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这是一个极为重要、极为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践中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在这方面都作过思考和实际上的努力。是斯大林在这方面作了影响深远的干预,其效果显然不好。毛泽东紧紧抓意识形态,我想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建国以来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从社会的、政治的以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去进行考查,仅仅用“左”右这样的概念似难说明问题,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好恶、恩怨。但是,也不能排除事件的偶然性,特别是处于特殊地位的个人的作用。我想就我接触的材料,谈谈江青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

江青讲过: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毛泽东在周扬面前曾多次称赞江青敏锐。一些文艺运动的发起和激化与这位“流动哨兵”的一再报警是有直接原因的。周扬对江青这种“敏锐”多次表示不安,有一次他强为诙谐地说:“江青也太敏锐了。”

李、蓝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在九月份《文史哲》发表(《文史哲》为每月1日出版),几天后即送给毛泽东。江青马上到人民日报社召集会议,让《人民日报》转载。会议情况“不知江青在主席面前怎样汇报的”(周扬语)。《文艺报》用最快的速度(当月)转载。按语又立即送给毛泽东,引起毛的不满。正在文艺界开会批判《红楼梦》研究时,江青未同文艺界领导和中宣部打招呼,悄悄找袁水拍起草《质问〈文艺报〉编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文艺界的领导人。从李、蓝文章发表到对《文艺报》作出改组决议前后不到两个月。这一切如果没有江青这个“流动哨兵”的积极插手是不可能的。

当时流行着一个传言,说由于江青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遭俞平伯拒绝,所以打击俞平伯。这显然不足信。为此,中宣部在一个文件中对有些文章公开批驳这个传言进行了批评(即所谓防止再扩散)。但是,有些与此传言有关的两件事值得提一下。一是当时《人民日报》在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一开始(10月份)就发表了批评俞平伯垄断古典文学的珍贵资料的文章。二是在发还“文革”期间抄走俞平伯的藏书中有不少珍本加盖了“江青藏书”印章。可见这个“流动哨兵”多么无耻。

江青为“青年宫会议”后,周扬亲自见了毛泽东取得了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很恼火。她曾多次在袁水拍面前流露这种情绪。

茅盾在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上的结束语题为《良好的开端》。他说这次会议“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个良好的开端”。如果真的树立起自由讨论的风气,应该说是个好的开端。但是,事实上,这次批判在许多方面开了不好的先例。一是大会批判和报刊批判相结合。二是匆忙地作出组织处理,改组《文艺报》。三是批判的面不断地扩大化。这个大会刚刚结束,批判的锋芒即集中地转向胡风。由此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我进入中南海刚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紧张地参与了这样一场重大的斗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只是觉得一切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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