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阁本研究
南三阁的社会作用
徐苏[1]
摘要：南三阁与古代以藏为主的藏书楼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截然不同的职能。南三阁作为钦定的官家藏书楼，开始向社会开放，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为读书人提供了读书的便利，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也为当地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在其存世乃至被毁后的百余年来，围绕着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存本和复建文宗阁、文汇阁建筑的前前后后，都可以发现南三阁凸现的社会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关键词：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四库全书》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outh Three Pavilion
Xu Su
Abstract：The South Three Pavil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library ones，which were mainly collection ofbooks，and showed absolutely different functions.The South three cabinet were held as the official library of the emperor，began to open to the society，accelerating the spread of culture，and provided the readers the convenience of reading，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also for the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In the world and even destroyed after hundreds of years，around the repairing retained copy of Si Ku Quan Shuin the Wenyuan Pavil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Wenzong Pavilion，Wenhui Pavilion building，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ocial role of the south three pavilion i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Wenzong Pavilion；Wenhui Pavilion；Wenlan Pavilion；Si Ku Quan Shu
《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决定了七阁绝不只是一个藏书楼那么简单，使七阁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包含文宗阁在内的南三阁，脱离了皇家宫廷的直接控制，有独立的建筑和专门的管理人员，使官府的藏书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开，供一般的读书人阅读抄录，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是古代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过渡的桥梁。
一 为读书人提供了便利
乾隆皇帝对南三阁高度重视，为它们的兴建多次发出谕旨，从选址、经费到管理都亲自过问，落成时又亲自题匾、题诗；南巡时还专门巡视；并多次督促地方官府要积极发挥它们的社会作用。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下旨内阁，要求南三阁《四库全书》允许当地读者领出传写，谕曰：“前因江浙为人文渊薮，特降谕旨，发给内帑，缮写四库全书三分，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庋一分。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2]
在这一谕旨中，乾隆皇帝重点讲了三层意思，首先是划拨经费缮写三分《四库全书》藏南三阁的原因，是为了嘉惠士林，推广文治；接着指出南三阁藏书要很好地发挥社会作用，不能只藏不用，要把南三阁藏书对江、浙两省地方上的读书人开放，为他们阅读和传抄《四库全书》提供方便；最后要求对南三阁的藏书进行严格的管理，按规矩办事，所有进出阁的藏书要履行登记手续。
为了引起江浙两省地方官府的重视，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乾隆皇帝加发了一道谕旨，要求内阁督促江浙督抚等允许士子到南三阁中抄阅。他强调说：“《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觅。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3]除了重申南三阁《四库全书》到位后，要充分发挥作用，为读书人提供便利外，又专门告诫南三阁的主管部门严格执行方便读书人就近阅读和允许他们借出抄录的规则。从这点来看，乾隆皇帝在官府藏书发挥作用方面还是颇有开明之处的。
二 为文献传播提供了便利
在乾隆皇帝的多次督办下，南三阁对江浙两地的读书人敞开了大门，实施了对当地读书人开放的规定，允许他们到阁中借阅和抄录图书。以文澜阁为例，当年制定的开放制度是：该阁在每年的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对外开放，到五月间暂停一段时间，对所藏之书进行翻晒，以防止书中出现虫蛀或霉烂。到七月一日重新恢复开放，直至十二月二十日停止。每天的开放时间随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三至八月从上午8时至下午5时整，九月至第二年的二月从上午9时至下午4时整，星期日休息不开放。南三阁成了读书人就近阅读官府图书的场所，在促进典籍和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大学士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时说，曾“奉命直文渊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见江淮人士瞻阅二阁，感恩被教，忻幸难名。兹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而是书适刊成，士林传播，家有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广所未见文，文治涵濡，欢腾海宇。”[4]这说明了有读书人到南三阁中读书和抄录。
虽然文宗阁和文汇阁相继被焚毁，史料多以不彰，很难发现文人使用两阁的详情，但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从文人集子中的字里行间搜寻到一些文人使用两阁的历史资料。如查到了清人黄承吉在文宗阁中抄书的记录。明末清初时，有一位叫黄生的语言文字学家，字扶孟，别号白山，安徽歙县人。此人精于六书训诂之学，在文字学上有相当的造诣。曾撰《字诂》1卷，共107条，取经史群书语词，考辨其音义，订正讹误。又作《义府》2卷，以解释经史子集书中的词语文句为主。他首先阐明了“因声以知意”“古音近通用”的训诂学道理，为后来得以发扬光大的“以声韵通训诂”之路作了先行者。《字诂》与《义府》原来只有抄本流传，到清乾隆时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因此文宗阁中就有了两书的抄本。后来，黄生去世后，其侄孙黄承吉秉承父命，四处寻访黄生的遗著，在文宗阁中发现了两抄本，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阁中将之抄录出来。因为两书“乃显然出自宸编，不待别求而得”，他喜出望外，就将两书合编成一帙，并附上了自己的心得，统称《字诂义府合按》，至今此书仍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书籍。
在清代道员完颜麟庆撰写的《鸿雪因缘图记》中，我们不仅见到了当时文汇阁的详情和图样，也查到了作者利用文汇阁的情况。记中说：“庚子（1840）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谢奎以书目呈，遂坐楼下详阅，得抄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抄。”[5]这说明作者在文汇阁存世期间不仅自己入阁观书，也请人抄过书。
在南三阁中，由于文澜阁的存世时间长，文人利用《四库全书》的机会多，因而对文化的传播做出的贡献亦多。清代学者孙星衍、阮元、胡翚之、陈奂之、马一浮等人，藏书家钱泰吉、张金吾、陆心源、张寿镛等人都曾经到文澜阁中查阅过书籍，也抄写过书籍。浙江图书馆在盘点自己收藏的古籍时，也发现了多部传抄文澜阁藏本的书。照清宣统年间文澜阁董事张荫椿的说法，在光绪末和宣统年间，到文澜阁传抄书籍的人络绎不绝。此外，浙江编辑《守山阁丛书》《处州丛书》《四明丛书》的过程中，也都调阅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版本。
三 为当地人文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阁以书名。由于《四库全书》的巨大影响，南三阁在当地文人的心中也树立了一块文化的丰碑。如镇江籍史学家唐邦治在民国期间撰写的《镇江文宗阁先后赐书考》一文中，评述了《四库全书》庋藏文宗阁的意义和它对镇江的巨大影响。他说：“清纯皇帝缮写《四库全书》七分，分贮七阁，其工力之伟，震古烁今，驾赵宋之三千，朱明之《永乐大典》而上，不啻倍蓰，其文化沾被于天下后世。夫岂可以数量计？当时帝室自享其四，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分享其三，而苏省又独得三之二，而吾镇江乃竟得二之一，即金山文宗阁所颁贮者是也。虽全书藏文宗阁，其寿命仅六十余年，既遭红羊之劫，扫地以尽，然世人谈论四库掌故者，固莫不知吾镇江之曾有此全书也。”“金山文宗阁为镇江无上光荣之故实。”[6]宜兴学者陈任旸也在《光绪金山志》的序言中说：“敕建文宗阁庋藏《四库全书》，《图书集成》以嘉惠士林，江天焜耀，猗欤休哉，盛固极矣！”[7]文宗阁的存在客观上大大提高了镇江城市的知名度。
南三阁不仅是古代藏书楼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所在城市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杭州、扬州、镇江均为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面也有三阁作为有形文化遗产的因素。直至今天，它们的影响和作用依旧突出。如现存的文澜阁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复建的文宗阁都依旧是当地文化景观模式的杰出代表。扬州也把复建文汇阁作为弘扬历史文化名城风范的重要内容，2014年完工。
四 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南三阁的兴建，激励了一批藏书文人的志向，他们把“书藏名山”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促进了古代藏书楼的发展，为镇江赢得了世人的称颂。最典型的是嘉庆年间阮元仿效文澜阁和文宗阁藏书之举，先在文澜阁的所在地杭州创办了灵隐书藏，又在文宗阁的所在地镇江创办了焦山书藏，体现了“书赖名山藏，山因古书靓”的特色。促进了清代藏书事业的发展。
阮元，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曾充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历官多省学政、巡抚、总督，位至体仁阁大学士。他对培养人才极为重视，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他对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和藏书南三阁的举动很赞赏，记曰：“钦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叠，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特命如内廷四阁所藏缮写全册建三阁于江浙两省，谕令士子愿读中秘书者就阁广为传写。所以嘉惠艺林，恩至渥教至周也。”[3]他还亲自编辑了《四库未收书分类书目》，把许多不见世传的古籍版本选录书目中，如宋代《嘉定镇江志》和《至顺镇江志》抄本就是被阮元发现后选录其中的，进一步完善了《四库全书》的体系。
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让读书人可以读到更多的书，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在与顾星桥、陈桂堂、石琢堂、郭频伽、何梦华、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等名士同游灵隐时，提出在灵隐寺建“灵隐书藏”。他与寺僧商议，把“灵隐书藏”建在寺内，用来收藏翁方纲的《复初斋集》等书，还从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章、书典，藏于其中。为了便于管理，又以宋之问的诗句“鹫岭郁岧峣”为书籍入藏的编号，同时挑选了灵隐寺僧玉峰、偶然做书藏的管理员。灵隐书藏的藏书究竟有多少，现在已很难考证，因为没有留下书目可以考证。但是，可以估计有阮元等人的大力倡导，有翁方纲等著名的学者捐书入藏，后来为书藏捐书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当时的灵隐书藏规定：书藏设立后，各方均可将自己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赠予书藏，以供读者阅览。如杭州知名的学者陈文述就将自己的诗集送给了灵隐书藏。
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在瓜洲与焦山诗僧借庵、翠屏洲诗人王豫论及在焦山设立书藏。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命丁百川等人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楼五楹，以作藏书之所，定名“焦山书藏”。他从自己在扬州的私人藏书楼中，选出图书206种1400余册率先捐给焦山书藏。其中包含《四库全书》漏收的镇江宋元二志。在他的影响下，各方名贤纷纷捐赠，其中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的捐书仅次于阮元。先后捐书的还有慈溪冯辨齐、黔县李宗媚、巴陵方功惠、六合徐孙麟、独山莫绳孙以及汪喜孙、王豫、借庵、吴大澂、梁鼎芬、陈庆年、缪潜持、张东山等学者和藏书家。在众人扶持下，焦山书藏琳琅万轴，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便。
广东著名学者梁鼎芬曾经在焦山书藏读书多日，对那里的读书环境和藏书状况有很深的印象。他不仅自己带头捐书，还劝说杭州大藏书家丁丙和其他藏书家向书藏捐书。康有为也是焦山书藏的常客，在这里看了不少书籍。“江苏学者”陈庆年在书藏发现了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手抄本，异常兴奋，他在书藏多日，认真校勘了二志，亲自誊录清稿后发往金陵付印。
在文宗阁被烧毁后，镇江人吴寄尘慨然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在伯先公园内云台山的半山腰上建起了藏书楼，名曰：“绍宗国学藏书楼”，取绍承规复文宗阁之意。绍宗国学藏书楼采用了西欧式的建筑风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上海扬子建筑公司负责承建，1933年完工。该楼落成后，吴寄尘率先将自己藏书室“味秋轩”中的20000余册藏书献给了绍宗国学藏书楼。同时，他又发起成立绍宗国学藏书楼筹备委员会，聘请冷御秋、丁传科、柳诒徵、尹石公、陆小波、严惠宇等社会知名人士担任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吴寄尘病故后，由冷御秋、柳诒徵、尹石公共同负责藏书楼事务，担任藏书楼管理委员会的常委。
绍宗国学藏书楼内设有专职图书管理人员，负责藏书的管理和分类编目。初创时，邀请了南通的吴士湛担任干事。吴士湛辞职后，又聘请王旋伯、殷吉符等继任干事。另外李竹虚、赵乃隆、江世荣、江万里、曹沛然、王云轩、杨玉书、吴仲升、乔风德等先生也在藏书楼中管理过书。新中国成立后，藏书楼归镇江市文管会和镇江市博物馆管理期间，又请了鲍鼎、丁志安、沈芷痕等博学之士管理图书。其中鲍鼎对藏书楼贡献最多，他将藏书楼的全部藏书编成书本式目录，著录古籍3700多种70000余册。
绍宗国学藏书楼的书源主要来自社会的捐赠，当时收藏的丛书数量较多，有清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当时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都充实其中。其中的善本也不少。比较典型的有元刻本5部、明刻本196部，共5000余册。这些刻本均出自著名的官方刻书机构或有名的私人刻书家之手，反映了当时的刻书风格，属于刻书中的精品。如著名书法家林佶的《渔洋山人菁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写刻精本，质量上乘。
[1]徐苏，研究馆员，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6部。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将来江浙文汇等三阁分贮全书许读书者领出传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68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189页。
[4]杨家骆：《四库大辞典文献抄印》，中国图书大辞典馆，1935，第1～3～6页。
[5]（清）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第637～639页。
[6]唐子均：《镇江文宗阁先后赐书考》，《镇丹金溧扬联合月刊》1946年第3期，第19页。
[7]（清）周伯义：《光绪金山志·卷首陈序》，清光绪刻本，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