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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每年有六七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数量之大,号称世界之最。而在30年前,每年能带上博士帽的人只有两位数。想当初,博士生数量少,很稀罕,也很显赫。1981年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仅有18人,毕业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大学和社会中,博士生也享受很高的礼遇。比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答辩,不仅有9位学术界的重量级老先生担任答辩委员,系里还组织了师生去旁听,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的记者亲临现场,旁听者达300多人。省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进行了转播。

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批“第一个博士”似乎人人都有故事。许多人都是40、50后,或者上过大学,之后却由于“文革”无法从事其专业,或者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成才。这个不幸却又幸运的群体匆匆从各行各业进入到一个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术领域。幸好还有一批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他们虽然也屡遭劫难,多年业务荒疏,但好在基础扎实,宝刀不老。相隔30多年的两代学人在80年代交集,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

本书的作者独具匠心,选择了10名文科的“第一个博士”,以口述史的方式,追述了他们从学之路、治学之道以及学术贡献。这10位学者是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经济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他们承上启下,堪称一代学术精英。

关于这批“第一个博士”的学术成长过程,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作为博士生的培养和成长过程。

“大师兄”们的博士生涯虽然各有故事,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基础不好。不少人在专业中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教育都不完整,或者“文革”虽然读过大学,但专业也荒废多年。第二是年龄偏大,不少人都是奔四的人了,显然已过了学习和读书的最佳年龄。第三,外语水平不高,缺乏国际视野,更缺乏第一手的外文文献。第四,培养制度不完善。当时博士培养制度刚刚建立,属于草创时期,具体培养过程完全由导师来安排。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最后,大师兄们博士论文选题都很大,比如《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李伯重),《教育人类学》(庄孔韶),《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俞可平),《中国鱼文化》(陶思炎),《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放在今天,导师肯定会说,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啊?一定会劝学生找一个更具体一些的题目。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缺点。但从这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看似缺点的缺点好像都不是问题,不但没有对“大师兄”们的培养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而造就了他们的独特之处。基础不好,反而成为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年龄偏大,反而激发了他们追回逝去青春的热情;外文文献的不足反而促使他们珍惜能够接触到的国际学术信息;制度不完善,正好为导师发挥其培养特色提供了便利;论文选题大,恰恰反映了他们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宏大志向。

反观今天的博士生,教育基础比以前好多了,也很系统;年龄也很合适;外语水平普遍很好,外文资料更不是问题;培养的制度也极为严密和严格;论文选题大都很规范、具体,往往也很前沿。但根据普遍的看法,论及博士生的质量,这些“大师兄”们远在今天博士生之上。其原因何在?

其实,从“大师兄”们的自述中就可找到答案。首先,“大师兄”们很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导师。80年代的导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学者。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学术生涯坎坷,但他们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严格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他们很重视学生,这一点得到“大师兄”们的一致认可。所谓重视培养,不在于专门开出多少课程,而在于能拿出时间与学生“聊天”。如莫砺锋所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先生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八门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马敏也回忆说:“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实际上也没有开很多课,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自己看书,另一方面我们几个博士生每周要去章先生家里,喝茶聊天……通过这种讨论式的、喝茶式的学习,学到很多东西。”记得陈平原也很怀恋读博时,在导师王瑶先生家里喝茶论学术的场景。当然也有的导师抓大放小,不问细节,只掌握方向,如胡星亮回忆导师陈白尘说:“具体的陈先生不管,这么一个大作家,他不可能去手把手教你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大的东西他管得非常好。所以我后面如果说没走歪的话,陈先生、董先生这些当年的引导非常重要。”俞可平也说,“老师基本不管我,我觉得赵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其次,这些“大师兄”们非常勤奋,非常纯粹,非常学术。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出于其他机缘,一旦确定了,他们通常都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克服重重困难。马敏回忆说:“77级的学生学习上都有一种拼劲,这么多年在基层,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不用老师来督促,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每天四点一线。图书馆还没开门,大家就在门口排队,每天都是挤进图书馆。”这其实也是博士“大师兄”们的写照!他们在知识基础上要么先天不足,要么缺乏系统性,但他们都能够专注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学科有一种执着和坚守,有承担这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的志向。从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其远大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40年的发展与完善,现在培养条件和环境以及制度建设,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往。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博士培养制度当然十分完备和系统,但今天博士生的学术志向是否随着制度的完备而更加坚定,追求学问的热情是否更加饱满?在学术上,今天的博士生是否有底气与当年的“大师兄”们一比高低?

这当然是复杂的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粗疏乃至有些任意的培养方式不一定不是好的培养方式,而细致精微、叠床架屋的培养方式也未必能带来质量的提高。博士生培养,或者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哪里?本书所提供的鲜活故事,值得玩味,值得深思。

陈洪捷

2018年8月于蓝旗营

  1.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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