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世界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曾有过自己的传说时代。这些古史时期，有的称为“史诗时代”，有的称做“神话时代”，更有的称为“英雄时代”。这个“传说时代”所包含的时间范围，历史学家各有不同的说法。南开大学著名先秦史家王玉哲先生认为：“各民族远古的历史都是很渺茫的，而且都是人、神杂糅的传说。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类传说，虽然杂以神话，但毕竟与单纯的神话有本质的区别。古代传说系口耳相传，时间愈久愈易失真。可是它们大都具有真实历史为之素材，并非完全向壁虚造。”徐旭生先生（1888～1976）则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中保存下来的大量古代传说，大都有其史实渊源，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更为可靠。
中国上古神话及传说时代内容丰富多彩，《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创造人类》、《共工触不周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巴蛇吞象》、《西王母》、《十日所浴》、《土伯》、《刑天与黄帝争神》、《黄帝征伐蚩尤大战》、《尧、舜、禹时代》等，这些神话与传说代表了中国上古神话及传说时代的精华。
从汉代的司马迁写成《史记》一书以来，在2000多年中，中国人对于中华古史的认识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大致是：中华民族发源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始祖是黄帝，黄帝生存的时代距离现在大约5000年，自黄帝起历经五帝，以后是夏、商、周三代。从周代的公元前841年开始，有了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进入已有历史记载的时代，在此之前，叫做史前时代，又叫做传说时代。
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古代传说时期的具体时间范围，从它的上限说可以推溯到很远”，可至“三皇时期”。学者王大有的专著《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出版）就是从古史传说时期的燧人氏、伏羲氏说起的。在该书的内容提要中写明，“三皇五帝时代”和“古史传说时代”实际是一种历史内容的两种不同表述。王玉哲先生在其《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则将古史传说时代和我国古代“部落战争及民族社会进一步解体”联系起来，即基本上叙述炎黄和尧舜禹时代。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一阶段成果于2000年年底公布于众后，将禹建夏的约公元前2070年作为我国阶级国家出现和我国文明社会的开始，已为共识，加上近若干年来关于夏朝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夏朝不再作为“传说”，越来越为史学界所公认。
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对传说时代的中华古史的认识，一直依靠古代典籍文献。但在20世纪的100年中，由于西方历史知识的传入，由于我国考古工作的起步，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已有的历史知识一件又一件地被否定了。有学者认为，传说时代的中华古史需要从头再写。20世纪是中国古史大规模地被推翻的时代，21世纪将是需要大规模地重写中华古史的时代。
（赵永伟）
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九五”期间，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多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已经出版，连同附录、后记在内，有118页，约10万字。这是200余位专家学者5年心血的结晶。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时期，早在汉代就有学者对其年代学进行研讨。可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年代，用这样大规模的多学科结合方式来研究，则是空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这一目标决定了必须有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历法、科技测年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从夏初到西周末，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二三百年，需要研究的材料和问题非常复杂繁多，不少是从单一学科或个别时段难以解决的。
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给予了一个时间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有科学依据的基础，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关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然后再扩大到周围地区。在年代上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视线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经验。
（赵永伟）
诺贝尔奖获得者要汲取孔子的智慧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这一句话在中国的学界流传已久，也颇有争议。
不过，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发自法国巴黎的题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帕特里克·曼海姆。该文称，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说。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瑞典有着悠久的汉学研究的传统，阿尔文博士在其物理学研究生涯中曾读过关于孔子思想的著作，他被“孔子的智慧”所感动。并且，在晚年因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忧患意识而加深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因而他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加之，阿尔文博士深知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负面作用，痛切感受到科学技术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现实危险，因此，他所说的“孔子的智慧”，当指人类能够合理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能够和平、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下去的智慧。
孔子像
文章说，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有75人，其中有52名科学家。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与会者讨论了艾滋病、保护环境、人权等问题。会议得出了16个结论，结论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些科学家显然是崇尚知识的，他们的结论还包括诸如“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权利和知识界之间的鸿沟应当缩小”；“教育应当在所有的国家预算中享有绝对的优先”；“应当鼓励促进医学进步的分子生物学”；“裁军可以让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了，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人类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说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有所理解。需要从孔子的智慧中汲取什么样的精华，怎样古为今用，这恐怕更有现实意义。
（赵海燕）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
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也曾为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自己杰出的贡献。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唐朝的经济和文化均处于世界先进地位，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当时，对外交通要远远比以往发达，大唐王朝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例如，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朝和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到中国。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朝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时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它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当时，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则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
大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它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唐朝，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杨名）
朱舜水和日本文化
朱舜水（1600～1682），原名朱之瑜，字鲁玙，浙江余姚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思想家，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寓居日本后取号舜水，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朱舜水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明崇祯十一年（1638），他以“文武全才第一”被推荐至礼部，又被礼部推举为“开国以来第一”人才。但鉴于“世道日坏、国是日非”，朝政紊乱，“官为钱得，政以贿成”，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决心放弃入仕晋升之路，专注于学问的研究。自崇祯末至南明永历末，曾先后多次力辞朝廷征召，拒绝任官。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亡后，清兵长驱南下，朱舜水就投入反清复明的斗争中，与浙东抗清义师首领王翊相佐，打算以舟山为抗清根据地。失败后亡命日本，开始了自己的旅日讲学生涯。
作为明末清初的博学大儒，朱舜水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朱舜水寓居日本期间，正值日本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处于社会改革的前夕。由于朱舜水传播了中国的儒学，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德川幕府时代成为日本儒学隆盛的时代。朱舜水的文学观点和治史方法的传授，促成了《大日本文》一书的编纂。当时日本史馆第一位总裁就是朱舜水的学生安积觉。朱舜水不仅传播儒学、史学，还把中国的农艺知识、手工业、建筑业等技艺介绍给日本。德川光国修建邱第的林苑，朱舜水参与其事，其取名“后乐园”，也是朱舜水的建议。此外，朱舜水还把中国传统的日常器用和服饰的制作技术传授给日本工匠。
朱舜水在日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都精通儒学、礼仪，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尤其是安东守约，他是日本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川光国是日本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而“水户学派”在日本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日本期间，朱舜水坚持儒家学说，他的学说以平实真切的根基，极力倡导“实学”、“致用”。他认为“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主张“实理实学”、“平平常常做”。他非常重视教育对国家的作用，曾说道：“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他还经常引用先哲遗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儒家的经典）。”朱舜水的“实学”学说不但对当时日本国的巩固统一发生作用，而且一直影响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朱舜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热情，也得到日本学者很高的评价，他在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上的功绩是不朽的。
（赵海燕）
莱布尼茨和《易经》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一位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自幼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位博学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有人把他称为“一个各种理念的综合家，一个宗教思想家，也是一个喜欢并如饥似渴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由于对逻辑秩序的信仰，莱布尼茨曾致力于搜寻一种“宇宙的语言”，以便帮助他对全部人类知识进行有序化的探索。在这个搜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中国的《易经》上所记载的神奇思想。莱布尼茨所见的《易经》是由耶稣会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到西方的。当莱布尼茨发现《易经》上所记载的思想竟和自己酝酿已久的“二进制”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时，就开始醉心于研究神秘的东方文化，把自己天才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结合起来，终于完善了自己的二进制理论。
（杨名）
古代的占卜和相面法
古代预占吉凶的数术主要有三种：卜法、筮法、梦占。三者的地位，卜法居首，筮法次之，梦占只起到参考的作用。卜筮是占卜与占筮的合称，是中国古代流行的决疑问难、预测吉凶祸福、推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一种方法，是体现人与神灵交流、人求助于天意或神灵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诗·卫风·氓》有“尔卜尔筮”。《毛传》有“龟曰卜，蓍曰筮”（龟指龟甲、蓍指蓍草）。这是从两者使用材料不同来区分的。龟和蓍都被认为是最灵验的，因而被选做卜用的材料。卜筮，通常是先卜后筮，卜不吉，再筮。除了卜筮，也通过观星相的星占和解梦、释梦的梦占来决疑问难、预测吉凶祸福、推知事物的发展趋势。
古代相术起源很早，它的特点是根据人的面相、骨相、手相、气色等推断其命运。相面，是古代相术的一种，是通过人的发相、额相、眉相、眼相、鼻相、耳相、口相、长相、面貌体态、言行举止推知一个人的命运和运程、未来发展趋势的方法。
龟占
古代最早的占卜方式主要是龟占，也就是烤龟壳，根据壳上的裂纹判断吉凶。供占卜用的龟甲与兽骨一般都经过整治。它们用于占卜时大致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选材；其次是锯削、刮磨，即将牛胛骨的骨臼部分锯削、磨平；最后是凿、钻、灼。凿是在甲骨背面挖出枣核形凹槽；钻是在槽的一边用刀或钻头钻出圆形的穴；灼是用火在钻、凿的地方烧灼，使因钻凿而变薄的甲骨正面出现爆裂的卜兆。根据卜兆辨别吉凶祸福，并将卜问的结果刻在甲骨之上。龟占是根据裂纹的断续占断吉凶的，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故甲骨文又称甲骨卜辞。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等部分。前辞，也叫做叙辞，记占卜的时间和人名。命辞，指所要占卜的事项。占辞，记兆文所示的占卜结果。验辞，记事后应验的情况。
蓍占
蓍占也称占筮，是用蓍草为卜具进行筮问吉凶。蓍占在周代成为主要占卜方式，它以计算所问事项特有状况的变化趋向为主要手段。因此，在礼官列举的用于蓍占的三种经文中，最重要的经文便是至今硕果仅存的《易经》。
蓍占不同于龟占，它不再提供反映所问事项结构特征的卜兆，而仅以数字表现促成结构特征变化的原动力。这就是说，蓍占是属于第二层次的占卜术，遇到难题时，还得回过头来进行龟占。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蓍占广泛使用之后，龟卜依然是古代主要的占卜方式，而蓍占则始终是次要的占卜方式。
蓍占所要得到的是显示所问事项性质的一个数字，此数字称做营，营数非六或七，即八或九。龟卜最多反复进行五次，蓍占则连续进行六次，结果不以数字直接显示，而以一些图符显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蓍占起源于骨卜和龟卜。表示蓍占结果的图符只有两种，这是因为只需要知道它们所代表的是奇数还是偶数即可。营数七和九是奇数，属阳，由一条长而不断的横线表示；营数六和八是偶数，属阴，由两条短而断开的横线表示，这两条短横线相加的长度，应与表示阳的横线长度相等。六个营数得出后，占人将六个图符相叠，组成一个图形，古代人称此图形为卦。卦既指由六个图符组成的全卦，也指由三个图符组成的上卦和下卦。龟卜发展到相当完善后，人们已经可以从大量不同的卜兆中归纳出一种形态理论，借以对所问事项作出推断，而不同的卜兆爻可以归并成若干典型的大类和小类。于是，只要分别赋予这些类型以一个数字编号，就可以用抽签方法得到一些数字，从而免去灼烧龟甲的麻烦。换句话说，蓍占中得到的营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龟卜中不同卜兆所属类型的编号。贾公彦称，巫咸是这种新方法的始作俑者。据《史记》记载，巫咸是帝太戊的臣子，这个名字多次作为祭祀的对象出现在现存的卜辞中。巫咸既然是帝太戊的卜官，他就有可能想到，通过摆弄蓍草可以获得卜兆所表示的营数，因为，蓍草的茎干如同后来发明的算盘上的算珠，在古代中国是用来计数的工具。
明·《三才图会》中的《阳宅九宫图》和《东西四宅式》
梦占
梦占即通过解释梦兆、预测吉凶，推知事物发展趋势的占卜方式。人类的占梦活动有极为久远的历史，古今中外各种占梦的理论及方法很多，占梦活动应该是古人类极为重要的活动。梦是人的活动最主要的象征，所以梦在原始人那里的作用就如同思维在现代人这里的作用一样巨大。梦占主要就是通过解释梦兆的象征意义来预测吉凶，来推知事物发展趋势。如梦兆是吉兆还是凶兆，就预示了吉凶。黄帝和尧舜禹时代的梦与占梦活动，都系远古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殷人开始，梦和占梦才有了可靠的记载。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献中有占梦的记载，据学者刘文英总结，根据现有文献，提到占梦最早的人物是黄帝。皇甫谧《帝王世纪》有：“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醒后黄帝自我分析：“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力牧两位名臣。殷王在卜辞中所占问的梦景或梦象，有人物、有鬼怪、有天象、有走兽，还有田猎、祭祀等。从《周礼》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人在占梦时把梦分为六类：“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寐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古人既然相信梦预兆吉凶，做了噩梦，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因而种种禳除噩梦的法术也就应运而生。
星占
星占是通过观察天象和星宿位置的变化，来预测事物的吉凶和发展趋势。星占学起源很早，《周礼》中专有冯相氏掌“二十有八之星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的记载。《左传》中也有不少星占资料，如《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这里，星占家郑裨灶利用星出于婺女位，从而断定晋君将在七月戊子日死去。就是记载最早的星占例子。
星占学的起源，应当说早于筮法。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夏商周）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在卦爻辞中，至今仍有部分资料保存了原始星占内容。如《易·离卦·九三》中的“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丰卦·六二》中的“丰其蔀，日中见斗”和《丰卦·九三》的“丰其沛，日中见沫”，等等。
最初，星占与易学无直接的联系，但二者都是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感应的产物。因此，在更深意识层次上的一致，导致以后星占学与易学的联系。但二十八宿与易学联系后，致使星占学利用易学作为理论基础。
排八字
研究命运规律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星相、六壬、奇门、太乙、河洛、紫微诸类。唯有五代时期的徐子平创造的八字术最具有代表性、普通性和实用性。它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组成的天干、地支为基本材料，用阴阳五行的变化评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寿夭贵贱，人称子平术。宋人徐升整理为《渊海子平》，进一步确立了子平术的地位，被崇奉为算命术的大宗之法。从此以后，八字算命术日趋流行，久盛不衰。命理是古代研究人的生命规律的一门学问，简单地说，“八字”也叫做四柱（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每柱两个字，上为天干，下为地支，正好八个字，所以称为“八字”。
排四柱是推命的第一步，即由命主出生之年月日时排出其四柱，由于四柱是由八个干支组成，因此也叫做排八字。年柱，即人出生的年份用农历的干支表示，上一年和下一年的分界线是以立春这一天的交节时刻划分的，而不是以正月初一划分。月柱，即用农历的干支表示人出生之年月所处的节令，月干支不是以农历每月初一为分界线，而是以节令为准，交节前为上个月的节令，交节后为下个月的节令。日柱，即用农历的干支代表人出生的那一天，干支记日每60天一循环，由于大小月及平闰年不同的缘故，日干支需查找万年历。时柱，用农历干支表示人出生的时辰，一个时辰在农历记时中跨两个小时，故一天共12个时辰。古人认为，四柱为命，也就是一个人出生时所属的阴阳五行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是天生的；他走过的每一刻所属的阴阳五行，就是他的“运”，是后天的；“命”和“运”合为人一生的命运，命运结合方知吉凶祸福。
骨相
古代相术起源很早，先秦时就已经提到某些有名的相士。它的特点是根据人的面相、骨相、手相、气色等推断其命运。骨相术是相术的一种，据说，麻衣、陈抟所用的是骨相术，故有“相面不如相骨”之说。骨相有两种，一是人的筋骨相连，二是人的骨节分离。古人认为人所以有骨法，犹如万物有种类，材木有常宜。如王充《论衡·骨相》篇有：“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又说：“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还有：“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按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总的说来，古代的骨相术认为，一个人的骨骼生成什么样子，与一个人的吉凶、祸福、贫富、夭寿有关，其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论。但也认为，骨相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还需要其他条件，“十种之地，膏壤虽肥，弗耕不获。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相列·第二十七》）。
（罗昆）
十二生肖的排列
十二生肖的产生，有着天文学的背景。按中国传统的纪年历法，是“干支纪年法”。“干”是“天干”，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组成，称为“十干”；“支”是“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组成，称为“十二地支”。将天干和地支顺序搭配，可以记年、月、日、时。十二生肖是古代术数家用十二个动物配十二地支的纪年方法，排列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后人以一个人生于某年就肖某种动物，如子年生肖鼠，卯年生肖兔等，这就是所谓的“十二生肖”。至于十二地支为何与这十二种动物相配和按如此顺序排列，没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生肖起源于图腾。十二生肖源于何时，长期以来没有定论。据考古出土资料《日书》可知，秦代已大体将十二地支与十二兽相联系（尽管当时的十二兽与后来的十二兽有所不同）；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已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也有关于十二生肖的文字记载；在《周书》卷十一《晋荡公护传》中，对生肖属相已有详细记载，如“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因此，十二生肖的说法最迟在西汉时就应当出现了。
古人认为，一个人的生肖属相对人的婚姻、丧祭、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等等都有影响，如属相的相生相克对婚姻的影响，属相相克的男女不能成婚，要属相相合者才能成婚。对于这种“十二生肖相胜”的理论，近2000年前的东汉哲学家王充就在其《论衡·物势》篇中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认为“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大无骨（编者注：“骨”可能应为“筋”）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
十二属相不仅中国有，像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都有，只是有些动物名称和中国的不一样。
（罗昆）
孔子和西方的重农学派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中国古代有着民本主义思想的传统，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对农业生产就非常重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富民”及“轻徭薄役”的思想。自此以后，历代的统治者都汲取了孔子的“富民”思想，重视农业生产，在他们看来，“农，天下之本也”。
孔子的思想在传入西方后，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18世纪下半期以后，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非常重视中华文明的代表——孔子的思想，其所开创的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就是以农为本。魁奈曾指出：“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唯有农人的劳动才能产生超过劳动工资以外的东西。因此，它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次，他还把农业生产看做社会的生理形式——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为转移的形式。这种重农主义思想事实上和中国的传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魁奈本人也将中国看做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了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后来，他用这些范例来证明自己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更值得一提的是，魁奈还建议和指导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效仿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仪式，以此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赵海燕）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世界兵学宝库里的两朵奇葩，历来被军事理论家奉为“兵家圣经”，是军事理论研究和战术训练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军事著作。但是，这两本“兵学圣经”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在写作该书的时候，就受到了《孙子兵法》颇多的影响，汲取了《孙子兵法》中大量富有价值的养分。
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也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被后人誉为“兵学鼻祖”。《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辩证，逻辑缜密严谨，充满了谋略的智慧。孙武总结了当时的战争经验，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他把道、天、地、将、法归结为战争制胜的要素，并提出了许多驾驭战争的理论原则。在春秋战国时期，该书经常被军事家引用，以作为他们军事行动的理论根据。自从《孙子兵法》问世以来，就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同时，这部中国兵学的谋略宝库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自从18世纪传入欧洲以后，也对西方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军事思想家都在汲取《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撰写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普鲁士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是其中的一位。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人，曾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其代表著作《战争论》就是他在被拿破仑战败后，在狱中冥思苦想、冷静反思的产物。同《孙子兵法》中的兵法一样，克劳塞维茨也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实战案例进行了研究，并在充分汲取东方古老军事思想《孙子兵法》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全书共8篇、124章，内容包括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以及战争计划和一些战术等，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经典论断。他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把战争看做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观点必须服从于政治观点。其次，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最后，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巧妙调遣部队的基础上，造成相对优势。战争中的攻防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还有就是要积极向战史学习，战史是最好的、最有权威、最能说服人的教师。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和中国的《孙子兵法》一起，为世界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赵海燕）
《孙子兵法》和西点军校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该书是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它构筑了一个精美恢弘的兵学体系，影响了后世兵学发展的方向。它不仅是中国的谋略宝库，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早在唐代，《孙子兵法》就传入日本，后又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国家，并出现了不少注疏之作。1772年，法文版《孙子兵法》在巴黎出版，开始了《孙子兵法》在西方的传播。时至今日，《孙子兵法》一书已以近30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历代兵学家、军事家们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世界上著名的军事院校之一——美国的西点军校（westpoint）曾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官。就是这样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也将《孙子兵法》列为正式教材。
美国的西点军校将《孙子兵法》作为参考书，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美国军校的教法或许与中国军校略有不同，美国军校很注重失败的战例，很重视分析失败的原因，尤其是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反思：为什么在各项战争工具都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会失败？反思后的总结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点是，美国人认为自己不了解东方人和东方文化。为此，他们引进了《孙子兵法》等东方著作，加以探讨，并以此作为其实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一种方式。在美国的西点军校中，有两门课程涉及对《孙子兵法》的学习。这两门课程都是西点军校历史系（不是军事系）开设的课程，一门课程是“亚洲战争的历史”，涉及的主要亚洲国家是中国和日本，而《孙子兵法》被用做对古代中国战争情况的一种分析来源，即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孙子兵法》的，而不是从《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来探讨的。另一门课程是“战争和军事理论家”，这门课程是将孙子与众多的西方军事理论家们（如克劳塞维茨、马汉、富勒等）放在一起学习，主要探讨战争的基本特点，攻和守的相对辩证性，战争中物力和其他战争条件对最后战争胜负的关联性。
孙武像
（赵海燕）
黑格尔眼中的中国哲学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为其理论核心，构成了一切社会现象的本源和基础。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展现、自我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中国所在的东方是世界的开端，与此相应，中国精神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是一种“实体性精神”。这种精神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在哲学上，因为精神缺乏与自身的自由联系，中国哲学处在宗教哲学的阶段。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首先注重的是孔子的道德哲学。孔子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只是善良、道德的教条。孔子道德哲学所包含的义务，古人早就道出。道德义务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中国人没有所谓的法律，也没有所谓的道德，只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种道德包含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孔子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
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到底“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中国学术界长期处在争论中，也没有取得普遍一致的认识。有人十分反感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孔子的“贬低”，因为黑格尔认为孔子的《论语》只不过是一些道德教条，是非哲学性的。当然，我们也应该肯定黑格尔的思维敏锐。孔子关注的重点是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准则与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儒家一如既往的特征。儒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不在于对概念进行抽象、为思想提供逻辑基础。如果我们以康德那样的哲学家的形象来描述孔子及儒门后学，那么许多信息已经被遗漏了。因为无论是从这个角度还是从西方文化中哲学家的通常形象来看，哲学家更关注的是智慧的问题，而儒家更关注的是现实秩序的建构，体现的是政治伦理精神。
（赵海燕）
海德格尔翻译《老子》
老子画像
1946年夏季，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将《老子》（《道德经》）译为德文。这次合作完成了《老子》中有关“道”的八章翻译后，由于萧师毅的退出而于当年夏季中止。
按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的看法，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海德格尔已对中国的“道”有了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他在演讲稿或学术谈论中都引用《老子》的言论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其不懂中文而只能通过德文译本来阅读老子，总有因未能登堂入室而产生的惴惴不安之感。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在他的公开出版物中讨论“道”并引用《老子》和《庄子》。1945年，海德格尔开始受到政治审查，此时巧遇了已将《老子》译成了意大利文的中国学者萧师毅。这次见面虽没有能产生直接结果的合作，但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中文的《老子》世界，对于“道”有了某种实际的语言体验。这样，他才敢于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谈及“道”和引用《老子》，并阐述他对“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的看法。除萧师毅之外，还有相当一些德国学者、海德格尔的其他亲属们回忆他们亲身听到海德格尔谈“道”或论老子和庄子的事情。因此，海德格尔在所有东方的思想中，独对中国的“道”有着不寻常的热情并从中受益良多。
（赵海燕）
最早去西天取经的人是玄奘吗
公元627年，唐朝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经回国，为弘扬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而名扬华夏。玄奘其人其事，由于《西游记》的广泛流传而家喻户晓，许多人误把玄奘当做去印度取经的第一人。其实，早于玄奘法师228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大师就为寻求佛教戒律而西游印度，法显大师应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赴印度取经最早的人。
玄奘西行求法路线图
法显（334～420），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法显家中本有兄弟四人，但三个哥哥都夭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3岁时送他进佛寺度为沙弥，20岁时受大戒。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是晋代高僧。法显还是一位大旅行家、翻译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65岁高龄的法显慨叹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法戒律残缺，于是“欲令戒律流通汉地”，矢志西行求法，遂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4人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线亲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次年，他们到达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5人，组成了10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11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穿过茫茫戈壁，法显一行又经停鄯善、于阗等西域小国西行，翻越葱岭，于402年进入北天竺，后遍历西、中、东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法显和尚西域行旅图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哥钞》、《杂阿毗昙心律》、《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多部佛教经典。法显一行在巴连弗邑一共住了3年，道整十分仰慕此间佛门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却一心想着要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船，纵渡孟加拉湾，去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域已经12年了。
东晋义熙八年（412）阴历八月底，法显搭乘两条由大秦（东罗马帝国）回国的中国大商船，与400余名乘客同舟蹈海东归故国。他们回国的目的地是中国著名的港口广州，船上携带了自斯里兰卡经马六甲海峡到广州航行的50天的口粮和淡水。两天后，船遇大风，迷失了航向。在海上漂流了105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在此居住了5个月后，法显一行起程西归。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幸而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才免于一死。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耗尽，船又向西北航行12天，于东晋义熙九年（413）五月十三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
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10人，其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卒时86岁，一说82岁。他在临终前的7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6部63卷，计1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做《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世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9500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这部书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重要的史料，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大旅行的惊人壮举，并留下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唐代名僧义净曾说过：“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曾说道：“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则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赵海燕）
成吉思汗的版图
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著名的军事统帅，蒙古汗国的建立者，忽必烈追尊其为元朝皇帝、庙号太祖。其父也速该在铁木真还是少年的时候，被塔塔儿人毒死，此后，也速该的遗孀月伦带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和强壮的体魄。后来，铁木真投靠当时实际控制蒙古的札木合，随他游牧。其间开始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起了自己的斡鲁朵。1189年，他被部分奴隶主推选为蒙古部的首领。其时，蒙古部的奴隶主互相倾轧、极端腐朽。铁木真利用奴隶和自由民的力量，不断与之斗争，经过16年的征战，兼并了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落，统一了蒙古草原。
元朝形势图
1206年，由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今鄂嫩河，在蒙古东北边境）召开忽里勒台（首领会议），铁木真被推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并开始凭借强大的骑兵力量，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他利用金对蒙古施行民族压迫政策激发蒙古人民的反金情绪，发动了反金战争。为了免受西夏牵制，在攻金之前，先对西夏三次用兵，迫使西夏降服。1211～1214年蒙古军大举攻金，“凡破九十余郡”，并占据金中都城（今北京）。由于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暂时停止攻金，转而西征。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降维吾尔、西辽（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灭花剌子模（今里海东、咸海西、锡尔河南）、亚速（今里海西、黑海北）、康里（今里海东北）、伐钦察（今里海西、黑海北）及斡罗斯（即俄罗斯，今伏尔加河以西、莫斯科、基辅一带）等国，占领了今中亚直到欧洲东部和今伊朗北部地区，建立起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
经过多年的征战，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以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版图最大的大汗国。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成吉思汗的版图相当于3000万平方公里，是现在中国版图的3倍之多。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的政权下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成吉思汗以“世界征服者”称号被载入史册。
（赵海燕）
林则徐和“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林则徐是近代爱国政治家、诗人，史学界称其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曾历任编修、监察御史、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为官清廉正直，关心民生，为民众所称颂。清道光十八年（1838）底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积极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禁烟运动”，收缴焚毁鸦片，积极组织海防，击退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和进攻，是当时禁烟运动和抗战派的领袖。后因投降派诬陷，于1840年10月被革职，不久被流放新疆。1845年被重新起用，先后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1849年因病辞职归故里。1850年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西镇压太平军，于途中病故。
在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夜郎自大，闭目塞听，长期对西方先进的科学采取拒绝的态度。清王朝内部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充斥着迷信愚昧，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茫然无知，许多朝廷大员甚至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至于被外国人讥笑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
林则徐像
但是，在朝廷里，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为国家的现状感到担忧，林则徐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开明士大夫的代表。为了寻求自强之路，林则徐在内政方面，不墨守成规，敢于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对外方面，能打破“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在广东开展禁烟运动期间，他非常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有英国人慕瑞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把它编译成《四洲志》。在《四洲志》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又译辑了《华夏夷言》一书，以了解外国对中国事情的看法。还编译了《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使国人对外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军事上，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搜集了大量的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购买外国军舰武装自己的海军，这些准备都在以后同西方殖民者的激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时候，林则徐作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努力冲破闭关自守的封建意识的禁锢，认真地调查中国之外的世界，这无疑给当时处于闭目塞听、盲目排外的封建社会带来了自救的一丝曙光。在林则徐等开明士大夫看来，要救国，就必须使国家强盛；而要使国家强盛，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要学习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于是，林则徐首先提出“开眼看世界”，在此号召下，《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帮助人们“洞悉夷情”的著作应运而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文明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中国积弱积贫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所以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媚敌的清朝政府，纵有西学洋器、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也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
（赵海燕）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问题上，他写出了一本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人。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并主持汇编《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义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并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一书。他在该书序中清楚地表明写作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所谓的“师夷”，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魏源认为，外国的长处有三：一是轮船，二是枪炮，三是练兵的方法。他主张设立工厂制造轮船枪炮，创办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改造军队；改革考试制度，增设水师科。他还特别强调向俄国彼得大帝学习，改革中国内政。
所谓的“制夷”，就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方法。魏源提出“战”、“守”、“攻”三项军事原则。“战”是在军事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抵抗敌人侵略的总原则。“守”是诱敌深入的战术方法。魏源认为守海洋不如守海岸线，守海岸线不如守内地；调外地兵作战，不如训练本地士兵。“战”、“守”、“攻”这三项军事原则，不是孤立的消极抵抗，而是有机地配合为统一的整体，积极地进攻敌人、消灭敌人。魏源认为，以守为战，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以夷攻夷”。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无疑是击一猛掌。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包括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应该说，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的，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中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编撰成的《康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康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海国图志》不仅在编纂体系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人。所以有人赞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的开山之作，因为它不但详细记载了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尽管此前有过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但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探索海陆轮廓、搞清地球全貌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的古地图中竟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直到明万历年传教士利玛窦献给明朝皇帝一张“万国堪舆图”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达官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述了各国史地。这样就使当时的中国人可以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的视野越出了国界，认识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到深远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而加以运用和发挥的。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在日本维新运动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赵海燕）
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提出的观点。“体用”是一对哲学范畴，“体”指事物的本性、根本，“用”指作用、效用。“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封建制度及纲常名教为治国之本；“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为辅助。“中体西用”的观点集中概括了戊戌变法之前整整一代人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用以对抗侵略。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冯桂芬运用“本末”范畴，论述了同一问题，他认为：“如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善之善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按冯桂芬的想法，一方面要坚持封建的君主制度和伦理纲常；另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军事、工商业技术，以这些外来之“末”辅佐中国原有之“本”。到了张之洞这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明确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所讲的“中学”以“四书”、“五经”为首，“中学为体”，实质就是以孔学、孔教、三纲五常、君主专制为核心；而“西学”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的眼界，不仅有军事和工业技术，也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甚至包括国际公法在内。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亦无悖于经义。”（《劝学篇·会通》）西学能应用于日常事务，救一时之急，但不能成为统帅人心的力量，讲西学必须以不违背“经义”为原则，这就是“西学为用”。
张之洞像
张之洞本人有办洋务的多年实践，加之维新思想日渐高涨，他不可能漠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所以承认在这些方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不过，可以变通的仅此而已，“夫不可变者，伦纪也”（《劝学篇·变法》）。一旦涉及纲常名教就是绝对不可触动的了。要讲西学，必先确立中学之“体”，才能有西学之“用”；“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劝学篇·循序》）。按照张之洞的看法，学西学是有限度的，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方面，绝不能离经叛道。他勾画了这样一幅中学与西学合璧的图画：“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劝学篇·会通》）一方面是近代的工业交通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是孔孟之道万古不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奇妙地嫁接在一起，以西学之用，护卫中学之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只在于此。
张之洞虽然看到了一些西方工艺技术的长处，但是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他更不能理解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朽败母体内不可能培育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无法合二为一的。张之洞提出的这个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严复曾著文对张之洞的这一观点加以严厉驳斥，指出“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用。如果说“中学之体”可以有“西学之用”，无异于说牛之体可以有马之用，这是非常荒谬的。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相抗衡的，它理所当然要遭到严复等人的批驳。但在保守势力仍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这一观点的提出，对突破长期的闭关自守仍有一定的作用，故而不能对之全盘否定。
（赵海燕）
胡适和“全盘西化”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是著名的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称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一生曾扮演过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
自“五四运动”以来直到逝世，胡适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关注着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前途，致力于自由、民主、法治与科学的精神和制度的建立与落实。作为一个充分领会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的中国学者，胡适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确有自己独特的智慧。这些智慧在他所提出的种种思想观点中予以体现，“全盘西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一个。
“全盘西化”是胡适极力提倡的一个观点，是胡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态度。胡适集中论述这一观点的文章有《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胡适私人的言谈与学术论著中来看，他并不对传统思想持全盘否定态度，而且对孔子与朱熹的思想中的一些部分颇为肯定。所以，“全盘西化”的观点是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整体上的看法。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的学生，胡适对美国的现代文明和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了解和坚实的信念，在胡适看来，杜威工具主义所阐释、所主张的现代美国文明，将是世界一切文明的标准。所以胡适说，这样的现代美国文明“正在迅速地成为世界文明”，因此，中国要改变积弱积贫的现状，就要从知识、技术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也就是要“全盘西化”。但是，后来鉴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容易导致人们误以为是要全然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从现实上来说，“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胡适提出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要“尽量”、“用全力”使中国文明变成杜威式工具主义所阐释、所主张的现代美国文明（《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论学近著》）。
总之，对胡适而言，中国人民所应采取的文明变迁的纲领，无论称之为“全盘西化”也好，“全心全意接受西方文明”也好，或者“充分世界化”也好，就是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接纳现代西方文明（即杜威式工具主义所阐释、所主张的美国文明）。但是，尽管胡适后来对“全盘西化”作了修辞上的修正，就其对文明变迁的正面态度而言，他肯定“全盘西化”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他仍继续主张全盘西化或整体主义的西化。因此，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胡适并未找到一种能够妥善解决其时的中国困境的可行途径。而且，胡适“全盘西化”的思维模式是以“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为前提的。因此，尽管他感到“全盘西化”论颇有不妥之处，却只是在修辞上对其进行修正。最终“发展自由精神与建设民主制度所需要面对，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皆被他的一元式反传统主义与一元式西化论所搪塞，这也是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胡适的不足之处”（陈子伶《胡适文化观研究》）。
（赵海燕）
季羡林和“河东河西”说
“河东河西”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1989年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该文中，季羡林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的关系。从当前世界文化的总体趋势来看，西方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河东河西”说的由来。
在季羡林看来，“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东西方文化各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差别决定了两种文化的质的差别，可以说，“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相对于由希腊文化延续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则组成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分析的思维模式见长，而东方文化则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自己的特色，两种文化既有自己的长处，又有各自的不足。
先就西方文化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文化已经昌盛了数百年，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世界人民大受其利。但是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思维模式是以分析为基础的，这种文化是在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整体的联系，从而导致各种弊端的接连出现。其次，西方文化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主，要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但是如此一来，就在无形中破坏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合一”关系，最终导致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这种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模式必然要走向没落、走向衰退，需要其他思维模式的补充。
在此，以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恰好可以作为已经难以为继的西方文化的补充，或者接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东方文化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主，注意考虑事物的整体，讲普遍联系，讲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梵我一体”的思想就是东方思想文化中的典型例子。在由分析见长的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导致对环境破坏层出不穷的今天，应该用东方文化来取代西方文化，用季羡林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季羡林在某种意义上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释为一种“东西方文化互补论”。这两个论断都是以文化交流论为立论基础。总之，在处理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应该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发展都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衰退已端倪渐显，而以综合的思维模式见长的东方文化将逐渐显示出自己在合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巨大优势，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流的世纪。
（赵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