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殖民期作家的同时代人研究（1932—1947）
○1932—1945 ○时评 ○满洲新文学大系 ○1945—1947 ○《东北文学》 ○“伪满作家”称谓质疑
东北沦陷期“满系”作家对于“满洲国”中国文学的认识史，依政体，分为界限清晰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满洲国”的当代文艺评论（1932—1945）。
东北新文学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1 。随着文学作品的增加，有关作家、作品、报刊的时评渐成规模 2 。“乡土文学”“写与印”“热与力”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命题，成为沦陷期东北最富影响力的文艺论争的议题。追根溯源，这些命题，早在萧军1934年发表的文艺时评中，已见端倪。萧军认为：“现实文坛的单薄、贫弱、散漫、分歧，全没什么要紧。唯有这样混乱、错杂的交织下，真的文学为了外力交迫、自身的斗争，必然要崭新而出的……在这进路的脚下，无疑是横埋着两个不可跨过的问题，第一是文学出版，第二便是文学本身派别和主义的问题。” 3 并在与文友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要“计划着出单行本”，二要“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正是一大批像萧军、萧红这样的文学青年身体力行，执着追求，使得殖民语境中“满系”新文学渐成规模。
在大量文艺时评累积的基础上，一些具有文学史意识的“满系”作家，还在日据时期，就开始对他们置身其间的东北新文学加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试图勾画出满洲文学的生长轨迹。
成就满洲初期文坛的是报纸的文艺副刊。也丽记述说，1937年，当局开始整顿合并报纸，致使创作萎缩4 。
王秋萤的观察是，到康德七年（1940年），随着文艺流派的形成、文艺期刊的创立，满洲的文坛“可以说是发展到繁盛的阶段了，国内的一些作者，也都似乎有了相当的定评，并且确立了文坛的地位”。区域文学成熟和发达的标志，是涌现出一批形成个人风格的作家。该文提出：“女作家吴瑛 5 描写一些新旧时代的女人生活相当地成功。《第二代》作者梅娘，在作风上，也确立了优美的风格。山丁氏是一向主张乡土艺术的，在素材的选取与性格执拗上，也是有相当的成就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秋萤把东北与内地联系起来，高度评价已经被纳入中国抗战文学主流的原“满系”作家：“比较最杰出的作家，当推三郎与悄吟二氏。这两个人便是现在以萧军萧红笔名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他们1933年在哈尔滨出版的小说集《跋涉》，生活体验丰富，具有“前进的世界观”，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种下层的被毁辱与损害的人们生活奋斗的故事”。他进一步肯定1933年年底因大量刊登抗日作品被勒令停办的著名左翼文学副刊：“国都新京《大同报》的副刊《夜哨》，便是以三郎与北满作家为中心，这刊物便成为当时最有力的副刊之一。” 6 “北满作家”系以中共地下党为核心的左翼作家群体。在极力去中国化的“满洲国”语境中，在殖民文化统制已达到顶峰的1942年，真名实姓做出这样的表述，不但表明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且，也说明左翼文学话语在“满洲国”仍有一定的表达空间。
王秋萤是满洲文坛投入文学史写作最多的作家，先后发表有《满洲新文学之发展》（《新青年》第5卷第10—12期，1937年7月20日—8月20日）、《满洲文艺批评之研究》（《新青年》第5卷第12期）、《满洲新文学之踪迹》（《明明》第1卷第6期，1937年8月）、《满洲文学史》（《大同报》1938年4月8日—6月19日）、《满洲的诗坛》（《诗季》春季号，1940年6月）、《满洲古代文学检讨》（《盛京时报》1941年9月10日—24日）、《满洲新文学年表》（署名谷实，《盛京时报》1942年6月24日—7月15日）、《建国十年满洲文艺书提要》（《盛京时报》1942年7月29日—8月19日）、《满洲杂志小史》（《青年文化》第2卷新年号，1944年1月）等，编有专书《满洲新文学史料》（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版）。专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为全满概述，包括谷实的《叙言》《满洲文学年表》《满洲文艺书提要》，山丁的《十年来的小说界》，李文湘（冷歌 7）的《新诗十年》，吴瑛的《满洲女性文坛》，坚矢的《今日的满洲文艺界》等文；第二部为各地文学介绍，包括《奉天文坛》（未名），《吉林文坛》（陈芜），《论营口文坛过去与现在》（韦护），《东满文坛振兴》（治宇），《抚顺文坛的兴替》（陈因），《齐齐哈尔文事》（金音）等文章。书后附录主要报刊的发刊词。
性别书写也进入视野。关外东北新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起步较晚，始于沦陷期，活跃的女作家有二十余人，如悄吟（萧红）、刘莉（白朗）、吴瑛、梅娘、但娣、左蒂、蓝苓 8 、杨絮 9 、朱媞 10 、冰壶等。她们的一个共通之处是，从闺房走向社会，以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细腻和敏锐，诉说命运、抒发情感、倾注同情、争取权益、反抗压迫，成为满洲文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身为女作家的吴瑛，明确以“自由主义”的视角，对她们的文学成绩加以满腔热情的评介，并且寄希望于未来：“阵痛期的满洲女性文学，她的黎明也许在未来。但从悄吟、梅娘开拓了这页空白的篇幅以来，为时已近十四五年。在这不算短浅的岁月中，曾有几多天才女作家起伏在这个漩涡里，有的生发，有的死灭，虽如斯，我们还是待望着未来的花果。” 11
作为满洲文坛的年度总结，满洲文话会编辑的7辑《满洲文艺年鉴》，刊发了一批“满系”作家的综述文章，留下了编年的史料。第2辑（1938），刊有吴郎 12 的《评论》。第3辑（1939），刊有林适民（杜白雨）的《决算和展望》。第5辑（1941），刊有外文 13 的《诗》。第6辑（1942），刊有秋萤的《文艺》、山丁的《十年来的小说界——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导言》、李文湘的《新诗十年》。第7辑（1943），刊有吴郎的《康德十年的满洲文艺》（同时刊于《华文大阪每日》第11卷第12期）。1944年，刊有吴瑛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同时刊于《华文大阪每日》第11卷第12期）等。陈因编辑的《满洲作家论集》（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所选16位作家有山丁、秋萤、孟素、成弦 14 、袁犀、疑迟、金音、田琳、梅娘、吴瑛、李乔、石军（文泉）、古丁 15 、小松 16 、外文和爵青 17 ，均为“满系”一时之选。一些杂志也注意发表有关文坛宏观描述的文章。如《艺文志》，1944年度刊有吴郎的《一年来的文学界》、姚远 18 的《一年来的放送界》（第1卷第3期，1944年1月），吴郎的《满洲的传统与满洲的文学》（第1卷第5期，1944年3月），田琅的《满洲文学的诞生》（第1卷第8期，1944年6月）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流产的满洲新文学大系。
1941年是满洲文坛走向肃杀、萧条的转折期。经过充分的谋划、讨论，满国务院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要纲》在3月正式公布，并且大张旗鼓地在全文化系统内加以贯彻落实。文艺“国策”化、“类型”化的后果，必然是表达范围的紧缩，也开启了又一个“满系”的流离潮。就在此时，有作家萌生编纂东北地区文学大系、撰写东北新文学史的构想。
满洲文学十年的新文学给人的印象是，“所表现与倾诉的，曰苦痛曰黑暗，尤其予日系方面的印象，已形成一种专门的术语批评，曰‘暗的文学’”。对于这个带有贬低意味的定位，吴郎做了回应：那是“对于绝望的家族制度、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的解剖，都赋予宿命的结语”。19 也就是说，这种在艰难、险峻的殖民语境中“挣扎”的“残缺”文学，以及“暗的文学” 20 ，“顺应历史”，蕴含着“苦心与成功”，值得立此存照。1941年12月，古丁牵头召开《满洲新文学十年大系》编纂讨论会，计划由文艺家协会监修、艺文书房刊行，分为《史略》（王秋萤编选）、《理论》（辛嘉编选）、《小说·上》（山丁）、《小说·下》（小松）、《散文》（金音）、《新诗》（外文）、《剧本》（吴郎）等七卷。顾问有大内隆雄等 21 。规划卷帙浩繁，阵容强大，显然是在模仿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到1936年出齐的十集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22 。“满系”作家的满洲文学大系想象，也是他们愿意承续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表征。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同代人的“满洲国”文学研究，已参与中共地下活动的田贲不以为然。他在1942年撰文说：“满洲的新文学的历史，说是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她总算是伴随着世纪的衍进被产生着，成长着。”翻阅“满洲九年的今年各大小刊物上，不时地会发现些整理着过去文学史迹的文字，然而能批判地把满洲的文学思路的线路描画清楚正确的，实在寥寥之数” 23 。个中原因，或许是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对于历史的评价与认识，需要拉开时间距离。
第二阶段，战后初期的自主总结（1945—1947）。
抗战胜利后，东北有一个短暂的政治真空期。滞留“满洲国”的东北作家纷纷以自我反思的形式，回顾他们曾跻身其中的沦陷期东北文学。
沦陷后期，经济状况恶化，文学所依赖的出版业迅速委顿。到了1943年，仅存的期刊页数锐减，报纸的文学版面所剩无几。作家韦长明、张文华 24 、张辛实 25、张戈禾 26 、田琳、方季良（克大）等曾在新京一家私营国民书店商议，为书店创办一种面向东北全体文学作者的文学刊物。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延迟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这也成就了其他日本占领区所未见的全方位的文学自我正名现象。
以战后的吉林省为例，从1945年8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后大约有24种文艺期刊。其中，最早面世的两种同人刊物《新群》和《东北文学》，在光复初期将东北沦陷期文学与中华民国做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衔接。
关沫南 27 主编的《新群》1945年10月在长春创刊，由文化青年同盟主办发行，何迟之、徐希静任编辑，共出三期。除介绍国内外进步作家外，主要发表文学作品和评论。关沫南的《我与文学与牢狱》讲述了自己在“满洲国”的文学生涯。迟之的《东北沦陷后可提及的作家与作品》《沦陷14年的东北文学》则对日据期加以概括性的介绍。该刊从第2期起接受中共的领导 28 。
主要由韦长明 29 编辑的《东北文学》于1945年12月在长春创刊，到1946年4月，共出5期。发刊宗旨表明，“满洲国”“满系”作家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国家认同，一旦殖民统治土崩瓦解，便立即以重建中国文学的姿态重新出发：“《东北文学》是为呼应建设中国文学的巨涛，作为同运动的一支军旅而产生的。在‘文学’之上虽冠以‘东北’，并非意味着割据的或是门阀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来参与创建中国文学的大业。” 30
这些定期出版物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东北回归中华民国后，沦陷区作家仍继续文学创作。比如5期《东北文学》共发表小说23篇，散文31篇，诗24首。知名作家的小说有朱媞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蓝苓的《泡沫》《十七号病室》，但娣的《失掉太阳的日子》，韦长明的《诱惑》，诗歌有张文华的《胜利之歌》、田兵 31 的《黄尘》等。其他撰稿人有张文华、方季良、杨絮、姚远、冷歌、李光月 32等。
其次，由日据期文学从业人员独立自主地勾画出他们亲历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发展史。《东北文学》第2期至4期辟有《结算与展望》专栏，发表了7篇概述文章，包括姚远的《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重点介绍了秋萤的《小工车》（益智书店1941年版）和《河流的底层》（大连实业洋行出版部1942年版），小松的《北归》（艺文志事务会1942年版），袁犀的《泥沼》（益智书店1941年版），吴瑛的《两极》（益智书店1939年版），以及古丁、爵青、石军 33 、疑迟、金音 34 、也丽、梅娘等小说家。林里的《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中，论及也丽的《黄花集》（兴亚杂志社1941年版），杨絮的《落英集》（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版），但娣的《安荻与马华》（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版），辛嘉的《草梗集》（兴亚杂志社1944年版），季疯的《杂感之感》（益智书店1940年版），刘汉的《诸相集》（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版），以及未名、成弦、陈芜、韦长明、秦莽、朱媞、南吕、凌文等人的散文作品。李文湘的《过去十四年的诗坛》中，提及的诗集有成弦的《青色诗抄》（满日文化协会诗歌丛刊刊行会1939年版），百灵的《未明集》（满日文化协会诗歌丛刊刊行会1939年版），小松的《木筏》（满日文化协会诗歌丛刊刊行会1939年版），金音的《塞外梦》（益智书店1941年版），山丁的《季季草》（诗季社1941年版），冷歌的《船厂》（学艺刊行会1941年版），外文的《长吟集》（兴亚杂志社1944年版），韦长明的《七月》（1943）。此外，还有陶君的《东北童话十四年》，孟伯（李光月）的《译文十四年小记》，林里的《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35 等。
