟安徒生比,水平差得太远。

爹的瞎话,存货太少,三骨碌两骨碌,我都学会了。从此,家里待不下,也爱去串门。小地溜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东窜西窜。东子二哥来,也拴不住我。他不会讲瞎话,没意思。

我在老钟家讲过瞎话。小屁孩,让人抱上炕,讲。周围一群大人,围着听。

我大舅也在,听几句,走了。那时候,我大舅,喜欢寻找一切机会,向我们家所有人,包括他姐,也就是我妈,表达他的藐视。

三舅不那样。三舅结婚那天,还“请”我去讲瞎话。晚上去的。房间里很红。窗帘很红,被子褥子很红,三舅母也很红。那个谁把我背着去的。讲一段,三舅母抓给我一把水果糖。那个谁,又把我背走。走吧,别打搅三舅结婚。

有了这次经历,我在屯子里就红了。都说,老侯家小五子,不简单,会讲瞎话。话说到大舅面前,大舅用嘴角表达看法,说“嗤”。

上小学后,同学也缠着我讲。高年级的,低年级的,都要我讲。高年级那个谁,冬天,他把我拖到山坡下,避风,躺着讲,躺着听。调皮捣蛋的“尖把梨”,放学后,让我给他讲一路,不讲不行,不讲就要揍我。我个子小,打不过他。给他讲,添油加醋,用瞎话骂他,他听出来了,嘻嘻笑。

不是我讲得好,是那时候,文化生活贫乏。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广播里,报纸上,到处都是。乡下人弄不懂,糊里糊涂,才对瞎话感兴趣。瞎话属于“地下文学”,上不得台面,只能偷偷摸摸讲。

到1979年,我的瞎话碰壁了。那年9月3日开始,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我一个同学,姓马,马什么亮,家里有收音机。(他爸是皮口镇捕捞场的,船员,挣工资,手头宽裕,买得起。纯粹的农民家庭,谁家也买不起)马什么亮,听完刘兰芳,到学校里讲。“叨唠唠三声炮响,人欢马乍”什么的,还有“金兀术”和“牛皋”什么的,一下子把同学们“拿”住了。每次下课,马什么亮,身边围一圈人,听他讲。放学路上,尾随一圈人,还是听他讲。我也在听。

我的瞎话时代彻底结束。马什么亮的《岳飞传》时代开始了。

真正大出风头的是刘兰芳。据说,那年收音机卖疯了。我家,到年底,生产队分了红,也买了一台小半导体。爹每天守着半导体,听刘兰芳。那时候,《岳飞传》还没讲完,才讲到下集。

有人感叹,刘兰芳讲评书那些年,全国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不知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我把爹的瞎话掏空了,很不甘心。那时候还没上学,就对小人书很向往。不识字,看画。小人书是从别人家看到的,翻翻,不敢借。借了也看不懂。很想识字,很想知道小人书里的故事。但没人教。那时候四哥还在上学,求他教,不耐烦。也没见他正经写过作业。

不知怎么有了两毛钱,三哥说他要去皮口镇,把两毛钱给他,求他给我买一本小人书。买回来,是《铁道卫士》,一个电影故事,电影剧照编成的。黑乎乎,不满意。小人书才一毛多钱,剩下几分钱,不敢跟三哥要。好多天,拿着那本黑乎乎的《铁道卫士》,看。看得糊里糊涂。站在窗边,往外望。外边明晃晃。盼自己快快长大。长到能自己去皮口镇,买可心的好看的小人书。

长大一点儿,能“远足”到皮口镇了。真高兴。经常去新华书店,买小人书。钱是捡破烂挣来的。㧟一筐,先卖了破烂,再买小人书。有时也买点儿水果糖。

对皮口镇最熟悉最有好感的地方,一是废品收购站,二是新华书店。

不买黑乎乎的,买白描的,线条画。

有时恨恨地想,我什么时候能识字。

露天电影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看电影,露天电影。每天都盼,墙上的有线广播,能响起熟悉的声音。那声音现在还在耳边响:“下面播送通知,下面播送通知,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在我大队放映电影,影片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那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一般情况下,都会重复三次。

那个《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一成不变,经常换来换去。

放电影,一般都是在大队青年点门前的空地上放。那地方宽敞。有时也在各个生产队放。那是各生产队自己请的放映队,只是,也要在广播里播送一下。

露天电影,一般都是在农闲季节放映。夏天和冬天,放映的次数最多。春秋两季,忙播种秋收,社员们累得不行,放电影等于添乱。你以为农民傻啊,他们一点儿都不傻。

在正式通知下达以前,会有小道消息四处乱窜。嘁嘁喳喳之后,各家各户早早做饭。不早点儿不行,小孩子闹。

小男孩见面,一个问:“今天的电影,打不打?”另一个说:“打!”都高兴。所谓“打不打”,是问电影里打不打仗,是不是战斗片。小男孩喜欢战斗片。

看电影时,还要问:“中国美国?”是指电影里的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说“中国”,是好人;说“美国”,是坏人。下边都盼着,“中国”赶紧把“美国”打死。

小男孩都这样。小女孩怎样,不知道。

哪次放映的片子,要是“不打”,心里就不得劲,提不起精神。什么《李双双》,哪有《英雄儿女》好看,哪有《冰山上的来客》好看。

特别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个厂出品的电影,都“打”。片头,一个大的五角星,不断地放光芒,看着,心里那个痛快。

那时候看过的露天电影,现在还能想起名字的,有《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白毛女》《小兵张嘎》《大浪淘沙》《渡江侦察记》《奇袭》等等。当然还有八个样板戏。

特别喜欢《冰山上的来客》里边的插曲,喜欢到现在。

很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打个激灵,那时候的电影,跟上小学后才看得懂的小人书一样,大多数是在培育仇恨。恨美国鬼子,恨日本鬼子,恨国民党,恨地主富农,恨坏分子。

这是仇恨教育。

这恨现在还在继续,只是把恨的范围,缩小到日本鬼子身上。有一天看电视,连换了几个台,都在“抗日”。

当然也有“爱”。“爱憎分明不忘本”嘛。爱党,爱毛主席,爱雷锋。爱父母不行,父母是贫下中农还好,要是“地富反坏右”,你得跟他们“划清界限”。

有人回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天很黑了,放映员还不来,终于来了,满身酒气。这事不假。放映员是个好工种,走哪都好招待。我的朋友中,有两位年长的,年轻时当过放映员。都承认,当放映员,有油水,喝点儿小酒不难。临走还要带点儿花生鸡蛋啥的。挺滋润。

小时候听说,哪个屯的大姑娘,跟放映员跑了。问朋友,当年有没有大姑娘对他们眉来眼去。都嘻嘻笑,脸色暧昧起来。

“特权”,啥时候都有,不只是目下。

看露天电影,也是打群架的好机会。这个生产队跟那个生产队,愣头青之间打。也跟“知青”打。我们大队的“知青”,都是从大连来的,很嚣张,常常跟本地青年,打来打去。

我胆小怕事,哪敢去打。那时候年龄小,不怕事也轮不到我去打。

写《乱时候,穷时候》的老太太姜淑梅说:“人穷的时候最有劲。”说得好。那么有劲,打吧,不打留着做什么。

冬天看露天电影,遭罪。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一冬天,地面都是白的。一场雪连着一场雪。在小学,大北风天,跑操,把我冻得,眼泪哗哗流。流到脸腮,冻住了。心里说,把人往死里边冻,活着没意思。回到教室,泪还在流。室内有火炉,这回泪水冻不住,淌到地上。同桌的小女生害怕,连声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不理她。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但看电影有意思。再冷的天,也要看。把脑袋缩到肩膀里,勾着腰,看。耳朵又红又硬。回家,搓耳朵。爹说,别搓,小心搓掉。

还是我爹厉害,管他什么电影,一律不看,早早睡觉。我妈,有时候去看,有时不去。

现在我跟爹一样厉害。别说露天电影,不露天的,离家很近的影院,什么什么大片贺岁片,一律不看。电视上遇到,有时䁖两眼,当作休息。感觉不如看书来劲。

偶尔,也到皮口镇看电影。看日本电影《追捕》,半夜场次,看完接近凌晨两点。出门吓一跳,电影院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头。

后街老钟家大小子,绰号“黑小子”,皮肤黑,眼睛大,三十岁了,没娶上媳妇。皮口镇放映《天仙配》,总共放七天,他天天晚上去,连看七场。都说黑小子看上七仙女了。说起这事,说的听的,都嘻眯嘻眯笑。

那时候不光肚子饿,脑袋也饿。

当上“红小兵”

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当上了“红小兵”。那时候不叫少先队员,叫“红小兵”。上面还有个“红卫兵”。“红小兵”戴红领巾,“红卫兵”不戴,人家戴红袖标。

老师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教科书上也这么说。太吓人了。我害怕。那一小块布上,有血。

害怕只是瞬间的事。老师还说,当上“红小兵”有多么光荣,要多光荣有多光荣。光荣是好事。我二哥当兵,家里已经光荣一回。不妨再光荣一回。

何况,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我们一年一班,第一批当上“红小兵”的,也就五六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的。那时候不知道,后来一批一批的,几乎都当上了。一个班,也就三五个调皮捣蛋成绩极差的,才当不上。

是春天的时候。天气有点儿热,不过还都穿着长袖。全体集合,搞个仪式,给新加入的“红小兵”戴红领巾。还有代表发言,表决心,什么什么的。

我没当上代表,只管抻着脖子,等高年级的大“红小兵”给我戴上红领巾。说起来,就是个群众演员。没想到,小角色,也引人注目。

走到队伍前面,排成一列,面向全体师生,等。学校里有个简陋的鼓乐队,他们在奏乐。小破鼓在敲,咚巴啦咚,咚巴啦咚,巴啦巴啦咚咚……还有号,在吹,吹什么调,忘了。

真光荣。

我抻着脖子,等。来了,一个女生,花衣裳,两手端着红领巾,走到我面前。我心里打起小破鼓,巴啦巴啦咚咚,巴啦巴啦咚。

那女孩愣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别人都忙着戴。她不戴,她在发愣。

我很快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我的脸,腾一下,红了。大概比红领巾还红。

我的脖子上没有衣领。没有衣领啊,戴红领巾,你让她往哪戴?

那是我第一次为衣着感到羞耻。此前没有羞耻心,现在有了。正式戴上红领巾那一天,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什么叫“自卑”。

那时候,我浑身补丁。破破烂烂的一身,还脏。看着像要饭花子。别的同学,身上也有补丁,可都比我的衣服补得好。最高档的,是用缝纫机补的,踩一圈一圈的小针脚,好看。我妈补得最差劲,粗针大线,胡乱对付。妈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一辈子粗针大线,胡乱对付。

我身上最离谱的补丁,是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上,补了一块“料子”补丁,厚,还新,不知从哪弄的。家里人,谁都没穿过料子大衣,怎么就有了料子补丁?来历极为可疑。我的料子补丁,让女同学捡了个笑,嘻嘻嘻嘻笑个不停,笑得弯下腰。那是当上“红小兵”以后的事。没说的,又自卑一下。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以后自卑起来,容易多了,顺当多了。有时,一天能自卑好几回。虱子多了不咬人,自卑的次数多了,也不“咬”人。挺好的。

别人的红领巾都戴上了。我面前的女生,还在发愣。她的脸也红,像红领巾那样红。

我和她面对面,发愣,脸红。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地富反坏右”低头认罪,我也低头认罪。向那女生认罪,向无数革命先烈认罪。我有罪。

一个老师,发现情况不对。是我们体育老师。走过来,弯下腰,从女生手上扯过红领巾,往我脖子上一绕,绾个疙瘩,再用力一抻,完事。

我喘不上气来。那个体育老师,有劲,差点儿把我勒死。

整个过程,我感觉到,操场上所有的目光,像箭,都射到我身上。箭箭穿心。

不光勒脖子,还要穿心。这事闹的。

后边发生什么,不知道。谁当代表发言,表了些什么决心,不知道。鼓乐队是不是继续吹吹打打,也不知道。脑子里空。不光空,还白,是“一穷二白”那个“白”。

有时想,不知道“红小兵”被红领巾勒死,算不算革命烈士。

从那时起,我坐下一个病。看人,先看脖子,看脖子上有没有衣领。看久了,竟然成了脖子专家。这事一般人我不告诉。可以告诉你的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脖子》。有位女士看过小说,赶紧用纱巾把脖子缠起来,不让别人看。尤其不让我看。呵呵。

“营长”之死

张同学死了。死得蹊跷。一种怪异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班。大概是读小学四年级,1977年,秋天。

张同学是大个子,比老师还高。我们跟他说话,得仰起脑袋;他跟我们说话,得低着头。不知听谁说的,说他身高有一米八。我跟他吵过嘴,吵得很辛苦。他扬言要打我。此后,我不理他了。同学们说,他有神经病。

一米八的大个子,怎么跟我们同班,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好像是半路插班进来的。他有个妹妹,也在我们班。

张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他妹妹,叫张什么英。好像是“秀”。就叫她张秀英吧。

有一天张同学兄妹俩都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跟他们住一个屯的同学说,他家出事了,张同学死了,张秀英在家里哭,没法来上学。大家问,张同学是怎么死的?说,是院墙倒了,砸死的。都奇怪,张同学那么高的个子,怎么会让院墙砸死。乡下的院墙才多高啊,一米五撑死了。

四五天以后,张秀英来了。都围上去问,你哥到底怎么死的?

一问,张秀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咿咿咿,边哭边说,断断续续,一截一截说。我们把断续的一截一截按时间先后连接起来,都傻眼了。

事情是这样:星期天,早晨起来,张同学开始闹人,跟父母要新衣服穿,不给不行,哭,还满地打滚。一米八的大个子,在地上打滚,那是什么景象。父母犟不过他,给他新衣服穿。光给新衣服穿还不行,还要好东西吃。那时候的好东西,就是肉。不答应不行,还是哭,还是打滚。父母也答应了。张同学穿着新衣服,中午吃了一顿好饭,饭后到自家墙头上玩。骑着墙,就像骑着马。墙是土墙,经不住骑,没多久,倒了,把张同学砸死了。

大家议论纷纷,张同学是不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年不节,穿什么新衣服,吃什么好东西,很反常啊。那时候,谁的衣服上不是打着补丁,谁不是整天玉米饼子玉米粥,能吃饱就不错了。大家的结论是,张同学行为反常,他肯定是预感到自己要死了。

张秀英那阵子让大家问得不耐烦,这个问完那个问,弄得她哭了一场又一场。

不知是谁,给死去的张同学起了一个绰号,“营长”。我们把埋死人的地方叫“茔地”。他埋在茔地里,就是“茔长”了。我们不知道“茔”字怎么写,以为就是“营”。

这绰号旋风一样传遍整个班级,又旋风一样传到别的班级。

我们就在张秀英面前议论她哥,一口一个“营长”。张秀英听不下去,躲开。周围全是同学,她怎么躲得开。这个叫完那个叫,直到把她叫哭。

有那么一段时间,张秀英天天哭。

把张秀英弄哭,是我们下课后最热衷的游戏。没人顾忌张秀英的感受。

我们一群小孩儿,很残忍,就像那个残忍的时代一样。也没人来制止我们。老师不管这事,班干部更不管。我就是班干部,是班长,我从来不管。不光不管,也跟着叫“营长”。

什么祖国的花朵,什么向日葵,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都是扯淡。我们是一群戕害心灵的刽子手。

突然一天,张秀英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问她同屯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据说老师去家访了,带回消息说,张秀英退学了。

现在知道,是我们把张秀英上学的路给堵死了。一群小王八蛋。

可那时候谁也没有自责。太阳照样每天升起降落,我们照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只是,谁也不提“营长”。

到这时候,“营长”才真死了。

一条“三八线”

有一本书,叫《我们的70年代》,说的当然是20世纪70年代,读起来很亲切。老实说,这本书,是我钩沉往事的“药引子”,不少事,它不提醒,我想不起来。关于“三八线”,就是由它提醒之后,眼前才清晰起来。

书中说,70年代的中学,男生与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要是同桌,第一件事就是在课桌上画一条“三八线”。看到这里,我笑了。

我的“三八线”,是读小学时候画的,不是中学。读中学时,一直是跟男生同桌。那时候确实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不过也不是一句不说。

小学时,男女生之间没有井水河水之分。两小无猜嘛。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孩子,何况,一个屯的孩子同班的也不少,哪能不说话。不说话,是有了性别意识之后,用我们老师的话说,是“思想长毛”。

很长时间,我都跟一个小个子女生同桌。她名字里有一个“红”,就叫她小红吧。那时候我也是小个子。我对小红记忆深刻。她爸,是个医生,原本住在皮口镇。右派,全家下放到我们大队。先是挑大粪,后来,在大队卫生院当医生。小学六年级时,右派平反,全家回到皮口镇。小红也到镇里读初中。小红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大块。不知怎么弄的,心里空荡荡。

不说空荡荡,接着说我跟她同桌的时候。小红学习成绩很好。我当班长,她是学习委员。我跟她的关系还不错。我们的桌子上,没有“三八线”。

后来发生一件事。那时候我喜欢看小人书,有时拿到学校显摆,小红看都不看一眼。很快知道,那些她都看过。她说她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箱子,这个词,引发我的无限遐想。多大的箱子呀,不知道。可不管多大,总归是箱子,不是盒子。

有一天下午小红说,你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没有?什么,你说什么?我追问。小红重复一遍,我还是晕头晕脑。“高尔基”是什么东西?“大学”又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不知道才更好奇。我说,没看过。小红笑了,还甩了一下小辫子,说,我家里有,可好看了。我立刻赔笑,可怜巴巴说,明天借我看看好不好?小红看我一眼,说,行,就看一天啊。这下把我乐得,一下午心里边笑眯眯。心说,一个女孩家,要是叫小红,那肯定是一个好丫头。

晚上没睡好觉。革命歌曲里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我就是那样,像被压迫人民盼望救星毛主席一样,盼着小红借我一本《我的大学》看看。

第二天一见到小红,就问,小人书呢?小红不理我。再问,小红说,不想借给你看。这扯不扯,不借你早说啊,害得我……我生气,妈的这小丫头片子,玩我啊,我得报复她。怎么报复呢?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其实也不是想起来,是看见别的男女生桌子上有“三八线”,受到启发。我捡一粉笔头,在桌子中间画一道线,警告小红,不准越界,越界我打你。

没心思听课,一整天瞄着那条“三八线”。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不小心,小红的胳膊肘就越线了,我嗖的一拳,打得小红一愣。再越界,再嗖的一拳。那天,我把小红打得一愣一愣的。

这丫头也是死心眼儿。我等她说,明天借给你看。她要是说了,我肯定不会再打,可她偏偏不说,宁愿挨打,宁愿一愣一愣,也不说。怪不怪。

从此,我跟小红的外交关系,变得很冷淡,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冷战还冷淡。这事,都赖高尔基。

很多年后,大概是读大学期间,假期,我见到小红,愣了。还是老样子,感觉个头还是上小学时那么高。两句话不到,我脱口而出,这么多年,你怎么没长啊。年轻人不懂事,怎么能这么说话。小红的脸,腾一下红了。小红变红了。好看。

之后对小红有了一点儿了解。她爸回到皮口镇,先在医院里工作,退休后办私人诊所。西城大队,尤其卡拉房小队,好多人都到小红她爸的诊所去看病。我大哥四哥他们也去。听说,小红她爸有时也打听打听我的消息。那时候,“老侯家小五子”,在西城大队,挺有名气,在卡拉房,更不用说。

又过了好多年,四嫂对我说,小红她爸,原先有意让小红跟我谈谈恋爱。全家人还一起商量来着。最后,小红她妈叹口气,说,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家里太穷,咱帮扶不起啊。得,一桩有可能挺美满的姻缘,让小红她妈一口气,吹得无影无踪。

四嫂是当笑话跟我说的。那时候,我女儿都上小学了。

说起来也奇怪,听到这事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跟小红一起过日子,住一间小房子,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还梦见,小红跟我闹别扭,我差点儿在床上给她画一条“三八线”。

参加工作之后,我还见过小红一面。是另一个小学同学约的。那同学姓范,暗恋小红很多年,不知怎么跟小红联系上了。见面的时候,小红带来一个男生,是她大学同学。她这么一整,弄得我和范同学,都拘谨起来。不知道小红带来的那家伙,跟她什么关系。

见面,吃一顿饭,兴致都不高。后来通一两封信,兴致也都不高。

不知道小红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和她,桌上有一条“三八线”。

年年相约看桃花

曾经有那么几年,不不,也许是今生今世,每当春天来临,都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

我笑了。我笑着说:“好吧好吧,我们一起看桃花。”

我并不是每次都这么说。有时我会说:“好吧,老头,我们一起看桃花。”

这个情形,我会时常想到,在春天,在桃花初绽的时刻。“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这个声音,会永远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我的心中响起。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到来,除非我们永远失去春天。

对你怎么说好呢?那时候我很年轻,在一个名叫普兰店的小县城里,像枝头的一苞花蕾,我文学旅途中最珍贵的一段友情,不知不觉就出现了。或者也可以说,那一段最珍贵的友情,一直在人生的枝头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想我是来晚了。我是一个性情懒散的人,人生的很多重大场合,我都是一个迟到者。这一次也是这样。如果能早一些,再早一些,比如从我的高中时代开始,就邂逅那个名叫曾祥明的人,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模样?我想一定是的。在一个优秀教师的导引之下,我肯定会为自己的人生描画出更加艳丽的色彩。

认识曾祥明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教师了。他是一名督学。那是1989年,县政府成立了督学室,他是为数不多的几名督学之一。我想象中的督学应该是这个样子:肃着面孔,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他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爱笑的人。我觉得他的笑声有点儿像鸟鸣。不知道是什么鸟,但肯定是一只极为美丽的鸟,像他的心灵,美丽而迷人。

在他面前,我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他说我的笑声回响着钢铁的共鸣。我偷偷聆听过几次,不错,确实是这样。

我常常登门拜访,在狭小拥挤的书房里,听他侃侃而谈。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晚上,或者星期天,单身宿舍里堆满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来到他面前,听他谈论有关文学和人生的某些话题。他是一个著名的杂文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拥有响亮的名声。当时我也在写杂文。我们都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杀向时弊的投枪和匕首。但我们并不愤怒。我们热爱生活。当某种勾当伤害了我们的热爱,我们就用投枪和匕首来对付它。

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用笑声剪断谈话的进程,然后又用笑声把它缝合得天衣无缝。

时间久了,我和他一家人之间便少了拘谨,说话的方式变得随意起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叫我“侯哥”,他也笑嘻嘻地跟着叫我“侯哥”。我呢,也学他两个儿子的语气,叫他“老头”。这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称呼,它用没有秩序的方式证明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频频打扰,一定影响了他的写作。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太年轻,还没有学会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现在很后悔,可是太晚了。他走得过于匆忙,匆忙得来不及给我留一点点道歉的时间。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要送我。在橘黄色的路灯下面,由东向西,沿着大街,缓缓踱步。到了我的宿舍,我又执意要送他回去。那天晚上,我们一定是喝了酒。他常常请我到家里喝酒。酒后他的谈兴很浓。我也是。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我呢,才刚刚二十出头。志趣的相通,缩小了年龄上的距离。像两个儿童,兴致勃勃在沙滩上玩耍,对自己所关注的东西过于执着,对生活中的风云变幻浑然不知。多年以后,在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自己稚拙得像个孩子。用同样的目光来审视他,我发现他甚至比我还要稚拙。我们都不是那种圆滑的人,我们不懂得生存的哲学。命中注定,我们会磕磕绊绊地行走在生活的途中。不管文学上的成就如何,我们都是那种纯粹的文人。我们不得不用一生的精力,来捍卫自己的清澈。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后来我放弃了杂文,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用投枪和匕首这两种古老的武器跟时弊较量,我有些厌倦。我是杂文的叛徒。而他仍然坚守阵地,像勇敢的战士那样,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生命的终点。

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相约看桃花。

春天,以及春天的原野,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有桃花处,必有我们的身影。静坐,或者行走,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如茵绿草,耳边有风声,有天籁的私语。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

从此,我们年年相约看桃花。

这是不能改变的约定。即使我离开普兰店,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城定居之后,也从来没有失约。

那年春寒,我们去得太早,桃花还没有开。他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我。我也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他。

2001年的春天,他却失约了。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侯哥,今年我不能陪你看桃花了。我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上下楼都很困难。我真的不能陪你看桃花了。”

说着说着,他突然笑了起来。他笑着说:“让一个糟老头子陪你有啥意思?”

他最后说:“以后,以后恐怕我每年都不能陪你了……”

这怎么行呢?

5月7日,我去看他。他的脸色枯黄。我知道,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决定第二天到重庆去住院治疗。重庆是他的老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我隐隐觉得,他的决定,似乎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

我预感到了,这很可能是我跟他的诀别。我一直用调笑的语气跟他说话,像以前那样。我的心中充满悲伤,但我不能用悲伤的声音为他送行。

如果闭上眼睛,只听他说话,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底气很足,声音响亮。他没有卧床。他穿着一套西装,像是刚刚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准备马上就出门。他斜倚着床头跟我说这说那,面带微笑,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我要跟病魔做最后的斗争!”

我很想请他吃一顿饭,到最好的饭店,只要他高兴,吃什么都行。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只能吃一点点很稀的米粥,别的,什么也吃不下。

临走,我向他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瞬,才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6月21日,在重庆,他走了。他走的时候,离开工作岗位还不到一年。他的身后,留下了两本杂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他的智慧之灯映照在人世间的永恒的光芒。

春天依然还会来。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然而,他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他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偶尔会模仿儿童的口吻来对话。

我问他:“桃花好看么?”

他说:“真好看。”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

在那个名叫罗沟的小村庄,我小住过一段时间,用功写文章。住朋友的房子,三间瓦房。房西边,隔几十步,有两间低矮的平房。平房里住着老哥俩和一头骡子。跟那头骡子一样,老哥俩都没有老婆。

我跟老哥俩很熟。我经常见到他们。在朋友家门口,或者在他们家门口;在村头,或者在村中那条弯曲的小路上。哥哥个头矮,脸上有麻子。弟弟个头高,没麻子,头发几乎全白。

我无数次从老哥俩门前走过,却没勇气走进他们的生活,品咂他们的喜怒哀乐。

从敞开的院门,我看见,老哥俩的院子里,站立着一个粮仓,装满黄灿灿的玉米。墙角处,堆一堆破破烂烂的物件,废铁,酒瓶子,易拉罐,还有别的什么。都是些破东西。

据说,他们家连电视都没有。

每天,老哥俩都早早起来,牵骡子,套车,悠儿悠儿出门。我以为他们出去捡破烂。村里人纠正我,说不,他们是出去收废品。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在外边忙活一上午,中午回来,吃饭,睡午觉,再到自家的承包地里,忙活半天。肩上扛着铁锹,或者锄头,有时牵骡子,有时不牵,慢悠悠,一步一步走向田野。年年月月,日子就这么过。

有人戏言,老哥俩一辈子没挨着女人的身子,才养一头不近女色的牲口。

还有人回忆往事,前些年,老哥俩养的是一匹马,一匹儿马。发情季节,儿马满腹心事,不肯好好干活,拿鞭子抽它,不停地抽它。马身上遍布伤痕,还是不肯好好干活,闹情绪,叫唤,尥蹶子。没辙,老哥俩把儿马卖掉,买一头骡子回来。牵骡子回村,不少人围上去,嘻嘻笑,说这下好了。两张老脸,红得厉害。

老哥俩知道,村里人喜欢戏弄他们。他们肯定知道。可知道,又能怎么样?只能沉默。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是沉默。走在路上,他们从来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老哥俩的最大嗜好,是喝酒,喝那种散装的白酒。你二两,我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喝酒,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我经常看见他们从家门口出来,红着脸膛,那是散白酒的光芒。

晚上,老哥俩的屋子,灯光昏黄。

我无数次猜想,在昏黄的灯光下面,这两个相依为命的男人,会说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在一起,很少说话。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哥哥端起酒杯,说,喝?弟弟也端起酒杯,说,喝。哥哥熄了灯,说,睡吧。弟弟躺下来,也说,睡吧。就这样,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他们身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日子,覆盖着厚厚的沉默。像井壁上的青苔一样,一年一年地寂寞下去。

我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没有唠叨也没有啼哭。我有四个哥哥,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中任何一个,厮守终生。如果没有女人,我宁愿跟自己的影子,相依为命。

老哥俩房后,是一畦菜园,菜园边上有一丛茁壮的芍药花。每年春天,芍药都开得极好。不少人纳闷,说两个老东西,也喜欢花。

我情不自禁,走近那丛芍药。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老哥俩的后门开着。我看见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

我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做饭呢?

他们中的一个点点头,说,你忙啥呢?

我说,没忙啥,看看你们家的芍药,开得真好。

他们两个都笑。

他们中的另一个说,你喜欢,剪几枝拿回家,插到花瓶里养着,能养好几天。

我赶紧谢绝,说还是让它们在这里开着,你看它们开得多好。

怎么说都不行。绝对不行!他们的犟脾气上来了,非要给我剪几枝带走。

在他们给我剪花的那一瞬间,我探着头,往屋里瞅一眼。屋里边,是暗灰的色调,跟那头骡子的毛色一样。我还看见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洒满水痕。

锅台上放一盆菜,韭菜炖豆腐。肯定是他们中午的下酒菜。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韭菜炖豆腐。我问过不少人,也都没吃过。

把韭菜和豆腐炖在一起,这种吃法非常另类,至少在本地是这样。

从那以后,老哥俩在路上见了我,老远就笑着打招呼。

他们总是说,你忙啥呢?

历史的陌生人

还是用口语来称呼他,叫爹。山东人的习俗,把父母叫成爹娘。父亲是山东人,我不叫爹,他不答应。

这里要说的,是爹的一生。

爹生于1911年,就是发生辛亥革命那一年,在山东登州府一个名叫侯家庄的地方。爹年轻的时候,有点儿好动,有点儿淘气,喜欢舞弄棍棒、打架斗殴什么的,似乎还有点儿小名气,被一个“游击队”的司令看中,派人去家里把他绑来当兵。说这话,应该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爹说,那时候,山东地界的游击队很多,不管谁,只要能拉起一支队伍,就可以当司令。起初听这话,我对爹很仰视。哎哟喂,还是个“老革命”哩。后来说多了,露了底,什么游击队,就是土匪。每到一地,四处吆喝,派粮要款。那个司令,还要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你说,不是土匪是个什么?

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那些“游击队”慌慌张张地撤退。就这当口,爹趁晚上站岗的机会当了逃兵。爹说他先去了青岛,又从青岛回了家。一到家,我爷爷奶奶就哭了,说,哎呀呀,你个丧良心的,怎么还敢回来,游击队来家里抓你,你不在,把全家人吊起来打啊。爹不敢在家待,连夜出逃,到烟台,乘船,闯关东。

爹说,他在大连滞留过一段时间,做零工,混不下去,就到别处转转。这个别处,就是现在大连市辖区内的皮口镇,当时的叫法是“关东州貔子窝市”。爹在皮口镇做小买卖,货郎,卖点儿针头线脑儿啥的,走村串巷,走到皮口镇附近那个叫卡拉房的小村庄,有好事者给他做媒,结了婚,就留下来了。

上面说的,是爹的流浪史。下面要说一说,他在卡拉房几十年的生活。

爹在卡拉房,还是以做小买卖为主,可能也有点儿土地,种点儿蔬菜,种点儿玉米。后来的某一天,突然来了政策,爹摇身一变,成为“人民公社的好社员”。我猜想,爹一定不是好社员。他不擅长侍弄土地,只会做小买卖。那些年,他的心情,一定不太好。熬日子吧。我们一家人,在熬日子,整个村庄,同样在熬日子。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可再难也得熬。这一熬,就是二十多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突然有政策说,可以做小买卖。爹那个高兴。他开始做,不再当货郎,改成贩卖鱼虾,从早到晚,浑身都是腥气。可那时候,爹的年龄已经很大。你算算看,从1911年开始算,到80年代,他七十多岁,让他做,能做几年?说起来这老头还真不赖,一直做到八十多岁。实在没力气,才改成养羊。不多,就两三只。像老朋友那样,整天一起玩,一直玩到近九十岁。爹的享年,是九十一岁。

我用这么一点点文字,把爹的一辈子都打发掉,心里有点儿难过。更难过的是,在我的印象中,爹只会叹气,不会追问。有一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阅读历史书籍。使劲读。我不想叹气,我要追问。

我从历史书籍中收获了很多果实。我不说果实,只想说,读了几年历史,才意识到,这世上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到了,还是历史的陌生人。爹是其中的一个。他只能被历史的泥沙所裹挟,晕头晕脑向前走。而他一直以为,这就叫“过日子”。说到这里,我有点儿心痛。是真实的心痛。

跟大哥唠家常

能闲下来跟大哥聊聊天,挺好,尽管聊的都是小事。

小人物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串联而成的,像一串省略号。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包括跟大哥聊天这样的小事。

最近的一次聊天,是在我家的客厅里。按乡下的说法,大哥是来串亲戚的。来就来吧,还带东西。是海蛎子,学名叫牡蛎的贝类。都剥好了,装在塑料袋里。很大的一包。

在大哥的记忆中,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海蛎子。

那是小时候的事。海蛎子,生吃,就着玉米饼子,味道极佳。可以当正餐来吃。老家在海边,吃海蛎子,很方便。可能就是由于方便,我才“最爱吃”吧。那时候,生活中很少出现选择题。

而眼下,我对海蛎子的兴趣,已经淡了很多。吃或者不吃,无所谓。

大哥的话题从海蛎子开始,然后散漫开来。但无论怎样散漫,都离不开家事。

大哥说,这个冬天还不错,可以赶海打蛎子了,骑摩托车去。嗯,我不吱声,不过心里清楚,老家沿海的滩涂,修了很多大坝,摩托车可以沿着大坝开进去。我猜想,那些海蛎子,就生长在大坝下的礁石上吧。一定是这样。

话题在海蛎子身上绕过一圈之后,开始走向别处。唠得最多的,是以前的穷日子。为什么那么穷呢?大哥从来没有追问。可能是懒得追问。

“那年冬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去钓了一次胖头鱼,下闷线。一次钓了八十斤,拿到市场上卖,你猜卖了多少钱?”

大哥的话,看官未必全懂。我是懂的。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钓胖头鱼。冬天钓胖头鱼,是很苦的差事。“下闷线”,更是辛苦。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遭那种罪!唉,不说也罢。

我关心的是,能卖多少钱呢?大哥说:“八元钱一斤,八八六百四十元!”

嗯,还行,不算少。我心中暗想,要是放到现在,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

大哥接下来的一句话,把我吓一跳:“咱爹用这笔钱,在市场上买了十麻袋干白菜叶子,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冬天。”

我陡然明白过来,大哥说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个时期的话题,以前经常在父母和大哥的口中出现。简单说,就是人的日子,跟猪的日子,混淆在一起了,都是吃糠咽菜。整个中国都在挨饿,而乡村,饿得更厉害。借大哥的话说:“咱家没饿死一个人,算是老天保佑了。”

我能理解父母和大哥为什么经常说起那些事,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啊。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真是幸运,没赶上那个凄苦的岁月。但我确信,我从书上读到的史实,比大哥知道的更全面也更细致……一言难尽呐。

大哥曾经透露一个重要细节,我在史书上没看到过。村里饿死人,可以凭死亡证明,到粮店买二十斤玉米面。有这二十斤玉米面的诱惑,才会有人来帮忙,把死人抬到山上埋掉。干完活,一人一个玉米面饼子。我们那个村庄,也饿死过人,大哥大概也借机吃过玉米饼子。大哥的话,我信,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也信。他犯不上为这事撒谎。

闲谈之中,我突然觉得,如果把大哥的话记录下来,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倡导的“口述历史”。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件真正的大事。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缩影啊。

大哥今年六十七岁,身子骨很硬朗。还能骑着摩托车去打蛎子嘛,不赖。

大哥说:“村里好多人都羡慕我呢。”

给骗子开门

大哥为婚事闹心了。闹心的表现是偶尔会把自己喝醉。喝的是散白酒。到皮口镇的小卖店里喝。便宜,才几毛钱一斤。买几块饼干,来一杯酒。那时候村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吃饼干喝白酒。一杯酒有二两。两口,或者三口,送进肚子。觉得不过瘾,再来一杯。这样一杯一杯的,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喝醉了。不能经常喝醉,兜里没几个钱,想醉也醉不成,只能是偶尔。

那天大哥回家很晚。晚饭早就吃过了,天色完全黑下来。我站在院子里,站在猪圈旁边。我想不起来站在猪圈旁边做什么。喂猪?好像不是。可能是冲着猪圈撒尿。我经常冲着猪圈撒尿。刚刚撒完尿,就看见大哥。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凭感觉,那个黑影就是大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我抱了起来。大哥张开嘴,在我的脸上一阵乱咬。大哥满嘴的酒气熏得我头疼,大哥满嘴的牙咬得我脸疼。我哇哇大叫起来。父亲走出来,叫大哥把我放下。大哥又咬我两口,才把我放下,从父亲身边摇摇晃晃走进屋子。那一瞬间,父亲肯定知道大哥喝醉了。父亲没说什么,他知道大哥为啥事闹心。其实,他也在闹心。

那年大哥三十出头了,对外说是二十九。在结婚之前的几年,大哥的年龄在二十九的数字上停止了,像蛇的冬眠。在情感的冬天里,大哥的年龄也冬眠了。

在此以前,倒是有一个肥胖的女人来相过亲。那年头胖人很少见,我对那个胖女人充满好奇。我对大哥说,她的大腿,比我的腰还粗。大哥听了没生气,反倒笑了。是那种比较甜蜜比较陶醉比较沾沾自喜的笑。当时他以为亲事能成。那个胖女人对大哥比较友好,还在我家里住了一夜。要是不满意,她不会住下。就是说,八字有了一撇。另外一撇,要等胖女人的父母来写。谁知道,胖女人的父母对写八字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事情不了了之。后来知道,人家是嫌我家太穷,房子太紧巴。

父亲咬了两年牙,终于盖起四间新房,以为从此大哥的婚事就不用愁。谁知道,还是愁。又相了两次亲,女方还是迟迟不肯把八字写完。原因是大哥稍微有一点点缺欠,而且是在脸上。

早年我听过一段相声,两个油嘴滑舌的人在相声里谈诗,其中的两句是:“风吹海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把这两句诗裁剪成服装,穿到大哥身上正合适。由于婚事不如意,他心里难免会有风吹海面的感觉。雨打沙滩的景象是在他的脸上。大哥小时候生过天花,命保住了,但脸上有麻子。大哥是渔船的船长,他大概不会想到,脸上的几个麻子,竟然让他的渔船在情感的海边上长时间搁浅。

一个高个黑脸的男人走进我家。是大哥在皮口镇认识的。我猜想,一定是大哥在喝闷酒的时候认识的。有半年多时间,高个黑脸经常到我家来,说是来给大哥提亲。

高个黑脸每次来,父母都有点儿手忙脚乱。他们不允许我在家里旁听。他们说,出去玩吧。我不走,他们嗓门变粗,出去玩!我不得不走。家里有客人,好歹我得给父母留点儿面子。我走,却不走远,就坐在院子里。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天上的云彩缓缓地移动,看地上的蚂蚁忙忙碌碌。有时候,我会站起来,望望自家的烟囱,看看它冒烟了没有。我有经验,高个黑脸一来,过不了多久,我家的烟囱就会冒烟。父母把我撵出去,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们给高个黑脸打荷包蛋。在记忆中,我家的客人,没有谁享受过如此高的待遇。

看见烟囱冒烟,我的心一下子吊起来,嘴里嘟囔着,荷包蛋,又是他妈的荷包蛋!这话我只敢在背后嘟囔,要是让父母听见,我会吃不消。

那天我在院子里玩。在葡萄架底下。葡萄结果了,绿的。我知道不能吃。天天去看,盼它们变成紫色。葡萄变成紫色就能吃了。我没看见紫葡萄,倒是看见了高个黑脸。我家的院墙是篱笆墙,不高,视线越过院墙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看见高个黑脸,我从葡萄架底下钻出来,走到门口,把柴门打开。我不喜欢高个黑脸,但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巴结他。他是父母和大哥最欢迎的人,他们都巴结他,我还能怎样。我不知道该跟他说啥,就啥也不说,脸上挂着笑。高个黑脸走进来,没说话,伸出一只大手,在我头顶轻轻拍一下,脸上也挂着笑。那一瞬间,我心里竟然涌出一股暖流。同时我还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村里有很多人知道高个黑脸来我家的事。我走在街上,总会有人问,那个人,最近来了没有?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起初,我很老实,有一说一。我说,没来。问话的人显得有些失望。我说,来了。问话的人满脸坏笑,说,是不是又吃了荷包蛋?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不是好话,拒绝回答他们。

问得次数最多的,是老钟家黑小子。黑小子年龄跟大哥差不多,也没娶上媳妇,他对跟娶媳妇有关的事,比较热心。

黑小子有一天对我说,那家伙自己都是个光棍,怎么能给别人介绍对象?骗子呀。

黑小子说对了。那家伙确实是个光棍,也确实是个骗子,来我家就是为了骗一碗荷包蛋吃。他告诉大哥很多女人的名字,大哥却没见到一个活女人。为此,家里气氛变紧张了,父亲和大哥用唾沫星子把高个黑脸揍了个半死。

大哥突然有一天兴高采烈回到家里,说,他把高个黑脸逮住了,在皮口镇游街,就像批斗地富反坏右一样,一边游街一边让他自己喊,我是个骗子……我没亲眼看见。我觉得那个场面,一定非常好看。

这样一来,家里的气氛总算缓和下来。以怨报怨,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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