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入官场
残酷的内阁斗争
张居正入仕的年代,正逢明代内阁斗争的高潮。
大明建国之初延承元制,在中央设立位高权重的中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部及各院、寺、监等。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综理机务,俨然是皇帝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级权力部门,丞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朱元璋生性多疑,眼看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逐渐坐实坐大,心里越发恐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从此皇帝直接领导指挥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总尚书。
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显不如他精力旺盛,这种寄托在皇帝勤勉基础上的机制实施起来已然不现实。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就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公务。
明成祖朱棣以后,政治运作的枢纽开始集中在内阁。但整个内阁在法律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内阁之权非常渺小,即使大权在握,仍受皇权限制。
大明王朝好比一家家族企业,内阁首辅则为总经理,管理权限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小。
在内阁制推行早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早期阁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几位阁老优势互补,各尽其责,在他们治下,明朝迎来了国力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力鼎盛的同时,明代阁臣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就连以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文章亦风靡一时。
“三杨”之后,阁臣们大体上能融洽相处,但小的冲突也断断续续,从未停止。
嘉靖、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加重,阁臣身系天下安危,在内辅助主上,在外统帅百官,俨然真宰相。
时人陈子龙在《皇明经世文编》中如是总结明代内阁发展史:
高皇(朱元璋)诏废中书。文皇(朱棣)政归内阁。三杨秉钧而后。势以益重。至嘉隆之间,几几真相矣。若洛阳(刘健)余姚(谢迁)之谠亮,永嘉(张璁)丹徒(杨一清)之才略,新都(杨廷和)华亭(徐阶)之弘博,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之英毅,山阴归德(沈鲤)之端方,内辅君德,外总机务,朝政之清浊、海内之安危,职任綦重。裒辑尤详。
内阁地位的崇高也使得帝国精英为此明争暗斗。正常状况下,内阁会有多位阁臣同时在阁,遇事一般由首辅先作决定,首辅与皇帝的接触最多,地位远非普通阁臣所能及,所以阁臣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界限,开启了此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此后的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踩着前任鲜血,登上万人瞩目的宝座的。
嘉靖皇帝十六岁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他即位后不久,为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了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而以生父为叔父,遭到嘉靖的强烈反对。
君臣矛盾从此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强权压倒纲常,嘉靖在新科进士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运用廷杖、镇压等极权手段取得最终胜利,正式颁诏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追尊为睿宗,入祀太庙。
同时,重定礼议诸臣之罪,退休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被削籍为民。至此,君臣争执数年的大礼议之事尘埃落定。
礼议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襄助嘉靖皇帝礼议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大礼议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重臣,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明朝因此有了两位张文忠公。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世宗实录》中对其赞誉有加。不过,张璁以及桂萼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不佳,因此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皇帝,巩固权力,打压异己。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张居正入仕的时候,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一时风头无两,直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张璁得疾,被护送回乡。
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然而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以夏言被罢、严嵩入阁告一段落;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被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了上风;直至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内阁中形成夏言、严嵩对峙的局面。
夏言豪迈多才、纵横善辩,在入阁之后,他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计划收复被鞑靼占领的河套地区。曾铣屡战屡胜,获得嘉靖皇帝的赞赏,嘉靖也因此更加器重夏言。这引来次辅严嵩的嫉妒。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利用嘉靖对鞑靼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对鞑靼用兵,实在是穷兵黩武、混淆国事。
天助严嵩,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深惧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进都城。严嵩见此机会,开始猛攻夏言,他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夏言、曾铣祸国殃民,是他们导致鞑靼入侵、生灵涂炭。
嘉靖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身首异处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夏言也成为有明一代唯一被公开杀头的内阁首相。夏言倒了,严嵩顺理成章地爬上了首辅的职位。
小翰林的蛰伏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的身份让他接近了首辅理想,却也触及了现实政治,亲眼所见的真相使渐近的理想变得更为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中,他一边忙于撰写史书,积蓄知识;一边冷眼旁观现实生活,剖析政务。
就在与他同时入仕的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陷入争名逐利的漩涡之时,他却洁身自好,喜好与对他升迁无甚助益的基层吏员交往。
每遇小吏从边塞巡视归来,他常常提一饭盒酒菜前去探望,与这些官员边饮酒边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挑灯写作,彻夜不眠,足不出京而晓天下事。
当他合上书本,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了《论时政疏》,试图让皇帝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陛下尽早摒弃幽居深宫的消极态度,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进而针对时弊,提出抑制宗藩、整肃吏治、整顿时政、整饬边防、上下沟通五大对策,洋洋千余字。
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撰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对时政不置一辞。
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是张居正三十而立之年,人到三十,本该奋勇前行,张居正却急流勇退了。他厌倦了官场的荆棘丛莽、黑白不分,但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在他眼中,还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的老师徐阶,希望尊师有朝一日带领大家扫除阴霾,拥抱光明。
徐阶年轻时曾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深谙人才育选的要领,威望颇高。他不同于同时代一些腐儒,只工于词章,而是引导庶吉士们把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授课内容无不围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使学生们身心受教,学有所用。
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居正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来到翰林院任职之时,分管翰林院的内阁次辅徐阶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卓尔不群,所作之文虽旁列诸子百家之言,却以务实为本,且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博得了诸位翰林老师的好感。
有心的徐阁老刻意接近小张,多次找他谈心,借以全面观察这个谈吐不凡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投契,他很是欣赏小张“沉毅渊重”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深相期许,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重臣。
从此,徐阶一路提携小张。张居正对徐老的知遇之恩也铭记在心,从此更加积极上进,二人在政见上也多有默契。休假回家前,张居正特意修书一封致徐相公。
信中,张居正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他愤慨于群奸乱舞,迫害正人;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天下有所改观。他也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又要虚与委蛇,“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不亦难乎?”
张翰林颇费心机地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只是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对于张的建言,他只能摇头苦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物色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和接班人了。
此时的张居正不仅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长逝,抱着念妻、怀友、感叹时局的心绪,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了。
回乡之初,张居正寻得风光甚佳的湖畔筑一茅屋,种半亩青竹,养一只癯鹤,终日闭门不出,身边有童仆数人,专事洒扫,烧茶煮药。
人在天涯,心悬京华;养疴田园,魂萦廊庙。他有过读书自娱的避世念头,但目睹江山败落、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青年才俊,又怎能割舍对社稷苍生的关切呢?
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交织在张居正大脑中,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倾注在诗词里:
山居
林深车马不闻喧,寒雨潇潇独掩门。
秋草欲迷元亮径,清溪长绕仲长园。
苍松偃仰云团盖,白鸟翻飞雪满村。
莫漫逢人语幽胜,恐惊樵客问桃源。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枫林霜叶净江烟,锦石游鱼清可怜。
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
九秋查影横清汉,一笛梅花落远天。
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
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跃然纸上。
“显则立于朝,晦则隐于野”,大自然往往成为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
张居正寄情于寒泉潭水、沧江白鸥,在烟霞松竹中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心灵或驰骋在云端,或伏贴于岩崖,寻找人世间难以寻觅的宽容和慰藉。
六年的休假生活中,最令他身心愉快的当属衡山之行。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张居正偕同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长沙李石棠等几位湖广友人,遍历潇湘大地。张甑山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李义河、李石棠后来都位列公卿,成为日后张居正执政改革的左膀右臂。他们正是在此结成扯不断、紧相连的至密亲友圈。
他们在衡山游历八天。到底是翰林才子,张居正文思泉涌,留下名篇《游衡岳记》:
……
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
……
这是他此生最惬意怡情的一次旅行。数年后,他还和理学名流孙应鳌津津有味地谈起当年的衡山之游,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旅途日记。
归途中,一行人溯江西行,途经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张居正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厦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青年张居正报国无门,此时只能寄情山水,渴望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平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种种思想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
当然,逃避现实绝非他的风格。
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
居江湖而忧庙堂
“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才不遇的张居正想起了魏晋时代与他一样怀才不遇的竹林七贤。他们从不在意世人的嘲笑讥讽,谈笑自若,坚决不与臭名昭著的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放荡不羁的个性,挣脱礼教和功名的约束。
张居正仰慕竹林七贤的淡泊洒脱,理解他们孤独的灵魂,作《七贤吟》歌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七贤。
为摆脱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平静,张居正一度研习禅学。他闭目盘膝而坐于清凉树下,修身悟道,常与著名僧侣学者邓豁渠交流心得。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把禅宗思想说成是张居正执政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的思想根源:“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希望通过虔诚的修炼解除人世间的烦恼,缔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
理想很美好,现实终归很残酷。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复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蒙古犯边,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江陵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但在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民穷财尽。
作为休假的朝廷命官,张居正本可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一下京城见闻;可谁也没有想到,血气方刚的翰林院编修当起了泥瓦匠,亲手筑起几间房,名之曰“学农园”。
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
读书之余,他常常游走于在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获固然令人欣喜,但更多的是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仅免于饥饿。
而官吏的催征过急,常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
此情此景,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象,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
当时的湖北有楚王、荆王、襄王等五大藩王以及数不清的郡王宗室,这些人靠国家财政收入来“支给禄米”。政府对基层的掌握逐渐失控,宗藩过多,田赋不均,荆州一带榷税负担日益加重。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社会大学堂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与启示,在研究透榷税和农商的复杂关系之后,他逐步形成了重商益农、农商互惠的新思想,促使他日后大刀阔斧改革赋役制度,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身在山林,心在庙堂。
五百年前,仕途坎坷的范文正在岳阳楼挥毫写下了那篇不朽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五百年后,同样处境的张居正,也遇上了同样的矛盾。
堂堂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吗?
张居正呼唤仁人志士与他一同振兴大明,后来他对知己耿定向道出肺腑之言:“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人组成的盗匪团;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盛行,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必须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破旧立新,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此时的大明朝廷未必察觉得到,即使知道也未必起用。
重返淤泥政坛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万不可小看这六年,其间张居正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
在彷徨中,张居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自此以后从未动摇。六年中,他洞悉了社会百态,成熟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经过休整、反思和对农民疾苦的考察,张居正心中逐渐开出解除社会弊端的药方,重新燃起了报效国家的热情。
张居正的父亲,那位屡试不第的张文明,看着儿子数年如一日地宅在家中消磨时日,更是忧心忡忡。
他逢人便说:“我家三代都无人中第入朝做官。这个儿子难得入选翰林,本想靠他光宗耀祖,可他现在却无所事事。”言罢,深深叹气。
的确,张家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几代人的遗憾全都指望这位年轻人来弥补,眼看儿子业已进入“储相”的行列,岂能长久在家逗留,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闭门读书与游玩休闲上?
国运的召唤,父命的嘱托,肩负着兴国、兴家双重使命的张居正不得不重返政坛。
于是,三十六岁的张居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北上的旅程。人刚启程,一种略带犹豫、担心前景的复杂情绪便徘徊在胸际。
他此去京城,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区区七品的官俸,他忧虑的是如何面对紫禁城中那个变幻莫测的官场,而想要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施展抱负,是何其艰巨!
他留恋美好的故乡,十三年前,他从这里进京赶考,其后因发妻顾氏去世,一度南回。数度往来,十三个春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江岸依旧,而人已近中年。
或许,苏东坡那句不朽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此时正久久回荡在他耳边。
他深吟一首《割股行》以表达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耿耿,激励自己风雨无阻,献身国家: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
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
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
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金碧依旧,黄土依旧,京城的乱局没有丝毫好转。
张居正最为关心的政治大局,仍然是阴霾弥漫。
长安道上,京师城中,豪门依旧夜夜笙歌,疾苦的百姓也俯仰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张居正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
回京后,严酷的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
嘉靖皇帝还在琢磨那两件事情:一是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人,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一群道士的怂恿下修道炼丹。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
宫女常因一些小错而遭嘉靖皇帝毒打,多达二百多位宫女死在皮鞭之下。这种非人的待遇,让宫女不堪苦痛,她们蓄谋拼死斗争。宫女领袖杨金英索性联合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谋划除掉嘉靖,却也因自己的失误丧送性命。
在守卫森严的宫廷,一群弱小的女子,竟敢与皇帝拼命,旷古未有。事情虽然很快平息,嘉靖皇帝幸而未死,但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恐慌的内心愈发要紧紧抓住求仙长寿这根救命稻草。
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再也不敢回到临朝议政的乾清宫。皇帝不上朝,一切政务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污吏提供了更多渎职枉法的机会。一时,严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乌云密布的朝政能否给张居正这颗新星闪耀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