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诞辰纪念辞

孔子诞辰纪念辞

全世界人类共出有三大教主:一释迦印度人。一耶稣犹太人。一穆罕默德阿剌伯人。三大教主皆亚洲人,此亦一奇。

孔子中国人。其生前既不自尊为教主,其身后亦无教会传道组织。故中国儒家并非一宗教。但孔子地位实堪与释迦耶稣穆罕默三人相比,或犹超而上之。

三大宗教皆主出世,重在教人如何为死后作准备。孔子则主教人如何在世好好做一人。

三大宗教之信徒,当其生前,已必与人异,否则即不得为其教之信徒。孔子之教,在其生前如何好好做一人,此道人人相同,无教内、教外之别。

三大教主各以其教主身分来教人,孔子则以一学者身分来教人。故孔子毕生“学不厌,教不倦”。换言之,教主与信徒地位有不同;而孔子与来学者则同样在学,无地位之不同。

此则学与世界三大宗教之不同处。

孔子如何教?即在教来学者各就其自己之本性以为学,以各长养完成其本身自己理想可能之一人。

孔子分人性为三类,一曰“狷”,一曰“狂”,一曰“中行”。狷者有所不为,偏消极后退。狂者进取,偏积极向前。中行则有不为,有所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此之谓中行。

上述三类外,又有“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已”。此类人不肯有个性,只众人如是,我亦如是。那又何必再加以教?又如何再加以教?故孔子“有教无类”,而曰:

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

则乡愿始斥于孔子之教外。

释迦近于狷,有所不为,实足代表印度之民族性。耶稣穆罕默德近于狂,实足代表犹太人与阿剌伯人之民族性。惟教不行于,而独畅行于欧洲欧洲人性更近狂,喜进取。耶稣说:“上帝事由我管,凯撒凯撒管。”果使信其教者皆不管凯撒事,则一部欧洲史,势当另写,决不有如现代之欧洲史。耶稣又说:“富人入天国,如骆驼钻针孔。”则后代欧洲,既决不会有帝国主义,亦决不会有资本主义。其实欧洲人对耶稣最所信仰,乃在其“十字架”精神,一意向前,到死不回头。民族性之难得转易有如此。

孔子实亦代表了中国之民族性。孔子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

孟子曰:“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为大孝,父顽、母嚚、弟傲,一家皆欲置于死地,但决不愿远离父母,一人独自去谋生;遂成了之大孝。此即有所不为,乃以成其有为之一证。

治水失其道,洪水泛滥,成大灾难。羽山,使其子继父业治水。之殛,乃正道,乃大道。不以此怨,亦不随其父至殛处侍养,乃受命治水,以干父蛊。此非不孝。其子方生,在门外闻其啼声,乃三过其家而不入。此亦非之不慈。实则亦有所不为,以成其有为也。

洪水既平,使后世尚有中国人生生不绝,之大功大德,实尚超之上。则更不论。但后世中国人更多称 。因 之处境为人,比较平易。处在野,不如之为天子,更可学。则处境特殊,又拥有特殊才能,建特殊功业,非人人可学。中国人则更求其人人可学者,而乃转居其次。

,皆为一国之君,或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岂人人能学?周公独为臣,不为君,较易学。故孔子毕生为学,乃以周公为目标。墨翟继起,一反孔子,主张“兼爱”,举为目标。是孔子举其易,而墨翟举其难。此即墨翟之不如孔子处。

墨家有传道组织,故墨翟颇近一教主。近代国人,颇有以墨翟耶稣并举者。但耶稣自称乃上帝独生子,墨翟则亦举古人大禹为教,非其一人自创教。此亦可代表中国之国民性。

孟子又于周公之外,别举三圣人。一为伊尹之“任”,一为伯夷之“清”,一为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则是一狂者。伯夷之清,则是一狷者。柳下惠之和,则在狂与狷之外,又自成一格,但不得即谓之中行。

柳下惠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要他进便进,要他退便退。但与乡愿不同。乡愿只一意追随他人,无一己之个性与品格。在他心里,有外无内,有人无己,那就说不上一“和”字。下惠则自有其己,惟与伊尹伯夷不同。故在任与清之外,又特见为一和。

至如孔子,则亦任、亦清、亦和,随其时宜而变其意态。故孟子孔子为“圣之时”。此因孔子有一套既深且博的学问,遂成其大中至正之盛德,与道同化。而孔子自己之个性,与其特有之品格,反而不易把捉,不易认识了。故伊尹伯夷柳下惠乃各以其己性教。而孔子则以其学、其德教。反使人学孔子,一若转易于学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乃成为中国此下之“至圣先师”。

孔子及门,最善学孔子者为颜渊。孔子称之曰: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贤哉也。

又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有是夫。

庄周孔子墨翟而起,兼反儒、墨,但于颜渊亦时加称道。濂溪有言:

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果非学颜子之学,亦无以志伊尹之志。欲“志伊尹之志”,则必先“学颜子之学”。后世以 并称,尤见孔子之道之高深而博厚。

颜渊生与圣师同时,圣师在前,颜渊一意向学,务自退藏,绝不稍露其一己之光芒。然不仅孔子特加称赏,即一时同学,亦群加推敬无微辞。故颜渊一生,始终只是一学生身分。但中国五千年历史,亦只有颜渊乃成为惟一杰出一学生。

孟子便与颜渊不同。其时则圣师逝世已久,反对者群起,孟子则曰:

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也。

未能亲炙,则求为私淑。其见梁惠王,见齐宣王,亦如孔子之周游列国,以求行道于天下。但终亦以不得用退老。后世兼称 ,又兼称 孟子颜子,乃得同居“亚圣”之地位。

儒又谓“孟子粗,颜子细”。若专论好学,则私淑终不如亲炙之易臻于深微之地位矣。故中国人虽尊师教,更重自学,教统终不如学统之为要。求于教统,则有一孔子已足。求于学统,则非时时有颜子孟子其人者出,此学统即不易成。其去孔子益远,则其为私淑当更难。故求知孔子,不仅当知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亦当知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此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则惟当于中国儒家之学统中求之。中国虽文化深厚,而独无一自产生之宗教;此其所以然,诚值吾国人之作深长思矣。

今吾国人则群慕西化。此亦吾国民性一种虚心好学之表现。但因此而轻视古人,因而集中于孔子一人身上,打倒家店、批呼声,成为一代之时髦。此则有仍值吾国人之作深入讨论者。墨翟,乃推尊大禹庄周、反,乃推重黄帝老子黄帝,其人其事,都出庄周虚构,在此不详论。但庄周亦仅另推一批古代人物来反。此亦仍如孔子之“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亦可谓亦同是孔子学脉,同足以代表吾中国人之国民性。

佛教东来,中国历代高僧亦仅于释迦群加推敬,阐扬其教义。至于孔子之教,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则皆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果使佛法昌明,则道与中国文化自会转变,自归消失。果使欧洲人真信,则耶稣明言“凯撒凯撒管”,又未有教其信徒以兵力传播信仰之遗训,则何须有不断之十字军东征?又何须有新教旧教之兵争?即佛教,自 天台华严三宗迭起,亦渐中国化。代理学家乃继之而兴。是则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以本国民族性传统文化为教,不再自辟新义,自创新说,自成一宗教。斯诚大仁大智之结晶,而其势力影响则转超诸大宗教之上,固非偶然矣。

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奉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为人生之三大原则。实则惟中国社会乃最自由、最平等、最独立之社会。即如,并有群弟子结队成行。其在外周游十四年而反,来去自由。此下战国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无不然。如孟子“后车数十,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此是何等自由!试问现世界国际游历,又谁何人能获得此自由?

再言平等。孔子先曾去,当时乃一平民身分,然获齐国君卿之礼遇。及其去、去,亦皆以平民身分,而同得君卿之礼遇。不仅孔子一人为然,战国时更多其例。范睢以一流亡客,而秦皇长跪其前以乞言。或谓此乃战国时事。则 以下,可证中国社会君臣上下平等之事项,何止数千百条,难于列举。先之如汉文帝之接见贾谊,后之如王荆公程伊川为经筵讲官,皆主己坐而讲,为君者立而听;其君亦勉从之。要之,中国社会自有其平等观,则即此亦可证。

又如独立。孔子言“富贵不可求”,因富贵皆不得由一己独立求之。如求富,设一工厂,开一公司,岂一人之事?如求贵,民主竞选,又岂一人之事?中国人则惟求为君子,为圣贤,皆可独立为之。故主为己之学,即主一己之独立。

于自由、平等、独立三者之上,中国人尚有高一层进一步之指示,如孔子之教其子伯鱼学《诗》、学礼是也。今国人乃以中国人立教不及于自由、平等、独立,以归罪于中国之古人,则复何辞为解!

今日又值孔子诞辰,试问当何以阐扬孔子之遗教?两千五百年来,阐之扬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不乏其见于文字著作者。别辟新义,别创新格,何以传道而授业?此则有待于大贤君子。本文上拈诸端,庶于近代批、轻之风,聊资解惑之一助。放言高论,则非所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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