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中国目前每年有六七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数量之大，号称世界之最。而在30年前，每年能带上博士帽的人只有两位数。想当初，博士生数量少，很稀罕，也很显赫。1981年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仅有18人，毕业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大学和社会中，博士生也享受很高的礼遇。比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答辩，不仅有9位学术界的重量级老先生担任答辩委员，系里还组织了师生去旁听，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的记者亲临现场，旁听者达300多人。省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进行了转播。
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批“第一个博士”似乎人人都有故事。许多人都是40、50后，或者上过大学，之后却由于“文革”无法从事其专业，或者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成才。这个不幸却又幸运的群体匆匆从各行各业进入到一个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术领域。幸好还有一批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他们虽然也屡遭劫难，多年业务荒疏，但好在基础扎实，宝刀不老。相隔30多年的两代学人在80年代交集，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
本书的作者独具匠心，选择了10名文科的“第一个博士”，以口述史的方式，追述了他们从学之路、治学之道以及学术贡献。这10位学者是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经济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他们承上启下，堪称一代学术精英。
关于这批“第一个博士”的学术成长过程，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作为博士生的培养和成长过程。
“大师兄”们的博士生涯虽然各有故事，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基础不好。不少人在专业中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教育都不完整，或者“文革”虽然读过大学，但专业也荒废多年。第二是年龄偏大，不少人都是奔四的人了，显然已过了学习和读书的最佳年龄。第三，外语水平不高，缺乏国际视野，更缺乏第一手的外文文献。第四，培养制度不完善。当时博士培养制度刚刚建立，属于草创时期，具体培养过程完全由导师来安排。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最后，大师兄们博士论文选题都很大，比如《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李伯重），《教育人类学》（庄孔韶），《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俞可平），《中国鱼文化》（陶思炎），《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放在今天，导师肯定会说，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啊？一定会劝学生找一个更具体一些的题目。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缺点。但从这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看似缺点的缺点好像都不是问题，不但没有对“大师兄”们的培养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而造就了他们的独特之处。基础不好，反而成为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年龄偏大，反而激发了他们追回逝去青春的热情；外文文献的不足反而促使他们珍惜能够接触到的国际学术信息；制度不完善，正好为导师发挥其培养特色提供了便利；论文选题大，恰恰反映了他们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宏大志向。
反观今天的博士生，教育基础比以前好多了，也很系统；年龄也很合适；外语水平普遍很好，外文资料更不是问题；培养的制度也极为严密和严格；论文选题大都很规范、具体，往往也很前沿。但根据普遍的看法，论及博士生的质量，这些“大师兄”们远在今天博士生之上。其原因何在？
其实，从“大师兄”们的自述中就可找到答案。首先，“大师兄”们很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导师。80年代的导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学者。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学术生涯坎坷，但他们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严格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他们很重视学生，这一点得到“大师兄”们的一致认可。所谓重视培养，不在于专门开出多少课程，而在于能拿出时间与学生“聊天”。如莫砺锋所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先生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八门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马敏也回忆说：“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实际上也没有开很多课，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自己看书，另一方面我们几个博士生每周要去章先生家里，喝茶聊天……通过这种讨论式的、喝茶式的学习，学到很多东西。”记得陈平原也很怀恋读博时，在导师王瑶先生家里喝茶论学术的场景。当然也有的导师抓大放小，不问细节，只掌握方向，如胡星亮回忆导师陈白尘说：“具体的陈先生不管，这么一个大作家，他不可能去手把手教你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大的东西他管得非常好。所以我后面如果说没走歪的话，陈先生、董先生这些当年的引导非常重要。”俞可平也说，“老师基本不管我，我觉得赵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其次，这些“大师兄”们非常勤奋，非常纯粹，非常学术。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出于其他机缘，一旦确定了，他们通常都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克服重重困难。马敏回忆说：“77级的学生学习上都有一种拼劲，这么多年在基层，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不用老师来督促，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每天四点一线。图书馆还没开门，大家就在门口排队，每天都是挤进图书馆。”这其实也是博士“大师兄”们的写照！他们在知识基础上要么先天不足，要么缺乏系统性，但他们都能够专注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学科有一种执着和坚守，有承担这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的志向。从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其远大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40年的发展与完善，现在培养条件和环境以及制度建设，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往。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博士培养制度当然十分完备和系统，但今天博士生的学术志向是否随着制度的完备而更加坚定，追求学问的热情是否更加饱满？在学术上，今天的博士生是否有底气与当年的“大师兄”们一比高低？
这当然是复杂的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粗疏乃至有些任意的培养方式不一定不是好的培养方式，而细致精微、叠床架屋的培养方式也未必能带来质量的提高。博士生培养，或者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哪里？本书所提供的鲜活故事，值得玩味，值得深思。
陈洪捷
2018年8月于蓝旗营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