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无论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佯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他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妮——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境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妮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妮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克莱曼和库格勒都被逮捕。9月3日，这八个犹太人乘坐一艘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1944年10月，安妮、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送到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1945年1月6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1945年2月，党卫队在苏军进击下逃离奥斯威辛。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被苏军解放。

在贝尔根－贝尔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学汉妮莉（即莉丝）。后来汉妮莉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莉丝，莉丝，你在哪儿？’是安妮在喊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破烂。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的面孔，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候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丝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告诉安妮，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诉我，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她母亲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里只有玛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以后，还看见过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玛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个生还者回忆道：“安妮那时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过几天后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死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的朋友米普和贝普将安妮的日记和手稿交给他。这些都是她们在盖世太保袭击后屋后在旧书报堆中发现的。奥托·弗兰克把安妮的日记抄录下来，作为纪念，在亲朋中传看。有人建议将日记公开发表。弗兰克先生把日记略加删节，就以“后屋”为名，于1947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很快就印行了好几版。1950年，海德堡兰贝特·施奈德（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文出版，第一次只印了4500册，当时德国很多书商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但是，这本书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至今，它已被译成55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1955年，日记被改编成剧本，在纽约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奖项。1959年又拍成电影。该片女主角温特斯（Shelley Winters）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此后温特斯将其获得的奖捐赠给安妮·弗兰克纪念馆。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弗兰克日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的七个大城市同时上演。在法国，日记也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观众们从剧场出来时眼中都含着泪水，大家都为这个少女的真挚感情所感动。在阿姆斯特丹，朱丽安娜女王观看了演出；这个城市正是剧中事件发生的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演出的情况时写道：“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门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啜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

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举办的流动展览，已在欧洲、亚洲、北美、南美等三十多个国家举行过展出。《安妮·弗兰克日记》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在美国发行版的序言中写道：“在我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希拉里·克林顿也提到，安妮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做出愚蠢的歧视行为”。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也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准。不论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然而，《安妮日记》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就开始出现批评与质疑。1958年，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他们质疑安妮是否确有其人，并要求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盖世太保军官。1963年，西蒙·维森塔尔找到了维也纳警官、前党卫队军官西尔伯鲍尔。此人对当年的罪恶直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照片上认出了安妮·弗兰克。这次事件暂时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是否存在的质疑。

不过，否定纳粹大屠杀的人并未停止抹黑日记的活动。尤其在德国，纳粹的阴魂还时隐时现。有些人认为，日记是亲犹太人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也被称为骗子。为此，奥托·弗兰克生前曾多次采取法律行动。1980年奥托·弗兰克死后，《安妮日记》（包括书信和文稿）按他的遗愿转交给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该馆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科学鉴定，确认其为真品。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院也对日记加以确认。

1991年，两位学者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和西格弗里德·威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日记：另一面接触》（The Dairy of Anne Frank: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宣称日记由奥托·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后屋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风格与同年龄青少年有别的问题。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和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在1993年12月向法院申请禁止该书在荷兰传播。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法院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在荷兰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盾（约11350欧元）。

2006年6月，在德国东部马格德堡附近发生了一起在大庭广众焚烧《安妮日记》的事件，遭到德国公众的强烈谴责。同年7月28日，德国联邦刑警局发表声明，肯定日记并非伪造。2007年3月8日，舍内贝格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和“诋毁对死者的纪念”的罪名判处策划这一事件的五名涉案青年缓刑九个月。

安妮·弗兰克生前说过：“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她的愿望实现了。为了纪念她，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歧视暴力，并为此设立了一个国际青少年中心，作为各国青少年聚会的场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运河畔的那幢房屋被辟为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如今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访问，2005年接待了96.5万名参观者。

阿姆斯特丹市蒙台梭利学校——安妮的母校——现在改名为安妮·弗兰克学校。在德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还有她的纪念处，代替她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无标志的坟墓。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日记被保存下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正如恩斯特·施纳贝尔所说：“她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这是几百万被压制的声音中的一个，它说出了这几百万人是怎么生活的……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著名法国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写道：“安妮·弗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对于那些要对这件丑事负责的人，安妮·弗兰克应该引起他们痛彻的内疚；对于那些曾和小牺牲者一起受苦、同样受苦和为她受苦的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应当成为他们沉痛的回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时它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安妮日记》的中译本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用业余时间把《安妮日记》全文译成中文，并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没在书箱里，尽管我在《书林》等刊物发表评论推荐。1982年我去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在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劝说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记》在中国出版。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其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如美籍学者夏志清1983年5月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少女日记》（即《安妮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妮·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安妮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剧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在格廷根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安妮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西德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圆珠笔抄写的，而在1941—1944年间，荷兰国都根本还买不到圆珠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妮·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妮·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妮·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1980年10月，德国《明镜》周刊也刊登文章怀疑日记的真实性。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请教了《安妮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安妮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目前仍活着的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安妮日记》绝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国内某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一个少女的日记》。我找来与德译本一比，发现错误百出。例如译者竟把“Donnerwetter”（天哪！）译成莫名其妙的“雷总是要炸的”，把“肖邦”译成“乔赛”，把“里约热内卢”译成“黎俄·德·简奈若”，把“戴高乐”译成“德·高卢”，把“德文”译成“俄文”，把“芬兰”译成“荷兰”，把“五十万公斤炸药”译成“五十万吨炸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kleine Nachtmusik）按不准确的德文发音被译成“克莱茵·那赫特玛西克”。这种“史无前例的翻译质量之低劣”（借用罗大冈语）的译本，其印数竟高达十多万册。这不是对原作的糟蹋，对不懂原文的广大中国读者的欺骗吗？这就更坚定了我争取出版日记中文版的决心。198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以《少女日记》为书名出版了我翻译的这本书。1991年夏，我应德国“欧洲译者之家”（Europä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的邀请，在施特拉伦住了三个月，那里离荷兰不远。我率领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把《少女日记》一本送给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连同相关资料送给我。安妮第一次写成而未经整理的日记称为A版，第二次所写并经过整理的日记称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记》）就是这个版本。1988年新版本不仅包括A、B、C三个版本，补齐了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的部分，使在旧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满人性与活力，而且还收入弗兰克家族的背景资料、这家人被出卖逮捕与发配的始末、究竟是谁告密、日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日记改编成剧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纠纷、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及鉴定等相关资料，并附有大批图片史料，洋洋大观，对研究日记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2006年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发现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又有了较大的改观。那天虽然下着小雨，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在纪念馆前排起长队，很多人都带着孩子。纪念馆负责人知道我打算翻译新版日记，带领我参观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并让我翻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照片。2008年春，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巡回展览来到北京，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是年5月，我在相隔十七年后再次访问了“欧洲译者之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完成了《安妮日记》新版的初译。《莱茵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在2008年6月29日以“安妮·弗兰克中文版”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这次我依据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这一版又有新的补充。书中的注释都是我加的。我的夫人苏文华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并通读了全部译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谨以此书献给Kim、Lynn、Joshua以及其他青少年朋友。

高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