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善良是一种语言，聋人能听见，盲人能看见。
——马克·吐温
事实证明，我做护士这一行，是受很多经历综合影响的结果。十五岁时，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到我家的客厅里挤了一大堆人，他们都身患唐氏综合征或其他残疾。其中一个穿着霓虹粉色上衣的女人，胖得出奇，她挤靠在我爸爸身边说：“我爱你。”爸爸使劲把眼镜往脸上推了推，一脸惊恐。一个站在他们身边的男人笑得很大声，还有个女人在一旁来回摇晃，发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满脑袋疑问。但就在我开口提问之前，妈妈出现了。她端着我哥哥的星球大战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罐橘子汁和一些杯子，还有一包卡仕达奶油饼干。
那时候，妈妈正在接受社工培训。她被安排在一个专门接收严重学习障碍人士的集体社区，这些人中的一些甚至还有攻击行为。我怀疑她就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了。这给我那保守派老爸惹上了麻烦，他的脸越来越红，正努力摆脱那个胖女人，但后者不依不饶，一直重复着“我爱你”，像是个坏掉的玩具。
“哦，娜塔莎，”我妈妈说，“放过他吧，我可怜的丈夫都快喘不上气了。”
“呃……这都是怎么回事？”我问。
妈妈向爸爸伸出援手。“哦，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喝点冷饮，但现在看来，要准备一起吃个晚饭了。”
我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眉毛已经抬到额头上，只好向我认识的所有神明祈祷，希望他们保佑不会有同学突然上门来找我。我可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那天的晚饭很不赖，让我的想法和偏见有所改观；到最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由优越感和偏见导致的理解力低下感到羞愧。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妈妈就是在那天教会了我护理工作中的势力均衡：“为什么我应该了解他们的一切，整天待在人家家里，而他们却对我一无所知？这似乎并不公平。”
我老爸从娜塔莎身下挣脱出来，去给大家烤羊羔肉。他那晚也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要离开时，娜塔莎不肯上小巴车。她磨蹭了很长时间，直到约好下次还来我家吃饭，她才肯跟爸爸分开。“真抱歉，我爱上了你的丈夫。”离开时，她对妈妈说。
“没关系，”妈妈回答说，“我完全理解。”
我和爸爸挥手跟他们告别，然后在路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盯着空旷又安静的路口，一言不发。
一年之后，我就追随了妈妈的足迹；在接受护理训练之前，我就开始与身患不同程度学习障碍或身体残疾的人打交道。我发现这份工作挑战性很高，但成就感也十足。
安东尼并没有学习障碍，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在他的厨房里花了很长时间，帮他做饭，帮他吃饭，听他讲故事，讲他如何在试图买三十台电动车之后病情得到确诊。受脑瘫的影响，他讲话并不清楚，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去听，但每次我让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他并不会感到受挫。还有一位住户，总要用带小孔的板子阅读，先单独看每一个字母，然后再拼出单词。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虽然技术的发展伴有很多负面因素，但我经常想到，像她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身患严重残障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已经因为技术进步而大大改善。
安东尼经常发生身体抽搐，全天都要有人照料。药物可以稳定住他的情绪，但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脆弱。即便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们在一起还是止不住地开怀大笑。安东尼的姐姐经常来探望他，但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身体或精神疾患的人，她却似乎永远愁云不展。“她总是抱怨个没完。”安东尼有一回在她探望之后评论道。
“幸福的本质很复杂。”我说。安东尼咧着嘴笑起来，跟我说我真是个怪人。
我们的这段友谊很奇怪。他是个五十八岁的男人，而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护理者，我的任务之一是帮他上厕所：要么把他从轮椅上抬到马桶上，在他完事后给他擦干净，要么协助他尿到瓶子里。还有其他住户需要类似的个人护理：给一个大小便失禁、年纪更大的男人更换卫生护垫，或帮他把安全套式的护套连在尿袋上。我现在没法想象自己当时是如何在让双方都不感到尴尬的状态下完成这些私密任务的。安东尼身体残疾，精神上也不太稳定，有些时候相当难对付。但我从没遇到过其他受我护理的人，可以让我笑到从鼻子里喷出茶来。我是说，有谁需要他妈的三十台电动车？
在英国，有四种不同的护理培训：成人护理、儿童护理、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学习障碍护理。但这些分支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像你没办法把身体和心灵分开一样，我不觉得这种早期专业主义会对护士或患者有什么帮助。比如你完全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既有精神健康问题，又有学习障碍，还不小心遭遇车祸，落下了残疾。
我认真考虑了学习障碍护理培训课程，想起了娜塔莎，想起我妈妈是多么喜欢她那份照顾学习障碍者的工作；她在帮助别人独立生活时是怎样满怀成就感，以及这种残障是如何不单单与社会建设相关，还关涉其他方方面面。但我最终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护理培训。部分是因为想到安东尼，同时我也想尽可能少跟血液接触。鉴于之前因为看到自己的血液被抽走而晕倒的经历，我现在还心有余悸。每次看到血——甚至包括在电视上——我都感觉后脑勺似乎正离我而去，随后整个房间都旋转起来。即便是读书，血腥的场景或关于可怖谋杀的描述也会让我读不下去。突然患上一种恐惧症还挺荒唐的，但我已经陷得很深；而同时，内心的骄傲又让我没法承认做护士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听上去，照料心灵似乎比照料肉体更容易。于是，当我发现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在一八〇八年定义的专业名词“精神病学”，以及它的意思是“对灵魂的治疗”（他跟我意见一致，即公民化的进程会催生更多疯癫）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投身此道。在十八、十九世纪，在精神健康场所工作的护士通常被称为“看守”——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的可怕历史，以及护士在当时作为控制者和约束者的角色。
经历数周的培训，还有每周跟医学生一起参加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考试，再加上充斥着学术语言而让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的关于“护理的本质”的漫长讲座之后，我终于迎来自己在病房的第一天。我已经学过自杀与自残的风险模型，以及痴呆症护理的流程；还学了早期干预、伤害减轻、分类体系、精神药理学、护理计划、边界、病征、区分、倡导、势力不均衡、法律法规、伦理以及政策批文等知识。我也读了很多精神健康护理历史，这段历史有一种病态的迷人。但和同龄人坐在教室里，终究和在病房中担任护士相去甚远。
我太紧张了，早上五点就醒过来；我的胃缩成了一团。精神健康护士没有统一的制服，导师说我们只需要穿“便服”：简单、休闲即可，不要穿牛仔裤。“你的便服有点太随便了。”看过我的衣柜之后，一位导师对我说。我有一张身份卡，光办它就花了一上午：沿着医院蜿蜒的地下室走廊一直走，经过散发出氯气味、足以让你热泪盈眶的水疗池（失禁的患者并不少见）；穿过医院中庭，经过设备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会直视你，他们管理着几面高墙一般的库存，整个弹药库大小的房间就像是一个杂物抽屉的内部空间。我经过医院综合实验室，那里有双层大门和门禁，工作人员面色苍白、神情紧张。“我吸干酵母花了六个月时间，”在把大学专业从生物医学化学工程转到商业研究之后，朋友对我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的是特殊人才——非常特殊的那种。”我继续向前走，经过排队去牙科楼层的人群。这是一列肿着脸、弯着腰、哭着央求牙科大夫给他们解除痛苦的人。最后，我找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通体文身的大块头保安。他给我打印好身份卡，把它放在一个卡片夹里。当我看到上面的照片——很可怕（不知怎的，我的两边脸颊鼓了起来，活像一只花栗鼠）——我问他可不可以重新做一张。他没说话，只是低下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倒退着走出房间，差点撞翻一把椅子。“对不起对不起。”我慌忙为自己不知怎么就触发了他那种表情而连声道歉。
我把那张糟糕的照片夹到衬衫上，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一口气。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心脏真的要跑到嗓子眼去了。我都知道些什么？我看着自己太随便的便服。我的T恤皱巴巴的，裤子有些长，裤脚还磨破了。为了省钱，我的头发还是自己剪的。我问镜子：“镜子啊镜子，谁是今天最美丽的人？”
停车场后面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护士宿舍，但窗户上有许多脏兮兮的白色板条，板条纵横交错。那就是精神病区：跟医院的其他部分完全隔开。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在英国，贝特莱姆（贝特莱姆皇家医院，过去常被叫作“疯人院”）是欧洲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已持续运营六百多年。目前，国家精神病治疗中心仍然坐落于这所医院当中。一些医院会在主院区设置精神科病房或门诊，而像贝特莱姆这样的一些医院，则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但无论怎样布局，在外观和气氛上，精神科病房和其他病房都有很大不同。
我按了门口的蜂鸣器。我又按了一次，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女人放我进去，把我带到电梯里。她并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看我身份卡上那张可怕的照片。急诊病房的门也是锁着的，我于是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每层楼都是一个二级分区，精神科分很多类：入院办、女性、男性、混合性别、器质性精神病、老年精神病、青少年专区、饮食失调组、药物及酒精戒断组、精神失常、刑事精神病鉴定、精神医学、母婴区、电休克疗法专区。
这里还有一类病房，是专门给那些患有躯体疾病，例如无法行走、失禁之类因情绪障碍产生身体症状的患者使用的。“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普遍，”南伦敦及莫兹利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基金会信托基金的一位护士表示，“病房里挤满了卧床几个月、无法自主行走或上厕所的患者；或是失明的，伴有持续疼痛、麻木和癫痫的患者。而检查往往显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情绪的力量是巨大的。”杰出的神经学专家及相关问题的专家苏珊娜·奥沙利文，同样对这一问题的发生频率感到震惊：“每周，我都会告诉某些患者，他们的身体障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但这样的诊断经常会遭到他们愤怒的拒斥。”你没法将身体和心灵分而治之。我们都是灵魂，寓居于肉身之中。
终于找到并走进员工室时，我已经迟到了。我没想到自己等开门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主管护士并没有抬头看我，他正在写一本大开本的黑色日志。“你错过了交接。”他说。他胡子拉碴，还穿着条牛仔裤。这一身便服真的随便过头了。
“我很抱歉，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找苏，”他说，“她是你的导师。”
我站在原地，没法动弹。胃还没消停，神经系统此时也开始蠢蠢欲动。员工室里有一个文件柜，文件柜上面放着一盆枯死的吊兰。我盯着吊兰卷曲的、早已发软的棕色叶尖。主管护士靠着的桌子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印记和半褪色的咖啡渍；桌上还有个摩托头盔，上面贴着贴纸，有个小小的凹痕。房间里弥漫着金枪鱼和香烟的气味，极度燥热，巨大的散热器发出工业式轰鸣：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
他再次抬起头，露出微笑，然后又迅速收敛笑容。在跟我对视的同时，他的手仍在纸上继续写。“苏，”他说，“去找苏。她是你的导师，没事的。”
“我才十七岁，”我想说，“而且我在培训头一周就晕倒了。”但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深吸一口气，去了主病房。我经过护士休息室，那是一个小小的方形区域，由餐柜和桌子隔开，像是家里的开放厨房。休息室最后面放了个上锁的柜子，大概是药品柜。此外，还有一个咖啡室，人们围坐一圈，再旁边是吸烟区。谢天谢地，那之后的精神科大多在态度、治疗和基本设施上都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进步；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进步，而且进步得还远远不够。
但这时是一九九四年，吸烟区坐满了人。穿过让这里有种深夜爵士俱乐部氛围的重重烟雾之后，我看到十几个人，有男有女。病房在我前面伸展开去，两边都是床。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苏，而且我连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分不清。
我站在那儿，看着在病房里转来转去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头绪。“苏？”我询问每个女人——护士或患者——有谁认识她吗？我穿过病房，匆匆瞥见两边墙上那些褪色的画：达利、伦勃朗、凡·高。没有罩玻璃罩的画凄惨地挂在墙上，边角已经卷起，就像用了多年的啤酒杯杯垫。我走过没有多少书的阅览室，里面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直视着前方。“苏？”我问了一声，没有回应。这里有一台开得很大声的电视，放着白天的电视节目，没有人在看。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令人既困惑又不快。我完全想象得出当有人因精神不适而被迫住在这里时，会有怎样的感觉。
一个小个子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她穿着牛仔裤和衬衫，笑得很灿烂。“你在找苏？那你一定是新来的学生吧？”
我点点头，松了口气。“克里斯蒂。”我说着，伸出自己湿漉漉的手。
“好的，我先找地方给你安顿下来，让你好好读读注意事项。”她压低声音，“在见患者之前，一定要把那些东西一读再读。”
她的语气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往脖子上蹿，头重脚轻。
一个高个子男人在走廊里踱步，走在我们面前。“他们还把我的肾偷走了，”他说，“都挖了出来，还有我的心脏，也让他们给换了。他们还在我身上放了个仪器，那东西能把一切都录下来。他们把我的心切开，把里面的心房心室换成了监狱。他们还惦记着我的肝，还有肠子。”
苏没搭理他。“德里克！”她喊了一声，后者便回到房间里去了。门砰地响了一声，又有一个女人出现在我们左边，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跟着德里克进了房间。我盯着她看，直到苏拿着钥匙在我面前晃。“员工室，记得上锁。药柜也是。文具柜也要一直上锁，里面有设备，可能会造成伤害。”我跟着她，努力记下她说的每一个词。“而且人也会故意找罪受。这是个急症收治中心，”她说，“所以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精神分裂的、精神错乱的、抑郁的，还有什么边缘型人格障碍，”她压低声音，往我这边靠了靠，“只要你相信有这种东西存在。总之你刚才已经遇见德里克了。他昨晚刚回来，如你所见，他拒绝服药。楼上有个养老院，那里收治有器质性疾病和相关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精神变态、人格障碍和刑事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大多都在法医区，”她微微一笑，“但也不一定都在。”
我跟着苏四处转悠，她不停挥动手臂，把各个病房介绍给我。我回想着所有可能导致紧急入院的精神障碍，把它们和这些患者在病房里的实际表现一一对应。虽然有很多钥匙和紧锁的门，但这里的病房是开放式的，这意味着患者随时可以离开，尽管我知道根据《精神卫生法案》（Mental Health Act）的某些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患者需要被强制收治至多六个月时间。一位在社区工作的精神科护士朋友跟我讲过收治这些脆弱的人的故事。“在经过适当的训练并获得精神健康执业资格之后，护士有时需要履行职责，剥夺患者的自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精神科强行收治患者的伦理问题，经常让我夜不能寐。《心智能力法案》（Mental Capacity Act）和《精神卫生法案》构成一个法律框架，让护士可以合法地代替患者本人做出决定。把护士看作“看守”的想法是可怕的，《精神卫生法案》的五项原则也明确了：在正式诊断完成之前，护士必须考虑治疗决定可否在最小限度限制患者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实现。但当这种可以剥夺一个人自由的权力落到仅仅一个人手中，至少在一开始，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责任。幸运的是，我告诉自己，我距离达到这一级别还有很多年时间。尽管如此，在知道我可以离开，但一些由我照料的患者却因病得太重而无权回家时，我还是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不平衡。我感受到一种促使我做好工作的巨大的责任感。
“员工洗手间，”苏说，“手工室。”我顺着她胳膊的方向，看到两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正在做手工。“神经性厌食症，”苏说，“你得多看看她们。我们最近给她做了入院调查，”她用脑袋指了指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女人，“她告诉我们她身上没有违禁品，然后又递给负责她的护士五片剃须刀片，都是她藏起来的。‘你们忘了这些。’她根本没想自残，只是想给那个替她办入院的护士找麻烦。”
那两个女人看上去很古怪，你很难不盯着她们看：她们瘦得惊人，几乎就是皮包骨了。我用手支住下巴，免得自己嘴巴大张。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被人盯着看是很糟糕的，尤其对方还是个护士。我有个邻居，病得很厉害，看上去就像每天早上的跑步都可能让她的骨头折断。我总是会跟她打招呼，同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盯着她看，那真是无比艰难，就像现在这样。我想知道她——像这样的女人——会不会因此有生命危险。厌食症是精神疾病致死的一种主要类型，而且发病案例数量仍在增长。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厌食症——“健康食品症”：过度摄入所谓的健康食品。美国精神病协会目前还没有把健康食品症列入进食障碍，并写进《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写了所有和精神健康问题相关内容的那本书）里，但我很确定这一天迟早会来。随着照片墙（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时代来临，以及人们对不可能实现的完美的渴求，这样的进食障碍肯定会逐年增加。“这些女孩都是超级挑剔的高成就主义者，我们见过很多。”一位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护士评价说，“厌食症通常发生在女孩身上，但近三年，男孩患上进食障碍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是女孩患病增长率的两倍。这年头做青少年也这么艰难！压力太大了。”
我们来到整个病区的另一头。“休息室。”苏说。有些人正在喝茶，电视换成另一档白天节目，但还是没人看。“十点钟的艺术治疗通常会吸引一大群人。音乐治疗在一点钟——通常只有基思参加，因为他拒绝洗漱。然后是小组治疗时间，自愿参加，但我们总是努力让大家都加入进来。”苏笑了笑，“都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谢谢你。”但我对于自己要做什么还是一无所知。我在这里做护士到底该做什么？是只需要陪患者坐着，还是要想办法和他们聊天，或盯着他们？我要去了解后面药柜里有什么药品以及它们的副作用，还是要去捏个陶罐？我要去鼓励那些得厌食症的姑娘多吃点，还是只需要监视她们在吃什么？皇家护士学院在“预注册文件”中写明：“精神健康护士要以多种方式为患者提供帮助；以促进积极关系为目的展开工作，重点在于社会包容、人权和康复；也就是说，需要让人们在无论是否患有某种症状的状态下，过一种自觉自主的生活，并让他们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我喜欢自己能够帮助他人获得生活的意义这个想法，同时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意义。但我不知怎样才能做到这些。
“没关系。”苏说，“吃过午饭后，药劲儿就会上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迷糊到晚上。然后会放《东区人》[1]，外加一部电影。肯定不是恐怖片或讲外星人的。尤其现在德里克回来了。他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然后肾被取走了。”她摆了摆头，“永远别和他讲他说错了。我是说，我们说了他也不信，对吧？反正试都别试。这个宇宙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但也别和他说他是对的。还有，帕姆喜欢《加冕街》[2]，而且我们不想让她再自杀一回。”
“迷糊？”我注意到那个明显患有厌食症的姑娘正一边看着我一边笑，“自杀？”
“因为那些药。化学抑制。而且谁能确定我眼中的现实比德里克的更真实？外星人说不定真的存在。我们的工作不是反驳他的说法。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为了质疑另一个星系里有外星人活动的可能性。”她笑了，一阵短促的咯咯声。
我感觉胃更沉重了，嘴巴一直滑稽地张着，同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正在皱缩。
“当然，”苏靠过来，小声对我说，“患者不知道药里都是砒霜，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好吗？他们还把氪石[3]放进水里。别喝这里的水。”
我慢慢转过头，看着苏的脸和她空洞的眼睛。“你不是苏，对吧？”
她又笑了，突然从一边蹦到另一边。“你以为——你以为我是苏！她休假去啦。”
我有几秒钟呆呆站在原地，感觉一股热流升到脖子和脸上。我的面颊热得发烫，烫得让我足以想象出自己赤红的脸。我觉得自己蠢透了，地面在我脚下摇晃。我刚努力记住她告诉我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我电影看太多了。我告诉过她什么事情吗？我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条例？我是不是还没注册报到就要被炒鱿鱼了？我看着她的脸，两人的目光相遇。她笑得不能自已，抱着肚子，而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我的笑声和她的交织在一起。
我后来知道她不叫苏，叫海莉。尽管我觉得自己很蠢，还有点胆怯，但从那天开始，我经常会和海莉一起聊天、大笑，她会天天给我（还有所有她能见到的人）讲我第一天上班的经历。“患者和医护人员显然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可能生病，而且我们几乎一定会在某个阶段生病。精神疾病和哮喘或骨折没什么不同，所以没必要太担心。我怎么就不能是苏呢？”然后她就会接着和我讲砒霜，还有其他护士根本不是护士，而是政府派来控制她的思想的。海莉显然病了，但她教会了我很多。
最早的精神科护士被称为“灵魂之友”，每个护士会和一位患者配对，建立起以友谊为基础的治疗关系。这种做法现在又流行起来，医院会雇佣有精神疾病经历的人进康复学院——一种遍布全国的教育中心，而非治疗机构——以探索和精神病患者合作的治疗方式。我很高兴能和海莉配对。她能逗我笑，就像安东尼之前做的一样。我有一次听到她跟丈夫通电话，说不要再每天打电话过来了。“我就是休个假，”她说，“精神病假。六个月以后，我就回家。”
苏，我的导师（真正的那一个），来自斯凯格内斯[4]，这个女人手指被尼古丁染了色，还涂着亮紫色眼影——并没有拿着一大串钥匙。我和她说起海莉的事情时，她乐了半天。“振作点儿，”她说，“我们都有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至少她不算特别爱玩恶作剧！”
我（看过她戴在身上的身份卡之后）跟着苏去了临床室，她和另一个护士正在清点管制药品的库存。从十九世纪起，药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当时有很多镇静类药物被用于患者，目的是用化学方法控制他们，而非治愈疾病。水合氯醛具有高度成瘾性（现在有时还会被用作约会迷奸药物）和很严重的副作用；尽管它已经不再被用于治疗精神疾病，但直到最近，它还是治疗儿科重症的常规药物，用以保持儿童镇静。
苏继续说：“药物实际上并不能治愈疾病，它们只能缓解症状，而且还被用于控制患者。我们这里的医生都很优秀，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仍需要时刻提醒他们，患者自己的选择在药物治疗，甚至是否采用药物治疗这些方面至关重要——只要他们还没有被正式确诊、收治。这里就是患者早上、午餐时以及晚上排队领取药物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情况稳定，但有一些仍需要很多鼓励和支持。”她说话时会散发出淡淡的烟味。“你必须准备好所有的图表，确保医生不会开错剂量。然后我们要开早会，你必须参加。会上要讨论每个患者、各种状况、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然后会有一大堆有关病情评估、病症审定、治疗进展的文书工作需要处理。别忧心忡忡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很有意义。”
如果药物只能缓解症状，那么靠什么来治愈疾病呢？美国社区精神病学教授德雷克博士说：“精神病医生的工具箱里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帮助人们重获一份带薪工作。”苏教会了我精神健康护理工作中的很多“可以”和“不可以”。每一位实习护士都会被分配给一位导师，导师负责监督、支持和评估学生。有时实习护士会和精神健康医护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工作：艺术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社工以及职业治疗师；但他们大多数时间还是和导师一起工作。具体的安排完全是随机的，而且就和所有事情一样，有些导师会很和蔼，理解像我这样的实习护士可能会很害怕，年轻又天真，而另一些导师似乎很享受这种碾压学生的权力感——层层倾轧。我很幸运，苏是个很温暖的人，会不时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捏捏。“你会长大的。你为什么不先从德里克开始，做一套检查？你已经见过他了。你需要在他的表格上完成身体检查的记录：血压还有其他数据。”
我长舒一口气。我一直在练习做身体检查，自觉轻车熟路。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没能了解精神健康护理的其他方面：促进活动和治疗小组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而在表格里填写体温、饮食状况和呼吸频率，对我来说是实际且相当容易上手的任务，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第一次笑出来，感觉下巴终于放松，朝德里克的房间走去。
德里克有六英尺两英寸[5]高，嗓门大到在医院外都能听见他喊话。他是从精神病重症监护室［PICU（Psychiatric IntensiveCare Unit），不要和儿科重症监护室搞混了，它的缩写也是PICU（Paediatric Intensive-Care Unit）］转到普通病房来的。照看他的是一位个子小小的菲律宾女护士。我经常看到她在PICU护理一些超过六英尺高的大块头男人，有时候还是酒精、药物成瘾的患者。他们经常病得很重，可能还有暴力倾向，但这位菲律宾女护士告诉我，相比那些男护士，她反倒更不容易招致攻击。“患者没感到威胁，当然就不会感到害怕。很多疾病都是由恐惧造成的。有时候，如果男护士的患者表现得很暴力、很有攻击性，他们就会呼叫我们过去，帮助那些患者平静下来。”
德里克看上去一点都不害怕。不过他的枕头边放了本厚厚的《圣经》，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用手抚摸它。
“嗨，我是克里斯蒂。”我进屋时跟他打招呼。房间里配置齐全，有一个内嵌衣柜，一个抽屉柜，一把椅子和一张床。
在他的正对面，有另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椅上。“嗨，我是维克，精神病医生。”他站起来。我和他握了握手。
德里克没有站起来，但朝我点了点头。
“嗨，德里克，我需要给你量一下血压——可以吗？”我看见门外有一台机器，伸手把它拉进来。
“不。”他说。
维克坐下来。“德里克，克里斯蒂是来这里帮忙的。她想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就像我们每天做的那样。一个快速的检查：昨晚你的血压就有点高。”
没有任何征兆，德里克突然站起身，握住自己的手腕。他大声尖叫起来：“他们想从我身上偷东西。把我的灵魂从鼻孔或眼窝里挖出来。他们打算吃掉我的眼珠，吸干我的脑袋，在我的脖子上打个洞，塞一个衣架进去，再把衣架钩出来，直到把我剩下的脑子都弄出来。然后他们会替换掉我的神经元，给我重装系统，把酸涂在我的脑细胞上，溶掉它们。等他们再把我的脑子放回来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他们一伙儿的了……”
维克依然坐着。“好啦，德里克，你很安全，我在这儿呢。”他朝门口点了点头，我慢慢退出去，其他人正冲进来。我站在门口，看到他们突然把德里克围住，而后者则叫得越来越大声。我觉得眼泪充满眼眶，正在向下滑落。我没能让他的状况变好，反而更糟了。我一定说错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我没进去之前他还好好的。
苏笑了。“跟你没关系。德里克的状况并不稳定，而且不幸的是，就和我们这里所有的患者一样，他也是不可预测的。维克很厉害，但有时我们没法缓解局面，就必须要控制他们，让他们安静下来。”她递给我一杯茶。“可怜的德里克。在社区里，他经常受到攻击。精神病患者才是社会中承受危险的群体，而不是他们周围的人。”我们在员工室里，我看到交接室里那个穿便服的男人。班只上了一半，但我已精疲力竭——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迷迷糊糊，一团混乱。“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反思性实践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每天都要反思发生的事情，如果可以，就把它们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