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

一

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古代诗人，恐怕要数李白和杜甫了。

他们去过的地方，大都留下了遗迹。这些遗迹，成为当地的胜地，成为当地的荣光，被记载在方志中，流传在民间。例如，李白在任城住过，任城就有太白酒楼。此楼原建于城内或城外，已不可考。清光绪十二年重修，是在城南。但据《太平广记》载，酒楼是李白修建的，是在城内。城内旧有翰林街，以李白得名。据《济宁直隶州续志》载，任城内古南池，即杜甫与许主簿同游之南池，中有阁，光绪十五年重修，并于阁建唐社文贞公祠，祀李白、杜甫、贺知章三人。济南是古历城，《续修历城县志》引张养浩《归田类稿》诗一首，诗是：

僮年尝记此游遨，邂逅重来感二毛。翠绕轩窗山陆续，玉萦城郭水周遭。风烟谁道江南好，人物都传海右高。怪底登临诗兴浅，鹊华曾见谪仙豪。

李白是否到过鹊华山，已不可考。他是到过鹊华湖的，有《陪从祖泛鹊山湖三首》，从鹊华湖可遥望鹊华山。只要是他去过的州县，这类胜迹便常常出现。安徽这类地方就很多。李白集中有《早过漆林渡寄万巨》等几首诗，泾县就有万家酒楼，洪亮吉《泾县志》引郑志称：“在桃花潭畔，今废。相传李白慕万家酒楼，来此。村人汪伦酿美酒待之。”那里与李白有关的还有汪氏别业（李白集中有《过汪氏别业》诗），万巨宅。在县郊震山永安寺还曾建过李翰林祠，为宋庆元年间陈姓县丞所建，嘉定间县令“王栐以家藏画像张之阁上，名曰‘谪仙阁’”⁽¹⁾。李白集中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诗，铜陵县就有五松书院，嘉靖《铜陵县志》称：“五松山，在县南四里。山旧有松一本五枝，故名。唐李白筑室于上，为五松书院，有题咏。”而其实，李白所到过的五松山在何处，尚且弄不清楚，何来五松书院？徐乃昌《南陵县志》称：“雍正县志指为铜陵之五松铜官，误。查旧府志，铜井西五里有古精舍。今访之土人，五松即繁之五峰。……则五松乃谪仙所名。……繁邑向隶南陵，是五松属繁，非铜之五松也。”⁽²⁾由于南陵有五松山，而李白《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中有“龙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句，因此南陵又有龙堂精舍。县北三十五里，还有酒仙坊庵，相传李白曾饮酒于此。据史炳《溧阳县志》称，溧阳有太白酒楼，又有北湖亭，是李白登临处。

杜甫到过的地方，也有类似遗迹。例如，蒯正昌等修的《续修江陵县志》载：“杜甫巷，在沙市，今改杜工部巷。少陵自蜀来楚寓于此。”嘉靖《衡州府志》载，衡阳县城南十五里华光寺有思杜亭，“唐杜甫葬耒阳，宋郡守刘清之登华光山，望之慨然有感，遂筑亭，扁曰‘思杜’。又即地立祠”。并且还以黄庭坚配祀。同一县志还载，耒阳县北二里杜陵墓侧原还有杜陵书院，修志时已废；还有杜甫祠。

这类遗迹举不胜举，其中有不少实属附会。甚至有的则纯系伪托，例如《正德汝州志》载有李白过汝州诗一首，《离彭婆值雨投临汝》，如下：

投馆野花边，羸骖跨不前。山桥断行路，溪雨涨春田。树冷无栖鸟，村深起暮烟。洛阳山已尽，休更望伊川。

李白作客汝海，是在出夔门、南游洞庭、东下金陵之后，纵酒挟妓、挥金如土之时，何来“羸骖跨不前”；后来经汝海游龙门、至洛阳，也并未潦倒，绝无此一诗中抒发的心情。且此诗风格也殊不类李白，诗思滞涩、槁枯，不同于李白的思如泉涌；想象贫乏，不像李白的想象丰富、瞬息万变；情味瘠薄，不像李白的爆发式感情，浓烈深厚、来不可止。就诗而论，实是劣诗，显系伪托而无疑。

更有甚者，有些李白与杜甫并未去过的地方，却也活龙活现地记载着他们的行踪。例如，道光《遵义府志》卷十引四川旧志载遵义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一统志》载梧州藤县东六十里赤水峡，传为李白谪夜郎时经过之地，有李白岩。该志又称柳州怀远县下石门，也有太白岩，李白谪夜郎时尝游此。其实，李白未至夜郎，前人已辩之甚详；且李太白集中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证明着李白流夜郎半道遇赦。遵义府的太白宅，纯属伪托。李白流夜郎，溯江而上，顺江而还，与梧州、柳州了无牵涉，二处之太白遗迹，显系附会。像这样附会的李、杜遗迹，也是举不胜举的。

对于到处附会李白遗迹，以李白的经游地、出生地为荣的情形，李贽有一篇题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录。”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诗，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³⁾

撇开李贽在这篇题辞中寄托的个人不平不说，他的意见是对的。李、杜之所以不朽，在于他们的诗篇，而不在于他们生于何地，经游何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李贽又说得不完全对。大量的李、杜遗迹真也好，假也好，附会也好，都说明着他们所受到的崇敬与爱戴，所享有的声誉。时光流逝，风雨侵蚀，遗迹是可能泯灭的，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建树，却历千载而长新。有些遗迹，荒废了又重建，一再更换地址，已非原来面目，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崇敬之情。这就说明，李、杜之在中国，是怎样根深蒂固地植入生活里，他们的诗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想否定他们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在历史检验面前，任何扬此抑彼的论断，都显得无足轻重，任何贬抑李、杜的言论，都无法改变李、杜在中国土地上的固有地位。

二

有的专家认为：“抑李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并且认为：“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这选择，就是李白。因此，这位专家费了好大力气，要翻这桩假想的“公案”，变“抑李扬杜”为“扬李抑杜”。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断定历代扬杜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而抑杜的都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又把艺术上的不同爱好，把文学欣赏中的复杂现象都纳入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之中。

这两种意见，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妨稍为回顾一下历史上对李、杜的评价。

千二百余年间，对李、杜的评论真是浩如烟海，要系统整理，需要专书，这里显然不可能，只能择其要者。

李白生前就有诗名。贺知章一见，称他为“谪仙人”。他之奉诏进京，供奉翰林，也当与诗名甚大有关。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描述李白诗歌在当时影响之大，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⁴⁾杜甫称赞他是“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又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并说，六朝文风至李白而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李白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可见是非常之大的。

杜甫生时诗名可能没有李白大，但也并非不为人所知。任华称赞杜甫诗歌气魄的壮大，是“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可见，他评李、杜，各论其所长。他的这篇《杂言寄杜拾遗》提到：“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⁵⁾这可证明杜诗在当时已为人所传诵。又说：“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⁶⁾这又说明杜甫在安史乱前居长安时已有诗名。大历四年（769）春，杜甫经衡阳时，衡阳判官郭受在《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诗中，赞誉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不久在潭州，韦迢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中又提到杜甫“大名诗独步”。这都说明，杜甫当时诗名并不太小。杜甫对自己的诗名是颇为自信的，在《宾至》中，说：“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沈确士对此评云：“二句自谦，实自任也。”

不管怎么说，李、杜生时，对于他们的评论，都并不存在扬此抑彼的情况。

开始扬杜抑李的，从现有材料看，是元稹。元稹对杜甫，推崇备至。“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⁷⁾沈、宋跟杜甫当然无法比，陈子昂当然没有杜甫博大深广、兼收并蓄，这都比得未尝不可。他的偏颇之处，在于拿杜甫比李白，以抑李来扬杜：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⁸⁾

元稹这一看法，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并无足资佐证的材料。无疑，他对李、杜的各自所长，是论述得相当中肯的。问题是对这种所长的评价，却实在太不公道。平心而论，李白的乐府歌诗写得比杜甫要好，元稹却说只是“差肩于子美”而已；杜甫的律诗自然比李白有更高的成就，元稹却把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距离拉得异乎寻常的大。本来，各有所长，比较其特色是可以的，不应比其高低。元稹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虽也更喜爱杜甫，但他并未贬抑李白，对李、杜的评价，与元稹有明显的差别。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地提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⁹⁾这里说的“才矣奇矣”，是李、杜并列。接下去他又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是在并列的基础上，认为杜有过李处，但也仅此而已。他还有一首论李、杜的诗：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¹⁰⁾

对于李、杜的遭遇，对于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诗的评价，都并无扬此抑彼之意。

与元稹意见更为相左的是韩愈。对任何贬损李、杜的言论，他都加以强烈抨击。他为此还写了一首有名的《调张籍》诗：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¹¹⁾

在这首诗里，韩愈用极为崇敬的笔墨，赞美李、杜，称他们的笔墨有如“巨刃磨天扬”，称他们的诗篇是“金薤垂琳琅”，渴望与他们精神交通，向他们学习。在《醉留东野》中，他说：“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¹²⁾在这里仍然是李、杜并列。又如《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¹³⁾《酬卢云夫》：“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¹⁴⁾《荐士》：“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¹⁵⁾《感春》：“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¹⁶⁾韩集中李、杜并举，凡六见。

由是可见，韩、柳、元、白时代，元稹扬杜抑李的观点并未成为当时普遍的舆论倾向。甚至当时的边远地区，李、杜的声誉，也是并驾齐驱的。1959年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的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忆学字》就提到李、杜：“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韩、柳、元、白同时。这就说明，李、杜在当时影响的广泛，也证明，李、杜并称，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从现有资料看，元稹扬杜抑李的论断，在当时倒是颇为孤立的。

此后，李、杜并肩称雄，未尝稍衰。杜牧论李、杜，说是“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¹⁷⁾。承认他们各造极境。李商隐论李、杜：“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¹⁸⁾也是李、杜并称。而在某些时候，李白的声价比杜甫还要高些。例如，皮日休称其“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¹⁹⁾，“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²⁰⁾。诗僧齐已称其“铿金锵玉千余篇，脍吞炙嚼人口传”⁽²¹⁾。可以说，终有唐一代，李、杜的声望是并列的。抑李扬杜的言论只是作为个别论断而存在，并未为当时诗坛与社会所普遍接受。所谓扬杜抑李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在有唐一代，并非事实。

三

宋初，文主张学韩愈的王禹偁，诗极力推崇李白与杜甫。在《李白写真赞》中，他热烈地向往和赞美李白。而在《日长简仲咸》中，则又极力赞誉杜甫：“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²²⁾显然，在他心目中，李、杜并峙。西昆体的主要代表者，诗主“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杨亿，不喜杜诗，“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²³⁾。可见，在宋初诗坛，杜的地位并未高于李。

北宋中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林和靖以李、杜并举：“李、杜风骚少得朋，将坛高筑竟谁登？”⁽²⁴⁾之后，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欧阳修在《赠王介甫》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²⁵⁾李杜并称。欧阳修叹赏于李白的，是李白的天资。他写了一篇《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对此作了论述：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²⁶⁾

他不仅喜欢李白的天资，而且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在《读李集效其体》中，他集中地表述了这一点：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哨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落花，飘然已去凌紫霞。下视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²⁷⁾

对于欧阳修的好李诗而不好杜诗，刘攽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李诗“超逴飞扬，易为感动”⁽²⁸⁾的缘故；而陈师道与黄庭坚则对欧阳修的更喜欢李白表示不理解，“怪叹，以为异事”⁽²⁹⁾。《四库总目》疑《后山诗话》非师道所作，“怪叹”之说不尽可信。但其实，欧阳修之好李诗而不好杜诗，不过是一种欣赏趣味而已，并非深思熟虑之批评。他并没有贬低杜甫，在《感二子》一诗中，他提到：“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³⁰⁾比之以麒麟凤凰，承认他们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在《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一诗中，他对杜甫更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谁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苟言可垂后，士无羞贱贫。⁽³¹⁾

王安石与欧阳修不同，他更推崇杜甫，甚至到了膜拜的程度：“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不仅推崇杜甫的诗，而且推崇杜甫的为人，“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³²⁾。王安石之所以推崇杜甫，自有其原因。对于他的喜爱杜甫，后代论诗者一致公认，而对于他的不爱好李白，却成为后来诗论中的一桩公案。他曾经编过一本四家诗，收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的一部分诗作。由于四家诗把李白排位第四，猜测与议论因之纷然而起。宋大观间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提到这件事，称：“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³³⁾惠洪和尚晚半山老人数十载，所引舒王云云，决非耳闻，而今存王临川集中并无此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冷斋夜话》所托于某某云，多不可信，前人已有诋其“多诞妄伪托者”。对上引舒王云云，王定国在《闻见录》中曾予以辩驳，云：

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韩、欧高于李白耶？”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集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韩、欧而不可破也。

如是所言，则四家诗之编集次序先后，原非据以定高下者，若据次序之后先，更附会以舒王云云，固属无稽。但《闻见录》所引鲁直问荆公语，有何实据，也无从查考，自然也不足尽信。又随后，陈善在《扪虱新话》⁽³⁴⁾中虽对所谓李白“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的议论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对这句话本身的真伪，则并未加以怀疑。直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才认为这句话“恐非荆公之言”。但是，事情并未完结，清人吴景旭编《历代诗话》，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对“十句九句言妇人、酒”之说，加以发挥：

四家诗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语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³⁵⁾

显然，这一发挥已远远超出所谓“妇人、酒”说，而连李白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也加以非议了。纵观这一公案的前前后后，与王安石有关的只是他编了四家诗，确乎把李白排位第四。但也仅此而已，就四家的编排次序引起的种种议论，恐为臆测之词，与王安石本无干涉。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王安石贬抑李白，虽然他极为推尊杜甫。

苏轼和王安石一样推尊杜甫：“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³⁶⁾他是把杜甫当作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标志的。但是他同样没有忽略李白，而是给予李白以杜甫的同等地位：“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³⁷⁾“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³⁸⁾他有时还表现出对李白的真挚的向往：“我居青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千百仞，霞衣谁与云烟浮。”⁽³⁹⁾显然，在气质和个性方面，苏轼更接近李白。而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证明着他更多地接受李白的影响。

可以看出，代表北宋诗坛杰出成就的主要作家，虽在个人欣赏趣味上有所偏爱，但都不存在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问题。

接受元稹扬杜抑李观点的是苏辙。他的《和张安道读杜集》：

杜叟诗篇在，唐人喜力豪。近世无沈、宋，前辈蔑刘、曹。天骥精神稳，层台结构牢。龙腾非有迹，鲸转自生涛。浩荡来何极，雍容去若遨。坛高真命将，毳乱始知髦。白也空无敌，微之岂少褒。……⁽⁴⁰⁾

他认为元稹褒杜抑李是对的，而且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⁴¹⁾。从李白的诗到他的为人，都加以非议。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持有与苏辙类似的观点。钱易认为，“李白终无杜甫之筋骨”⁽⁴²⁾。蔡絛认为，“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古；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⁴³⁾。许尹认为，“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工亦少”⁽⁴⁴⁾。此外还有一些。但是，北宋时期扬杜抑李的议论并未成为诗坛的普遍定论。崇杜则有之，抑李则并不普遍。此一点在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显明。北宋诗坛以杜为宗，主张学杜而规模、影响最大的，要推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即崇杜而不抑李。他一再提出要以杜诗为楷模：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⁴⁵⁾

由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也。⁽⁴⁶⁾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⁴⁷⁾

推崇杜甫不仅由于欣赏趣味，而且从创作方法上进行理论研究，在创作实践上加以模仿的，应该首推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在江西诗派统治诗坛时期，学杜成为创作思潮，杜甫成为诗坛的一代宗师。但是，就在这段时间，在崇杜的同时也并未抑李。除个别人，如晁说之认为杜诗“何庸李白之抗邪”，李“不得与杜并矣”⁽⁴⁸⁾之外，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在崇杜的同时往往也崇李，李、杜并称。黄庭坚自己就反对扬此抑彼：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能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⁴⁹⁾

他多处在论及学杜时，都同时论及学李。《与徐师川书》指出师川诗没有写好的原因，是“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未熟耳”⁽⁵⁰⁾。黎晦叔曾经比山谷于李白，山谷答书云：“惟所以待不肖于古人，则极不敢当。贾谊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尽其蕴；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岂不肖之所敢望。”⁽⁵¹⁾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中引山谷论李白称：“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暝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黄庭坚在创作上当然是学杜的，但也常常学李。正像他学杜主要在句法、用字上下功夫一样，学李也是在句法、用字上下功夫。例如，李白诗：“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山谷诗：“苍山其下白玉京，五城十二楼。”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山谷诗：“大雅久不作，图王勿成霸。”在精神实质上、艺术风格上虽然没有丝毫与白相似处，但却从侧面说明，他崇杜而并不抑李。在谈到应该学习古诗时，他举的不少例子都是如何学习李白。黄庭坚对待李、杜的态度，也是江西诗派对待李、杜的基本态度，崇杜而不抑李。

南宋对待李、杜，大概与北宋相似。虽杜诗的流布较北宋为更盛，但多数论者对李白也并未加以贬抑。

可能是因为同样有着家国之痛的缘故，南宋的一些爱国者是很推崇杜诗的，例如，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⁵²⁾他之赞赏于杜甫的，乃在于他的忠君爱国，而非仅仅于句法用字：“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形容色泽而已。”⁽⁵³⁾由于诗话大量出现和杜集的注解增多，对于杜诗的评论和研究进入了更为详悉的时期。在诗话中崇杜的要数黄彻最为有力。他主要是从忠君爱民这点着眼的，他说：“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⁵⁴⁾又说：“杜老非谓乱离，其所以愁愤于干戈盗贼者，盖以王室元元为怀也。”⁽⁵⁵⁾在崇杜的同时，黄彻对李白有所非议：“白之论撰，也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⁵⁶⁾

但是，抑李并非普遍倾向，多数论者仍是李、杜并称，并不扬此抑彼。而且，对于抑李的观点，还有不少人反对，例如，刘克庄认为元稹扬杜抑李的观点是“抑扬太甚”⁽⁵⁷⁾。张戒对所传王安石非难李白的那段话加以驳议：“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谓之识见污下耶？”⁽⁵⁸⁾张戒虽然十分推崇杜甫，但他也很推崇李白，《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他“大抵尊李、杜而推陶、阮”，是对的。吴沆也对所传的王安石那段话不以为然：“太白虽喜言酒色，然正处也甚多。如《古风五十九首》，皆雅也；如《蜀道难》……非风乎？如《上云乐》、《春日行》……非颂乎？虽不可责其备而求其全，然舍李则又无以配乎杜矣。”⁽⁵⁹⁾他们都拿《冷斋夜话》所载的王安石那段话当真，而为李白鸣不平。但是用以为李白辩解的理由，却是以之方经。这虽然有点可笑，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抑李之论，在南宋并非普遍。与他们观点近似的还有葛立方，他虽赞赏“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但又认为“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实际上还是李、杜并列。而且，在艺术上，他给李白以很高的评价⁽⁶⁰⁾。

严羽与陆游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南宋是有代表性的。严羽认为：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⁶¹⁾

李、杜各有所长，各有其所以不朽的原因。陆游在一首诗里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

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士固难推挽，人谁不贱贫。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⁶²⁾

这个思想完全和韩愈一致，是客观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两代对李、杜评价的基本倾向。有宋一代，虽然诗坛上学杜成为一时风气，杜的声望极高，但除少数论者外，仍然是崇杜而不抑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有宋一代，扬杜抑李既未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崇杜与不崇杜，也未成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标志。

四

金代的赵秉文，是李、杜并称的。元遗山对杜甫评价甚高，但他对于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对杜甫的评价，却甚不以为然。在《论诗三十首》中，他写道：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认为元稹推崇杜甫的排律，其实是没有认识杜甫的真正价值所在。长篇排律只是杜诗中的一体，遗山在《杜诗学引》中说，杜诗的妙处在于“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他是从杜甫反映现实的出神入化和杜诗的巨大含蕴与气魄去肯定杜诗的。元人方回也充分肯定杜甫，奉之为诗之一祖。杨维桢则既称杜，也称李。侯克中虽然推尊杜：“乾坤若谓多清气，千载谁登子美坛。”⁽⁶³⁾但是他对李白同样十分推崇。在《题李太白画卷》中，他称李白为“九万大鹏千载赋，善言斥笑藩篱”⁽⁶⁴⁾。他还为李白的《清平调》辩解：“谁知太白《清平》曲，不是新声是谏章。”⁽⁶⁵⁾从传统的美刺观点的角度肯定李白，与部分宋人否定李白时所持的观点、标准相同而得出的结论却相反。可以看出，金、元之际，元稹的扬杜抑李说并没有多少影响。

元末明初一些反对雕缛、主张自然的作者，是崇李的。例如，和梁寅交往的邓雅，主张“吟诗不须苦，苦吟失诗意”⁽⁶⁶⁾。他主张诗要抒发真情、冲淡自然。他推崇两个人：陶渊明和李白。他有一首《太白墓》：

呜呼李太白，今古诗之豪。心胸自可小溟渤，富贵何如轻羽毛。平生所乐在诗酒，醉来笔涌春江涛。贵妃捧砚足荣宠，天子赐之宫锦袍。风流既往不复见，残膏剩馥沾吾曹。吾曹碌碌不足数，采石江头拜诗祖。当年捉月事渺茫，千载清风一抔土。⁽⁶⁷⁾

把李白称为诗祖，这似乎还是第一人。无独有偶，杨慎却对杜甫有所非议。他对杜甫的有些诗句，认为是“意求工而语反拙，所谓凿混沌而画蛇足”⁽⁶⁸⁾。一个扬李，一个抑杜，都从各自的艺术趣味出发。茶陵派的李东阳，虽然在诗歌创作上宗主杜甫，但他对李白也甚为景仰。在《再赠彭民望》三首之一中，云：“谪仙千古才。”⁽⁶⁹⁾在《采石登谪仙楼》诗中，缅怀李白，感慨万千。他认为李白与杜甫，“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⁷⁰⁾。

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但他们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认为：“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⁷¹⁾王世贞认为，李白诗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谢榛认为：“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⁷²⁾有意思的是，在推崇李白的同时，对何景明、李梦阳的一味学杜还表示了一点点不满：“国朝何大复、李空同，宪章子美，翕然成风。吾不知百年后又何如尔。”⁽⁷³⁾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从形式上模拟杜甫确实存在弊病。当然，这对于杜甫在当时的巨大声望来说，并没有丝毫贬损的意思，他批评的是模拟之风。杜甫在前后七子的心目中，依然是不可企及的。

力图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尊李而抑杜。“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雄豪’，而总评之曰‘外道’。”⁽⁷⁴⁾和祝允明同样追求平易自然的唐寅，也是推崇李白的。他说自己愧无李白才。他们之推崇李白，原因之一恐怕与他们的恃才傲世、狂放不羁有关。但是有意思的是，和他们一起的文征明，却是杜甫的崇拜者。他在诗中多次提到杜甫：“寂寞一杯人日雨，风流千载草堂诗。”⁽⁷⁵⁾“草堂故事诗篇在，应许多情杜甫知。”⁽⁷⁶⁾“不见故人春满眼，临风空赋草堂诗。”⁽⁷⁷⁾“有约不来成寂寞，临风再咏草堂诗。”⁽⁷⁸⁾尽管他的诗风并不近杜甫。他的推崇杜甫，显然不同于前后七子。

其后，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李、杜并称。“仆曾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⁷⁹⁾当然，他是推尊苏轼的，他认为诗之入神，是苏轼。李、杜在他眼中，地位并未比苏轼高。但是他于李、杜，并无扬此抑彼的论断。不过，在赞赏杜甫的同时，对于前后七子掀起的“铸形宿镆”的学杜风气，他是施加抨击的：“纷纷学杜儿，伺响任鸣吠。入山不见瑶，何用拾琼块。”⁽⁸⁰⁾

在明代诗坛上，杜甫虽然地位甚高，但是李白的声望同样并未稍减。不少反对复古的作者，倒是更为推崇李白的。在明代，扬杜抑李之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的情形，并不存在；而以是否崇杜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界线，也不符合事实。

五

在清代，钱谦益是李、杜并重的。他说过：“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⁸¹⁾王夫之称李、杜皆为“大家”，而于杜时有非议。⁽⁸²⁾王士禛虽承认杜甫为“诗史”，但他内心实际上对杜也有訾议。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说：“要知唐之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于少陵亦时有微词，况元、白乎？”王士禛之于杜甫，也并非“未便诋毁”，而其实是时而公然叫骂的。《随园诗话》卷八就有“阮亭骂杜甫无耻”的记载，可证。

叶燮认为：“杜甫之诗，独冠古今。”同时又认为李白“出类拔萃”⁽⁸³⁾。他的学生，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和翁方纲，都李、杜并重。

龚自珍论李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⁸⁴⁾而他于杜甫，则似乎颇有微辞：“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扣富儿门。”⁽⁸⁵⁾

清人赵翼说：“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读者但觉杜可学而李不敢学，则天才不可及也。”⁽⁸⁶⁾他这话是说得颇为客观的。杜之名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正是千余年间对李、杜评价的基本事实。

从这一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点：

自元稹扬杜抑李之论出，千余年间，虽时有同调，但并未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就像严羽说的，李、杜各有自己的成就，无法互相替代。这是一个无法移易的事实。这个事实一直受到了绝大多数论者的尊重。

各个时期都有一些论者有自己喜爱的侧重点，有人更喜爱李白，有人则更喜爱杜甫。出现这种情况有其复杂的原因。不能由此而断定凡人民必喜爱李白，凡统治阶级必喜爱杜甫；也不能倒过来，断定凡喜爱杜甫就都是现实主义者，不喜爱杜甫就是反现实主义者。（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本来就不恰当。）上引各例，就是证据，无须赘说。

与这一点相联系，是像李白和杜甫这样的伟大作家，任何带偏见的褒贬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固有光辉。褒也罢，贬也罢，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他们都是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千余年来的李、杜评论，在这一点上也给人以甚深的启发。各式各样的评论，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李、杜诗的影响，却比评论要广泛得多，历千二百年而未尝稍衰。它们已经不朽。对于后来者来说，是如何分析、研究、批判继承他们的遗产，而不在于肆意褒贬。肆意褒贬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事。

六

对于这两位各有成就的伟大诗人，妄比其优劣，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他们并驾齐驱的地位，就像郭沫若同志在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联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⁸⁷⁾郭沫若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李、杜的公允的历史评价，也是对千二百年来的李、杜评论的恰如其分的总结，是从千二百年来的李、杜评论中导引出来的正确结论。

不扬此抑彼，不妄比其优劣，但却可以比较其特色。李白和杜甫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做了无法更替的独特探讨，对于他们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作一番比较，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位诗人的独特贡献，认识他们的各自特点。

事实上，前人多少已经这样做了。前引严羽的那段话就是一例。他用李白飘逸与杜甫沉郁比，得出的结论是各有所长。这是从艺术风格上比较他们的差别。赵与旹《宾退录》引刘次庄《尘土黄》诗序论李、杜云：“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游云转石，势不可遏。”这也是从风格上比较其差异。葛立方从诗思的迟速比较李、杜创作过程的差别：“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⁸⁸⁾李东阳对此也作过详细比较：

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石刻“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前代传子美“桃花细逐杨花落”手稿有改定字，而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稍有异议者，退之辄有“世间群儿愚，安用故谤伤”之句。然则，诗岂必以迟速论哉！⁽⁸⁹⁾

对李、杜创作过程构思迟速的比较，他们的论断是可取的。

至于在论李或论杜时，接触到他们诗歌的思想或艺术方面的特点就更多了。例如，不少人看到李诗中反映的傲视王侯的豪迈气概。叶燮在谈到这一点时说：

观白挥洒万乘之前，无异长安市上醉眠时，此何如气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与，立勋业可以鹰扬牧野，尽节义能为逢、比碎首，立言而为文章，韩愈所言光焰万丈。此正言文章之气也。……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⁹⁰⁾

所谓“挥洒万乘之前”，如醉眠长安市上，也就是“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意思。当文人在宫廷中的地位近于俳优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易，没有敢于傲视王侯的气概，是做不到的。我们不妨举一例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太宗击掌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继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⁹¹⁾

阎立本后来官至右相，他又是著名的画家，对他应如何评价是另一个问题；而且，阎立本面对的是唐太宗，太宗是英主；李白面对的是玄宗，玄宗当时正沉溺于声色之中，情形也不一样。但是，在皇帝面前，“俯伏池侧，手挥丹青”，而流汗羞惭，与“挥洒万乘之前”而旁若无人，那气概到底是很不相同的。傲视王侯的豪迈气概，这正是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他那些抨击黑暗政治的诗，都与此有些关系。

又如，评论杜甫时，很早就指出了杜诗的“诗史”的性质。称杜诗为“诗史”，起于何时，已不甚了然。但晚唐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篇》在李太白条下已提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当时”，当然指的杜甫生前，也许在孟棨的时代还能看到杜甫生前有关杜诗为“诗史”的评论文字。但不管“诗史”之说是否确乎起于杜甫生前，至少早在晚唐，杜诗的这一特色就被认识到了。宋代这一说法得到了普遍承认。黄庭坚推杜为诗中之史。李复称：“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见当时。”⁽⁹²⁾惠洪称：“故老杜之诗，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⁹³⁾蔡居厚称：“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⁹⁴⁾胡宗愈称：“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⁹⁵⁾陈岩肖称：“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⁹⁶⁾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称之为“诗史”，是由于“善叙事”，“纪当时事”，“读之可以知其世”。这些其实都是指杜诗的广阔的社会题材而言的。诚然，杜诗社会题材之广阔，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所罕见。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接触到杜诗的主要特点。而且，承认杜诗的“诗史”性质，当然也就多少承认了它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白居易比“诗史”之说，似乎更深入一些，他指出杜诗的最好篇章是《三吏》、《芦子关》、《花门》之章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⁹⁷⁾。这些都是杜诗中反映现实最深刻的篇章。这可以看出，白居易认识到杜甫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刻性特点。王安石赞叹于杜甫的是：

青衫老更斥，饿死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⁹⁸⁾

这也就是后来常说的杜甫“忧国忧时”的意思⁽⁹⁹⁾。也正是以忧国忧时的感情纪时事，杜诗才感动了那么多有着同样思想感情的读者。例如，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就说：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