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鉴于本书是我已经出版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作品的五卷作品的缩编本，我觉得应该向我的新读者们介绍一下写作它们的初衷。这个想法主要源于我发现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涯的许多二手著作中，他的作品的某些重要方面被忽视了，或者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他的个人历史，因为他的人生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传记作家们几乎无法抗拒地要对其跌宕起伏详加叙述。在对俄国社会的深度和高度的熟悉程度上，没有其他哪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俄国作家能够与之媲美——作为苦役犯，他曾在西伯利亚与农民罪犯共同生活了四年，到了晚年，他又受邀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家族的年轻成员一同用餐，有人相信沙皇可能从与他的谈话中受益。不难理解，这样的人生及其所有迷人的细节成了人们最初思考和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背景。

不过，我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别提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学和政治时评，他的《作家日记》是俄国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月刊）越多，就越是觉得传统的传记观点无法充分展现其创作的复杂性。事实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与为他的所有小说提供了内容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做着斗争，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获得了灵感。特别是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此类理论为人物经常显得离奇和古怪，有时甚至显得凶残的行为提供了主要动机，比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与基里洛夫。虽然小说中对人物个人纠葛的描绘经常达到了情节剧般的效果，但想要真正理解他们，我们必须明白他们的行为如何与意识形态动机交织在一起。

因此，当我开始撰写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觉得应该改变视角，纯粹的个人传记不应继续主导对其创作背景的解释。在我的书中，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生活的篇幅要小得多，而留给他生活时代的各种流行思想的冲突的篇幅则大得多。作为对我的前四卷作品理解最深刻的读者，令人深为缅怀和才华出众的小说家与批评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表示：“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堪称大部分文学传记的衡量标准，但完全不像弗兰克那样深入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理论的细节。”这并非意味着我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但其仍然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了大得多的意义。事实上，界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创性的方法之一是看到他把个人问题同当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能力。

上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著作缺陷的评价主要适用于他的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作品（主要为英语、法语和德语）。当然不能说俄语学术和批判作品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背景进行过探索。事实上，我对该背景的分析从几代俄国学者和批评家那里受益良多，包括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y Merezkhovsky），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和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还有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y Berdyaev）等哲学家。但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学者们很难以这些开创者为基础继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公正和客观的研究，直到近年情况才有所转变。毕竟，他最伟大的作品旨在破坏催生了那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必须突出他的缺陷而非成就。而除了很少的例外，移民学者的作品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道德—哲学影响，而非作品本身。在心怀感激地利用所有这些诠释成果时，我也试图纠正它们在我看来的局限性，无论是由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是非文学方面的考虑引起的。

不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放在它们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只是充分理解其作品的第一步。因为它们的重要之处并非在于他的人物参与了理论争辩，相反，关键在于他们的思想成了他们个性的一部分，达到了无法彼此独立存在的程度。在他创造的行动和情节中，思想主导着行为，而且没有让后者变成隐喻，他作为意识形态小说家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正是在于这种能力。他拥有我所称的“末世论想象”，能够想象将思想变成行动，直至最后的结果。与此同时，他的人物对这些结果的反应符合他们所在环境流行的普通的道德和社会标准，正是这两个层面的融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在一番极为敏锐的话中指出，他天生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将思想戏剧化。斯特拉霍夫写道：“最普通的抽象思想也常常会对他产生不寻常的冲击，让他激动不已。无论如何，他是个极度容易激动和敏感的人。一个简单的想法（有时甚至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也会让他突然激动起来，向他呈现出自身的全部意义。可以说，他对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活跃感受。然后，他会用不同方式陈述那种思想，有时对其作出非常犀利和生动的表达，尽管并未对其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或发展其内容。”（3：42）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感受思想”的天生倾向让他最好的作品带有了特别的印记，也是为什么确定他的作品与他生前的思想演化的关系显得如此重要。

19世纪40年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让他声名鹊起，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称赞那是俄国文学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品最重要的范例。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显示他接受了当时在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可以认为这些理念受到了基督教的启发，尽管根据现代社会问题对其精神进行了重塑。不过，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宣扬为了达到目标而采用暴力，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了对同情和怜悯的需求，但他属于一个以煽动反对农奴制为目标的秘密团体（该组织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后很久才为人所知）。不过，在这个地下阴谋集团能够采取任何行动前，它的成员就卷入了一个名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无害讨论小组（他们都是其成员）的被捕和判决中。

该小组的成员经受了假死刑的煎熬，然后获悉了对他们的真正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到西伯利亚接受苦役。结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世俗”基督教信仰经历了关键的转变。此前，他一直致力于改善尘世生活；现在，这个目标没有被抛弃，但蒙上了阴影，因为他意识到作为道德存在支柱的对永恒的希望有多么重要。苦役营的岁月还让他相信，对自由的需求（特别是感到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人类个性中无法根除的要求，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口，它甚至会通过明显的自我毁灭形式来表达自身。此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写的，在苦役营度过的四年帮助“［他的］信念”在更加世俗的层面上“重生”。这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即使在最凶残的农民罪犯的心中也深深植根着传统基督教信仰，他们在复活节仪式上匍匐在地，镣铐哐啷作响，听着神父念叨“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盗贼”。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他心目中俄国人民无法消除的基督徒本质的信仰便源于这些经历。

于是，结束在西伯利亚的十年流亡回到俄国后，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在那段时间成长起来的19世纪60年代的新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和杜勃罗留波夫（N. A.Dobrolyubov）宣传的这些独具特色的俄国思想融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无神论、19世纪法国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英国功利主义。俄国激进主义获得了新的基础，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理性利己主义”，后西伯利亚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无法接受。他用来反对这种新的信条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地下室手记》，小说中的地下人相信一切人类行为都服从于决定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的这种决定论代表科学的终极和权威形式——这不可避免地与地下人的道德情感发生冲突，深受折磨的他想要超越这种冲突，但无能为力。

《罪与罚》对另一位激进派思想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Dimitry Pisarev）的思想做了回应，此人鲜明地区分了沉睡的大众和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卓越个体，后者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有权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犯罪。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发现，他的真正动机是测试他是否能战胜自己的基督教良心去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测试没能成功）。迄今仍是描绘革命密谋的最佳小说的精彩的《群魔》以涅恰耶夫事件为基础，即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ev）领导的一个地下团体中的某位年轻大学生被害的案件。这个完全肆无忌惮和拥有钢铁意志的煽动者写了《革命者教义问答》，以功利主义者的立场宣扬为了实现所谓有益的社会目标而不择手段，相形之下，马基雅维利看上去像个唱诗班的孩子。

除了驳斥他所反对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试图创造一个可以作为新一代人正面榜样的基督教道德形象。《白痴》就是通过描绘这种基督教理想来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的“理性利己主义”的一次尝试，但最终他无法避免让梅什金公爵遭遇灾难性的结局。这种尘世的失败无疑是基督自我牺牲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但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相信“像基督的训诫那样爱人如己是不可能的。人们受到尘世间的个性法则束缚。自我阻止了他们”。只有在来世才能真正战胜“个性法则”。

19世纪70年代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激进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年里发生了变化。此时，像米哈伊洛夫斯基（N.K. Mikhailovsky）和彼得·拉夫罗夫（Peter Lavrov）这样的激进派宣传家否定西方的“进步”观念是社会演化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家没有放弃对沙皇统治的坚定反对，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受到马克思对把农民变成无产者的“原始积累”的谴责的影响），他们开始从祖国为他们所目睹的欧洲下层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寻找新的解决途径。随着农奴制在1861年被废除，有人担心同样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在俄国重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中看到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后果，斥责那是肉欲之神巴尔的胜利。

就这样，激进派开始重估俄国农民生活的优点，这让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距离比过去大大缩短。立场的这种改变无疑是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少年》意外地发表在激进派杂志《祖国纪事》（Notes of the Fatherland）上的原因之一。小说对主人公做了精彩而生动的刻画，这位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法满足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一方面又被这种信仰在农民中的稳定所吸引。书中还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长篇小说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重要的农民人物，为小说过于复杂的浪漫主义情节提供了道德支柱。

现在，俄国激进派接受了植根于东正教信仰中的俄国农民生活的道德—社会价值，但仍然拒绝接受作为那些价值来源的信仰本身，而是继续坚持他们的无神论。这种内在矛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和最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作品大胆地试图利用神义论主题来应对这个问题。被认为博爱的上帝如何可能创造了一个存在恶的世界？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干脆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所写的，19世纪70年代的激进派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造物的意义”。

在对基督教永恒困境的庄严呈现上，没有哪个现代作家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他一边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对上帝所谓的善进行了猛烈抨击，一边又试图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和佐西马神父的布道对此做出反对。这些描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为伴，跻身但丁、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行列，而非与很少敢于进入如此崇高领域的小说家同行为伍。他的每一个核心人物都被放在受到西方文学中某些最伟大作品影响的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尺度上详加描绘，他本人的小说现在也在那类作品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位置。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时评的感染力，还是他与俄国社会所面对的最深刻问题的热情斗争，这些都让他超越了当时所发生的激烈争吵，就在他于1881年去世后仅仅一个月，那场争吵导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众朗读普希金的《先知》一诗，就像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常常做的那样时，他本人也被欣喜若狂的听众称为先知，他们从他宣扬以基督的名义实现普世和解的话中找到了慰藉。长达将近一英里的送葬队伍同样证明了他的地位，其中包括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大量组织和团体。对作家的赞美把他们都统一起来，他的作品以如此动人和迷人的方式阐明了困扰他的年代里所有识字俄国人的问题，他的天才把他们特有的冲突提升到普世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的梦想之一是实现俄国文化的统一；如果他生前没能做到这点，那么可以说他去世时实现了目标。此外，当时的俄国人所一致感受到的敬意延续至今，他的重要小说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