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论诗词——莫砺锋老师访谈
访谈莫砺锋老师，印象最深的是问及他未来的人生还有哪些希望完成的计划时，莫老师干脆地回答：“没有。”在他看来，遵循如今的生活节奏，继续这样读书、育人、写作，人生便已经得偿所愿。这种寓人生理想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也深受他毕生热爱的杜甫、苏东坡等历史人物的影响。
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坦言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学学术的开路之人，莫老师无形之中也承担了学术继承与创新的重任。回顾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无论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学术大众化的普及工作，莫老师都可谓是成果累累、不辱使命。
有意思的是，在莫老师看来，他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重要转折，都不完全是由自己的决定，而是深受时代氛围变迁的影响。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莫老师对于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自然会有比常人更为深刻的感悟。我们的这篇访谈，也希望能以小见大，帮助大家一睹莫老师的人格魅力与学术风采。
一 漫漫知青路
许金晶：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考到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1977年之前，将近30年的人生历程呢？
莫砺锋：从1966年讲起吧，因为那年我高中毕业。我的母校现在叫苏州中学，那个时候叫苏州高中，没有初中部，校名就是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我们那届大概是最倒霉的一届，学校里已经让我们填高考志愿的草表了。我们先填一个草表，班主任看了以后修改修改，再填正式的表。草表都填好了，忽然中央通知废除高考，因为开始闹“文革”了。“停课闹革命”一闹两年，当然也有人真正地在闹革命，我们学校还有同学闹成烈士的，他在进攻另外一派据守的医学院时中枪丧命了。到了1968年秋天，我们全部下乡当知青去了。
恢复高考已是1977年冬天。我先在苏州的太仓县插队六年整，之后自愿迁到更艰苦的安徽泗县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正在泗县农村。1977年高考是分省组织的，因为来不及组织全国统考。1977年12月，我穿着大棉衣，走进泗县第一中学的考场，那时我已经虚岁29岁，然后就考进安徽大学了。我在农村待了整整10年，已经人穷志短了。原来在苏高中填志愿草表的时候，我野心勃勃，前面三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到1977年我只敢填安徽大学了。我连宿县师范专科学校都填了，第一志愿是安徽大学，最后是宿县师范保底，心想考上个师专也好，读两年后可以做中学老师。因为当时像我这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所有的出路全被切断了，只有走高考这条路才能离开农村。所以我前30年的人生历程很简单，就是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就当农民。要说有什么能耐？就是种地，我种庄稼已经很内行了。
许金晶：我看了一些资料，您当时还是想报清华，想学工科的，为什么经过这十年“文革”，反而对文科感兴趣了呢？
莫砺锋：苏州中学有一个特点，好像现在还在，整个学校有重理轻文的倾向。我前几年回母校去看看，校史展览馆里展览的杰出校友全是院士，文科很少，大概就有作家陆文夫等少数几个人，基本上全是理工科的，那个时候学校的传统就是这样。1966年我们班里不光男生，连女生都想考理工科，首选是工科，要当工程师。我们苏高中的同学还是比较喜欢读书的，所以刚下乡的时候大家还带了一些书，想自学。但是那个年代的农村，你要想自学理科的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没有人指导你，第二你也找不到合适的书，因为大学教材那时候是搞不到的，你想买也没有。我们想尽办法借，就搞到可怜的几本，也不系统，断断续续的。自学理科的知识，完全没有人指点，非常困难。因为你碰到一道坎，没人指点你，你就是不懂。要是换了牛顿、爱因斯坦，当然是没问题的，我们普通人则不行。苏高中有同学一直坚持到五六年的，也有人下去不久就放弃了。我坚持了一年多，后来觉得不行，就放弃了，以后在务农之余胡乱读点书，就偏向于文科了。
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安徽省教育厅出了一个报考条件的文件，明确规定考生不得超过25周岁。25周岁以上的考生必须学有专长，要不就不许你报名。我那时候照户口本上的年龄已经28周岁了，再过一个月就29周岁了，那我就没法报名。那时全公社像我这种1966年高中毕业的知青基本上都离开了，有的招工了，有的当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了，最不济的也在当地当上民办教师了。下乡快10年了还在当农民，只有我一个人了。公社里连续两年把我评为“扎根农村积极分子”，不是我想要扎根，我是没路离开啊。公社的干部都认识我，我去报名时遇到困难，他们就帮我想主意，说你说自己学有专长就行了。我那个时候很老实，说我哪有什么专长？因为我在苏高中的各科成绩很平均，一点都不偏科。那时候我正在公社农具厂当“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有的干部到厂里来看到我老在看英语书，他们把它叫作“曲曲弯弯”的洋字。他们说你不是经常看曲曲弯弯的洋字吗？你就说特长是英语好了。于是我在表里填写了特长英语，前面三个志愿都填了外语系，然后就考进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我也许还是报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当然不是想当数学家、物理学家，就是想大学毕业后当个中学数学老师或物理老师。但是当时不让我报，只能报英语。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走的路都不是我自己做主的，而是别人替我决定的。
许金晶：北岛、李陀他们编过《七十年代》那本书，他们就讲他们那些北方的知青在内蒙、山西那些地方，也偷偷地读很多文学名著，包括还偷听一些古典乐电台之类的节目。
莫砺锋：我看过他们的书，他们跟我们情况不一样，他们还是属于社会上层的孩子，具体说就是京城里的孩子。因为“文革”期间，北京还是出了一些所谓的黄皮书、白皮书，主要是外国名著，不是公开出版，要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那些人的父母大概都是高干，我们平民家的子弟绝对看不到。所以我们在农村基本上处于无书可读的境地，他们读的那些书，我是进入大学后才看到的，那时在农村里想都不敢想，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许金晶：那您这十年有限地读的一些书，现在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吗？
莫砺锋：我离开苏高中以前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几本书，那时候图书馆的门都被撬掉了，我们实际上就是去拿书，还从苏州其他的学校扫了几本书来。我大概带了二三十本书下乡，很快就看完了。后来就是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零零星星，很不系统。假如那十年有一个图书馆供我用，也许我现在会比较有学问。那时年轻，记忆力好，看了书能记住，但就是没书看。我自己的知识构成，都是零零星星的材料拼起来的。比如说《论语》，这里看到了一条，那里看到了一条，后来自己把它拼起来，也没拼全，直到最后才看到全文的。
那十年我还不算完全荒废，因为我一直想看书。有一些比我境遇好一点的同学，知青当到第三年以后就招工进工厂了。有两个同学招工回了苏州，进了街道工厂，过两年就成家了，那时没计划生育，等到恢复高考时家里已有仨孩子了，就不参加高考了，又过了几年就下岗了，命运很悲惨。因为我一直没能离开农村，当然也不可能成家，高考对我来说是唯一可以离开农村的机会。
许金晶：那十年里面有没有一些反复读了几遍的书。
莫砺锋：有啊，有几本书属于我的，《宋词选》《古文观止》等，我从图书馆拿来的。凡是古典文学的书，因为反复看，基本上就从头到尾背下来了。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做梦也没想到日后到中文系来当老师，那时候没这个可能性。
许金晶：当时您读完了书有没有写一点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呢？
莫砺锋：那时候不敢写，写这类东西会招来祸害的。那时候叫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你写这种东西被人家看见了，就觉得你思想不好。那时候大学的英语教材，三年级的俗称《许国璋英语》，我是从头到尾抄的，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我只抄书，没有写任何东西。自学了诗词格律也不敢写。
二 结缘南大
许金晶：那您考进安大后，怎么仅仅过了一年又想到要到南大去考研究生呢？
莫砺锋：又是一个不由自主的选择。我在农村读书时，对英国的诗歌比较感兴趣，也看过一些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对英诗中译有一点点兴趣。所以我进了安大外语系后，就想将来要朝这方面发展，因为我对中国的诗歌比较熟悉，现在又学了英语，想将来尝试着走翻译英诗这条路。
我们19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读到1979年的春天，也就是第三个学期，安大外语系有一些不安分的同学要想提前考研。我原来一点都没这个想法，那个时候英语系招的学生比较多，班也比较小，共有7个平行班，我是7班的。平行班中6班是一个快班，学生的英语水平最好，有好几个是北京知青，从小就有口语能力，他们学得比较快，要想提前考研。一开始学校不许，经他们反复申请，学校就开了口子。正巧，我们7班有一个同学因为口语特别好，第二学期就调到6班去了。他还住在我们宿舍里，回来通报说6班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他劝我也去考。他一向认为我读的杂书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我本来不想提前考研，但是那时候我就靠每月18块助学金生活，除了买饭票就所剩无几，经济窘迫。这个家伙便怂恿我考研，说研究生助学金每月有35块。我一听便有了动力，我说那我也考吧。
那时候没有电脑，只有省教育厅公布一份全国各个学校的招生目录。我们一起跑到省教育厅去查，我重点查了南大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南大英语比较强，那时候有范存忠、陈嘉等老先生。据《目录》上说，英语专业都要考二外，看看其他学校也是一样。安徽大学的外语系，第二外语要到二年级下学期才开，我们还没开。南大的二外是德语、法语任选一门，我连字母也不认识，就没法报考。6班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学过了，他们能报。为了我们7班的集体荣誉，我不能直接打退堂鼓。人家都知道7班也有同学去报考的，结果还没报名就回来了，岂不是太丢面子。我就想既然外语不能报，能不能报其他专业呢？南大的专业都印在一本册子上面，我翻到前面几页就是中文系，一看有一个古代文学，而且那一年的招生方向就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有好几千首了，心想这个专业也许可以考一考，当场就报名了。
4月份报名，6月份就考试，一考也就考上了，然后就到南大来了。说实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导师程千帆是什么人，从来没听说过世上有这个人，我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报过名以后回去到图书馆找资料，好不容易才在南大的学报上看到一篇程先生的文章，进了南大才知道他是从武汉大学调过来的。
许金晶：那您看到程先生第一篇文章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
莫砺锋：是写唐代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等问题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一篇学术论文，以前从未读过任何论文。程先生是1978年才到南大来的，第二年就在南大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他从1979年开始招生，正好就把我招到他名下去了。
许金晶：您刚才提到报研究生之前，大概背了有几千首的唐诗宋词，这个主要是“文革”十年背的呢？还是之前背的？
莫砺锋：主要是在乡下背的，以前语文课上有的全都背过，其他都是到农村背的，在农村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
许金晶：也是作为一个生活的调剂。
莫砺锋：我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当时没其他书看，就翻来覆去看那些东西。
许金晶：因为我们这本书正好也是想做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作为我们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的博士，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当时博士学习、训练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莫砺锋：我们正好属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锋队。五六十年代也有研究生，那个时候学苏联，叫作副博士研究生，像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当年读的就是副博士研究生，不久就停掉了。我们1979年考到南大的时候，还没有《学位条例》，没有什么硕士生、博士生，就笼统地叫研究生。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因为是老干部，地位高，知道国家的一些决策。我记得很清楚，开学典礼上他说你们现在来读研究生了，国家马上要制定《学位条例》了，以后就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了，你们要努力，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第一批博士。我们读了两年就毕业了，1981年底毕业的时候《学位条例》公布了，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成为硕士生了，就得了硕士学位。第一批硕士生毕业以后，南大才开始考虑招博士生，那时候有资格带博士生的老师叫作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评审下达的，南大全校文理科加起来共有28个导师。1981年年底学校开始考虑招博士生。学校说不用28个先生全招，先试验性地招一批，于是从全校的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文理科加起来10个老先生，每人招一个博士生，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被选上了。我们第一届博士生入学以后，我跟化学系、计算机系的学生住在一起，因为中文系就我一个人。我从1982年初开始读，读到1984年10月份，两年零十个月，读完以后我们中文系才招收第二个博士生。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我觉得程先生带我的那个方式有一点像手艺人带徒弟。他还请了三个老师做助手，四个人管我一个人。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你们现在多轻松啊，一个导师带好多学生，那个时候是四个导师带我一个人，我被他们管得死去活来。
许金晶：那另外三位老师是哪三位？
莫砺锋：一个已经不在了，是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还在，快90岁了，还有一个吴新雷先生，也还健在。他们三个人是做程先生的助手，组织了一个指导小组，主要是程先生管。
许金晶：您看我们现在文科，尤其是一些社会科学里面，可能就是以读文献、读论文为主。当时程先生主要是让你们读哪些书呢？
莫砺锋：读典籍，我们古代文学的特点就是读典籍、读古书。程先生主张从先秦读起，我1979年报考的专业方向叫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是我跟他读博士以后，他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唐宋的，唐宋文学是研究对象，要自己去读，指定的书通通是唐以前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都是唐以前的。
许金晶：读完了之后是不是让你们做一些笔记，有一些讨论呢？
莫砺锋：他基本上每本书都分派给一个老师来指点，《文心雕龙》是吴新雷老师管的，《史记》是周勋初老师管的，我读完以后就写一个札记交给他们，有的是小论文性质的，后来也有三篇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了，其他的就是札记，读书的心得。比如说《史记》是郭维森老师管的，我写了一百条札记交给他，都是我认为《史记》里面值得探讨的问题，后人的注释注得不清楚的，或者有什么疑义的，他看了我的札记，觉得可以了，就给个成绩，打个优或者良，就算过了。
许金晶：我看前几年好像葛兆光先生还专门把他读先秦诸子的这种札记出版了，我不知道您这些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吗？
莫砺锋：我保存着呢，因为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有程先生的，也有其他老师写了批语，然后程先生写一个“阅”字，再签上名。
许金晶：现在您怎么看待很多媒体说您是新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这样一个身份有给您带来什么影响吗？
莫砺锋：没有任何影响，正巧我答辩比较早罢了。我不是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我是第一个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我是1984年10月22日答辩的，当时的报纸有报道。
许金晶：当时你们博士，后来包括答辩、包括学位授予典礼的时候是不是很隆重啊？
莫砺锋：
答辩是很隆重。因为这是南大第一个文学博士，而且研究生院也知道这是全国第一个，所以系里组织得很隆重，在鼓楼校区老图书馆的报告厅进行的，省电视台、市电视台都来人了，系里还组织了师生去旁听，到场旁听的有300多人。江苏台当天就在省新闻节目中报道了，央视新闻联播第二天转播了江苏台的报道。当时我的妻子还说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你到省台去买一盘录像带回来作个纪念。我说要它干什么，当时没去买，过后也就找不着了。学位授予典礼根本没有举行，因为全校就几个博士生，不成规模。研究生院通知我去取学位证书，证书拿到手就算授予学位了。
许金晶：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您有哪些影响？
莫砺锋：应该说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原来没想过一辈子要来搞这一行。考研究生也是临时起念，从4月份查招生目录看到了程千帆的名字，9月份到南大来报到，就走上这条路了，他是我的领路人。到南大之前我是读了不少作品，但是论文、论著从来没看过，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来了以后到底怎么做研究、怎么写论文，完全是程先生一步一步手把手教的。还有一点，用现在的说法叫专业思想吧，我以前也没有什么专业思想，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只想离开农村，随你让我读什么，让我读兽医也好，读工科也好，什么都可以，只要让我离开农村，给我一个出路，什么都可以的。但是程先生用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古代文学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后来我留校任教，就开始干这一行，一干就干了半辈子。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可以讲，因为程先生原来也不是想学中文的，我跟他这一点是很像的。程先生的本科是金陵大学，就是南大的前身，他当年考上的是化学系。他在中学碰到了一个化学老师特别棒，他崇拜那个老师，就决定要学化学，报考金陵大学时志愿就填的化学系。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各个系的学费不一样的，高低相差很大。他来报到时找到化学系，一看一年的学费要一百银元，他家里比较穷，交这么多学费有困难。化学系报到处的旁边就是中文系，他一看中文系只要十几个银元就够了，因为不用做实验，花费少。他就问我能不能改上中文系，那个老师说你反正考上了金陵大学了，你要改就改吧，他当场就改了，从此他就学中文了。
我在南大读博时，化学系有一个老院士叫戴安邦，他的学生就跟我住一个房间。戴安邦先生是金陵大学的化学老师，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程先生因为原来想考化学系的，进金大以后还选了一门化学方面的课去旁听，他晚年在南大校园里看到戴先生还称老师的。我对程先生说我以前也想学工科的，师生两个人从事中文专业，都有一点偶然性。
三 “江西诗派”研究
许金晶：您当时博士论文为什么会想到要做“江西诗派”呢？
莫砺锋：那完全是因为它可以写出一点新意来。写论文，总要写出点新意，我其实并不喜欢“江西诗派”，也不喜欢黄庭坚，宋诗中间北宋我最喜欢苏东坡。但是苏东坡我觉得难写，很多东西人家都说过了，黄庭坚的很多东西人家还没说，或者说得不准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黄庭坚的评价比较低，负面评价比较多，我觉得这里有翻案文章可做。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主要就是做翻案文章，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有人说过了，你的新观点就是做翻案文章。我觉得东坡好像没多少翻案文章可做，黄庭坚可以做，我就选了这个题目。
许金晶：您当时这个博士论文，具体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莫砺锋：选题就比较复杂。我一开始选了一个更好的题目，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因为程先生布置我读基本典籍的时候，有几本是跟朱熹有关系的，我读《诗经》，就读了《毛诗正义》和朱熹的《诗集传》，我是把它们对照着读的。后来读《楚辞》时读了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是一个好的注本。读了这些书以后，我就对朱熹比较有兴趣。以前都说他是理学家，老听人家说理学家是反对文学、轻视文学的，结果我读了朱熹的这两个注本，觉得注得非常好，很有见解，我就顺带着去读他的文集。我读博士还没选题的时候就把朱熹的文集翻过一遍了，觉得他很有文学水平，很有见解，我就觉得可以写他。
那时候没有电脑，查资料不像现在用网络这样方便，要想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就得去翻所有的杂志，连目录都没有。我把民国以来所有跟古代文学、跟朱熹可能会有关系的刊物都翻了一遍，就是没有哪篇论文谈朱熹文学批评、文学思想的，当然也没有相关的专著。我就想选这个题目。我向程先生汇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程先生提醒我说，你不能光翻大陆的书刊，还得看看港台的，人家也许有所研究了。就在那个时候，钱穆先生关于朱熹的那本书出版了，叫《朱子新学案》，那本书的台湾版有2500页。我看到报上报道说钱穆的新著出版了，但是那时候大陆不能买台湾书，我到处打听，图书馆也没进。后来打听到北大哲学系张岱年老先生家里有一本，因为他跟钱穆是朋友，钱穆寄给他的，但是张岱年先生家里有，我又不敢去借阅。我托北大中文系的同学问了，北大图书馆也还没有。程先生说他也不认识张岱年，但他认识北大中文系的林庚先生。程先生就亲自给林庚写了一封信，请他派一个年轻的助手到张岱年家里去把那本《朱子新学案》借出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年轻人真是好人，我现在都不晓得他叫什么，借出来后他就跑复印店去了，把目录给复印了，台湾版的目录大概有34页，林庚先生把复印的目录寄给程先生，我一看目录，上面有一节是“朱子的《诗》学”，还有一节是“朱子的《楚辞学》”，但是正文又看不到，所以那个题目我当时不敢写，只好放弃了。我硕士论文写的黄庭坚，后来就把题目扩大成“江西诗派”，所以那个是我的第二个选题，第一选题是“朱子文学思想”。
许金晶：当时您写这个题目，是不是基本上把“江西诗派”作品全读了？
莫砺锋：我敢说，到我开始动笔写的时候，我掌握的“江西诗派”资料是全国最多了，因为“江西诗派”有些小家没有太大的影响，一般人不会去细看，而我要研究他们，我就拼命地去找，把所有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都找来了，连钱钟书选《宋诗选注》时没看过的书我都看了。
许金晶：那您觉得您这个博士论文，再相比之前的“江西诗派”的研究主要有哪些创新和贡献呢？
莫砺锋：最主要的是对江西诗派的了解比较全面，把有些史实问题考证清楚了。比如说到底范围有多大，这个名单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其次可能是评价的问题，以前基本上是负面的，文学史上说“江西诗派”是形式主义的，以批评为主。我就觉得它不是这样的，就做了一个翻案文章。正好答辩委员中有傅璇琮先生，他是中华书局的总编，那时候正在编《大百科全书》，就请我帮《大百科全书》写一个“江西诗派”的条目。实际上我还没资格给《大百科全书》写稿，我刚毕业，傅先生觉得“江西诗派”这个条目我最有发言权，就叫我写了。
许金晶：您这个博士论文对您今后这30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有哪些影响呢？
莫砺锋：应该说就是一个起点吧，我1984年毕业的，书1986年也就出来了，在“江西诗派”这方面算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以前大家没有全面研究过。后来我做的工作完全离开它了，因为我觉得就我的能力来说已做得差不多了，说不出其他新的观点，就转移方向了。
四 诗文如其人
许金晶：您刚才也提到像朱熹，包括苏东坡，包括您后来在匡亚明老先生的《中国思想家评传》里面有一本《杜甫评传》，像杜甫、苏东坡、朱熹这样的人物，既是您常年研究的一个对象，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和个人评价？
莫砺锋：我热爱杜甫。唐代诗人中，我在跟学生讲文学史的时候也说李杜是同样伟大的，但是我自己绝对是偏好杜甫的。我本来就喜欢这个诗人，正好程先生也是崇拜杜甫的。我们进南大读书以后，程千帆先生给我们在大教室里开的课就是两门，一门是校雠学，一门就是杜诗研究。他说第一门教你们怎么找材料、鉴定材料的真伪，第二门课教你们怎么分析作品。上完以后他说我的本领全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干吧。我们那一届就三个同学，但是听课的人一间五十人的教室都坐不下，南大和南师大的中青年教师和他们的研究生都来了。我们要录音、要记录，第一排中间三个位置是固定留给我们的，其他的老早就被抢掉了，就这样上了一年课。程先生讲杜甫不是像一般的人讲作品，他是讲问题，就是在杜甫研究上面还有什么问题。我毕业以后他就跟我还有我的师弟张宏生合写了一本关于杜甫的研究著作，是一本论文集，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杜甫了。
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一开始杜甫约了校外面的学者，好像是约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写的，后来罗宗强先生没时间，把选题退回来了，一时找不到人，就交给我了。写完《杜甫评传》以后，我又零零星星写了一些杜甫的论文。后来我自己也在中文系开杜甫研究的课，在广西师大出了一本《杜甫诗歌讲演录》。那本书完全是照课堂录音整理的，是同学帮我记录、整理的，我本人审阅记录稿，只删掉了一些口头语，“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其他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改。书里附有录音光盘，可以跟文字对照。我也喜欢苏东坡，前前后后也写过十多篇论文。朱熹则是原来想做博士论文的，材料都看过了，毕业以后也看到了钱穆先生的书。十年以后，我就写了一本《朱熹文学研究》。
许金晶：您能不能对这三个人点评一下？
莫砺锋：三个人都是历史文化名人，是古代的大人物。我一直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的主要是其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古人的意识形态、古人的思想、古人的价值判断。这些东西当然是由那些重要的学者、文学家来阐释的。有的对象我虽然喜欢，但不敢研究。比如说孔子，我是崇拜儒家思想的，我觉得孔子、孟子非常了不起，但因为研究成果太多了，汗牛充栋，我觉得很难有突破。我自己研究的这几个人物我觉得还是有探讨空间的。我觉得他们对现代还有意义，他们不光是古代文化的代表，在我们建构现代文明时也有意义。朱熹是思想家，我不敢讲他。杜甫跟苏东坡是文学家，我经常在一些公益性讲座中讲到他们。
许金晶：那您觉得他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现代文明的具体意义是哪些呢？
莫砺锋：杜甫是儒家精神最好的阐释者。儒家精神我们读《孔子》《孟子》《礼记》这些书也可以得到的，但那都是从伦理学或者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讲的，是一种理论的阐发。杜甫的作品是诗歌，本身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很美，我们读的时候有审美愉悦感，会在审美感动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熏陶。儒家精神在伦理学上就是仁者爱人，政治学上就是仁政爱民，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道理是很单纯的，是根于人心的，杜甫用他的作品把这种精神形象地展现出来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好好读杜甫，对精神境界一定有提升作用。
苏东坡是那种在风雨人生中间不折不挠，从容淡定走过来的一个人。人一辈子总会受到一些挫折，像我们这一辈人最大的挫折就是“文革”，高中毕业后叫你到农村，过了11年才让你高考，这个挫折未免太大，有很多人就被毁掉了。苏东坡的意义就在于，他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一生流放三次，前后长达九年零十一个月，那么艰难困苦的境遇，但是他挺过来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太脆弱，碰到一些坎坷、一点小不如意，就沮丧、放弃，非常可惜，所以我就强调大家要读东坡。
朱熹是个大学者，一生都在那里学习、思考。我为什么想研究朱熹，还写了一本书呢？我原来对理学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但是看到朱熹的情况以后很感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两天，还在那里修改他的《四书集注》，还在修改《楚辞集注》。最后实在不行了，回到楼上，过了一天就死了。我当年跟程千帆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朱熹怎么有这样的一种献身精神，程先生说是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他就是用了教徒般的虔诚态度来对待他的学术思想。
许金晶：所以说像这三位这种生平、这种思想，是不是也对您个人的生活，包括您的性格都产生了影响？
莫砺锋：我在插队的时候不了解朱熹，没看过他的著作。当时我读过的书很少，杜甫和苏东坡的作品是读了一些。现在的人对知青有很多误解，我的学生也是，他们看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之类的，说你们知青生活还蛮有意思的，成天谈谈恋爱。其实哪有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很苦闷的，当时有一个政策性规定，知青谈恋爱结婚，招工回城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不敢结婚的，要谈恋爱都是偷偷地谈。插队到第五年、第六年以后，有些知青伙伴都颓废了，开始抽烟、打架，连偷鸡摸狗的都有。我没有同流合污，我务农之余就是读杜甫、读苏东坡，读了以后心情比较淡定。我考到中文系读研是临时起念，是误打误撞转到古代文学来了，但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缘分在里面，是我在农村时与杜甫、苏东坡他们结下的缘分。
许金晶：像您这一代的学者，很多都是有过多年的工人、农民的职业经历之后，再回到高校来求学，包括您自己。你们这一代学者这样的一种知青的经历，包括跟社会现实广泛接触的这种经历，对您现在的治学都有哪些影响？
莫砺锋：我觉得它首先是对生活态度有影响。怎么说呢？有一句唐诗叫“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经过了十年知青的生活你就不怕苦了。我在生产队的时候村里没通电，晚上黑灯瞎火的，点灯的煤油是计划供应的，凭户口本，一家人一个月买一斤，要到了下个月才能买第二斤，要是想晚上看点书，一斤煤油五天就点完了。我为什么背了很多作品呢？我白天读书，背作品，晚上睡在床上就回忆这些作品，这样晚上的时间用来消化白天读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环境都经过了，后来工作待遇、生活待遇差一点都无所谓，已经“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还有一点，知青生涯使我们接近社会底层，知道底层百姓是怎么想的，他们生活中间的乐趣在哪里。我自己当了那么多年的农民，后来到安徽又当了几年的农民工，跟那些社员身份的工人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理解他们。我的价值取向不会太脱离群众，我的人生态度会比较踏实。
五 学术与时代
许金晶：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我的微信上很多人在转您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史研究的典范是如何从郭沫若转移到陈寅恪的。
莫砺锋：那个我也看到了，其实是2008年的一个讲话。
许金晶：这两天正好在微信上流传。
莫砺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又翻出来了，都快十年了。
许金晶：您能不能以这个文章为一个契机谈谈，其实像古代文学，应该还是离政治比较远的学术，它跟时代氛围、政治氛围之间是不是也有关系？
莫砺锋：按照正常情况，古代文学应该是离政治比较远的，它的纯学术研究也是跟现代没有关系的，一定要回到那个背景中去解读作品。但是近现代中国有某些特殊的机遇，那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毛泽东比较喜欢读古书，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有很多都跟古代的文化有关系。像批水浒、批儒、评《红楼梦》，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跟政治关系就变得很紧密了，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风向标。特殊情况之下，好多古代文学的话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古代文学不应该被大家忘记，但也不应该成为热点，成为热点就不正常。
胡福明是我们南大的老师，是哲学系的，他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大觉得也蛮光荣的。2008年是他的文章发表30周年，学校开了一个大会，文科院系分派任务，哲学系让张异宾去讲的，历史系是现在到北大去的钱乘旦去讲的，外语系是王守仁去讲的，都是每个系比较会讲课的老师。中文系就派我去讲，我想我讲些什么呢？我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好像与真理标准讨论连不上。后来我想了这样一个角度，我认为这标识着一种学风的转变，就是从郭沫若到陈寅恪。我当时到会上去讲的时候，只带着一个提纲，但现场有录音。后来我把记录稿整理了一下，在我的一本书里登出来了。没想到九年以后还有人能把它翻出来。
许金晶：您能不能谈谈对您这么多年的学术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呢？
莫砺锋：学术影响大的书就是学术著作，第一本可能是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然后是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还有就是我们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
许金晶：为什么是这几本呢？
莫砺锋：首先这些著作以古代诗文为主要对象，它们的特点都是首先找出问题，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发性。有些具体的结论我并不同意，但是他们运用的方法很好，人家看着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发现问题了，人家没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找到方法了。我们程先生那本书里面的几篇论文也是这样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你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他就写出一篇文章，研究这首诗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在古代很长时间内不被重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会由低到高地转移的，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非常好。
许金晶：我们看到资料，您好像1986年前后的时候就曾经去美国访问过，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么多年里面您跟海外学界的接触和交流的情况。
莫砺锋：接触交流不多。哈佛燕京学社每年都资助一些东亚的学者到那里去做一年研究，1986年我被选中了，就去待了一年。我在哈佛认识了一个现在在中国很有名的宇文所安，他那时候就在东亚系。我具体做的事情就是选了一本《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选了十几篇论文，回来以后请同事帮我一起翻译，宇文所安还帮我写了序言。我不是很崇拜海外的汉学研究，包括宇文所安，后来还写了一篇书评评他的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宇文所安前不久还到南大来了。
许金晶：对，那个讲座我没去听成，但我找人录音了。
莫砺锋：我也没去，本来约在晚上跟他吃饭，结果我出差去了。总体上，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角度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他们最大的好处在于哪里？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地方，他们要追问为什么。有的东西我们熟视无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一问恰恰把长期掩盖着的问题发现了。
许金晶：老师您这一句话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记者写的书在中国很流行，也是因为我们比如看到一些标语很正常，他写出来就让人反思这种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您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取得这么多的成绩之外，在南大课堂上也开讲了一些唐诗宋词的解读课，包括您也在《百家讲坛》上讲唐诗，都分别受到南大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欢迎。您是如何做到既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进得去，同时又能在学术的大众化、普及化上出得来的呢？
莫砺锋：转向普及完全是一些偶然条件促成的。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做老师做得长了，讲课的技巧提高了一点。当年好多知青都去当代课老师，我出身不好不许我做，一直没给别人上过课。刚毕业留校试讲的时候，程先生说你讲得太快了。他说同学来不及反应的，你要把速度放慢一半。我后来就压着自己要讲得慢、慢、慢，后来就适应了。我最早做普及工作可能是2000年以后了。我1984年就留校了，十六七年过去了。正好也是偶然的机遇，有两个。一个是2004年我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我连教研室主任都没做过，一下子叫我当系主任，我说我不能当。结果好多校领导轮番地来找我谈。后来我爱人说你有两条路，要么调走，要么就接受。她说校领导都出面了，你坚决不做，会伤和气。后来我想想，算了我就做吧。做了以后才发现，现在这个体制下系主任忙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开会、填表。我本来那一年正好有一个论文题目，很好的，想得也差不多了，结果一当系主任就没法写了。我就想了一个主意，论文写不成了，就写随笔。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时间零碎也没关系，就在那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主要是谈古典诗词跟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在日常生活的某种具体境况下想到哪首诗了，想到哪首词了。出版后反响还可以，好多读者来信，我以前出了专著有谁给我来信？这本书出了有读者来信，来跟我交流，我觉得好像还蛮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就是上《百家讲坛》。南大这个学校比较低调，她的影响就比较小。到了2003年，我们校庆一百周年，校庆办的老师说我们也要宣传宣传，现在宣传媒体最好的就是电视，他们就请央视到南大来录老师的讲座，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这样南大就会有点影响。结果央视同意了，派人到我们学校的逸夫馆来录像的。学校给中文系派三个名额，中文系就把比较会讲课的老师派出去了。董健、周宪，还有我，三个人每人讲一节课，央视的编导来录，录了以后在《百家讲坛》播出了。那次讲座的听众是我们的研究生，我讲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稍有一点学术化。但是央视要求通俗一点，我就尽量往通俗化靠。
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就来找我了，可能他们觉得我讲得比较通俗，符合他们的要求。2003年南大有六个老师讲了，这次就来找我一个人。我说我这个人不能上电视的，同学说我很严肃，不苟言笑。他们非要让我去讲。讲什么呢？我说讲苏东坡吧，那时我正在写《漫话东坡》，我觉得内容蛮生动的，有很多故事。结果他们说你不要讲东坡，要讲唐诗。我说唐诗怎么讲，因为《百家讲坛》我也看过几集，都是讲人物故事。他们说随你怎么讲，并允许我不需要写讲稿送审，直接去讲。讲完以后就出了一本书，《莫砺锋说唐诗》。那是我的书第一次印数达到十万册，以前我的学术著作，比如《江西诗派研究》，只印了2000本。《莫砺锋说唐诗》出版以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跟我来商榷的，还有说他们那里买不到叫我帮他买书的。我后来又到《百家讲坛》去讲了白居易，也出了一本书，同样印了十万本。我一直觉得古典文学的作品如果没有让现代的普通读者感到有意义，没有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说价值不大，是象牙塔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要做好普及工作，让大家都知道唐诗好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相信唐诗的价值。
从那两个事件开始，我愿意做一点普及工作，这两年越做越多了，经常去给图书馆做公益性讲座。南京的高校大概只有一两所没去讲过。南大以外东大是我讲得最多的，因为东大的学生反应热烈，我就讲得有劲。前几年有一个学期，我讲得比较起劲，东大也不停邀请，一个学期连讲了十讲。
许金晶：那您觉得像您这种学术著作，比如说像《江西诗派研究》这样的学术著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这样一些随笔等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莫砺锋：那肯定不一样，学术著作就是正规的论文的写法，你必须要有新观点。后者就是写老生常谈的，不需要新观点，就是把常识告诉大家就行了。当然后者必须要文字浅显，可读性强，不能有论文腔。我开始写诗话时自己觉得有论文腔，后来尽量改掉。
许金晶：那您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写作？
莫砺锋：很难说更喜欢哪一种。作为大学老师，你必须要有前者，总要在学校里站住脚吧。但是我觉得真正说得上有点意义的，可能还是后者，你说唐诗研究、杜甫研究，已经有那么多论文了，你再写几篇，又能把水平提高到哪去？无非就是修修补补，有些小问题人家没说，你来拾遗补阙而已。但是后者让杜甫走进千家万户，可能更有意义，当然也可能是更难做好的。很多优秀的学者不太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就那样了，投入功夫做一点普及工作也蛮好。
许金晶：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明显提升，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跟80年代的文化复兴包括跟90年代的国学热，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现在有什么新的特点？
莫砺锋：我觉得从好的层面来讲，现在的社会面更广了。以前是少数人在讲这个问题，现在是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幼儿教育了。但是也有坏的层面，有点庸俗化了，特别是有些人可能是从商业的眼光、经济的眼光或者其他不知道什么眼光介入进来的，就把它搞得鱼龙混杂。
六 诗话人生
许金晶：您正好是出生在1949年，跟共和国是同龄的，所以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国家，尤其是新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变迁的大概感受？
莫砺锋：我是生在中华民国的，无锡，我生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过江呢，一个月以后就解放了。小时候写作文很多同学都说生在红旗下，我说我生在青天白日旗下，到后来才有红旗。我们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凡是共和国的风风雨雨都碰上了。我小学时打麻雀、炼钢铁都参加了。你说麻雀打他干什么？然后炼钢铁，你说小学生能炼什么钢？从负面的意义上讲，许多不好的事情都碰上了。首先是自然灾害，我们身体发育的那几年正好是粮食特别困难的时候，大家都没吃饱，个子就没长开，我比父亲矮了八厘米。等到我们该读大学的时候呢，“文革”了，没大学上了。我结婚比较晚，等到我们要生孩子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了，我比较希望生两个，但是只能生一个了。
当然好的一面也有，不管怎样，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条道路弯弯曲曲还是在往前走，特别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总的来说国家是在向上走，国家上行过程中间我们自己的工作、人生也在上行。我们知青一代，恢复高考以后的1977级这一代人，是最拥护改革开放的。没有邓小平的路线，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我这辈子基本上完了。我常说，要是再晚5年高考，我肯定不考了，35岁还考个鬼啊？我就做个工人算了。但是正好搭上末班车，恢复高考我还是轮上了，后来也还做了一点事情。
许金晶：那您现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包括除了学术、读书、写作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业余爱好呢？就是您的生活情况如何？
莫砺锋：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余爱好，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两口子，就是我跟老伴，我女儿到美国去了。我以前当知青的时候曾经喜欢围棋，我现在家里有一副很好的围棋，但是我老伴不会下。我现在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看报、看非专业的书，看一些新出的小说，最近浙江有一个教授写了几本关于大学的小说，我还在《中华读书报》上写了一篇书评评他的小说。
许金晶：刚才等您过来之前，我还看到《中华读书报》写的您去年推荐的几本书，包括《未来简史》，还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书，都是您专业之外的，还蛮有意思的。
莫砺锋：我正好拿到那几本书了，就随便翻翻。
许金晶：您除了自己专业之外，读自己喜欢的书主要是哪些方面呢？哪几类的呢？
莫砺锋：现在说实话比较少了，因为用在专业上的时间很多，为了教学、为了课题研究，大部分时间必须读专业书。我以前读书很杂，我看了你的经历，你也很杂的。我没有学过理科，但是还比较喜欢看看这方面的书。包括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我早就买了，从头到尾读过的，农药、化肥怎么影响环境的，我很关注。我有时候会看看其他的书，特别是一些科普书，有很多书是我女儿留下来的，我女儿和你一样是学计算机的，她留了好多这方面的书，比如《自私的基因》这一类的书，我有时没事，就随手拿本来看看，就是浏览浏览。
许金晶：我们正好讲到您一直从事唐诗宋词研究，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首您最喜欢的唐诗宋词作品，给我们简单点评一下。
莫砺锋：几首是很难举的，因为我喜欢的不是几首，你说是几百首还差不多，因为我喜欢的作品有很多。杜诗一共有1458首，我大概背过其中的800首，其中起码有100首是我很喜欢的。我去年给商务印书馆做了一本《杜甫诗选》，选了230首，我觉得那都是最好的，我都喜欢。只举几首我没法选，我必须要选几百首。
我只能说诗人，我有一本书叫《诗意人生》，书中推荐了六个人，就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跟辛弃疾，我最喜欢的古代诗人就是这六个人。这六个人有四个是唐宋的，但是前面那两个，屈原跟陶渊明，我也是非常喜欢的。陶渊明作品不多，一共就是120首诗，12篇辞赋，我都很喜欢，他的生活态度、人生境界都非常好。屈原也了不起。这些人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不是全部都喜欢，但至少占较大比例。辛弃疾的词一共600多首，我起码有60首是喜欢的，曾经背诵过。
许金晶：那您从事这么多年的唐诗宋词研究，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写一点古体诗词？
莫砺锋：非常偶然，基本上不写。我有一个很固定的见解，我觉得唐宋诗词的高峰无法超越了。当代人写是可以写的，就是抒发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很难与唐宋的作品相提并论。我有时候偶然写一两首，你到网上一搜可以搜到的，有我送给老伴的诗。
许金晶：您本身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这几十年在教书育人，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方面大致的情况？
莫砺锋：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当然第一就是认真，程先生那一代的学者中，我不认为他的学术水平超过其他老先生，但是在教学上面投入那么大精力，他是绝无仅有的。有的老先生主要是自己写著作，程先生真的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带出来的弟子整体水平还比较好。我一直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至少不能亏待学生。具体的方法也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讨论，当然我也要开课的，现在学校规定有学位课程，但是我觉得如果学生真的能从我这里能学到一点什么，就像我们当年在程先生那里学到一点什么，最主要的是到他家里去谈话。我现在是每两周一次雷打不动，跟我的研究生座谈，就是讨论他们读书中间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有一点用处。
许金晶：您现在也接近古稀之年了，对于未来的学术研究，包括人生，还有没有哪些非常希望再去实现的计划？
莫砺锋：没有什么计划，我胸无大志，原来就不想怎么样，现在也更不能想怎么样，有一句话叫“其命定矣”，你的命已经定了，我大概也就这样子了。但是只要还没退休，还会认真地工作，还会好好开课，继续带研究生，有机会就继续做一点普及工作。其实我也分析过其他学者的经历，到了一定阶段会有一个瓶颈，会遇到一个天花板，要突破天花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的才性、你的能力大概只能到这个水平了。七十来岁的人，你说再要爆发一次，雄心壮志是可嘉的，但是可行性是不大的。当然只要健康允许，我就一直做下去，因为退出来也没事做，我又不打牌，我也不想养鸟，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要是南大让我退休，明年不再招生，我也还会继续读书，当然可以更痛快地读杂书了。
（2017年7月8日于南京涤烦子茶寮）
学者介绍
莫砺锋，男，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6年毕业于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1968年下乡插队，在江苏省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务农、做临时工。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1984年以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其间于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9月至1997年7月在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任客座教授。现为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社科名家，并任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安徽大学、南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学术兼职有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学术著作
1.《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
2.《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中国文学史·宋代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4.《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中华书局2005年）
6.《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7.《唐宋诗歌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年）
8.《文学史沉思拾零》（中华书局2013年）
非学术性著作
1.《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
2.《莫砺锋诗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
4.《莫砺锋说唐诗》（凤凰出版社2008年）2009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读物奖
5.《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
6.《宁钝斋杂著》（凤凰出版社2012年）
7.《诗意人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8.《唐诗与宋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9.《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莫砺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学术年表
1966年6月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
1968年10月赴太仓县璜泾公社插队务农。1974年10月赴安徽泗县第二农机厂学习车工，1975年8月赴泗县汴河公社农具厂做农民工（当时名“亦工亦农”）。十年间坚持自学，并逐渐弃理从文。
1977年12月在泗县第一中学参加高考。
1978年4月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
1979年6月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从程千帆先生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1981年12月23日上午，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为《黄庭坚诗初探》。答辩会员有程千帆先生、吴白匋先生、周勋初先生（代表朱东润先生）、吴新雷先生、金启华先生，金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1982年1月，始从程千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1983年发表论文3篇：《黄庭坚夺胎换骨辨》，刊于《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朱熹楚辞学略说》，刊于《求索》第3期；《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
1984年10月22日上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为《江西诗派研究》。答辩委员有程千帆先生、唐圭璋先生、徐中玉先生、舒芜先生、霍松林先生、傅璇琮先生、管雄先生、周勋初先生、钱仲联先生，钱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1984年11月始，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1984年发表论文1篇：《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陈与义》，刊于《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又与程千帆先生合作《黄庭坚评传》《王令评传》，均刊于《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1985年9月，随程千帆先生往成都参加四川大学主办的宋代文学讨论会。
1985年发表论文3篇：《关于江西派诗人的政治态度》，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刊于《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刊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
1986年4月，随程千帆先生往洛阳参加河南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
1986年8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
1986年出版《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该书于1988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于2008年获“改革开放以来南大文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奖。发表论文1篇：《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辩》，刊于《文史》第26辑。又与程千帆先生联名发表论文3篇：《忧患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刊于《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杜诗集大成说》，刊于《文学评论》第6期；《论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刊于《名作欣赏》第6期。是年晋升副教授。
1987年4月，在波士顿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
1987年6月，离美回国。
1988年9月，往太原参加山西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4届年会”。
1988年发表论文2篇：《朱熹的文道观》，刊于《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6期。
1989年，发表论文3篇：《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论晚唐五代词风的演变》，《文学遗产》第5期；《陈师道评传》，刊于《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年11月21日至25日，在南京双门楼宾馆参加南大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担任会议筹委会秘书长。《唐诗大辞典》出版（江苏古籍出版社），任副主编，并撰写附录二《唐诗大事年表》。
1990年，发表论文1篇：《女神的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序》，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与程千帆先生及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1月，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做出突出贡献之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表彰大会。
1991年2月25日至3月15日，于北京参加教育部高考语文卷命题会。
1991年5月24日至29日，参加南京师范大学主办“首届唐诗宋词学术研讨会”。与韩国杜甫研究者李丙畴先生晤谈，因语言不通，仅作笔谈。
1991年7月30日至8月5日，于成都参加四川大学主办“宋代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1年8月，始草《杜甫评传》。
1991年发表论文3篇：《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刊于《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刊于《文学遗产》第4期；《朱熹文学活动述略》，刊于《蒲峪学刊》第3期。
1992年9月21日，于南大中美中心参加“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会”，主编《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11月10日至16日，于厦门参加厦门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被增选为学会理事。
1992年升任教授。本年发表论文3篇：《简评文天祥的集杜诗》，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3期；《陆游诗家三昧辨》，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论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刊于《文学研究》第1辑。
1993年7月31日至8月5日，于齐齐哈尔参加《中国文化概论》编写会，撰写《中国古代文学》一章。
1993年11月，增列为博士生导师。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发表论文1篇：《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
1994年11月22日至27日，往浙江新昌参加南大、南京师大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
1994年，发表论文3篇：《论王荆公体》，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刊于《文学评论》第2期；《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出版《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本年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译文集《神女之探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4月，赴日本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访问。
1995年11月14日至17日，参加南京大学主办“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5年12月8日至9日，往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国际宋代文学研讨会”。
1995年，发表论文6篇：《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刊于《文学遗产》第3期；《苏轼苏辙唱和诗浅析》，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苏诗札记》，刊于《宋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成功大学）；《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刊于《中国诗学》第4辑；《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刊于《谢朓与李白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刊于《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
1996年9月，赴韩国光州全南大学任客座教授。
1996年10月，见报载香港保钓志士陈毓祥溺亡于钓鱼岛海域，作诗吊之。刊于《星岛日报》11月1日。
1996年12月6日至7日，往光阳参加“中国人文科学会第十四届年会”。
1996年12月21日至22日，往大丘岭南大学讲学。晤岭南大学名誉教授沈慕山先生及金周汉先生、洪瑀钦先生。
1996年发表论文2篇：《南朝山水文初探》，刊于《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评史蒂芬·欧文的初唐诗盛唐诗》，刊于《唐研究》第1卷。
1997年5月19日，往大丘庆北大学讲学。晤李鸿镇先生。
1997年8月，离韩归南京。在韩一年，与王兆鹏通信多次，商榷中国文学史宋代编之编撰。
1997年9月14日至19日，往开封参加河南大学主办“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谒高文先生。
1997年10月27日至31日，往江西吉安参加吉安师范学院主办“欧阳修研究学术研讨会”。
1997年发表论文3篇：《朱熹韩文考异研究》，刊于《国学研究》第4卷；《论韩愈诗的平易风格》，刊于《唐研究》第3卷；《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刊于《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
1998年5月6日至9日，往北京大学参加“庆祝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国际汉学研讨会”。开幕式时登主席台展示程千帆先生贺联。分组讨论时与清水凯夫同为第一组主持人。晤宇文所安、康达维、孙康宜等人。
1998年5月12日至13日，往苏州参加“哈佛燕京学者学术研讨会”。
1998年8月至9月，始学电脑，反复输入《长恨歌》《岳阳楼记》以练习之。10月始用电脑写作。请弟子童强指导电脑技术。
1998年10月6日至10日，往贵阳参加贵州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
1998年10月23日至25日，于南京状元楼宾馆参加南京大学主办“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8年11月7日，往苏州大学参加“苏浙沪三地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交流会”。
1998年12月14日至17日，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炎黄文化研讨会”。
1998年增列为中国韵文学学会理事。始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纂《程千帆全集》，撰序言。为巴蜀书社主编《宋诗精华》。
1998年发表论文5篇：《文学史学献疑》，刊于《江海学刊》第3期；《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2期；《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刊于《文学评论》第6期；《江郎才尽新解》，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2期；《评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刊于《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又与陶文鹏、程杰联名发表《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刊于《文学遗产》第5期。
1999年5月24日，往苏州大学参加钱仲联先生之博士生赵杏根学位论文答辩。
1999年8月18日，往北京为高教社新版中国文学史讲习班讲课，听者皆大学教师。任《中国文学史》宋代编主编，全书主编为袁行霈先生。该书本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国家图书奖。
1999年10月10日至13日，往湖北襄樊学院参加“中国杜甫研究会年会”。
1999年发表论文7篇：《杜诗伪苏注研究》，刊于《文学遗产》第1期；《论朱熹对历代散文的批评》，刊于《漳州师院学报》第1期；《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刊于《中国韵文学刊》第1期；《论朱熹的文学理论》，刊于《国学研究》第六卷；《论朱熹的文学史观》，刊于《江海学刊》第1期；《论朱熹对诗序的态度》，刊于《文献》第1期；《论朱熹的清远诗风》，刊于《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5辑（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2000年3月27日至31日，往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选举王水照先生为会长，与王兆鹏等8人当选为副会长。
2000年5月13日往凤凰台饭店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论证会”，代程千帆先生读其发言稿。
2000年5月15日至19日，在南京状元楼酒店参加南京大学主办“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0年5月17日，程千帆先生突发脑梗塞入院治疗。6月3日，先生逝世。6月6日，作短文《好老师，好学生》，刊于《中华读书报》6月21日。6月15日至16日，作《莫信诗人竟平淡》，刊于《读书》第9期。6月24日，作《我的两位师母——沈祖棻与陶芸》，刊于《人民政协报》2001年4月17日。
2000年7月至12月，编《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版。
2000年8月15日至16日，往合肥参加安徽大学主办“徽学研讨会”。
2000年8月25日至26日，往苏州参加“哈佛燕京学者学术研讨会”。
2000年10月16日至19日，往武汉参加武汉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期间由吴志达先生陪同谒程千帆先生旧居，作短文《珞珈山下的哀思》，刊于《江苏政协》2001年第4期。
2000年10月24日至27日，往济南参加山东大学主办“杜甫学术研讨会”，选举张忠纲先生为中国杜甫研究会长，与林继中等6人任副会长。
2000年11月，主编《程千帆全集》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11月25日至26日，于南京大学主持“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2000年发表论文11篇：《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论朱熹对作家人品的态度》，刊于《文学遗产》第2期；《论朱熹的散文创作》，刊于《阴山学刊》第1期；《批评与考证相结合的学术创获》，刊于《学术界》第1期；《长使英雄泪满襟》，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1期；《程千帆评传》，刊于《学术界》第4期；《论晚唐的咏史组诗》，刊于《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刊于《江汉论坛》第10期；《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论杜甫的文化意义》，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4期；《诗以奇趣为宗——论苏诗的艺术个性》，刊于《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该书获2001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1年2月，受聘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1年2月，获省教育厅所颁“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2001年5月13日至14日，往芜湖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被聘为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任为傅璇琮先生。
2001年8月2日至4日，往成都参加四川师范大学主办“李白诞生一千三百年学术研讨会”。
2001年9月3日赴新竹，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2001年10月4日，赴台中于逢甲大学、中兴大学讲学。10月8日赴花莲于东华大学讲学。10月9日于慈济大学讲学。10月15日赴台北于台湾大学讲学。10月21日赴台北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讲学。11月5日赴埔里于暨南大学讲学。11月19日赴宜兰于佛光大学讲学。12月10日赴台中于东海大学讲学。12月11日于新竹玄奘人文学院讲学。12月13日赴台南于成功大学讲学。12月18日赴中坜于“中央大学”讲学。12月27日赴台北于政治大学讲学。
2001年发表论文6篇：《理学家的诗情——论朱熹诗的主题特征》，刊于《中国文化》17—18期；《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刊于《文学评论》第2期；《关于汉语大词典书证迟后问题的管见》，刊于《福州大学学报》第3期；《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刊于《求索》第4期；《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刊于《文学遗产》第5期；《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刊于《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
2002年1月12日夜宿阿里山二万坪青年活动中心，忽忆往事，始构思《浮生琐忆》。
2002年2月1日返南京。
2002年4月21日至24日，往重庆参加西南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2002年5月2日至6日，往韩国延世大学参加“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研讨会”，6日往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学。
2002年5月13日，往扬州大学加参袁世硕先生主编《古代文学作品选》讨论会。
2002年5月21日，于逸夫馆讲“程千帆先生之启示”，为中文系百年校庆系列讲座之第一讲。
2002年6月8日，与张伯伟同赴上海。于复旦大学主持张春晓博士论文答辩。张即沈祖棻诗中之“早早”，从陈尚君先生读博。9日于复旦大学讲学。
2002年7月28日至31日，与周勋初先生同往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参加“古典文学高层论坛”。
2002年8月16日至19日，在南京华东饭店主持“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2002年9月18日至19日，赴西安西北大学参加“中国古代文学高层论坛”。19日于西北大学讲学。
2002年9月26日，往苏州参加苏州大学主办“钱仲联先生九十寿辰庆典“。
2002年发表论文3篇：《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刊于《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刊于《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刊于《文史》第4期。
2003年8月21日，赴武汉，于武汉大学参加“古代文学高层论坛”，与周裕锴先生讨论惠洪“夺胎换骨”之论。
2003年9月19日，于南大知行楼主持“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辰庆祝会”。
2003年9月26日至30日，赴银川参加宁夏大学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
2003年10月12日，于南大逸夫馆讲“杜甫之文化意义”，中央电视台来录像。后分为二集于2004年9月16日、17日于央视“百家讲坛”播出。
2003年11月20日往桂林，参加广西师范大学主办“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讨论会”。
2003年12月，出版《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部分章节于本年发表于文学刊物：《赵浜人物素描》，刊于《钟山》第4期；《苏州杂忆》，刊于《苏州杂志》第4期；《苏高中琐记》，刊于《苏州杂志》第5期；《汴河人物素描》，刊于《雨花》第4期。
2003年发表论文6篇：《陆游读书诗的文学意味》，刊于《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陆游诗中的学者自画像》，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2期；《陆游诗中的生命意识》，刊于《江海学刊》第5期；《陆游诗中的巴蜀情结》，刊于《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刊于《文学遗产》第6期；《台湾的中文系述评》，刊于《东方文化》第4期。
2004年3月，被聘为教育部高校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4年5月，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
2004年5月14日至15日，赴北京，于高等教育出版社参加《中国文学史》修订讨论会。
2004年6月21日，赴北京参加“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成立大会”，被聘为委员。
2004年7月27日，于南大西苑为纽约地区汉语教师讲唐诗。
2004年8月16日至19日，于南京华东饭店参加南大主办“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术研讨会”。
2004年10月16日，于南大礼堂参加南大中文系建系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作主题发言。数日来主持与会嘉宾平田昌司、温儒敏、陈思和、叶国良等人讲座。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21日至22日，往天津于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先生八十寿辰庆祝会。
2004年10月29日赴马来西亚槟榔屿，30日于韩江学院为硕士班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并作学术讲座。
2004年11月4日至6日，赴广州于华南师范大学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
2004年11月20日至22日，率南大学科同仁往常熟，与常熟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作学术交流，参观铁琴铜剑楼。
2004年发表论文2篇：《读剑南诗稿校注献疑》，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76辑；《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3期。因系主任事冗，无暇作论文，本年仅草诗话多篇。
2005年4月12日上书校领导，请辞系主任之职。至9月获免。
2005年5月15日赴台北，16日至18日应台大校长陈维昭先生之邀参加台湾大学中文系学科评鉴，评鉴组成员共五人，其余四人皆台湾学者：蔡信发、郑清茂、董金裕、李威熊。
2005年6月23日至26日，于南京华东饭店主持南大中文系主办之“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学术研讨会。
2005年9月10日至14日，往杭州于浙江工业大学参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
2005年9月18日，于上海复旦大学参加复旦中文系系庆大会，代表南大中文系致辞。
2005年10月17日至19日，往武汉参加武汉大学主办“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讨论会。
2005年11月3日至6日，赴浙江绍兴，于绍兴文理学院参加“陆游研究学术讨论会”，会间成立中国陆游研究会，当选为会长。
2005年11月17日率学科同仁往南通，18日与南通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签署合作协议。
2005年，主持“中国古代文学史”获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
2005年发表论文5篇：《大家阴影下的焦虑——唐代诗人薛能论》，刊于《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读陆游入蜀记札记》，刊于《文学遗产》第3期；《论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刊于《杜甫研究学刊》第3期；《陆游诗中的自画像》，刊于《文史知识》第11期；《贯通历代弥纶群言》，刊于《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中国诗学的文化观照》，中华书局，于2007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6年4月15日，在南大中文系主持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论坛。
2006年6月21日，主持“程千帆奖学金”首次颁奖典礼。
2006年7月19日，往黄山为南开大学主办“全国大学语文教师培训班”讲课。
2006年7月24日至26日，于南京华东饭店主持“中国诗学研讨会”。全后主编会议论文集《谁是诗中疏凿手》，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06年8月，修订“杜诗研究”课程记录稿（由博士生武国权据录音整理），全稿以《杜甫诗歌讲演录》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赴香港浸会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6年10月14日，始撰《漫话东坡》。
2006年，领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6年发表论文3篇：《论宋代杜诗注释的特点与成就》，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台湾大学的学科评鉴》，刊于《社会科学论坛》第5期；《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刊于《中国韵文学刊》第4期。出版《莫砺锋诗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14日至16日，往长沙参加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学术研讨会”。
2007年6月4日至8日，往台北于台湾大学讲学3场，期间接受《国文天地》专访，访谈稿以《青灯有味似儿时》刊于该刊第24卷第1期（2008年）。
2007年8月17日至18日，往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
2007年9月1日，《漫话东坡》完稿。
2007年10月，数次往北京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诗歌唐朝”节目，后于2008年1月、6月播出。讲稿以《莫砺锋说唐诗》为名由凤凰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2009年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2013年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普及类奖。
2007年12月23日至27日，往广州参加暨南大学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
2007年发表论文2篇：《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刊于《文学遗产》第2期；《论清代苏轼研究的几个特点》，刊于《人文中国学报》第13期。出版《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
2008年8月22日至25日，往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
2008年10月24日，于南京华东饭店参加南大主办“清词学术研讨会”。
2008年10月25日至29日，往芜湖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
2008年11月3日至14日，往台北于政治大学为“王梦鸥教授学术讲座”讲学4场，期间又往台中东海大学、新竹“清华大学”、花莲东华大学、埔里暨南大学讲学。
2008年12月8日，参加“南京大学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大会”，以“故纸堆映出的时代折光”为题发表演讲。
2008年，领衔“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8年发表论文3篇：《苏轼的敌人》，刊于《学术界》第2期；《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刊于《中国韵文学刊》第2期；《论苏轼在后代的影响》，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11卷第1期。
2009年1月、2月，往北京多次，为央视《百家讲坛》录制“白居易”“杜甫成都草堂”等节目。后于2010年1月播出，讲稿成《莫砺锋评说白居易》，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9年1月，被聘为“新闻出版署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2009年4月25日，往济南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学，题为“功底与眼光”，记录稿刊于《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夏季号。26日于山东师范大学讲学，题为“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刊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2009年7月5日，在南大逸夫馆参加南大主办“中国语言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请敬畏我们的传统”的主题演讲，讲稿刊于《文汇报》8月1日。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往成都参加四川大学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
2009年12月12日至13日，往杭州参加中国美术学院主办“潘天寿诗词讨论会”。
2009年12月29日，于南京丁山宾馆参加《我见青山多妩媚》首发式。此书乃我率博士生宋红霞、沈章明、胡小燕、林晓娜、周小山、黄伟豪编写，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9年，获“江苏省教学名师”称号。
2009年发表论文1篇：《穿透夜幕的诗思》，刊于《文学遗产》第2期。
2010年1月24日至30日，往新加坡新跃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讲学。
2010年3月1日至27日，往台中东海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往逢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静宜大学、中正大学讲学。
2010年11月13日至14日，往绍兴参加“陆游与越中山水”研讨会。
2010年发表论文5篇：《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刊于《文学遗产》第2期；Anxiety inthe Shadow of Great Masters，刊于《南大评论》（NANDA REVIEW）；《重读古诗今选》，刊于《古典文学知识》第3期；《论唐诗意象的密度》，刊于《学术月刊》第11期；《死后是非谁管得》，刊于《文史知识》第12期。又答学生顾玉文等采访稿《无心插柳柳成荫》刊于《学术月刊》第11期。
2011年6月17日至18日，往北京参加“《文学遗产》编委会扩大会议”。始任该刊编委。
2011年8月25日于南京华东饭店参加南大主办“文选研究讨论会”。
2011年9月17日至19日，往开封参加河南大学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
2011年10月8日于南大安中楼参加南大主办“汉学与东亚文明讨论会”。2011年11月9日至16日，于南大录制视频公开课“诗意人生五典型”。
2011年发表论文15篇：《谈谈沈佺期的独不见》，刊于《文史知识》第1期；《关于元稹遣悲怀三首的争论》，刊于《文史知识》第2期；《繁简各得其妙的三首长干行》，刊于《文史知识》第3期；《四首早朝大明宫诗的优劣》，刊于《文史知识》第4期；《高适燕歌行的主题》，刊于《文史知识》第5期；《余音绕梁的江南逢李龟年》，刊于《文史知识》第6期；《诗国中月亮对太阳的思念》，刊于《文史知识》第7期；《关于哀江头的歧解》，刊于《文史知识》第8期；《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的奇特结构》，刊于《文史知识》第9期；《韩愈的山石好在何处》，刊于《文史知识》第11期；《请称崔涂为崔孤雁》，刊于《文史知识》第12期；《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刊于《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刊于《文艺研究》第10期；《程千帆先生学术涯的晚年辉煌》，刊于《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新旧方法之我见》，刊于《文学遗产》第6期。
2012年4月13日至14日，往陕西汉中参加“陆游从戎南郑八百四十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2012年7月14日，往海口为海南人文讲坛作演讲。15日往儋州谒东坡书院，作《经行东坡眠食地》一文，刊于《中华读书报》8月1日。
2012年10月13日，往西安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主办“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周年纪念研讨会”。
2012年12月2日，往北京国家图书馆作演讲，题为《诗圣杜甫》。
2012年发表论文5篇：《颜延之陶征士诔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刊于《学术月刊》第1期；《评苏轼文集校注》，刊于《文艺研究》第6期；《注释是文本解读的基石》，刊于《学术界》第8期；《浅谈李商隐嫦娥诗的主题》，刊于《文史知识》第9期；《论陆游诗自注的价值》，刊《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出版随笔集《宁钝斋杂著》，凤凰出版社，2013年获南京图书馆“陶风图书奖”；《浮生琐忆》修订版，安徽文艺出版社；《莫砺锋诗话》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21日至24日，往江西赣州参加赣南师范学院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
2013年10月12日，于南大文学院报告厅主持“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主编《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凤凰出版社。
2013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2013年出版《文学史沉思拾零》，收入论文18篇，中华书局。
2014年5月，被聘为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2014年10月11日至13日，往苏州参加苏州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
2014年，获南京大学“首届人文研究贡献奖”。
2014年发表论文1篇：《论北宋名臣韩琦的诗歌》，刊于《文学遗产》第1期。出版《诗意人生》，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3日至4日，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主办“文以载道学术研讨会”。5日往富县羌村谒杜甫故里，作《羌村行》，刊于《中华读书报》5月13日。
2015年6月，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2015年7月，获“书香江苏形象大使”称号。
2015年8月22日，于南京钟山会议中心参加南大主办“古典文学高端论坛”。
2015年9月25日至27日，往杭州参加杭州师范大学主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当选为会长。
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往重庆参加西南大学主办“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七届年会”。
2015年11月19日至22日，往绍兴参加“纪念陆游诞生890周年学术讨论会”。
2015年12日12日，往南京师大参加“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会长。
2015年发表论文2篇：《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刊于《学术月刊》第8期；《文以载道价值重估》，刊于《文艺研究》第10期。
2016年6月4日，于南大仙林校区主持“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年会。
2016年7月30日，于包头参加元代文学研讨会。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往成都参加西南交大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10日下午于成都草堂讲“诗圣杜甫”。
2016年发表论文2篇：《中唐诗坛上的韩潮柳江》，刊于《文学遗产》第1期；《论北宋后期的五首题中兴碑诗》，《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出版《唐诗与宋词》，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于2017年被江苏省阅读办推荐为“江苏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