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不曾写过，而且我还认为，将来无论是我还是别人，谁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自白感兴趣。其实这并不重要，我就是想写，尤其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纸比人有耐心。有一天，我情绪有些忧郁，双手托着脑袋，无聊地坐在桌旁，打不起精神，不知道出去呢或是留在家里好，最后我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继续胡思乱想，这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谚语。确实是这样，纸是有耐心的！再说，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作“日记”这样一个好听名字的硬皮本子在什么时候拿给什么人看，除非我有一天找到知心的朋友，因此那也无所谓。

现在我已说到为什么要记日记了：我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更清楚一些，这里要加以说明，因为没有人会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女竟会感到这样孤独。这也不是真的。我有可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的或者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三十个。我有一群追求者，他们琢磨我的眼神，甚至需要时在班上用破的小镜子来瞟我一眼。我有亲戚和一个美满的家庭。不，看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同熟人在一起，除了说笑打闹、扯扯家常之外，永远不可能再亲近一点。问题就在这儿。也许无法推心置腹也有我的责任。反正情况可惜就是这样，我又无法改变。因此，就有了这本日记。

为了更加增强我的幻想中向往已久的知心好友的想法，我不愿像别人那样只记一些事实，而是要使这本日记做我的知心好友，而这个好友名叫吉蒂。

我的经历！（真傻，这种话少不了。）

要是我没头没脑地开始，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对吉蒂讲的话，因此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生活经历。

我的父亲，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一位父亲，三十六岁才和我的母亲结婚，那时她二十五岁。我姐姐玛戈特1926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生。接着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住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父亲在1933年来到荷兰。他当上了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经理。母亲埃迪特·弗兰克·荷兰德在同年9月也去往荷兰，玛戈特和我去亚琛，跟外婆同住。玛戈特12月到荷兰，次年2月我到荷兰，被当作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放到桌上。

不久我就进了蒙台梭利小学附属幼儿园。在那里待到六岁，之后就上小学一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校长库佩鲁太太。毕业离校时我们难舍难分地告了别，两人都流下了眼泪。我进了犹太女中，玛戈特也在这里上学。

我们的生活并非平安无事，因为留在德国的亲人没有幸免于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的大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去了。外婆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以后每况愈下：先是战争，后是投降^[1]，德国人进驻，犹太人开始受苦受难。反犹太人的法律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自由大受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颗黄色六角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己的自行车；犹太人不许乘坐电车；犹太人不许坐汽车，开私人的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准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买东西。犹太人只能上犹太人开的理发店；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犹太人禁止上街；犹太人也不得在花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禁止到戏院、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去；犹太人禁止去游泳池、网球场和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犹太人禁止划船；犹太人禁止在大庭广众之中从事体育活动；犹太人晚上八点以后禁止坐在自己或朋友的花园里；犹太人禁止到基督徒家中去；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诸如此类，等等。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贾奎琳老是对我说：“我已经什么也不敢做了，我怕那是不准做的。”

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不轻，必须动手术，因此我的生日没有什么庆祝。1940年夏天也没有过好，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她，一直还多么爱她。后来1942年这次过生日，也就是为了补偿这一切，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一直还不错，我就这样迎来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就是我正式启用日记的日子。

[1]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进攻荷兰。5月14日，荷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