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湖南古称荆楚，向来以雄奇的山水著称于世。近代的湖南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风起云涌，云波诡谲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灵气似乎都凝结在三湘大地上。所谓气蒸云梦泽、地灵人杰并非溢美，而是名至实归。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到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从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他们都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影响甚至改变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轨迹。

澧县古称澧州，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是湘西北通往鄂、川、黔的重镇，素称“九澧门户”，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澧县比起三湘其他有开天辟地之功的名人或具鬼斧神工之魅的山水名胜区而言，显得比较的古朴和幽静，好像一枝隐于深山的幽兰，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清香。

澧县历史悠久。县城自南北朝建州以来，屡为府、州、路治所，境内名胜古迹甚多，计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八处，以城头山、彭头山、鸡叫城、八十垱、十里岗、丁家岗为核心的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已由国家向联合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评为中华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距今6000年的古城址、古祭坛和古稻田，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江泽民主席1995年视察澧县时亲笔题写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蒋纬国先生则在台湾题词：“中华文明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

本传记的主角邹衡先生是位考古学家，喜欢追寻事物的源头。但是，邹先生对自己出生的介绍却稀少极了——邹先生曾经对学生或者考古爱好者们介绍自己的过去，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只能知道，他出生在湖南澧县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略有家底的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九个，他是小儿子。可是，对于邹衡先生整个家族的事情，我们后人能够了解的非常少，他的故乡、他的过去，似乎都成了空白。

1927年1月，在湖南澧县九垸，这个洞庭湖边山清水秀、幽静美丽的小山村中，一户小有薄产的邹姓人家又有了弄璋之喜——这家人将迎接他们的第九个孩子。“九”对于古老的中国家族是个极其吉祥的数字；多子多福，又素来是中国农家的传统；更何况，这婴儿又是传统中国人眼中喜欢的男孩子，这虽然为今天许多追求男女平等的人士所诟病，但在当时，却是中国社会不争的事实。在乡民的眼中，这位称得上财主的邹大户不但衣食安稳，而且中年又得了小儿子，是极有福气的。

这个新出生的孩子给整个家族带来的喜悦无可言表，爷娘疼满崽，对小儿子的怜惜是许多中国父母共有的特点。从邹衡的名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家族和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的期望和爱护。不知道是哪位极有学问的先生，或许就是孩子的父亲邹老先生给孩子取了个大号叫邹绍权。在中国偏远的山村，一般人家的孩子不是叫“福”就是叫“根”，更有随便的，叫个阿狗阿猫的，反正农家孩子多，多了就不值钱了。像邹绍权这样的名字，不但称得上文绉绉，而且还包含着对孩子的极高期许，“绍”可能是族名的排行用字，不必深究，但这“权”字却大有讲究了，意味着父母希望孩子有极强的能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而后来邹衡先生将其一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考古事业中，并且在考古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对自己名字的最好诠释。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在鲁迅先生笔下是极其落后的。然而正因为落后，做父母的就少了许多对孩子们的期望和约束，乡下的孩子们是极快活的。可以想象，幼年时期的邹绍权在父母和众多的兄长姐姐们的庇护下，在澧水的支流边，在田野间，在山岭里，曾经有过一段无比纯真快乐的岁月，除了玩，还是玩，那种尽情享受自然，享受每一分钟童年快乐时光的逍遥，是今天的绝大部分儿童所不能奢望的。也许就是这一时期对于乡土的最纯真的感情，是他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整天与山野泥土为伍，但却甘之如饴、深以为乐的研究态度的源泉吧。

那时的乡下，小绍权能上学的可能性太小了，有的家族可能会办私塾，但私塾先生对孩子的制约力实在不强，逃学、逃课、不做作业的现象比比皆是，乡下孩子大多只求认个字写个名，谁家指望他们飞黄腾达呢？但显然，邹家对邹绍权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学衡”。一般来说，字是孩子上学后先生取的，可能先生觉得这个孩子有学习的慧根，联系到他的名“绍权”，所以希望他不但能够学，而且学了之后，还能自己评价，自己衡量得失，因此以“学衡”作为他的字。“权”、“衡”，是权衡利弊得失，还是权衡学问人生，这就要看孩子以后的人生走向了。

这个“衡”字让孩子本人非常喜欢，所以当他成年后，他扔掉了对“权”的追求，而转向考古学的深入研究——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邹衡”。

邹衡出生在地主家庭，许多人可能认为邹财主家里一定丰衣足食，有足够的余财，老财主每天躲在房间里数着白花花的银元，然后悄悄地乐。所以老爷子供这个心爱的小儿子上完私塾上高中，然后风风光光地进入北大，让他学习有成，一帆风顺，是易如反掌的。

其实不然，甚至大谬！这实在是许多人对当时土地主认知的误区。旧中国的许多地主，可能家族相对比一般的农户要大，土地可能也不少，温饱不成问题，但是旧中国的地主并不见得家家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家财万贯，为所欲为。那时的地主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而土地依赖自然环境，任何一场水灾或者旱灾、蝗灾，都会给这些土地拥有者带来巨大的灾难，倘若遇到了兵火等小老百姓根本就无法控制的人为因素，那就真是灭顶之灾了。

邹衡的家也一样。一个家庭拥有九个孩子，既标志着人丁兴旺，又代表着巨大的负担。一次意外的水旱灾难，就可以让他们面临破产。虽然父母开明，竭力供小儿子上学堂，但是中间肯定遇到了某种困难，导致邹衡曾因家境贫寒而两次辍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他所在的大家族一度沦为贫困家庭，以至于年少的邹衡不得不离开学校，为养活自己而在土地上奋斗。

引起家境贫寒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种。我们可以推算，当邹衡走上学习之路时，恰好是在1937年左右，那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时刻，虽然日本侵略者发起的残酷战争对澧县的冲击可能远不如大中城市那么明显，但是在侵略者的炮火下，国家动荡不安，随时会给任何一个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形下，邹氏家族不能保有原来的富足，并因此走向困顿和贫寒，都是极有可能的。而根据邹衡日后跟向达老师交往时，曾向向达老师提到自己读过兑泽中学，那么还可以这样作些推断——

日本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长沙著名的私立中学“兑泽中学”不得不迁移到了澧县新洲。1938年春，始迁初中三个班到澧县新洲，这年冬天，又迁高中至鲁家坪，一期后高中转迁新洲。1939年10月下旬，高中、初中校舍均被汉奸纵火焚毁，学生们的衣物也随之悉数化为灰烬。于是，除留下高、初中的三个毕业班勉强维持上课外，其余学生只得回家等待复课通知。1940年春，学校迁到临澧县梅溪桥复课。可是，敌机飞越骚扰频繁，敌军距学校仅百余里，恐怖至极，人心浮动，终至无法维系。由于日军的野蛮轰炸和汉奸的无耻行径，兑泽中学被迫两次停课。不过，也正因为兑泽中学在战火中搬迁到澧县，邹衡才有机会成为这所当时湖南最好的中学的学生。

如果那时的邹绍权就此退学，而在澧县九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日后的中国考古学界就将少了一位大家。当他从书声琅琅的学堂回到寂静的乡下，放下书本拿起锄把时，看着门前远去的澧水，心也就像这澧水一样已经流到了学堂上。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他是不愿意就此甘心于服从命运安排的，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他的心里依然是扔不掉的书。战火可以烧断他求学的道路，家境贫寒可以阻碍他前进的路程，但是一切困顿挫折都磨不断他一心求学的志向，都遮不住他渴望光明的眼睛。

小绍权不是一个喜欢争闹的孩子，但他却有着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蛮劲。在他看来，辍学是暂时的，重新走上学习之路则是必然的。于是，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那股不服输的蛮劲，两次辍学，又两次回到了学校。

如果没有顽强的毅力，一次辍学就足以让人永远离开学校，离开理想；如果没有平和乐观的心态，家族的一次衰落就足以让人失去上进的信心，从此沉沦下去。这两次辍学，可以说是邹衡先生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他面对两次不幸辍学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道路。所以，灾难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痛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失去学业可以让他学会珍惜学业，更重要的是辍学锻炼了他面对灾难和挫折的从容淡定的态度，使他始终能达观地对待以后的人生。

1946年底，邹衡终于从国立十八中学毕业了，他有了考大学的资格和学识。他沿长江东下，连续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是南京，然后是上海。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社会又相对比较混乱的年代里，一个19岁的青年以追求学问为神圣目标，如此的坚持颇不容易。幸运的是，1947年在上海参加北京大学的考试，邹衡一举中榜，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这个湖南乡下的文静而执著的小子迈进了全国的最高学府，未名湖、燕园、红楼，这些令今天的学子们仍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一下子成了他的现实生活。

当时，为生机所迫，邹衡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法律系，因为这个系的学费是由政府负担的，毕业以后也能够顺利找到饭碗，成为政府的一名司法官员——这可是一个报酬优厚而且受人敬重的职业。初入校园，他未能进入闻名已久的红楼，而是在一座不起眼的两层楼里开始了沉闷的法律系的学习生活。这时候，邹衡突然发现，学习司法，做一名法官或者检察官，可能并非自己之所长。虽然专业课很容易通过，毕业后也可能踏上仕途，一般人看来前途不错。但对来自有深厚人文积淀的澧县，自小受私塾教育，有着极扎实文史功底的邹衡来说，却是一件让他受不了的事情。

背着司法条律，和枯燥无味的法律经典整日为伍，邹衡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也变得如同法律条文一样枯燥。

于是，邹衡陷入了苦闷之中。一个湖南小青年到北京求学，人生地不熟，又手无余财，每天除了枯坐图书馆看书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去处。就在这时，他的同班同学，也是湖南老乡的韩建华，约邹衡同去东四十条，拜访韩的溆浦同乡——全国闻名的教授向达先生。邹衡惴惴不安地陪韩建华去了——在他心目中，向达先生这样的大教授就如天人一般，自己这样的年轻人在向教授眼里，应当是不屑一顾的吧。

事实和邹衡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们不仅得到了向达先生的热情接待，而且聊得很开心，尤其当向达知道邹衡曾经在兑泽中学读书时，他们的共同话题就更多了——向达先生也是兑泽中学的校友。相似的经历和湖南乡谊令向达先生非常愉快，他关切地问起两位晚辈的学习情况，还问了问他们生活上的难处，给了这两个新到北平的小愣头青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态度随和亲切，简直将他们俩当成了自己的子侄一般，这使邹衡大为感动。当然，感动之余，邹衡便跟向达先生亲近起来。

因为向达先生是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邹衡便开始对历史有了许多的好感。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可能已经远远超过对法律的关注了。邹衡来自湖南乡下，在这之前，他确实读了不少书，但相比北大的许多家学渊源的博学才子，他觉得自己无论在古代文化的修养，还是在世界文化的汲取上，都是极为贫乏的。而他又是一个极具探索精神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探寻有着深厚的兴趣，因此逻辑严密，思维严谨，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绝对不存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法律系的学习让他觉得苦闷。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并不适合自己的学业或者工作时，都会感到苦闷，都有想要改变的愿望，但并不一定都具有改变的勇气和改变的机会。而要改变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挣脱自己并不喜欢的环境，显然是需要勇气和机会的。

好在，无论是勇气还是机会，邹衡都不缺乏。邹衡的认真和寻求突破的勇气，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这是他的个性。所以，当他面临着未来人生的抉择时，他毅然放弃了成为律师甚至是法官的可能，选择了走向中国历史，走向辉煌的中华文化，走向坚实厚重的大地。当时，他是义无反顾的，在他看来，这没有任何犹豫的必要。同时，他也抓住了改变人生方向的良好机遇——当时的北大，风气非常开明，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到其他系去旁听而不必交任何费用，这让邹衡有了广泛学习的机会。他经常去旁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像一条大海中的鱼儿，在北大这个汪洋大海中，肆意畅游着，拥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北大文学院的历史系、中文系和哲学系，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就算是在世界上排起名来，对于中国文史的研究也绝对名列前茅。邹衡在北大期间遇到的名师很多，那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胡适、马叙伦、陈寅恪、陈垣、陈翰笙、傅斯年、董作宾、钱穆、冯友兰、金岳霖、胡适、朱自清、朱光潜、宗白华、顾颉刚、翦伯赞、向达、郑天挺、齐思和、邓广铭、周一良、王力、游国恩……哪一个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良师？遇到如此之多梦寐以求的良师，读到如此多平时根本读不到的书，邹衡颇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过了最初的兴奋期，很快就是自愧不如的羞赧阶段。他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必须抓紧这机遇好好学习。可以说，勤奋的邹衡沾了大光，在他跨系学习期间，这些名师的教导，影响和决定了他的人生抉择。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北大，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术上一直体现为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邹衡求学的时期，这依然是北大的立校宗旨。北大的学术风气非常浓厚，各种学术流派异彩纷呈，课内课外，争论甚至“吵架”等等学术活动，几乎时时都有。北大校长胡适先生也经常遇到同仁的挑战。这种民主和相互尊重的学术氛围，使各种学术流派都能健康地存在和发展，而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也使当时的北大各个学派各有所长，各显其能，真正成为学术界的龙头老大。

显然，这种学术氛围迷住了从湖南乡下来的青年邹衡，在广阔的北大，他就像是一只忙碌不停的蜜蜂，一心想采得百花酿成蜜，一番辛苦只为学术甜。在这期间，邹衡因为跟向达先生最亲近，所以历史系的课，他是旁听得最多的。

这时，顾颉刚先生领导的“古史辨派”思想及郭沫若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科学理论使青年邹衡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关于“古史辨派”，邹衡先生如是说：“当时的‘古史辨派’不盲从于史书，不盲信于前人，系统地分析了先秦两汉古史的记载，大胆地质疑古籍中有关黄帝到禹的记载的可信性，打破了几千年来史家盲信古籍的迷梦，把中华文明起源的重构提到了史学研究的新日程上。”

郭沫若先生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历史学者，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通过对古代典籍的配合研究，拓展了我国奴隶社会研究领域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的邹衡一方面对于“古史辨派”大胆否定黄帝和夏商周三代感到非常不满，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崇敬郭沫若先生。在向达先生的推荐下，邹衡读了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上了夏商周的历史。

在这一时期，他还非常有幸地多次旁听了北大校长胡适先生的课。对于胡适先生，邹衡那时的感觉当然是高不可攀的——胡适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总代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作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学术大家，他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巅峰之上。虽然经历了抗战和内战，胡适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的称呼，还是令邹衡不敢贸然亲近胡适。

虽然胡适自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但事实上，他本人是非常喜欢开课、非常喜欢教学、非常喜欢和青年学生交往的。他是北大的校长，当然可以不必给普通的本科生开设课程，可是他喜欢，他愿意。他开了很多的课，不分老幼，不分党派，不分学派，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来听。这种有教无类的风范，其实正是来自中国的儒家哲学，胡适先生一度跟孔子先生过不去，成为打倒“孔家店”的热情参与者，但他在为师的态度上，其实倒是有意无意地追随了孔老夫子：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视徒如子。

作为一代宗师，胡适的讲课，从来不是信口开河的。他在做学问上，讲求大胆假设，但还需要小心求证。讲求有一份证据，阐述一份道理。胡先生也绝对不是老学究，他讲课时思路很清楚，语言很幽默，记性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可以侃侃而谈，所以学生对他都很崇拜。胡适对邹衡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多年以后，邹衡先生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这样回忆道：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他最后跑的时候，就是带着《水经注》走的，他讲这个《水经注》，那我听的时间比较长，我感觉到他学问非常通达。

主持人：他的课当时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邹衡：现在来讲，恐怕《水经注》对我的影响(最大)……以后的学习同《水经注》也有关系，一直到最后考古，与《水经注》也有关系。

主持人：这门课对你选择考古起了一些作用？

邹衡：起了一些作用。

主持人：您还记得他这门课怎么讲的，讲得怎么精彩？

邹衡：他是这样的，主要讲清朝人怎么研究《水经注》，有些人对清朝人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甚至很有名的学者都是。他有讲稿摆在讲桌上他不看，他都背的。他说那个学者哪一段、哪一段偷的别人，我都给他揭露出来，这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人不合适，考证也不合适，不管他有多高的地位、多高的官位，他不管，这就是学术上他不对就是不对，对就是对，我觉得他为学的这种态度我很欣赏。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三点：首先，胡适先生所讲授的《水经注》对于邹衡以后走上考古道路有一定的影响，《水经注》这部与历史有关的生动而又神奇的地理著作，也引发了邹衡追寻古代文化难解之谜的兴趣。其次，胡适先生对于学者的抄袭行为的不客气的批评，使邹衡有了挑战权威的勇气，这使他日后敢于去破解考古学的难题，也敢于面对考古学权威的批评。再次，胡适先生凡事讲求考证的态度，对邹衡的学术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换言之，邹衡也秉持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对于那个深深掩藏在大地下的世界，他也有着同样的理性精神。他敢于大胆假设地下世界曾经发生的事情，但却以更执著和谨慎的态度，去小心求证。

对历史的执著与痴迷让邹衡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再适合继续在法律系做学生了。他内心深处历史的呼唤比任何声音都要强烈，使他难以抑制自己对那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世界的喜爱。校园外，北平临近解放，青年学生们大多热血沸腾，但邹衡却仍然稳坐书斋，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出发，一如既往地广泛旁听外系课程，并更广泛地听取系内外的各种学术讲演、讲座，不断充实自我，思考人生。

1949年，胡适先生离开大陆，邹衡却仍然留在他的学问世界之中。1949年的下半年，全国都沉浸在红色的革命浪潮之中，邹衡却依然对研究历史情有独钟，把满腔热情都交付给了故纸堆。他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对许多青年学生热衷的革命运动也没有兴趣，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和对郭沫若的崇拜，在向达先生的帮助下，并得到当时主持历史系的郑天挺先生的首肯，邹衡终于脱离法律系，转入了历史系。

转入历史系后，二十来岁的邹衡迷上了淘书，他与系里的张政教授一样，养成了周末逛书店的习惯。不过那时的教授是高薪，收入极丰，所以只要是自己看中的书，就可以一掷百金。而邹衡连吃饭的钱都是紧巴巴的，即便手头有了余钱，也只能买些便宜的书。不过书店里的书即便没钱买，看总是可以的。再说了，去书市总比无所事事或者没事找事要好。有时候，还能意外地碰上价格低而质量极好的古书，那就是淘到宝了。

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邹衡除了迷历史，还迷上了书。他把许多的精力用在了书上，像个书呆子。书里的世界让他沉醉，而书外的世界对他则变得相对陌生了一些。当时邹衡常去琉璃厂、西单、东安和隆福寺一条街。其中，跑得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这个淘书的嗜好伴随了他的一生，对历史知识的如数家珍，也为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邹先生自述，自己几乎在书上花尽了余财。

这一阶段的北大历史系，虽然马叙伦、马衡、朱希祖、陈寅恪、陈翰笙、陈衡哲、傅斯年、钱穆、陈垣等著名大学者因为各种原因纷纷离去，但是陈受颐、顾颉刚、邓之诚、郑天挺、翦伯赞、张政、向达、夏鼐、苏秉琦等著名教授仍在，学术气氛依然十分浓厚。这些大学者治学严谨，胸怀宽厚，思想深邃，幸运的邹衡可以每天聆听他们的教诲，其学问和视野自然也在一天天地增长。渐渐的，他对郭沫若提出的三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破解兴趣——郭先生提出的考古三大难题是：殷商前期的青铜器分期，夏文化的空白，西周以前的铜器的缺失。

年轻的邹衡发现，郭先生之所以没有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郭先生的研究是通过文献来进行的，而事实上他所提出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夏朝，但是，否认夏的存在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过周武王以前的铜器，故而周武王之前的历史就难以考证。这三个问题所涉及的历史时代，基本上没有书籍文字可考，后人留下的文史资料实际上也只是猜测。所以，要想从已有的文献出发去解决这三个问题，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沉默的大地要答案，也就是通过田野考古，从实地收集到更多可信的物证，以此来解答郭沫若提出的三大难题。

于是，邹衡终于发下了雄心大愿，要解决郭沫若先生提出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就必须走实证的道路，于是邹衡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考古学。

1952年，邹衡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了。在诸多同学当中，他属于天分并不拔尖，但却异常努力的一个。他是从法律系转过来的，属于半路出家，觉得自己古籍看得少，文化底子不厚实，外文也不怎么好，西方历史学得不怎么样，因此在学习上花费了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时间。比如向达先生讲课的声音比较低，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学生们的笔记往往记不下来，于是邹衡就在课后收集其他同学的笔记，将其尽量补充完整。如果补不完整，就请向达先生把讲义借给他，他在课后去把笔记抄全。当然，在其他老师的课堂上，邹衡同样也是全力以赴的。可以说，起初他只是不想落后太多，但后来他这个起跑晚的学生反倒在学习的长跑中，因为持久而领先了。

邹衡毕业后，在郑天挺先生和向达先生的推荐下，成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从此，他跟大音稀声但却博大精深的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195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在二年级(49级)设考古组，有5名学生参加，后来成为考古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1952年，邹衡成了北大考古学系唯一的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学生只有一个，但主要的授业老师却有四个：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我们只要看看这四位老师的简介，就知道当时年轻的邹衡有多么幸运了。

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河南省南阳市人，考古学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河南省立南阳中学任教，后到省教育厅工作，多次参加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1945年12月，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考古专业教授。他在河大任教的三年间，仍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考古和史学，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中外考古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首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郭宝钧著有《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研究》、《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陶器与文化》、《殷周车制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了1950年春季的殷墟发掘。这是殷墟发掘中断多年后的重新开始，这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武官大墓。20世纪50年代前期，郭宝钧继续从事河南安阳殷墟、辉县、洛阳等地的考古发掘。郭宝钧先生本人在50年代初期撰写文章介绍殷墟的发掘情况，为确定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论证提供过珍贵的证据。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府经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考古专业，郭宝钧受聘为教授，担任基础课《商周考古学》的教学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郭宝钧先生把主要精力从田野发掘转入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在过去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写出了《殷周的青铜武器》、《殷周车器的研究》、《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国青铜器时代》等论文与专著。

裴文中(1904—1982)，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丰南。1927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从事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从1929年起，他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从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确认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主持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获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从1949年起，历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曾被授予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等。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1982年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委员，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他在1949年后还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夏鼐(1910—1985)，中国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委会主任等。1974—1985年先后被英、德、瑞典、美、意等国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选为院士或通讯院士。参加和主持的田野调查发掘有：河南安阳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遗址、埃及的艾尔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尔、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甘肃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遗址、古墓葬，河南辉县、郑州、成皋、巩义、洛阳、渑池等地的新石器、商代、汉唐遗址，以及湖南长沙的战国墓和汉墓。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发掘。主要学术活动和成就有：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J.G.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撰写《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对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1950年在辉县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迹；1951年在郑州调查，确认二里冈遗址为又一处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遗迹；在湖南长沙的发掘工作搞清了当地战国楚墓的演变过程；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古代丝织品的研究文章，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星图、蚕桑丝绸及晋周楚墓黄金带饰的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著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日文)等。还主编并参加编写了《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湖南溆浦人。明德旧制十班学生，敦煌学家。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等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1942年9月至次年7月及1944年，两次考察河西走廊古迹文物。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

这四位邹衡的导师，无一不是名震学界的考古泰斗，他们代表着中国近现代的考古成就，在这些明师的指导下，邹衡很快从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成长为一个走出象牙塔，扎根于祖国大地，向深深沉默着的土地要真实答案的考古研究者。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邹衡非常能吃苦耐劳。从研究生时代参加老师郭宝钧主持的郑州二里岗古文化遗址和洛阳东郊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开始，一直到身体极端虚弱的晚年，在漫长的半个世纪的考古生涯中，他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始终把双脚稳稳地扎在土地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叩开土地下掩埋的历史陈迹，倾听土地证人无声地诉说，并呕心沥血地把这些珍藏在土地中的点点滴滴汇聚起来，为考证中华文化的起源、为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为中华文明史的承继和推动，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