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百年日本鲁迅研究

一 何以百年？

三十多年前的1984年，我国的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这样写道：“如果从1913年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性赞语算起，鲁迅研究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如果从1921年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八期）中论及《风波》《故乡》算起，鲁迅研究也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鲁迅研究史》问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不断开展，鲁迅著作的国际影响势必愈益扩大，鲁迅研究也必将愈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有关资料证明，日本的鲁迅研究也有了六十年的历史。”^[1]两年之后，作为“显学”的中国“鲁迅学”终于有史问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良骏先生自谦为“抛砖引玉之作”的《鲁迅研究史》（上卷），相当于下卷的《当代鲁迅研究史》也在1992年由同一出版社发行问世。

时光荏苒，三十余年转瞬即逝，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文学的大踏步走向世界，鲁迅文学也越来越为全世界所关注。

然而，在域外鲁迅研究视域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日本鲁迅研究，尽管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后来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的著作不断被译介过来，譬如关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竹内鲁迅”），甚至在21世纪初叶，在中国兴起过一个为学界所关注的高潮，但时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日两国，仍未有关乎“日本鲁迅研究史”的学术史专著出现。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人关注、梳理这样的历史。

1980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会第一次会议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吕元明先生做过《日本的鲁迅研究史》^[2]的报告，后来该报告增补后收录于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上。

那是一篇将近3万字的会议论文，分四个时期梳理、论述了日本的鲁迅研究。“第一时期”（1909～1926），从1909年5月日本著名杂志《日本与日本人》介绍“周氏兄弟”在日本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谈起，到1920年9月青木正儿在《支那学》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以及后继者清水安三、丸山昏迷等人，谓之“日本研究鲁迅最早的拓荒者”。“第二时期”（1927～1936），从1927年10月武者小路实笃在《大调和》杂志刊出鲁迅《故乡》译文，翌年3月山上正义在《新潮》杂志发表《谈鲁迅》起，“鲁迅在日本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第三时期”（1937～1945），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尽管阻碍了中日文化间的交流，鲁迅研究受到了限制，但仍有“三件可喜的成就：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散文、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第四时期”（1946～1979），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除了竹内好、内山完造等人之外，重点论及了“丸山鲁迅”（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伊藤虎丸、桧山久雄、山田敬三和竹内实等诸多中国文学研究家的鲁迅研究成果。“结语”指出：“日本鲁迅研究已经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历史，除中国外，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它这样强大的研究队伍、出版物和组织……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创造了巨大的成果。”^[3]

这在当时确可称得上是中日两国鲁迅研究界第一篇资料较为丰富、翔实的鲁迅研究简史，对于史料的钩沉、梳理，贡献颇丰，某些论断，也符合那时历史发展的逻辑，但今天看来，依然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望，需要加以丰富充实，重新认识看待历史。

其实，从这篇文章所见，如果将1909年《日本与日本人》介绍“周氏兄弟”翻译的文字算在内，广义上的日本鲁迅研究，截至1980年，已经不是袁良骏和吕元明所说的“六十年”，而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了。那么时至今日，又三十余年已逝，日本的鲁迅研究已足有百余年历史。

那么，对百年日本鲁迅研究历史的梳理，日本方面又做得如何？

1986年10月，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了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昇合编的《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其中有时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丸山昇写的33000余字的《日本的鲁迅研究》^[4]。文章内容分三大部分：“从青木正儿到战前左翼”，“从佐藤、增田到小田”，“竹内好以后”。时间从1920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上评介鲁迅的创作开始，重点评介了二战期间竹内好的《鲁迅》，直至梳理到日本战败后的20世纪50年代。嗣后的鲁迅研究，丸山先生自谦曰“因为我本人是当事者之一”，不便自评，只是展望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鲁迅研究的若干特征：实证倾向、历史再发掘和深入鲁迅内部世界。丸山昇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日本最权威的梳理日本鲁迅研究历史的文章，材料的丰富、史实的钩沉、历史性的点评，都做得十分到位。该文中文译文发表后，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2006年11月26日，丸山昇先生逝世后，翌年在中国北京出版的1月号的《鲁迅研究月刊》曾推出丸山昇先生纪念特辑，可见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影响之大。

日本的鲁迅研究，的确是海外鲁迅研究当中最为兴盛的。倘若以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20世纪80年代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5]来看，1909年5月1日东京的《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就介绍了周氏兄弟当年在日本出版《域外小说集》之事。而1938年8月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七卷本，也比我国《鲁迅全集》的出版早了一年。至于百年间日本研究鲁迅的著作，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从1941年到2015年出版的著作目录便已达220项^[6]。翻译成日文出版的鲁迅著作以及中国研究者的著作尚不包括在内，研究性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尽管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如此丰厚，但对其作历史总结评价的却为数不多。虽然丸山昇先生《日本的鲁迅研究》一文，曾对此做过历史性的描述，我国一些研究者也曾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做过批评介绍，除了前面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吕元明教授《日本的鲁迅研究史》之外，刘柏青教授也写过《鲁迅与日本文学》^[7]，近年来张梦阳等又写了《日本鲁迅研究概观》等文章，然而这些也只是一些阶段性的批评介绍，虽有资料的发掘、历史的钩沉，为我们后人的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但还远构不成“史”。所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看，日本的鲁迅研究，目前还无人写学术性的“研究史”，而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应该给予其历史性总结的时刻，百年日本鲁迅研究应该有史问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讨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来说颇具启迪与借鉴作用，通过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日本人的眼光，也就是说通过不同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在我们想象不到的解释和一时难以接受的观点中，看到其中复杂地反映着生活在现代日本现实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能够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情谊。对于鲁迅研究界来说，这样也可以拓展眼界与提升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日本的鲁迅研究不但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界提供异域不同价值观的参照系，还可以看到鲁迅的文学及其精神在东亚产生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这无疑对认识鲁迅精神的世界性及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 “近代化”语境与鲁迅意义的“发现”

今天，日语中用汉字书写的“近代”一词，基本与我们的“现代”一词等义。鲁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日本能够成为“国民作家”与“新经典”，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日本思想家在鲁迅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日本人在名为“近代化”的大变局中经历的文化困境与生命困境，认为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弊端的笔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探索的道路，可以成为反省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有力资源。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日本在走上“近代化”之路时虽然与中国的文化处境相似，却在此后有着和中国差异巨大的历史命运。也就是说，“近代化”正是日本鲁迅阅读与鲁迅研究的最大语境，而鲁迅文学在反思“近代化”、追问“近代化”之路这个领域的独特意义，恰恰是我们自己研究中长期以来被忽略而为日本有识之士着力开掘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航海时代，中日两国都持闭关锁国的政策，此后也都隔绝了西欧发生的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走私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继而与英国发生战争，中国历史被迫重回“世界历史”之中。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美国海军强行登陆日本，以压倒性的实力胁迫日本幕府签订条约，也点燃了日本政治剧变的导火索。所以，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近代史的开端都是从力量超乎想象的黑暗势力突然来袭开始的。“宪政民主”“人权平等”和“经典物理学”都是作为和侵略一起外来的东西而被初次认识的。

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中国的中央权力傲慢而又分裂，洋务运动没有给国家力量带来根本改善，维新运动陡起陡落，义和团运动与慈禧盲目地对外宣战使中国陷入危险的亡国危机中。

而同一时期，日本却以被迫的“破关”为契机，结束了根深蒂固的幕府统治，建立了锐意改革的中央集权体制，强力推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全面西化的政策，快速改变了社会面貌，增强了国家实力，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获得了进入全球“帝国俱乐部”的资格。

但几年后，中国却以更彻底的方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终结了事实上比日本历史更长的皇权政治。不过此后很久，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方面，日本还是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彻底推翻了帝制，也动摇了旧文化的根本，但这成效却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革命胜利之初的景象则是底层社会经历慌乱之后毫无变化，而手握资源的人们各逞心机争相填补专制权力的真空。旧风俗、旧礼教看起来依然稳如磐石，实业兴国计划似乎也只是痴人说梦。与之相比，日本的改革却是以最高专制者的权威推行到每个国民身上的，从着装饮食到教育就业，每一个日本人都很难自外于这场大变动，即使野心勃勃的人，也要考量在既成改革路线图之外谋求权利的成本。

于是，作为率先步入了近代化的“优等生”的日本，开始一步步地放肆侵蚀“落后”的中国，以此作为“世界战略”的第一步。但是，侵略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超乎日本的意料。中国在诸多纷扰中坚持了长期抵抗，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反而成为遭到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内战之后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面貌和经济形势数年之间就焕然一新，还在朝鲜半岛挫败了美国的战略计划。这些历史与现实，都促使日本学人不得不重新认真追问：“何谓近代？”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的有识之士获得了“看见”鲁迅的契机。

最初，鲁迅是在“日本高歌猛进，中国举步维艰”的时期作为作家也作为文化名人进入公共视野的，所以一开始即使有少数日本人知道他，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但也并非特别的关注。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席卷日中两国的时代，谈论鲁迅的日本文人逐渐多了起来。鲁迅逝世前后，日本终于出现了一些“日本作家应该从鲁迅作品中学习”的声音。但很快，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阻断了中日文化文学的交流，左翼的鲁迅在日本军部当权的文化统制中遭到重重掩盖和歪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竹内好对鲁迅的探索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虽然他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也曾为之唱过赞歌，但是他始终痛苦地追求着“自己”的立场，而拒绝直接接受任何“正确”的标准。因此，他在战争中写作《鲁迅》这本书时，也拒绝像同一时期的太宰治等人一样以鲁迅来证明中国的“落后”和日本“提携中国”的“义务”。虽然表述得很隐晦，但其实他已在书中吐露了在中国的“落后”中看到了生命力而在日本的“先进”中看到了衰败这个惊人的发现。代表着中国生命力的，就是鲁迅的文学。因此，鲁迅在竹内好的笔下不再是一个中国的“自责者”，而变成了日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文学”的必修课。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文学”不再是日本文学界应该评断和“指导”的晚辈，而是日本文学界（如果想成为真正的“东亚文学”）必须学习的同行者。这成为二战结束后日本鲁迅研究获得伟大成果的一个起点。而二战之后的情势，则成为日本研究者“看见”鲁迅的真正契机。竹内好将《鲁迅》中的发现进一步阐释为“回心”文化（中国）与“转向”文化（日本）的对立。此后，丸山昇则探讨了鲁迅的“革命”；伊藤虎丸又在鲁迅作品中看到了西欧精神的根柢……他们都以鲁迅为尺子，暴露日本的“近代化”缺少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从而呈现了作为处境与叩问的“近代化”。鲁迅的文学不只记录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与痛苦，也示范了一个在艰难痛苦中坚韧的“近代化”的实践，这个实践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元素，融化在中国一个个的历史事件中，反而不像他的“国民性批判”“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立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么激动中国研究者的心，似乎只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将鲁迅与日本以近代文学为表征、以侵略战争为症候的近代化之路对比的时候，鲁迅的这一意义才迸发了耀眼的光华，在此之后，我们才真正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思考。因此，或许可以说这是历史赋予日本鲁迅研究的使命，自然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之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最大贡献。

三 研究路径的拓展与创新

研究路径的丰富拓展，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发达的标志。中国鲁迅研究很早就形成了作品意义发掘、评传式研究、思想研究等研究样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忆录正误、外来影响溯源、人物形象解读等研究路径也都取得了典范性的成果。而在日本，由于研究语境、研究目的和学术传统的差异，也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中国的研究方式，并代有创新。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实证主义研究之外，其中，“鲁迅像”可以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路径的创新，无论是竹内好的“竹内鲁迅”像，还是丸山昇的“丸山鲁迅”像，抑或伊藤虎丸的“伊藤鲁迅”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与思想意义。这些“鲁迅像”本书后边的章节将做细致的探讨，此处不赘述。还有一些研究路径的拓展创新也已成为中国学者加以借鉴研究的起点，比如以第三方为中介比较鲁迅与一个作家的方法，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日本鲁迅研究在丰富与创新鲁迅研究方式方法方面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这里顺便介绍两种日本研究者探索的鲁迅研究样式。

1. 《野草》的“笺注”

所谓“笺注”，原本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学术文体，其写作方式是围绕着研究的文本，记录下相关的背景知识和阐释话语。这里说的背景知识，包括从词语含义（实词的“训诂”）、句法（虚词的“训诂”）、语源这些语言学知识，到典故、本事、制度这些文献知识。成功的笺注，阐释话语应该是从对背景知识的发现、搜集、表述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且讲究不放过一句一字的训诂与典故，若任何有出典或特殊字义的地方被笺注者忽略了，都会被看作失误。

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笺注的形式是非常少见的。从一个词语或句子的重新理解，或一个典故的重新“发现”，来重新阐释一个文本的论文是有的，但是以整个文本为对象来系统进行此类的工作则很难见到。这可能是源于研究者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即现代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所以不像“文言文”那样需要字句解说。而在日本，汉语作为研究者们的外语，在研究现代汉语文学经典时使用笺注的方式却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他们由此不但得以克服语言造成的障碍，而且也从字句的探究中找到了一些理解鲁迅作品文本的线索，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日本鲁迅研究在“文献”和“实证”方面的优长。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木山英雄（1934年生）、片山智行（1932年生）和丸尾常喜（1937～2008）都有以笺注形式写作的《野草》研究专著。

日本的笺注者要以日语翻译鲁迅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词语释读的工作，可是单纯地以一个日语词来对应一个汉语词，只能是相似的释义。在一定的语境中，这种相似的释义也可以比较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然而对于一些特别的表达、含义丰富的词句，则有必要超越一个词对应一个词的方式，更细致地追究原文意思，并用更详细的解释来进行传达。在这个意义上的“词语释读”，形成了这些“笺注式研究”的一大特点。

他们的词语释读方式可以分为这样几种：（1）以汉语权威工具书释读；（2）以鲁迅其他文本中的用法释读；（3）以相近时代文本中的用法释读；（4）以古代文献中的用法释读；（5）以语境释读。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在前面提到的三位研究者的笺注中都是一丝不苟的，表现了三位笺注者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最后一种“以语境释读”，就是古人所谓的“理训法”，依学术规范来说不可单独运用，必须与其他“训诂”法结合才能运用。我们在此考察的三位笺注者正是这样的。

比如，木山英雄释读《影的告别》中“无地”一词，是这样进行的：

原文中的“无地”作为汉语也是少见的词语用法。一般是作为比喻表示无处容身的状态或心情（如“无地自容”、“羞愧无地”），或者如字面所示指陆地尽头的水边（如杜甫的诗句“草阁临无地”）。而在诗中具体用起来却如说“无地之地”一样产生一种有悖常理之感，不过，这正与“影”离开“形”等在现实上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一样，在感觉上是合拍的。这种感觉与开头所说的“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相似，到底是一种抽象性的东西。^[8]

这里，木山英雄首先以汉语权威工具书中的语例和古代文献中的用法，列举了“无地”在汉语中所有有据可查的含义，然后，因为这些含义在语境中都不成立，所以符合逻辑地推测，其真正含义只能以“无”和“地”两个语素的含义与汉语构词法为基础，在文本的语境中确定。“影”离开“形”的情节和“不知道时候的时候”这种表达，就是确定这个词语含义的语境，从“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更是可以证实“无地之地”这个含义。将“无地”释读为“无地之地”，这就是“理训法”，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先确定所有已有的含义都不能在这个文本的语境中成立，否则，就成了因学识不够而臆测猜想，有违学术规范。木山英雄的释读，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他对语例的熟练运用，更是体现了他在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扎实的学术素养。

“孤证不立说”是梁启超从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即如果某一个发现只有一个证据，则这个发现不作为确定的结论提出。我们考察的这三位《野草》笺注者中，丸尾常喜在这方面表现得是最突出的，他所做的大多数词语释读都要找到至少两个依据，比如一个辞书的释义，加一个鲁迅其他作品中的语例，再比如两个古代文献中的语例，等等。这体现了一种“无疑处生疑”的研究态度，即对每一个似乎已经不必再仔细追究的“常识”，都要先假设它是错误的，然后找证据来证明，只有证据足够，才承认它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读他们的词语释读，不会看到其中有“虽然没有理由，但肯定是这么回事”这种态度，也不会看到有随便找来一个义项就说这个词在这里一定是这个含义的现象。只有经过抉择、经过论证的释读，才会写进他们的笺注之中。

2. 比较文学方法下的“文学资源”研究

藤井省三，1952年生，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代日本鲁迅研究者中，是较多致力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位学者。他的比较研究不但视野广阔、文献运用严谨、目光敏锐，而且有着独具特色的比较思路，即追寻情感表达的“文学资源”。笔者以为，他的这种思路并不单单是一种方法上的努力，其背后是有着特定文学观念支撑的。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气象，最终要看他怎么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许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虽然也做了很丰富、很细致的文献工作，但是却误将文献比对当成了文学研究，或者以“学术评议”的眼光来看文学作品，他们比较的结果往往是，一篇作品中的哪些东西是从前人那里来的，哪些东西是“创新”的，而且只有“创新”的东西有价值，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则只证明了这个作者的学问。于是，每一个伟大作家在这些人的“比较研究”中都可以分为“学问”和“创新”两部分，整个文学史就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在殚精竭虑地“创新”。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是很难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的，因为他们的文学观是与文学的真相相悖的。实际上，文学的最终意义不在于学问和技术，其价值也不能分为“文献综述”和“创新点”来衡量。藤井省三所做的工作，就文献的丰赡与比读的细致来说，与前边说的那类研究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其研究的“基本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走上“文学名作=学问+创新”的套路，他知道他在艰苦的文献爬梳中整理出来的东西，是因为创作者情感的力量，才成为“文学”的，从一篇优秀作品中能够发现的任何“前人影响”，都只是构成一种“资源”，怎样运用这种资源，才显示了文学家的伟大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路，藤井省三的鲁迅作品比较研究才精彩纷呈，即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以鲁迅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与情感脉络为主轴，追溯作品中意象的来源，让我们得以从鲁迅作品的伟大，体会到文学传承的价值与意义，也从文学传承的事实中，进一步理解了鲁迅作品的伟大。这无疑是我们的鲁迅研究可以借鉴的一种研究样式。

总之，日本的鲁迅研究在其百年的发展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独有的特点，这与日本的“问题场”有关，也与日本的学术传统有关。过分推崇日本鲁迅研究的成就，认为它整体上超过了中国鲁迅研究的水平，自然不妥。但日本鲁迅研究本身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独特样态，其中的许多研究样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发挥，^[9]而以鲁迅文学为反思“近代化”的资源这一思路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有益的启发，相关的成果也可以成为我们“接下去说”的基础。这些都是今天我们了解、分析日本鲁迅研究史的直接价值。

[1]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3页。

[2]吕元明：《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吕元明：《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346页。

[4]原题日文为：『日本における魯迅』，中文译文初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收入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译文修订后收入丸山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有详细论述。

[6]参见本书附录2。

[7]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8]木山英雄：《读〈野草〉》，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15页。

[9]吴福辉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二章第十六节专谈《阿Q正传》的传播接受史，这也许是受到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启迪，譬如藤井省三先生写过《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魯迅「故郷」の読書史：近代中国の文学空間』，創文社，1997），董炳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阅读史”其实也可写作“阅读传播史”。又如靳新来先生的《“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上海三联书店，2010），书名与解读角度很可能是受到过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魯迅：「人」「鬼」の葛藤』，岩波書店1993），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