绊脚石

王威廉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每周都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往返一次。我带着在广州编辑好的图文资料亲自送往深圳的印刷厂，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图书公司不成文的惯例。深圳那边虽然有着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具体的细节还得我去把关。比如图片颜色的浓淡，以及文字的现场再校对等等，非得我守在机器身边不可。经理是个比我年轻不了几岁的小伙子，所以他对此感到过意不去，除了报销车费，每月还会给我多发五百元的奖金。不过，我还真不是图这点儿奖金的，谁愿意为了这点钱一个月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呀。我有我的心思：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不甘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总希望在路上能遇见点儿新鲜事，让我的生活变得没那么贫乏。

但是一年多来，我几乎没有遇见过什么新鲜的事。每次走进列车坐下来，那种陌生的氛围，让邻座之间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和矜持。当然，也没那么绝对，我主动搭讪的时候还是有过的，只不过相当失败。那次是因为邻座来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穿着粉红色的长裙，手里不停地把玩着白色的苹果手机。我趁着她放下手机，百无聊赖的时刻，鼓足勇气对她说：“姑娘，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可以吗？”她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必了吧，我有男友了。”我尴尬得想砸开车窗，马上跳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搭讪，也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自己拙劣、可笑，像个典型的屌丝。那天的一个小时旅程，对我来说变成了酷刑，每一分钟我都被羞耻感反复折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主动搭讪了。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我都遵守着这个诺言。更何况，我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是同事的妹妹，一个简单天真的女孩子，闲暇的时候喜欢用鼠标在电脑上画画。对此，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我对这段旅程也逐渐感到了厌倦。

今天，又轮到我出发了。我到广州东站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半了，我估摸着到了那边不早了，不想再麻烦对方请我吃饭什么的，便买了一个汉堡，一边走一边啃。我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票，是五点半的。没关系，每次我都会提前上车，赶最近的那趟，而且每次我都能幸运地找到座位。这次，我提前上了五点的车。上车后，我一连走了好几个车厢，里边全都坐满了人，就连餐厅的座位也都被把持了。我暗暗叫苦，惨了，该不会站到深圳去吧。

我沿着车厢的过道慢慢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个空位，我不想轻易放弃。说起来难以置信，我是在末节车厢的最末一排发现了一个空位。众所周知，车厢的一边是三连座，一边是二连座，那个空位位于二连座靠窗的位置，空位的旁边，也就是靠走廊这侧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我走上前去，问道：“奶奶您好，您旁边的座位有人坐吗？”她摇摇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头往里歪了歪，示意我可以坐过去。我满心欢喜，赶紧说着谢谢，从她前面挤了过去。坐下后，我认真看着她，又说了句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她不仅有着深邃的眼窝，而且那略显浑浊的眼球中有着一抹淡褐色。——原来她是外国人啊！我刚才都没看出来。看来，衰老和死亡一样，将人的本质凸显出来了，人种之间的界限就这样消弭了。因此，对人的各种划分终究是简陋和可笑的。

“小伙子，你去深圳吗？”

我突然听见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优雅与沙哑。我扭头看看老太太，想确认下这是不是她说出来的。她正盯着我看，尽管眼皮有些耷拉，但淡褐色的眼睛依然充满了神采。

“是的，去深圳。”我不由感慨道，“您的中文说得真棒。”

“因为我就是中国人啊。”老太太说得很平静。她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她伸手把膝盖上的褶皱给抚平了。

“噢，您是俄罗斯族的吧？”我猜测道，心里竟然有些激动，终于在无聊的行旅中遇见有意思的人了。

“不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她的口音里的确有点儿沪上气息。

我不由琢磨起来，上海曾经遍布租界，说不定她是那些殖民者的后裔？但不知为何，我不想说出这个猜测。或许，联想起那个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时代，多少还是有些不快的。但这种不快也是极其微弱的，似有还无的，就像一阵烟雾。我本就不善于和陌生人聊天，这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不过，我真的很想和她聊下去，我不由暗暗焦急。

“那您对中国的感情一定很深了。”我终于挤出了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

“何止呢，我在中国一直生活下来，直到今天，整整七十五年了。”她薄薄的嘴唇在说话时会有细密的皱纹，但她的吐字如此清晰，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她的决心，要钻进别人的心底去。她完全符合我对祖母的想象，要是我的祖母还活着，我希望我的祖母也能像这位老太太一样说话，把人生的智慧用坚定的语气全都灌输给我。

“您和我的祖母一样大，比我的祖父就小一岁。”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哦？他们在深圳吗？”

她来了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但想起我可怜的爷爷奶奶，我又非常失落。

“他们不在深圳，也不在中国，”我卖了个关子，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他们在天上。”

“愿主保佑他们。”她轻轻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两只手握在了一起，分开，又握在了一起，仿佛在寻找一个最佳的位置。

“谢谢您。”她真诚的样子打动了我，我按捺不住，开始了诉说，“我没见过他们，他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死掉了。但我还会想起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可怜的孩子，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她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种柔和的目光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抚摸。

“您也没……”

“是的，我也没见过我的祖父祖母，他们也在天上，是在奥地利的天上。”老太太微微一笑，嘴角还有浅浅的酒窝。

“哦，您的老家在奥地利。”

“奥地利，维也纳。我的祖父祖母都是音乐家，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拉小提琴。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在1937年感染了肺炎死掉了。”

“为什么说他们幸运呢？”我不解。

“因为1937年是1938年的前一年。”她耸耸肩膀。

“哦，”我想了下，还是问道，“可二战不是1939年才全面爆发的吗？”

“是的，但1938年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已经全面公开化了。他们砸烂了我们的每一扇窗户，他们开始抢掠，开始杀人放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失去了人类正常的理性和审美，他们面对着满大街的玻璃碴，竟然还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称：水晶之夜。”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老太太是犹太人。我心里涌出了更多的好感与好奇，还被她语调中的克制与平静给彻底征服了。她当然是在控诉，却如此不动声色，像讲述一件家长里短的小事。

“不好意思。”我嗫嚅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应该唤起老人的痛苦回忆吧。

“孩子，你难道不觉得死于肺炎要比死于奥斯维辛幸福得多吗？”

她看着我，干瘪的嘴唇露出了隐约的笑意。我不敢直视她，我觉得像被扒光了丢进了冷库一样，浑身上下战栗起来，胳膊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样颗粒。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尽管，死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她补充了一句。

“不，不一样。”我满脑子都是肺炎和奥斯维辛，不禁脱口说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奥斯维辛让死亡的本质都不一样了。”

“啊，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

她一连说了三个“说得对”，让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三个音符，不断变换着节奏，却越来越低沉，还夹杂着她深深的喘气声，像是一曲交响乐中小提琴的无奈叹息。

“所以，他们的确是幸运的人。”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了一遍，仿佛在确认一个早已被确认过的真理。

“谢谢你。”

她打开放在面前小桌板上的褐色小包，从里边掏出一块金色的怀表。除了在电视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这种古董级别的物件。因为时间太久了，它的一些地方不但变成了黑紫色，而且表面还凹凸不平，一定是在时光隧道里经历了太多的跌跌碰碰。

“想看看他们吗？”她冲我眨巴着眼睛，眼神里有种孩子气的狡黠。

“当然，我非常想，他们一定是很慈祥的人。”

她的双手颤颤巍巍的，因为皮肤过于苍白，里边的血管看起来像是电线一般。什么时候才能有成熟的生化技术，让这样的老人可以继续活下去？——面临死亡的焦虑，让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不过，老人一定不想成为一架机器，看呐，她的十个指头都涂着淡紫色的指甲油，像个爱美的青春女生。这个细节打动了我，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已经触碰到了老太太的命运和故事，她身上的点点滴滴都能打动我。

“你看，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她打开怀表的盖子，指着镶嵌在里面的照片说。

这张照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是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快乐的四口之家：一位年轻的男人个子很高，他的脸出现在照片的最高处，他没有直视镜头，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照片的左侧。他的下面是一对母女，他搂着她们。女孩子扎着辫子，穿着连衣裙，笑眯眯地看着照片的右侧，像是在回味什么开心的事情。妈妈很漂亮，有着幽深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下边有一张丰润的大嘴，微笑着直视镜头。在母女之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男孩儿，就像个标准的玩具娃娃一样可爱，他和父亲一样，都望向了照片的左侧。

“你的祖父好帅，祖母很漂亮，那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的爸爸？”我问。

“哦，不，不是的，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妈妈。”她忽然想起什么来了，说，“哦，我们不像中国文化分得那么细，说起来，这是我的外公外婆。”

“恩，我知道。”

“我爸爸的爸爸妈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老太太轻轻摇摇头，像是要从某种力量当中摆脱出来。

“我的外公外婆，我倒是见过，但是见的次数也不多，因为他们都在香港。到现在为止，他们就回来过三次。最早的那次，因为我年龄太小，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是听妈妈说，才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第二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我记得他们穿得很体面，很干净，比起我们镇上的人阔气多了。但我听妈妈说，他们也算不得有钱人，听起来是在遍地黄金的香港，但他们的营生也是很可怜的。他们是靠一家鱼蛋粉店为生。咖喱鱼蛋，奶奶你一定吃过吧？就是那种用鱼肉做成的小丸子，放在咖喱里煮。他们就是做那种小丸子的，然后煮好粉面，浇在上头。他们守着小铺，每天起早贪黑，年纪越来越大，一定是很辛苦的。妈妈让他们搬回来和我们住，说现在这边的环境也变好了，只要努力，赚钱养家是完全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回来跟女儿还有外孙一起住也有个照应。妈妈现在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原本妈妈还有个弟弟，十几岁的时候患上血吸虫病，肝脏严重受损死掉了。外公外婆到香港的时候，应该还没丧失生育能力，但他们也没有再要孩子，因此，妈妈依然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妈妈看着他们衰老的样子，才放下了许多心结，原谅了他们当年的无情，下定决心，请他们回来住。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还不愿意回来！他们就愿意孤独地待在香港终老一生，宁愿为了一家鱼蛋粉小店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仿佛那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女儿和外孙还重要。”

我自顾自说了这许多，我也不明白自己从哪涌起了这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几乎是被那些话推着说的，仿佛它们被囚禁了太久，借着这个机会一定要逃出来似的。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没去香港看过他们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也没邀请过我啊，甚至都没邀请过我妈妈。可能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辛苦的样子吧。”

“你想去看看他们吗？”

“不知道，我真没这样想过。”

“听你这么说，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不过，他们听上去像特别孤独的人，让人觉得挺可怜的。”

我没有说话，我之前并不觉得他们可怜，甚至，多多少少有点厌恶。母亲从没在我面前说过他们的不是，但我觉得母亲的年龄还算不得太大，却已经花白了头发，佝偻着脊背，早早衰老了，而且，母亲对这个世界似乎从来不抱什么希望，更不提什么奢求，这点才是让我最为伤心的。人活在世上，如果是在麻木不仁地尽一种义务，那是多么悲凉的事情！躲在香港的他们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被一种虚妄的都市想象给完全蒙蔽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和老太太说这个，这些话似乎是埋进心底深处的，已经接近腐烂了，早已无法再见天日。

也许，老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再继续追问。

“你比我幸运，我除了他们的照片，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他们的墓地呢？”

“那一片地区被战火完全摧毁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她看看我，笑笑，说，“现在，就连战争的痕迹也没有了，就像从来没打过仗，世界永远是和平的，永远是平静的。”

她这样说，不免让我有些悲伤。尽管我比她小很多岁，还不能充分体味这种历史的失忆，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的。

“我已经过世的祖父祖母，倒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点痕迹，就像失传的民歌一样的痕迹，可我宁愿没有这样的痕迹。那一点点痕迹，就足以复原出许多生命的故事，总有一些你不想知道的故事。”

我说完，变得揪心起来，就像是心底掩埋好的荆棘又露出了尖刺。

“可怜的孩子，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的故事。故事是用来听的，是用来取悦别人的，但是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好玩了。”老太太摇摇头，叹口气，嘴角的皱纹都聚集在一起，看上去很紧张。

“是的，因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故事，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当作家的梦想。但我发现，自己是成不了作家的。因为，我无法超越自己的故事。我无法一直想着别人的故事，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一个真实而又残酷的故事里。所以，后来我只能放弃了，选择了一个为作家服务的职业：编辑。”我说完这段话，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是我未曾和任何人说起过的梦想，一个早已泛黄和失落的梦想。

“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怜！我也做过一个作家梦，想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写下来。但是，那些苦难像是棱角分明的岩石一样，硌得我心一直很疼。我越想把它们写出来，就越是硌得疼。写作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磨刀石，把那些岩石的棱角打磨得愈加锋利了，刺得我鲜血直流，真的痛得受不了。后来，我就反复对自己说：也许不去想，才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不过你要知道哦，不去想，并不是遗忘，而仅仅是不去想，让岩石摆放在那里，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般，隔着玻璃，不去触碰罢了。我没能当成作家，却成了一名老师，你肯定想不到，我一开始是教语文的，教中学生怎么写作文。后来，兴许是因为基因的缘故，我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学语言，我又自学了英语，读了英文的研究生，变成一名大学的英语老师。几年后，同为欧洲语言的德语和法语也都掌握了，肯定是由于外公外婆是说德语的缘故，学德语是最快的，只花了三个来月，一百天，厉害吧？再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希伯来语，我们犹太人的语言。据说，汉语和希伯来语是最艰深的两门语言，是最古老的语言，那么，它们一定是描述了最多苦难的语言。”

老太太这么说，让我的眼泪差点掉出来。

“不过，我忘了告诉你，”老太太捂着嘴巴笑了几下，然后又恢复了平静说，“我作为老师还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不仅是因为我课上得好，而且因为我对他们从不苛责，把他们当作和我一样柔弱的人，所以，我和他们不是伪装出来的朋友，而是真正的朋友，真实的朋友。我在课堂上看着我的这些小朋友们，总有一种冲动，想把我经历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我害怕他们会在背后说那个老太太真可怜啊！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真的不需要，那不是我想达到的目的。于是，我只有一次次继续沉默下去，虽然在欢笑，却是最大的沉默啊，这种沉默笼罩了自己，封闭了自己，让我即使结婚生子，也摆脱不了那种孤独一人的感觉，就像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给囚禁在海底一般，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真的是好久好久了，现在的自己早已不再去寻求理解了，也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了，这是上帝的事情，不是吗？”

她的反问太沉重了，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老太太沉默着，似乎是一口气说了太多变得有些疲倦。但也有可能是在期待我的回应，一个足以和这段话相匹配的回应。我满心惶恐，知道自己注定要让她失望了。

“您懂这么多语言，那您真的称得上是语言学家了。”我说了这么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像是恭维，实则是好奇，好奇她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种语言。难道仅仅是因为有天分，学得快，就学那么多种吗？显然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不，我不是什么语言学家，”老太太嗓音低沉地说，“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和老太太的聊天，终于到达了一个高度，一个和陌生人在这么短时间里，所能够到达的高度。但可气的是，我却一时不能理解她的意思，我困惑地说：“语言不是流动的吗？为什么要在语言里寻找稳定呢？”

“语言是流动的，但这只是语言最表面的特征，当你真正了解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也有自己的河床，那里沉淀着历史的记忆，那就是它超稳定的一面。那一面，就是我寄托心灵的地方。”老太太像个哲人一般说道。

“这样说来，您已经找到了那样的寄托，真幸福啊！”我由衷感慨道。

“不，远远不够的。”老太太使劲摇头，开阔的额头上方，几缕白色的头发颤抖着，像是受惊了一般。

这时候，动车减速了，前方的电子屏幕上出现了一排红色的汉字，提示东莞站到了。列车已经运行四十分钟了，整个旅程过半了。以往，这前四十分钟是特别难熬的，可现在，我却希望列车能慢下来，时间能慢下来！我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话要说给老太太听，更想听老太太说更多的话。

列车停稳了，一些人下车了，另外一些人提着行李上车了，短短几分钟后，吵闹平息了，列车重新恢复了平静，继续向前行驶了。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话，只是打量着来往的旅客，静静等待着。列车的引擎声从呼啸变成了沉稳的持续音，老太太站起身来，说要去卫生间，让我帮她看着包，那个褐色的小皮包。看来，她已经充分信任我了，我们不再只是列车上的陌生人了。

我将左手轻轻放在那个小包上，然后闭上了眼睛，脑海里的影像全是黑白的，像是很久以前的老电影。我充分沉溺在那些变幻莫测的影像里，休息了一会儿。待我睁开眼睛，看见老太太正从过道那边走过来。她的步履沉稳，完全不见老态，像是一棵历经沧桑却依然丰茂的大树，树根都扎在了地下看不见的地方。我暗暗感叹，她的身体那么好，一定会很长寿的。她受过那么多的磨难，这是她应得的。

她坐下来，朝我友好地笑了笑，我看到她的笑容里甚至还藏有一丝羞涩。多好的老太太啊，我都不想和她分开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我掏出名片，先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叫黎晓宽，希望能和她保持长久的联系。我客套的样子让她粲然而笑。她接过名片，认真地放进了钱包里，说：“我叫苏萝珊，听起来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吧？你以后就叫我苏奶奶吧。”

“好的，苏奶奶。”我试着叫了一声。

“嗯，晓宽。”苏奶奶应道，笑着说，“车很快就要到了，只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再聊点什么呢？”

我说：“随便吧，您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苏奶奶说：“要不这样吧，我们一人讲一个故事，一个和过去有关的故事，好吗？”

“好主意！”我很赞同。

“那我先讲吧，我就给你讲讲我这次旅程的目的吧。”

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小瓶纯净水，拧开瓶子喝了几口，然后深深呼吸了几下，开始了讲述。

“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人，我有时候也会这么看自己，但实际上，我没有亲历那些沧桑，那些沧桑属于历史，属于记忆，我只是被迫继承了这些记忆。当我一遍遍去品味这些记忆的时候，这些记忆慢慢地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记忆，让我觉得越来越悲伤。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太明白不过了！”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自己的人生其实很顺利的，刚才已经给你讲了一些，现在再补充一点。你应该注意到了，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的父亲。是的，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爸爸，更别说我的爷爷奶奶了。我妈妈是1938年逃到上海的，多亏当年驻维也纳的中国大使何凤山。”

“我知道他，”我插话道，“中国的‘辛德勒’。”

“是的，中国的‘辛德勒’。他很同情犹太人，一直尽自己最大限度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需要签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爸爸最好的朋友从中国大使馆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张签证，他把其中一张签证交到了我爸爸手中，这成了全家唯一的签证。我爸爸不甘心啊，天天都去中国大使馆排队，希望能多得到几张签证，能和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起逃走。但是，纳粹太凶狠了，他们以中国大使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我爸爸一下子完全没了希望。他只得让我妈妈先走一步，先去上海等他，他再想办法。我爸爸的那位好友那时已经到了上海，并且通过电报发来了他们落脚点的地址，那里便是爸爸和妈妈约好会面的地点。但是等我妈妈来到上海的时候，发现那个落脚点早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了废墟……我妈妈当时已经怀孕了，在一家教会医院生下了我。从此以后，我妈妈再也没有见过我爸爸，也没有再得到过我爸爸一丝一毫的消息。”

老太太盯着前方的椅背，仿佛那儿有一面看不见的屏幕。她吐字越来越慢，眼光凝滞，陷入了沼泽般的回忆。我全身紧绷，不知道要忍住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都是听我妈妈说的，她说得很少，可我深深记住了。”她拿出一块手帕，轻轻擦了擦眼睛，很柔和地说。

我望向窗外，那些划分整齐的稻田、浓到发黑的香蕉林、明光闪闪的池塘……我希望我的心情和目光能够越过它们，然后融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我深深呼吸着，远方的风景还是朦胧了起来。

“后来，是那位医生接纳了我妈妈，接纳了我。他是我的中国爸爸。”老太太看了我一眼，缓缓说道，“他正好在德国留过学，因此他可以用德语和我妈妈交流，他由同情继而产生了爱情，我妈妈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场跨国恋绝对是个奇迹。后来，我妈妈和我一直留在了中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那些到了以色列的亲戚，通过大使馆辗转和我妈妈取得了联系，但她还是继续选择留在国内。虽然在中国受了不少动荡，可她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直到五年前，我的中国爸爸病故，她才去了以色列。”

我沉浸在故事里边，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深处的死角变得没那么坚固了，仿佛我的困惑有了解答的可能。但是，老太太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一时无法厘清。

“你看我，人老了，话也特别多，这不是给你讲一个故事，而是讲一生的故事了。”苏奶奶忽然叹息着，笑了起来。

“讲嘛，我很想听。我很羡慕别的孩子，小时候都有老奶奶讲故事，我却没有。”在这一瞬间我仿佛是老太太的亲孙子。

“呵呵，那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老太太心怀善意地叫了我一声“傻孩子”，说，“我还是给你讲讲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吧，刚才一开始就想告诉你的。”

“苏奶奶是要去以色列看望母亲的吗？”我猜测道。

“不，不是的。”

“嗯，那我听您讲。”我侧过身子，用左手撑住脑袋，不再说话了，静静看着她。

她没有急着开口，反而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却说：“还是再给你看样东西吧。”说着，她又把手伸进面前的小包里，摸索起来。我看着那个包，觉得那就像是“机器猫”的万能口袋，可以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我看到她的手腕在用力，应该是个蛮重的东西。瞬忽间，出现在她手中的，是一个由海绵袋紧裹的长方块，类似流行的平板电脑。看来，老太太要打开电脑，给我看看照片或视频什么的。但是，当她打开袋口，掏出来的，却是一个金光灿灿的金属片。我吓了一跳，以为是金条，赶紧示意老太太收好，以免被什么小毛贼给盯上了。

“不怕的，”她笑得很大声，“这是黄铜做的！”

“黄铜？我还以为是金条呢。”我松了口气。

“要是我有这么大块黄金，那就发财了。”老太太开起了玩笑。

我也笑了起来，伸出双手从她手中接过铜块，小心翼翼打量起来。它的上面刻着几行文字，据我有限的外语知识，猜测那应该是德文，还有1938这样的数字，我一个激灵：会不会是墓志铭这样的冥器？

“这是什么？”我的嗓音里掩饰不了慌张。

“这是绊脚石。”

“绊脚石？！”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就是绊脚石！”老太太坚定地说，“它上面刻着我外公外婆的名字，以及他们生前的简介。我要把它放在我们家曾经所在的地方去。尽管那里现在是一条路，但我会把它嵌进路面里。其实，它高出地面的部分只有一到两厘米，因此呢，它是不会绊倒任何路人的，它要绊倒的，是对人类犯下罪恶的人，是对这些罪恶无知的人，是还想继续犯罪的人！”

她这慷慨激昂的一席话，说得我心潮澎湃，浑身都战栗起来了。

“绊脚石！……这样的东西，非常应该！”我想象着那样的场景，脑袋里如同电流经过，某种恍惚的情感与渴望忽然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就应该这样。”我又喃喃自语道，看上去应该很傻。

“苏奶奶，你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吗？不是已经变成废墟了么？还有，即便找到了，别人允许你这么做吗？他们会不会把你的这种行为当成一种冒犯呢？”我连珠炮似的问了一大堆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即将交由我来执行，而我却发现自己面临着重重困难。

“这些都不是问题！”老太太坚定地挥挥手，像是驱散我的焦虑，说，“当地的政府都会负责解决的，我们已经与他们达成协议了。”

老太太从我手里拿走了铜块，我的手中失去了那种沉甸甸的感觉，竟然一下子感到了空空落落的。这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吗？

“最重要的是，我要亲手把这块绊脚石放下去。”她用热切的眼神望着我说，“它的记忆会比我的记忆更长久，而记忆，是唯一的和最后的回答。”

我被深深触动了，陷入了深思与沉默。窗外的房屋逐渐密集起来，终点就在不远处等待着，注定的离别令人提前嗅到了伤感的气息。

“苏奶奶，那你怎么会在这辆动车上？”我忽然问，“你可以从上海直飞维也纳的啊，难道这边还有想见的人？”

“哈，我是在旅游，”老太太有些难为情了，“我从上海坐动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南下，到了沿途的每座省会城市，我都会下车去认真逛一逛。一路上都没有人留意我，直到遇见你，然后，我把我的故事都告诉你了，像是上帝的安排。这，是我在内地坐的最后一段动车了，明天我就去香港，坐飞机去维也纳。”

“你不回来了吗？”我听她的口气充满了忧伤。

“回来，要回来的。”她用力点点头，又叹息道，“但我真怕自己回不来了。因为，放好绊脚石，我还要去以色列看我的老妈妈呢，那是一个新故事了，究竟会怎么样呢，我已经无法预知了……好啦，该你讲讲你的故事了。快讲吧，眼看车快到站了。”

我听了不免也着急起来，我赶紧闭上眼睛，让思绪从老太太的故事中摆脱出来，理了理记忆深处的蛛丝马迹。

“我刚才讲了我外公外婆的故事，现在，我讲讲我爷爷奶奶的故事吧。其实呢，我爷爷奶奶的故事，和我外公外婆的故事是一根枝条上的两朵花，只是命运的差别很大罢了。我不知道苏奶奶你是否知道这段历史：我们一般都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当做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我爷爷奶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俯视着这个国家的巨大改革，一定会说是他们促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的变革。”

“是吗？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太震撼了！”苏奶奶由衷地说。

我暗暗得意。这是我能为爷爷奶奶那渺小不堪的死所唯一能做的了。我希望他们那渺小不堪的死，能获得一种大意义，从而让他们那被风暴揉碎的纤细灵魂，得到了一种至深的告慰。我怀着这种心思，几乎是神采飞扬地述说起来了：

“那个时候，整个珠三角没有一座高楼大厦，只要站在我们老家那个村的小山顶上，就能望见远处的香港。尤其到了死寂沉沉的晚上，香港就越发清晰了。我们这边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可香港那边却是红彤彤的一片灿烂，那种诱惑力，几乎是致命的。说个滥俗却十分恰当的比喻：那真的就是飞蛾看见了火光啊！村里一批批青壮年把田里的地一丢，孩子老人都不管了，飞起泥腿就那么逃跑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周围好几个村几乎都成了空的，后来，我看了相关资料，才知道那段时期，差不多有两百万人逃向了灯红酒绿的香港。两百万人啊！不改革行吗？就是这样，终于有了经济特区。但那两百万人里边，并非每个人都那么好命，能够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我的外公外婆自然是属于好命的，你知道，他们成功逃到了香港，开了小店。可我偷听了他们和我妈妈的聊天，震惊不已，他们是把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经历九死一生才漂到香港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些理解他们了，他们用命换来的后半生，即使如此不值一提，却也是没法舍弃的啊！而我的爷爷奶奶，就属于没有好命的。据一个老乡说，最后见到他们是在海边的红树林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我奶奶浑身哆嗦得厉害，不知道是受了惊吓还是害病了，我爷爷把衣服脱下来围在我奶奶身上，他就那么光着膀子，靠在一棵树上，紧紧抱着我奶奶，逃不了了，却还不想回去。‘督卒就系这么惨的啦！’老乡就是用这种无奈的感叹来安慰我的。我们这里的人把逃港的人都叫‘督卒’，就是象棋里的过河卒子，是有去无回的。那个老乡原本想去帮帮他们，可忽然有人大喊边防队来了，他只得撒腿就跑，等他跑出红树林后，还没回过神来，就被边防队抓住了，被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从此，他断了逃港的念想。但他告诉我，他前几年看了一个报道，说当年有个人逃了十三次，被抓了十三次，后来边防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他，他才侥幸逃走的。老乡把头一昂，说：‘早知道老子逃个几十次！’看他那不羁的神情，我便逗他：‘你现在还可以逃啊。’他摇摇头，说：‘开玩笑！现在？现在我坐车就去了，还逃什么逃。’他的样子让我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呢？我是说你的爷爷奶奶，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老太太嘴巴微张，眼睛发亮，目光紧紧抓住我，完全沉浸在我的讲述中了。

“后来……”我被她一问，竟然在刹那间变得才尽词穷起来。我沉吟了数秒，说，“后来，唉，其实没有什么后来了。那是我的爷爷奶奶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信息了，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知道了，或者像您说的，只有上帝知道了。我接下来所能告诉你的，只有我自己设定的结局了，这个结局，藏在我心底好多年了，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包括我的亲人。”

“我想，我是最佳的倾听人选。不是吗？”老太太微笑了下，随即，她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褶皱内的皮肤竟然光洁如玉，仿佛将少女的脸庞隐藏其中。

“是的，当然。”我伸出手来，和老太太握了握，她的手很轻，像一页干燥的纸。

“后来，经济特区建成之后，梧桐山的罅隙里、海边的红树林中，再也找不到那些逃跑的人了，他们仿佛突然间就蒸发了，原本吃紧叫急的关卡边防也一下子松弛了。再后来，那些海边泥沙里的骸骨也被打捞并清理上来了，据说政府要修建一座安抚亡灵的纪念碑。在那些准备清理的骸骨中，有两具骸骨是紧紧搂在一起的，其中一具骸骨的身上还缠绕着麻布衣服的残渣，当工作人员将他们分开之后，两具骸骨顿时碎成了你我不分的一堆。在这堆碎骨里，人们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尽管被塑料袋紧紧包裹着，但还是被海水严重侵蚀了。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笔记本，很幸运地发现，至少还有一半的文字是可以修复的。于是，人们在修复文字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读到的是一个肝胆俱裂的故事。”

这时，列车的速度越来越慢，车进站了，那光洁的大理石月台像是平躺的纪念碑一般迎面而来。

“到站了，苏奶奶。”我说。

“是的，”苏奶奶掏出手帕，擦着眼睛，竟像孩子那样抽泣着说，“谢谢你，我会为你祈祷的。我在放‘绊脚石’的时候，也会向我的外公外婆，讲讲你的故事的。讲讲你的外公外婆，讲讲你的爷爷奶奶。”

“谢谢您，苏奶奶，我也有了一个‘绊脚石’，我会把它安放在我心底的。”

“‘绊脚石’不要放在心底，别老把自己给绊倒了，”老太太说，“要放出来，放在这个世界上。”

“会的，一定会的。不过，在放在这个世界上之前，我是真的想先把自己给绊倒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忍受不了一点滞涩，变得太平滑了，我也变得太平滑了，我已经让太多的东西就那么轻易滑过去了。”

“晓宽，你说得对！是这样的，我的孩子。”

“嗯，是这样的，奶奶。”

原载《中国作家》2015年第1期

点评

这是一篇对话体小说，主体部分由两人对话构成，通篇结构简单明晰，情节亦无太多曲折起伏之处。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两人对话中所散发出的具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形而上意味和内涵。一老一少在火车上偶然相遇，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陌生感和距离感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流于形式，缺乏意义，但两人的对话却在简单的客套之后快速进入深层。虽然各自讲述的都是普通的家族故事，但由于家族本身勾连着历史，这种关联使得两人的对话不再停留于生活的表层，而是延伸到了历史和哲学层面。毫无疑问，小说中的绊脚石是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的，它其实也是两人都够将话语的触角伸入思想深层的内在推动力，因为两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绊脚石，都有一个待解的心结。绊脚石象征着一段历史、一抔苦难、一份纠结、一种记忆，对待绊脚石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待历史、对待人生的态度，智慧的苏奶奶在漫长的时光里参透了历史和人生的秘密，知晓了该如何安放那块内心的绊脚石，在两人的对话中，黎晓宽内心的“绊脚石”也被移开、被释放了。对于黎晓宽而言，虽然这次成功的搭讪与想象中的艳遇差之千里，但于他人生的启发却是深刻而深远的。可以说小说文本所透露出的哲学意味使小说几乎脱离了故事本身，进入到了一个意蕴深厚的形而上境界。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